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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著作对危机理论进行系统、详尽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继承者在危机问题上的模糊不清和争论不休，也成为他的反对者借以否定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口实之一。但毫无疑问的是，危机问题在马克思全部思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危机理论取代了古典的竞争理论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1](P298)。事实上，它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所有唯物史观的重要方面，例如阶级观、政治观、革命观、发展观等，都涉及到马克思对危机的基本看法。但是，危机问题同时又是马克思理论学说中最为薄弱、最有待扩展和深化的领域。那么，究竟如何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危机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揭露和剖析是怎样展开的？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有哪些缺陷？在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视野中，探索这些问题的可能性答案无疑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全部思想。

　　一、作为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的危机理论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所有思想都是文化传统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产物，他的危机思想也不例外。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由于危机概念的多重含义和多学科运用，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以后，逐渐成为一个兼有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双重向度的范畴。然而，实证科学过于强调危机概念的社会事实向度，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过于强调其历史意识向度。深受他那个时代科学实证精神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马克思的危机概念把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的双重向度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他所开创的崭新“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希腊语中，危机最初被用作医学用语，指疾病发展到决定病人生死的转折点。医学的危机概念一方面作为一种客观状态，表明主体与剥夺自身正常控制能力的客观力量（可能是主体自身产生的，也可能是外部入侵的）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主观意识，表明主体陷入危机状况的内心体会“，危机的克服就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2](P3)。危机概念的应用没有仅仅停留于医学领域。“在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古典美学中，危机意味着一种命定过程的转折点”[2](P4)。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兼有冲突和决定含义的危机概念十分重要。“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公民定义为治权机构和危机事务的参加者，这里的‘危机’概念自然就把‘决定’和‘冲突’的含义包括在内，因为，政治决议往往与或大或小的冲突相关，而统治决策如果与各种冲突无关也就毫无意义”[3](P45)。危机概念一被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便同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一方面在客观上表达一种社会事实，另一方面在主观上表达一种历史意识。

　　作为社会事实，危机概念描述了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反常状况，这预示着社会到了改革或革命的紧急关头。所谓危机，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在一直以来的经验历史学中，战争和和平、没落和繁荣就是描述社会历史危机和文明状况的宏大主题。而近代以来的实证社会学中，作为基本的社会事实，冲突和危机成为社会机体及其子系统结构转型和功能蜕变的主要标志。

　　作为历史意识，危机概念表达了现实状况之中人的自我救赎、自我解放和自我批判。中世纪救赎历史中的危机概念和古典悲剧中的危机概念一致表达了这种历史意识。危机作为一种批判和解放的历史意识，被18世纪的历史哲学充分表达出来。之后，作为一种批判思维方式，危机概念渗透到了社会历史领域，成为社会进化理论的重要范畴。在思辨的历史哲学之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危机概念的历史意识向度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危机概念就是一个只表达了自我解放和自我批判历史意识向度的范畴。黑格尔把历史看作是精神的发展或是它的理想的实现进程。由于“精神既然受制于内部和外部自然的各种条件，它就不仅要受到这些条件的反对和掣肘，并且它的努力还常常要因此而失败；常常要陷入它由自然或者由自己而招致的种种纠纷中去。但在这样的情形里，它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和正当任务而灭亡，而且，即使如此，它仍然表现精神活动自炫的状态”[4](P74)。危机也就意味着绝对精神的发展受到限制而招致的各种纠纷，或者意味着随自身目的、理想实现而来的自由理性的“自然死亡”。“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4](P73)。精神在本质上是它自己活动的结果，它的活动便是解放自身受到的限制，以及批判和否定那种直接的、简单的、不反省的生存，以回归到它自身。在黑格尔的危机概念中，还蕴含着更深刻的含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精神自身限制的解放，以及在更高形式上向自身的回归。黑格尔把精神比喻为“不死之鸟”，而历史的危机则是精神这只“不死之鸟”的浴火重生。

　　对于抛弃社会事实向度的黑格尔危机概念，马克思要做的工作，就是“从它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实证科学精神大行其道，他不能不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在他颠倒黑格尔历史哲学基础的时候，被黑格尔主动排除的社会事实向度，在马克思的危机概念中自然地回归了。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无人身的精神”获得了它活生生的肉身，危机概念也被从天上拉回人间，从大脑还给整个身体。

　　当然，马克思不会在还原危机概念社会事实向度的同时，却把危机概念的历史意识向度抛弃。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精髓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而辩证法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实证科学与思辨历史哲学相比，最大的弱点和劣势就是辩证法的缺失。在与辩证法绝缘的实证科学中，历史只不过是“无主体的雕像般的永恒再现之物”，危机概念也只不过是丧失了历史意识向度之翼的“死鸟”，它只留下令人恐惧的死亡气息——由矛盾、冲突等杂乱无章的社会事实所导致，它丧失了自我解放、自我批判的宝贵生命力。

　　马克思创造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在科学实证的时代精神的助产下，诞生了兼有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双重维度的危机概念。

　　危机概念还表达了一种与文明相对的社会历史状况。最早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危机概念被以文明的脆弱感表达出来，并把这一思想同整个历史观联系起来。中世纪“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区分，就表达了危机和文明的历史观。在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危机标志着文明的没落、冲突和进化。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兼有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双重向度的“危机”，成为社会历史的重要环节。危机和文明构成社会历史的辩证法。

　　马克思不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但他也相信文明和进步。在他看来，文明和进步总是与危机和没落密不可分的。所谓文明和进步，只不过意味着现实的危机、苦难、冲突、暴力、压迫、痛苦的克服和解决。马克思从不对未来文明进行乌托邦式的预测，不是因为他对美好未来不感兴趣，或是他认为预测未来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非常有害（因为未来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一切预测只是树立一个独立于历史风暴之外的幽灵；并且绝大部分预言家都是通过对未来的垄断性预测来控制现实的阴谋家），而是因为现实的苦难太深、冲突太激烈、危机太骇人，重要的不是对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对阻碍理想实现的现实危机的克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称：“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5](P6“6)历史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从而使自己具有实证的科学性（建设和肯定的）和辩证的历史性（批判和否定的）。作为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的危机概念，就是一个符合马克思“历史科学”特质的范畴。

　　二、周期性危机和终极性危机

　　马克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定名为“历史科学”，原因之一就在于，“历史科学”是一种超越思辨历史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崭新理论形态，它包含了科学实证精神和辩证批判精神的统一，既是解释世界的学问又是改造世界的学问。正是这门崭新的“历史科学”使唯物史观成为可能，作为与“历史科学”的特质相契合的危机观念，可以在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获得明确理解。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自己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P32~33)

　　从这段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也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危机观念的要义：其一，危机的最终根源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去寻找，而每个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发生这样的矛盾，换言之，必定会发生危机。危机必定是系统性的必然的、内在本质的危机，而不是偶然的、非本质的危机。这是危机的长期趋势，表明了一种历史意识。其二，伴随危机而来的必定是社会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5](P471)。革命是危机的结果，也是克服危机的条件和手段。其三，作为客观的社会事实，危机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物质的形式，其集中表现为经济危机；二是意识的形式，其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危机（包括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价值危机等等）。而意识形态危机必须在物质生活的矛盾中寻找，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危机决定了意识形态危机，当然这里的决定不是表明了二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而是说明了物质经济方面的根本优先性，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其四，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自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适应关系的流动性，危机也会以反复性、周期性、局部性的形式出现。但终极性危机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当周期性危机传导、积累、汇集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发生最后的危机。这个临界点就是生产关系包容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后，二者关系的彻底决裂。其五，危机固然有破坏旧社会的消极作用，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促进新社会诞生的积极作用才是最根本的。伴随危机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5](P456)，“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6](P266)。马克思非常善于把一经得出的结论立即用于指导具体的研究工作。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一经得出，就被他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同样，蕴含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中的危机观念，也被他用于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无情揭露和深刻剖析中。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把危机概念社会事实和历史意识的双重向度具体化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两个层面，即周期性危机和终极性危机。

　　马克思坚信，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基因病，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个程度，这一疾病必然呈现。在这个生死关头，要么资本主义暂时渡过难关，等待下一个更为严峻的危机时期，要么资本主义全面崩溃，其自身的危机也随之毁灭。然而，总有一天，资本主义会由于自身的顽疾而不治身亡。在这里，马克思确定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两个层面：一个是指明了资本主义在特定阶段的周期性危机，一个是指明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的终极性危机。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浅显和短暂的表现“，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7](P277)，它意味着资本主义“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8](P109)。终极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矛盾的集中爆发和最终瓦解，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现实存在每一个方面所固有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5](P275)，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由于内在本质矛盾而置自身于死地是不可避免的。

　　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其内在本质无限发展的必然结局，根植于资本“活生生的矛盾”之中。虽然任何一次特定的危机都可能由某个孤立的事件引发，例如农业歉收、政治变动、房地产泡沫、国际战争等等，这使得危机看上去是偶然的、非本质现象。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是这样解释危机的，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自身的进化改良能够消除这些危机。在马克思看来并非如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系统性的、本质的和必然的。因为“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9](P405)。资本具有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但它本身又是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形式。“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5](P358)，“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9](P539)。周期性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部或阶段性局限，在周期性危机阶段，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的调节措施自我医治，周期性危机的克服意味着自身的阶段性发展；终极性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最后局限，这一局限的临界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彻底决裂，终极性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三、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及其缺陷

　　由于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两个层面以及马克思区分两个层面的意义缺乏清醒深刻的认识，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在造成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上置若罔闻，而在其具体原因（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等）上争论不休。理论上的争论和缺陷造成了政治实践上的分裂和失败。第二国际的中途分裂和最终失败，在极大程度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理论上使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和终极性危机日益脱节，在政治上使改良策略和革命战略不断背离。

　　考茨基将分析的重点从周期性危机转移到资本主义危机的终极趋势上，这一趋势是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斗争发展、革命运动壮大的基础。对考茨基来说，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周期性危机，而是一种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导致的不是激烈的爆发，而是最终的毁灭。考茨基割裂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和终极性危机之间的关联，丧失了鲜明的马克思特征。考茨基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危机的终极趋势，而过少关注其周期性特征，并贬低周期性危机在长期趋势中的重要作用，这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社会民主主义者高喊革命不可避免的豪言壮语，但对周期性危机重要性的贬低成为消极主义改良策略的依据，最终由于热切期望的资本主义大灾难性崩溃没有到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几乎陷于瘫痪。

　　修正主义的另一代表伯恩斯坦则认为，资本主义大灾难性崩溃论是改良主义革命批判的钥匙。生产过剩危机的终极趋势不但根本没有加剧，而且还被极大抵消，因为帝国主义国外市场的开辟降低了普遍生产过剩的风险，股份公司和卡特尔的形成降低了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内在风险，现代信用制度、信息系统和通讯手段的改善使市场调节趋向平衡。资本主义取得相对繁荣，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大灾难上，而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道德观指导下的改良主义运动上。

　　对于伯恩斯坦的变节，卢森堡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那么，抛弃了这个基石逻辑上必然使伯恩斯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趋于崩溃。”[10](P138)伯恩斯坦认为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终极危机趋势的国外市场、股份公司、信用制度、卡特尔等等，不过是推迟了危机的最终爆发，但必将使危机变得更为猛烈。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和终极性危机区分开来，但“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10](P76)。周期性危机是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偶然结果，并且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终极趋势中意义有限，而终极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是积累长期趋势的高潮。推动资本主义积累的，是来自于资本主义体系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确定为消费而不是投资，只有依赖外部需求资本主义才能生存，而消费不足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终原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推动力不是消费，而是利润。资本家投资的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而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能力只是资本家攫取的利润量不断增长的另一面。现代社会消费主义取代拜物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只不过更加隐蔽地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性生产的实质。

　　消费不足论的最大对手是比例失调论。比例失调论认为，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就要不断地在各生产部门进行投资，而危机惟一可能的原因在于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消费不足是偶然的比例失调。

　　在危机问题上，虽然传统的理解出现了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的分裂，但它们之间的分裂还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一方面，比例失调论认为，消费不足只是比例失调的一个特例，而消费不足论也承认比例失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比例失调论和消费不足论之间的区别，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危机和终极性危机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可以一边用比例失调论说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一边用消费不足论说明积累的长期趋势和终极危机。

　　早期传统的理解一直将利润率下降趋势视为一个长期规律，但认为它对危机理论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利润率下降被认为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危机的原因。然而，“似乎很清楚，马克思把这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仅看作是形成长期趋势的一个原因而且也看作是发生周期性危机的一个基本原因”[11](P92)。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可，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的原因，而不是危机的结果。“需求的减少一定来自资本，而资本只有在利润率下降时才会减少需求。因此，从逻辑上说，只能从利润率下降推出生产过剩，而不是相反”[12](P64)。70年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重构客观反映了当时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势。

　　到了80年代，形势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停滞，大大消解了危机必然性的革命信念，出现了一种放弃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思潮。资本主义繁荣的假相掩盖了其更严峻危机的真面目：物质丰裕可以满足各种需求和欲望，而资本制造的消费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枷锁；新技术成为把人从繁重劳动解放出来的力量，而它也是危机的先兆；大众文化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需求，而人的个性也随之丧失；议会和选举可以使公民在公共问题上发表意见并确定自己喜欢的领导人，而游戏规则使许多事关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的议案被搁置或忽视；公园绿地和质量监督使食宿舒适安全，而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成为危害人类生存的毁灭性力量。

　　从以上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它离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越来越远，以致达到抛弃和背离的地步。出现这样的困境，与理论自身的缺陷不无相关。

　　其一，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离开资本再生产总过程的语境，对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而利润率下降论则片面强调劳资关系中剩余价值生产的障碍，或明或暗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均衡的框架。前者无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说明危机机制的基础，后者则陷入另一个极端，能说明社会关系，却不能说明危机[1](P79~80)。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一直争论不休的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虽然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和倾向中都发挥了作用，但是，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只能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中去寻找。

　　其二，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过于强调资本主义危机的经济方面，以至于被贴上了经济危机理论的标签。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经济危机也不是直接决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危机的根本原因。虽然“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13](P732)。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所有领域都存在各种形式的危机，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的衍生品，这些危机相互影响、相互增强，在一定阶段周期性爆发，成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重要内容，也是资本主义终极性危机的积累方式。

　　其三，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过多地局限于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且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的危机。人类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既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危机起伏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危机的形成和表现、实质和根源、应对和克服各不相同。马克思之所以着重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目前发展最成熟、最完全的社会形态，“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并不关注人类社会其他发展阶段的危机。蕴含于唯物史观中的危机观念，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危机的高度概括，可以成为构建独特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根本观点。

　　其四，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对危机的作用没有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危机是资本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而资本有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的文明面”认为，资本主义在其诞生的最初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前所有时代创造的生产力之和还要多、还要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仅简单地起破坏和阻碍作用，资本主义的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所在，又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之所在。危机使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充分暴露，在生产方式容纳的范围之内，促进社会自身的改良和进化，周期性危机的克服意味着社会的阶段性发展，而终极危机的爆发，则意味着更高阶段生产方式的成熟和确立。

　　其五，传统上理解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仅限于对危机本身的探讨。危机从其本身来看，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和一种历史意识，是社会历史的重要环节。危机和文明一起构成社会历史的辩证法。物质生产及其交换规律已不足以说明普遍给人以危机感的经济现状。实际上，支持生产行为的心理、精神和道德动机今天成为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可惜它们往往被人遗忘。因此，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围绕精神刺激、道德参考系和各种义务网来寻找支配经济危机（或许是完全不同的其他东西？）的原因，这些因素扩大了危机问题的范围，使之超越经济领域的界限，在整个文明领域里提出来[14](P86)。因此，从危机与文明的具体关系出发，探讨危机问题也应该是马克思危机理论的重要视角。

　　不论是追随马克思的人还是诋毁马克思的人都是如此沉陷于政治热情，以至于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他们过多地围绕《资本论》里危机的经济层面打转，而过少地对资本主义社会之下政治、文化、生态等层面的危机作清晰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或许只是现在，即资本主义除了它自身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敌人的时代，我们才能开始发展，并且也许是迫切地需要发展，在马克思文本中已经以胚胎的形式存在并且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等待降生的那种危机理论，而助产这个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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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