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以如何组织物质资料生产、如何增加物质财富为理论核心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政治经济学以物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研究范式得到极度张扬。在这种范式下，人本身成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工具、手段，成为资本要素中的人力资本。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值膨胀的同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不断累积攀升。一个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真实、最为实在、最为根本的经济问题——财富能否导致幸福——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财富与幸福之间，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表述？被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长期视为理论前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在现实的发展面前，被迫面对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思考。关注和成就人的根本需求、全面发展和真实幸福的人本主义经济思想和范式，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在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和发展指数的现实关注之间，人类发展经济学企图找到一种平衡。从某种程度而言，人类发展经济学契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精神在当代的回归和诠释。
一、人类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路
1．纵贯政治经济学研究主流的强调人的工具性的物本主义思想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有经济活动。人们最根本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和消费。但是，纵观经济学研究历史，从奴隶制时代和封建社会的不成体系的经济思想，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与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经济学研究始终围绕着生产这个中心展开价值理论的探求，即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
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至今，其理论前提是经济人，是以物为中心的经济人。这个人或许是理性的经济人，或者是不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但总之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工具或者手段。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不难看出，由于亚当•斯密将经济发展理解为一个通过自由市场的资源有效配置来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过程，将财富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因此其后针对经济增长的探讨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核心论题。二战以后，由于国际经济局势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以财富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和模型不断发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orma）的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R.M.Solow）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库兹涅茨（S.Kuznets）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体系，包括针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以刘易斯（W.A.Lewis）、舒尔茨（T.W.Schulz）等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他们的理论的共同特点是，认为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过程，经济发展的度量可以用经济增长的指标GDP、GNP等直接加以测量。
客观而言，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强调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仅仅将“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人的本质，忽略了人类生存发展及其基本需求，也忽略了自然环境，导致“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步伐，一方面，以物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财富的增长技术和手段运用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也使人越来越异化为生产的物质要素——机器的单纯附属物。如果说19世纪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从体制外对资本主义以物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一声呐喊，那么20世纪的《增长的极限》等对经济增长的反思是从体制内发出的一声叹息。
2．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人类发展与自由的第一次经济学意义的思考
作为马克思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关注和关怀是贯穿马克思经济学发展全过程的内在主线。马克思始终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手段。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核心，高度重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类自身的劳动，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同时，社会发展又是以人为主体，以人类自身发展为目的，而人之外的其他一切物都是客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以“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他深刻地揭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这样的事实：“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但“马克思把经济制度的内涵明确地界定为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即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尽管物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但物的存在意义是从属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物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生产力范畴并且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形态：“人的依赖关系” 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一方面创造了比以往任何社会总和还要大的生产力，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使人被物所控制，异化为机器的附属物、沦为资本的奴隶，因而它创造了消灭自身的条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类社会进入第三阶段提供了可能性。“人类解放”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最高价值取向，他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将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更突出了人的发展程度在衡量和评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既包含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关怀，也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在经济过程中被异化的现实关注；既考察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工具性，也关注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目的性，有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光辉。只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斗争工具，其强烈的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很大程度上掩蔽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并且，马克思的分析是抽象的，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研究社会，因此对具体现象缺乏解释力。当然，解释现象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核心。
3．从增长发展观走向人类发展观：人类发展与自由的现实关注
人类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走向兴隆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发展经济学研究50年的历程中，随着人们对发展观认识的逐步深化，而进入到现实环节。
在20世纪4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兴起，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观依然是沿着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的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进入70年代，随着工业化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化和贫困问题的日益凸现，许多经济学家对发展理念进行反思。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第一次向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发起了颠覆性的攻击。他们提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经济的增长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征服关系上。丹尼斯•古雷特（Dennis Guerette）在1971年出版的《严酷的选择》中提出，发展至少有三个内容：生存、自尊、自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F）在1983年出版的《新发展观》中提出，传统的发展观忽略了许多问题。一是它忽略了发展的全面性，发展应该是“促进该共同体每个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二是它忽略了人及其活动；三是它忽略了发展的价值层面，“为了人”才是发展的目的性价值。
此后，发展观走向了与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不同的两条线路，一条是以人为中心、着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发展经济学；另一条是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经济学。笔者认为，许多中外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面对自然环境日益受到破坏，生态问题日益凸现的当今社会，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生态哲学和生态经济学领域的思考和建言，从终极意义而言，二者是殊途同归，都是关注人类的幸福，对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物本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否定。
进入90年代，一种以人为核心，充分考虑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人类发展观正在掀起。这种人本主义经济理念，不像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那样强调财富，它更关注生命的质量。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基思•格里芬所言，“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术语正经受时代的挑战，逐渐被“人类发展”所取代。1999年，经济学家阿玛蒂亚• 森（Amartya Sen）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再次将自由和发展联系起来，建立了全新的发展理论框架，提出“自由的扩张”（expansion of freedom）才是人的实质自由，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正是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框架下，设计了令全球关注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用以对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进行修正，以全面评价人类发展，标志着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研究正向更大的领域扩展。
二、人类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及在现实中的运用
1．人类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核
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遵循不同的价值标准，但是在确定和探讨“发展”的最基本价值判断时，基本的人类准则是相同的，都要排除异质，回归到人类自身的目的性上来。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发展。进一步说，即使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也不一定导致人类发展。因为相比经济发展，人类发展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包括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还包括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改善。可见人类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以人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阿玛蒂亚•森于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标志着其理论体系的最终完成，使其成为人类发展理论的奠基者。他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人的权利的扩展，就是人的经济约束的减少，就是人的自由的扩展。扩展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 阿马蒂亚•森强调，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森的解释，自由的含义是“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来生活的机会或能力”，不止是个人的选择权利，更是社会制度为此而提供的承诺和保障。
《人类发展报告1990》指出：“人虽然是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主动因素，更是生产过程的最终目的和受益者；而不仅仅是被资本利用的被开发者。” 《人类发展报告1996》围绕“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的主题，明确指出“人的发展是目的而经济增长是手段” 。
2．人类发展指数HDI
根据人类发展观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订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从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实际GDP三个互相关联的指标系统来衡量某国的人类发展状况。从1990年起每年一度发行《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从此人类发展的理念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和接受。在《人类发展报告1991》中，又增加了环境破坏和居民自由程度两个因素。《人类发展报告1999》认为，世界化或全球化为人类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只有伴随着更好的管理，这些机会才会变成现实。市场竞争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证，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证。
人类发展指数从动态上对人类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映，揭示了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项，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从而有助于挖掘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相对于近代以来的主流经济学，HDI有两个突破：一是首次以联合国的名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否的总考量，为人们评价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二是从测度人类发展水平入手，反映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以三个简明扼要的衡量体系，反映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反映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选择过程。通过分析人类发展指数，可以发现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预警。
但是人类发展指数HDI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除了在计算方法上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之外，HDI三个指标体系只反映人类生活的三个基本维度：健康、知识和物质财富的水平，却无法全面反映一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使其成为一种仅仅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鉴于此，许多专家提出各种建议，为确保HDI值全面准确地反映现实，在计算HDI时增加更多的变量，建立非综合指数，诸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 ，构建福利的多维测度和广义幸福指数体系等，将政治自由，保障人权尊严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包含在内，并且考虑人类发展多样性因素，对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的人类发展指数参照值。
三、人类发展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在人文因素对经济发展起着日益重要作用和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时代，人类发展经济学对于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终极关怀以及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现实关注，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诠释，对于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的反思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对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在当代的诠释和发展
如前所述，马克思经济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对于“现实的人”的关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是马克思经济学人本精神的最深刻的内涵。实践斗争的历史进程，曾使其现实批评性得到刻意的宣扬，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而忽略了其科学的人本主义思想。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城市化和贫困问题的日益凸现，人类发展经济学关于人类究竟需要怎样的发展，人类发展的目的和未来等终极问题的关怀与思索，不仅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与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目的性、人与社会关系发展三种形态论等论断不谋而合，契合了人类追求幸福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经济学的探索与反思，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其人本精神的回归，是非常有益的。
2．对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物本主义思想的纠偏
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物本”经济学，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研究对象和目的，以数理统计和逻辑推演为主要研究方法，其中的“人”不过是生产过程中的工具，是以自利为本性的“经济人”。尽管经济学的研究难以避免对财富增长的追求和关注，也不应该摒弃对数理方法的运用。但是，当前对数理方法的过度运用，对功利目标的片面追求，必然拉大经济学与现实中的“人”的距离，使经济学走向畸形发展的异化道路。以阿玛蒂亚•森等人为代表的“另类”经济学家们，放眼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关怀，直面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公平与贫困、经济伦理、生态环境等问题，表达着与同时代的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某种声音。这种声音目前虽然仍微弱，但在日益凸现的人类生存质量、环境保护、全球性危机和人生幸福感的考量下，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令人反思西方主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缺失和不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那种盲目照搬和不加批判地移植西方经济学数理分析法的畸形态势，值得以人类发展经济学的视阈加以观照。
3．有助于处理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对立下的国家利益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一种主观作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领域的全球性扩张。尽管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不同，遵循不同的价值判断，但在人类生存及其基本需求方面，在经济伦理和人类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存在着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目的性。在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形下，人类发展经济学试图超越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不断推进对人的自由本质的思考与实践探索，这对于处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政治等利益关系，也有裨益，至少提供了一种最基本的交流平台。
4．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价值层面上的体现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从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成功的，然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更好地带来公平的分配。表面看来是收入不同、财产不同、消费不同，这些不同的背后是权利的不均等。究其原因，与人权的不完全保障有关，表现为城乡之间人为的身份差别，政府公共服务的歧视化，社会公正被财富扭曲。人类发展观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发展的手段。科学发展观既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精神实质，又以人类发展具体测量指标加以度量和规范，提出以人为本，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正是人类发展观理念在价值层面的体现。人类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于矫正现实中的急功近利思想，践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Defining and Measur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http://hdr.undp.org/ report/global/1990/en/，2011-02-12。
[2] UN．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http://hdr.undp.org/report/ global/1996/en/，2011-02-12。
[3] 程恩富、王朝科：《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科学发展观由理论到实践的纽带》，《海派经济学》第24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李晶：《福利的多维测度和广义幸福指数体系的构建》，载《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8年第7期。
[5] 段迎晖：《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精神和当代价值》，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6期。
（编辑：黄华德）
网络编辑：谭扬芳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