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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是他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精神交往”、“精神生产”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

　　他们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思想和精神对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认为思想和精神对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这种思想和精神的作用必须通过“一定的工作”才能发挥出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在著作和文章中使用了大量关于“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鼓动”、“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鼓动工作”、“政治教育”、“宗教教育”和“理论教育”等提法，这些都是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

　　一、“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大量使用了“宣传”、“宣传工作”、“政治宣传工作”等概念。1843 年，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中谈到，英国辉格党政府统治时期，原本非常希望惩治个别杰出人物，但是知道这样做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者，因为假如出现了为社会主义者的事业而殉难的人，“这就会惹起宣传，而宣传是使他们的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的一种手段”［2］。

　　恩格斯考察英国工人状况时，认为工人们广泛地掀起要求十小时法案的运动，是因为“工会通过宣传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3］。当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他们一方面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4］；煤矿区的治安法官在那些“报纸很少，———而报纸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宣传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无限的权力”［5］。当恩格斯看到共产主义在德国有了迅速发展时，认为这与“现在我们已经有几十个有才干的作家向成千个渴望知道有关这方面的一切的人宣传新的学说”［6］是分不开的，“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6］，德国画家许布纳尔的一幅画也能起到巨大的作用。1845 年 2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到《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的“创刊号预计在今年五月里出版；它将全部用来宣传我们的思想。……准备另外再出版一个月刊，……这个刊物将全部用来刊载那些表明现代文明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的事实，利用雄辩的事实来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7］。1847 年 1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在他们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关于盟员的条件中明确指出，（盟员必须）“具有宣传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活力”［8］。恩格斯还批评特卡乔夫不懂得宣传的作用，将俄国的革命方式简单化为“密谋”的手段，认为“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途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杜绝的”［9］。

　　1856 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莱茵省的工人运动状况，他说：“目前宣传工作主要是在佐林根、伊塞隆及其近郊、爱北斐特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工厂工人中间进行。”［10］恩格斯称赞托利党人奥斯特勒为了让工人了解十小时法案，“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11］。1868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中谈到英国的情况时说：“政治运动、旧政党的瓦解和即将到来的竞选的准备工作占用了我们许多优秀力量，因而阻碍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同各地的工联建立了经常不断的通讯联系。”［12］1872年，恩格斯在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上发言，指出西班牙工人运动曾受到宗派主义的束缚，因为“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把西班牙看成是他们的堡垒，因为他们在好几年内一直控制着在这个国家里的全部宣传工作”［13］。1885 年，恩格斯在写给贝克尔的信中说：“艾威林夫人在这里热情地从事宣传工作，但在群众中的成绩只能在以后才会显现出来。”［14］1895 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指出，社会主义者要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才有可能使革命运动取得持久的胜利，他说：“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那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15］

　　二、“鼓动”“、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鼓动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献中大量使用了“鼓动”这一概念。1844 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提出，应该使社会越来越关注无产者的状况：“目前在德国开展更广泛的社会鼓动该是多么好的时机，创办一张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会得到怎样的反应。”［16］

　　他在考察英国工人状况时指出，工人反对新的济贫法及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已经和宪章运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1839 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17］恩格斯还赞扬宪章主义者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组织罢工，进行鼓动；他召开各种会议，东奔西走跑遍了全英国，……这个名字渐渐地使那些拥有矿井的治安法官们闻风丧胆”［18］。

　　1868 年，马克思在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的信中说：“我满意地看到，你们的代表大会的议程列入了那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的问题：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19］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为得到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20］。

　　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宣传鼓动”这一概念。恩格斯在《伦敦来信》中指出，宪章派很注意从工人群众、从无产者中汲取力量，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关门的政治党派，它努力从资产阶级下层和无产者中征集自己的拥护者。他写道“：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政党几年的功夫就在‘人民宪章’的旗帜下形成了，它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鼓动，和它比起来，奥康奈尔和反谷物法同盟只是一群渺小的可怜虫。”［21］1844 年，英国议员迈尔斯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激起工人无比愤怒。恩格斯说，由于“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宣传鼓动工作”［22］，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请愿书，最终导致了该法案的破产。恩格斯在《为共和国捐躯》一文中，也曾特别赞扬德国工人活动家约瑟夫•莫尔能够“在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23］。恩格斯在《关于雅科比提案的辩论》中曾说：“宣传鼓动无非就是把人民代表不受侵犯、出版自由和结社权，亦即以法律为基础的普鲁士现有的各种自由加以运用。”［24］

　　因此，贝尔格反对雅科比提案的实质就是取消一切宣传鼓动。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一次报告中也提到，正是“由于瑞士的国际会员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才防止了瑞士的共和国政府把公社流亡者引渡给梯也尔”［25］。

　　马克思恩格斯还经常使用“政治鼓动”和“政治鼓动工作”的概念。1845 年，恩格斯在谈到瑞士“青年德意志”运动时说：“这个组织到 1837 年瓦解了，那时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政府已经把政治鼓动的风气镇压下去。可是没有多久，在‘青年德意志’的老家勒芒湖畔开始出现了共产主义俱乐部”［26］。1852 年，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工商业的现状时说：“当前的商业繁荣有利于托利党的反动。为什么？……人民群众有足够的工作，并且生活也比较有保障，当然贫民（他们的存在与不列颠的繁荣是不可分的）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27］同年，马克思在给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说：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开展政治鼓动，因为工厂主们当生意兴旺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政治风潮和骚动。”［28］

　　马克思恩格斯还把“政治鼓动工作”视为自己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后，

　　1847 年与恩格斯一起“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29］，当“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30］，在十年内潜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同时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三、“政治教育”“、宗教教育”“、理论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曾使用“政治教育”和“宗教教育”等概念，表明将对人民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1839年，恩格斯在写给格雷培的一封信中说，普鲁士现行法律和国家管理机关的实质，就是靠牺牲贫民的利益来优待金钱贵族并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而实施的办法就是“压制政治教育，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31］。1844 年，恩格斯谈到居住在罗尼河瓦勒河谷的德意志居民之所以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主要原因就在于“政治教育和宗教教育完全把持在少数贵族门阀和僧侣手里。他们自然是极力保持人民的愚昧和迷信”［32］。

　　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道德面貌进行考察后，认为学校教育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把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简单原则，与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宗教教育的形式灌输给工人阶级，他说：“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33］

　　马克思谈到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托•查默斯牧师想要通过基督教的粉饰和教士的感化对人们进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灌输时也曾说：“按照查默斯的意见，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端，没有别的手段，只有对工人阶级进行宗教教育。”［34］

　　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采用“理论教育”这一概念，认为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1879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出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批评德国改良派杂志《未来》和《新社会》不能带来任何能使无产阶级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因为“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35］。1890 年，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明确表示，革命运动发展最快的地方，“当然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受过理论教育的地方”［36］。

　　四、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的现代内涵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概念的使用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基本内涵。

　　1.上述概念皆运用于社会结构中的特殊位置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个基本活动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等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般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而人又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能动的、主导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上述概念时，均直接指向具体的、能动的人。人是有思想动机和主体能动性的，这也正是生产力具有最革命、最积极特征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对人的宣传、鼓动、教育的同时，事实上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肯定了人的意志，也可以理解为人的思想、意识等在历史发展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肯定了转变人的思想并推动人的思想向行为转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是，与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相比，思想政治教育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道德，这种功能性的地位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特殊性，是不可替代的。

　　2.上述概念的使用表明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

　　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上述概念时，所提及的“工会组织”、“工人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工人协会会员”、“贵族和门阀”、“普鲁士国家”等都是作为不同层面上宣传、教育和鼓动的主体出现的，而工人群众则被普遍地视为教育和鼓动的对象。这里清楚地指明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已经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

　　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指出可以通过利用报刊、言论、画报、出版和结社的权利等手段进行宣传和鼓动，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上述概念的背景中，已经能够看到，它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教育主体所要达到的不同愿望和要求。如“从个别要求到共同要求”、“宣传社会主义”、“宣传新学说”、“宣传彻底改造的必要性”，抑或是“保持人民的愚昧和迷信”等，这些内容都可以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的这些概念，与我们今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3.上述概念的使用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与其他实践活动的结合与渗透。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上述概念时，均与工人“要求通过十小时法案”、“争取自己的宪章”、“要求否决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提案”等具体活动相联系。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相一致，即都是从现实的和具体的人出发，进行宣传教育活动。同时也显示了与思想政治教育落脚点的一致，即宣传、教育和鼓动的实践都是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如“通过或否决提案”、“宣传我们的思想”“、推进革命运动”、“压制人民的思想”等等。

　　4.上述概念的使用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

　　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都不会存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统治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必须进行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和研究活动来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这些概念时，由于所指教育主体的不同，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还是将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未来的统治阶级，都力图扩大本阶级思想的影响并努力消除非本阶级思想的影响。

　　因此，对照我们今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即“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37］，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上述概念已经具备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是重要的相关概念。他们围绕这些概念所进行的重要表述，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理论来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通过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在研究、阐发、宣传科学理论并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直接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观点和重要论断，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贡献时，也应该以这些相关概念为基础进行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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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0，595，560.

　　［3］［4］［5］［6］［7］［11］［17］［18］［22］［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56，524，541，589，594，460，518，542-543，57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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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

　　［12］［19］［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64，358，85.

　　［13］［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720，151.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25.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2.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18.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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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17.

　　［29］［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9，132.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34.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3.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48.

　　［37］ 张耀灿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