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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科学很“笨”，但科学很诚实

　　江晓原说很多人相信“只要给我们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技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并且说“这个说法也可以换一种表述……：只要给我足够长的时间，我就可以解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① 然而这两个说法其实并不一致。

　　对于前一个说法，无论是校内的教育还是校外的科普，应该都没有传授过这种观点。相反地，倒是告诉人们有很多问题科学技术无法解决。比如科技不能让人起死回生，不能让生物没有体内外的物质能量传递而存活，不能让物质和能量无中生有或凭空消失，不能从单一热源中吸取能量做功，不能让时光倒流，不能预测彩票中奖号码，不能在一次性博弈中让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总是统一（囚徒困境），不能让多数人选择的结果总是与多数人的偏好一致（投票悖论），不能同时精确地测定一个物体的位置和动量（测不准关系），不能仅用圆规直尺三等分任意角等等。科学不仅告诉人们这些事情现在做不到，而且永远也做不到!比起那些神佛法术、占星术、巫术、风水术、修炼术等等所宣称的本事来说，科学技术应该是最“笨”的文化了。

　　但是科学不能解决那些问题不等于科学不能解释为什么不能解决，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己的所有结论都有理由。如果有科学家认定某个问题永远也解释不了，那他就必须给出为什么会永远也解释不了的理由，比如一些偶然的信息在时间中消失了等等，② 而这其实也是对该问题的一种解释。因此后一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而且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田松认为：“这个说法不能证伪，因为未来是无穷的，你永远可以把现在不能解释的问题推到未来去。所以这个说法，说轻了是一句大话，说重了是一个谎苦。”③ 如果说承认有些问题目前还解释不了，有待于通过将来的努力来解释，这也是谎言的话，那面对至今还未攻破的种种不治之症，田松说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④，这又是什么“言”呢? 当人类面对不解疑问时还有什么别的好选择的吗? 用“这是神的安排”之类的“万能答案”来应付，让人们以为现在就可以解释一切，不需要再探索了? 难道这就不是谎言了吗? !或者说这个问题永远也解释不了，同样也不要再探索了。可是如果不给出一个理由，何以见得这种说法就是真话呢? 可见与这些文化相比，科学是一种最诚实的文化了。至于田松反问：“在我有限的一生里，科学注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羽化成那个完关无瑕包罗万有的科学，为什么我现在就需要相信这个目前尚不完美的科学?”③ 就更荒唐了。在田松“有限的一生”以至更长的时间里，肯定医学“注定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疾病，那田松现在是不是就不相信“这个目前尚不完美的”医术了呢? 或者更简单些，在没有解决所有情况下都不摔跤的走路方法之前，田松是不是就不走路了呢?!

　　二、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不等于不应该尽量用科学解决

　　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确实是想根据社会的全部需求去制定完美的生产计划。然而一方面人们实际的需求受各自购买力的制约，不考虑这个制约的需求将会膨胀得使它的统计毫无意义。而购买力不仅与收入相关，还与抚养赡养人数、未来预期、个人偏好等因素相关，这些因素每个人都不相同，并且还随时会变，难以计量。另一方面许多新产品和服务在发明之前可能根本调查不到它们的需求，而它们上市后却会刺激出许多需求，也就是说供给也会反过来影响需求。因此人们基本上不可能精确地统计出社会的全部需求，更不可能据此制定出完美的生产计划。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生活方式越丰富就越是如此。本来这个问题只要面对现实认真研究是不难认识到的，但在集权体制下政令主要是靠以级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来推行，因此计划编制者的着力点往往不在如何符合实际而在如何符合“上级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非理性口号和顺着领导心思“论证”的假理性文章也就盛行了起来。致使编制计划越来越不依靠科学，经济计划与实际越来越脱节，人民大众越来越贫困。

　　哈耶克认为产生计划经济弊端的思想根源是唯科学主义和理性的滥用⑤，然而他的举证却与此相反。他说：工程师“的知识并不解释为何出现了对他的计划有影响的价格变动，任何这样的变动在他看来都是不合理的（即不受自觉支配的）因素，他讨厌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对他没有意义的大量因素上。”“工程师觉得‘不合理的’经济因素妨碍了他根据对事物之客观属性的研究达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通常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纯技术的最优方案。他很少认识到，他对这些特殊的方法有所偏爱，完全是他经常解决的那类问题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偏爱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工程师的理想是以不考虑最基本的经济事实为基础的，而这种事实，即资本的匮乏，却决定着我们当下的处境。”（同上）可见这种走上管理岗位的工程师的问题恰恰出在他们不能理性地面对现实，客观地全面分析影响经济的各种因素，而是非理性地凭着个人好恶只选取某些因素研究。不是他们要用科学技术解决一切问题，而是很多问题他们没有用科学技术去解决。换言之，计划经济的问题不是“唯科学”，而是“不科学”!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的途径也就明了了。江晓原认为是由于计划经济基于“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个信念”，要计算出“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想达到“既不浪费也不过剩也不短缺”，结果才带来了贫困落后。① 然而供需有矛盾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市场经济下人们加强合同管理、以销定产、实行“零库存”等等，也都是为了克服这对矛盾。人们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不等于不要去尽量解决，难道医生一旦知道了自己不能让人永远不死就不再去治病救人了吗?!所以计划经济不是错在要解决供需矛盾，而是错在用长官意志解决供需矛盾!抛弃计划经济不是要少用科技来解决经济问题，而是要尽量多用科技来解决!

　　三、科学知识无好坏，科学研究总有益，科学方法应推广

　　田松指责“科学成为迷信的对象!”获得了特殊的待遇：“好的归科学，坏的归不当应用!”说：“既然科学不能自动为恶，何以能主动行善呢?”⑥这同样是混淆了科学的两层含义。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肯定是中性的。万有引力定律、元素周期律、孟德尔遗传定律，……能说这些规律谁“善”谁“恶”吗? 可是作为社会活动的科学则是有价值评价的。“科学的春天来了”（同上），当然是指科学研究工作的春天来了，而不是指那些定律、公式的春天来了。人们研究科学是为了知道客观规律，而“有知总比无知好，知之甚多总比一知半解好。”⑦当然有的人了解后可能会利用这些规律来作恶，可如果某些科学知识会被坏人研究利用，那好人对这些知识是掌握好呢，还是不掌握好呢? 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有的科学知识确实“不好”，比如对个人来说“人死不能复生”总不太好（但对人类社会并非坏事）。可这样的知识人们是知道好呢，还是不知道好呢?

　　当然，科学知识中难免会有一些错误，这肯定会有坏处。比如曾获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寄生虫致癌”说，用这样的知识来设计治疗方案肯定会有坏处。可这坏处是应该归咎于科学研究做得不够严谨呢，还是应该归咎于科学研究本身呢? 如果是前者，科学家就应该更严谨地研究癌症原因；如果是后者，科学家就应该放弃对癌症原因的研究!话说到这里，还用继续往下分析吗?!至于田松举的农民伯伯用了化肥农药导致土地板结的例子⑥，首先是农民先有了增产的需求然后才有科学家的化肥农药发明；其次化肥农药在短期内确实达到了增产的目的，所以科学家提供的知识并没有错；再次化肥农药的坏处是长期使用会导致减产，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出在应用科学知识上，而是出在科学知识不足上，科学家只提供了使用化肥农药短期效果的知识，没有提供长期效果的知识；最后由此农民伯伯是希望科学家进一步研究既能在短期也能在长期达到增产目的的手段呢，还是希望科学家放弃对增产的研究? 这也不用再继续分析下去了吧。还有刘华杰举的“李森科的科学确实对其国家产生了（负面）作用”⑧ 的例子，其实这并不是科学对国家产生了负面作用，而是政治势力对科学争论的干预对科学产生了负面作用。

　　在田松的心目中科学及其技术从来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⑨ 那如何解决农业问题? 田松列出了严火其的农史研究、蒋高明的生态农业实践。（同上）可这些不都是科学研究吗? 那他俩干的是“婢女”的活儿呢，还是“帮凶”的活儿呢? 田松反复以氟里昂为例来说明科技的坏处⑥。这件事情坏就坏在“氟里昂会破坏臭氧层”。可这个知识人们在发明电冰箱时并不知道啊，如果当时人们知道就不会发明氟里昂冰箱了。可见坏处不是来自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而是来自科学知识不足和科学研究不够!当然无论科技如何发展难免还会有一些情况人们事先没有料到，不过随着经验教训的积累人们肯定会考虑得越来越周全。另一方面，科技不完善，何以见得巫术、龙脉、观音之类（同上）就能解决问题呢? 田松说：“以科学反对迷信的思路，实际上把科学降到了和迷信相同的水平，把科学本身变成了迷信的对象。”（同上）那我们该以什么反对迷信呢? 反正以什么反对迷信什么就“降到了和迷信相同的水平”，“变成了迷信的对象”。“谁反对田松谁就降到了和田松相同的水平”，“谁反对敌人谁本身就变成了敌视的对象”。怎么办? 只好就此打住。

　　吴国盛说：“环境问题提示的，也许不只是科技的正当运用问题，而是科技本身的固有缺陷问题。”⑩ 科技本身有什么“固有缺陷”? 他没说，但是方子开出来了：“人类只要顺应自然，与自然适应、协作，则自然资源供人类使用绰绰有余，否则就将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同上）可是“人的存在本身就要，或者简直就是对世界的某种改变。”{11} 说得极端点儿，人即使不生存了，人的尸体仍然会影响自然。既然影响不可避免，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样的影响符合“顺应自然，与自然适应、协作”，不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我们可以实施。然而解答这个问题不还是要通过科技研究吗? 要想让“自然资源供人类使用绰绰有余”，就必须控制人口。要达到这一目的，不靠科技，难道靠杀戮或祈祷吗?!

　　江晓原说从一本报告中看出：“欧洲公众对科学的担心或信任下降，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核电和生物技术。”{12} 可该报告中的说法是：奥地利“人民拒绝与普遍价值体系相抵触的某些技术（例如，生物技术和核能）”。{13} 可见他们担心或信任下降的是技术而不是科学。科学讲的是规律，具体到这两个领域，最基础的是能量转化规律和无性遗传规律。套用一下田松消解“规律惩罚说”的语言格式{14}：如果这两个规律是客观的，公众就无法拒绝它们，担心也无济于事；如果这两个规律是可以拒绝的，它们就不是“客观”的，或者说不是科学“规律”——公众就更不必担心科学了。总之，公众不会担心人类发现的科学规律越来越多，更不会发现的科学规律越多越不信任这些规律或它们的发现者。

　　在研究领域方面，“不应该、也不可能为科学研究划定界限，设置禁区。”{15} 至于研究行为，科学确实需要规范。研究科学需要一些手段，需要消耗一些人财物力。有些手段要受到限制，比如用人或危险品进行实验，会产生危险品的实验，破坏性实验；有些消耗要考虑相关的承受力，比如用纳税人的钱，消耗稀缺资源。可江晓原认为这说明科学不是“至善至美的东西”①。美好的东西就不需要规范了吗? 献血、公益事业捐赠不都有法律规范吗?慈善是“绝对美好的东西”（同上）吧，可目前慈善事业出现的许多问题恰恰反映出我国急需这方面的法律。对好事进行规范一方面可以促进人们做好事，另一方面可以阻止有人以做好事的名义干坏事。刘兵说：“发展科学应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当某些科学研究可能与这个更根本的目标有冲突时，应优先地服从科学之外的人类社会理想发展的更大目标。”{16} 这话听起来很有“社会责任感”，其实经不起推敲。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探寻客观规律。有哪个规律人们知道后会妨碍人类的发展，不知道反而会发展得更好呢? 果真如此，我们又如何知道哪些规律有这种性质而不去知道它们呢? 如果我们知道了哪些规律是我们不应该知道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其实也就知道了这些规律呢? 科学研究手段有禁区并不导致研究目标就有禁区。不能用人做试验就用动物，不能用实物试验就用模型或模拟，用什么样的手段研究既能发现客观规律又不损害人类社会，这仍然是科学研究的内容而不是科学之外的目标。

　　吴国盛认为把科学方法运用到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不可取，并举数学方法、黑箱方法有局限性为例。{17} 可是一方面这两种方法不适用的地方不见得其他科学方法也不适用，另一方面即使有些地方任何科学方法都不适用也不等于所有的社会生活领域都不能使用科学方法。吴国盛还认为科学方法中有一种最不能赞同的方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举例说：“没有人会认同‘为了解决人口问题而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放原子弹、做核试验’，虽然其方法是高效的。希特勒手下的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地毒死犹太人和高效地焚化犹太人的尸体，他们确实很讲科学方法的。”（同上）然而其一：这两个例子讲的都是技术，不是科学方法。其二：第一个例子为什么要“解决人口问题”? 是为了人们能生活得好，而被炸死显然有悖于这个目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能达目的却不彼人认同的手段，而是一个有害于目的所以才不可取的手段。第二个例子的错误更明显，“毒死犹太人”这个目的就是错的，而不是希特勒在杀犹太人时“择”的高效手段不可取!归根结底，如果有哪种手段不可“择”，那一定是我们还有其他目的需要“达”，而科学方法恰恰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兼顾各种目的的手段。（参见下篇第二节）科学方法“是揭示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规律、获得新知识和探索真理的工具。”{18} 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即理性思维，通俗地说就是任何结论都要有理由。难道这种思维方式不能运用到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去吗? 难道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及各种为人处事的事务中做出认定和决定就可以毫无根据吗?!这也是普及科学的最大意义——我们每个人不见得都要去研究科学，也不可能各种科学知识都去掌握，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更理智!

　　四、技术好坏重在使用，技术发展更靠科学

　　技术确实如田松所说不是中性的。⑥ 可是他质疑：“既然在原子弹这件事儿上我们不能谴责科学家，为什么在水稻杂交这件事儿上我们就可以歌颂袁隆平呢?”（同上）单纯地讲确实前者是坏技术，后者是好技术。之所以我们不能谴责前者中的科学家，是因为“如果当年希特勒他手下的科学家不是先抢着造原子弹的话，美国人也不会觉得造原子弹那么迫切”。{19} 科学家为美国研制原子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为德国研制则是受到谴责的（如海森堡）。刘兵追究核威胁的源头更是“追溯到对于原子核的物理学研究。”反问到：“难道这不正是科学的研究在结果上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吗?”{20} 不错，没有核物理研究就不会有原子弹，然而因此造原子弹的问题就可以归结为研究原子核的问题吗? 首先，罪魁祸首是谁? 是想打仗的人要用，而不是核物理学家。如果打核战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核物理研究，那打细菌战的“源头”是不是要“追溯到”发现细菌的列文虎克头上呢? 同一项知识有人用来造福人类，有人用来祸害人类，这到底是科学出了问题，还是人文出了问题呢? 其次，相关责任归哪儿? 原子弹的研制者虽然不是使用者，但他们肯定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所以他们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原子核的研究者也有责任吗? 有人用火药搞破坏，我们可以追究火药保管者的责任，然而我们能“追溯到”爆破的研究者也有责任吗? 再次，防范着眼何处? 掌握了造原子弹的技术就可能造出原子弹来，因此要防止原子弹技术的传播。然而核物理知识也不能让公众知道吗? 度冷丁会使人成瘾，因此它的生产知识应该保密，然而要“追溯到”连它的药理知识都保密吗? 最后，万全之策可有? 如果因为核能可以用来造武器，核物理就不应该被研究，那别的能源就能研究吗? 谁知道哪种能源将来就不会用于制造武器呢? 推而广之，氧化理论能研究吗? 会不会有人用于纵火? 流体力学能研究吗? 会不会有人用于决水? ……有哪种科研成果没有“其应用之潜在风险”（同上）呢? 干脆什么都不研究? 那又怎么知道所干的事情有没有“负面效应”呢? 要不什么都不干，“坐以待毙”? 可如果都“坐以待毙”了，还怕什么“负面效应”呢? 还有，科学的“负面效应”概念应该是从药物的“副作用”概念扩展而来，可刘兵在这里的使用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界限。药物的副作用是指为了治病药物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对人体的损害。如果抛开“正常使用”这个前提，吃饭还会撑死人昵，穿衣还会热死人呢，可我们有必要建立“米饭的副作用”、“棉袄的副作用”之类的概念吗? 科技研究也是同样。汽车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会产生有害的尾气，这是汽车技术的负面效应，需要通过改进汽车技术来解决；可如果汽车开到铁轨上把火车劫了，这可不是汽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要靠监管防护等其他手段来解决。同理，原子弹是某些人为战争专门研制出来的，不是物理学家在研究原子核的过程中附带出来的，所以不是核物理研究的负面效应。核物理研究不需要为此做任何调整，其他科学研究也无法由此反省出任何预防措施。

　　至于江晓原所说“那些环保人士”列举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带来的其他问题——“互联网带来了心灵的疏离，电脑游戏带来了年轻人的病态”，①这“脏水”还真不能“泼”在科技头上。互联网是帮人交往的技术，怎么会反而使人心灵疏离? 这其实是匿名造成的。然而人们上网选择实名还是匿名，这是科技决定的吗? 科学家发明了电脑技术，然而用这种技术编造的游戏是能够适时结束还是总让人欲罢不能则是游戏商的选择。好比发明家发明了电影技术，可掌握了这种技术的人是拍言情片还是拍恐怖片，也是科技决定的吗? 借用江晓原的话来说这些“完全就是科学之外的事情，这就是人文嘛。”{19} 科林伍德认为：“人类拥有了比两千年前强得多的控制自然的能力，但道德水平并没有什么进步，这种情形，就好比一个五岁儿童挥舞一把锋利的刀子。”⑥ 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不怪道德进步得慢而要怪科技进步得快呢?!或者套用一下田松的语言格式：“既然科技进步得快这件事儿应该被谴责，那道德进步得慢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被歌颂呢?”

　　江晓原认为奶粉被掺三聚氰胺是“科学技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① 可毒奶粉事件难道不是某些坏人滥用了“三聚氰胺中含氮”这个知识的结果，而是这个知识以及生产三聚氰胺的技术本身有害吗? 那为了防止有人投毒，是不是科学家就不应该告诉人们什么东西有毒，甚至根本就不应该研究各种东西有毒无毒呢?!至于江晓原把某些电视广告以科学的名义作虚假宣传以及某些公司利用科学来敛财等等也算做科学带来的问题（同上），就更不值一驳了。照此逻辑，假名牌给人们带来的损害，是不是也应该由名牌厂家负责呢? 刘兵说：“即便科学技术真是中性的，它也无法逃避被滥用的命运。”{21}然而即便真是如此，难道我们就要全面禁止使用科技吗? 只要回答不是肯定，那么如何区分科技的合理使用与滥用? 如何尽量防止滥用? 一旦出现滥用如何尽量减少损害? 等等追问就无法逃避。要解答这些问题难道离得了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吗?!

　　田松追究科技的“恶”追到了资本增殖和工业文明头上：“自从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从起点上以及归宿上根本上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22} 技术没有满足人的需求? 满足了资本增殖的需求就一定会损害人的需求? 该文接下自己来都给予了否定。那如何解决“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技术……常常会为了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剥夺另一部分人的需求”（同上）呢? 田松描绘了一个没有工业文明的“美好图景”：“传统农民自给自足，靠天吃饭——所靠者唯天而已，对人无所求，这使得资本无处下口。”⑨“靠天”要是能吃饱当然不容资本置喙，天上要是能掉馅饼资本也不会去向农民“下口”了。问题在于大量的“历史依据”表明“天”靠不住，怎么办?“顺应自然”⑩，省得计划生育了? 可如果有人不甘心被“自然”地饿死，要暴动，怎么办? 再继续“顺应自然”? 或者说这已属“人文”，“科技”就别操心了? 一些制药公司确实愿意研制治疗富人病症的药而不愿生产治疗穷人病症的药。然而没有资本增殖的动力治穷人病的药就会多起来吗? 我们是应该通过政策调节让投向两方面的资本都能增殖呢，还是让它们都不能增殖呢? 治病救人的事如果有利益就该反对{22} 吗? 那是不是凡赢利者都该查封呢? 退一步说，即使资本利用技术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需求，科学就是“资本的帮凶”、就该仇恨技术（同上）吗? 没有土地的帮助地主同样注定难以实现对农民的掌控，那土地是否就是“地主的帮凶”，农民是否就该仇恨十地、反对种地呢?“科学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不能决定它的使用的目的和社会使用方式的。”{23} 与此相对照，田松把传统文化捧到了极端，不同意区分精华和糟粕。{24} 然而一方面他自己也说过：“至于说活人献祭，难道所有的自然崇拜都是要求活祭的吗?”{25}可见活祭田松还是列为糟粕的。另一方面“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不要全面否定或肯定，对比田松“传统本身就是价值”这种绝对肯定的说法，到底是哪个口号“隐含着”“居高临下的心态”{24} 呢? 田松既然认为“没有人能够掌握超验的冥冥中的尺度，敢于最终断定何谓精华何为糟粕，”（同上）那又凭什么“敢于最终”对现代化“从整体上予以否定”（同上）呢?

　　江晓原用某些人炒股来比喻发展科技。说一个人炒股输了要反败为胜，赢了要再接再厉，不管是输是赢反正总是要继续炒下去。主张发展科技的人也是不管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好是坏，都以此为由让它进一步发展。① 其实这种做法正是伪科学的活动方式!科学的做法是不断分析前面的经验教训以调整后面的行为。对于炒股来说就是分析为什么会输、会赢? 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包括适时退出股市选择其他投资方式。对于发展科技来说就是根据技术实施的结果（包括模拟的结果）不断调整研发思路，使技术带给我们的东西能够尽量好的多，坏的少，包括及时开发出好处多的技术以淘汰坏处多的技术。只有伪科学家才不管成败如何，一条道走到黑地就认准一种策略或思路。科学和伪科学都会犯错误，它们的区别在于科学是在不断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伪科学是在不断重复以前的错误{26}!而且用炒股与科技相比也极不恰当。炒股只是使资金增值的手段之一，这个手段不好可以换另一个手段；可技术是干所有事情的所有手段的统称，如果不使用技术我们怎么干事呢? 农民可以不使用化肥农药，可总得生产粮食吧。即使刀耕火种，不也是一种技术吗? 至于在“技术”前面冠以“科学”，这也是必然趋势。我们不靠科学来发展技术靠什么? 靠风俗吗? 田松力荐尹绍亭调研的“景颇族、佤族、独龙族等村寨的刀耕火种”。{27} 可如果说当年“全国造梯田”“荒谬”（同上），那现在全国都刀耕火种就“智慧”了吗? 就是这些云南山地民族生活地区，调研结论之一不也是要开垦梯田、建设水利工程吗?{28} 既然“不可以用一把冥尺一概而论”{27}，那刀耕火种能否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应用，如何应用? 不还得靠科学研究吗? 田松说：“为什么那些落后、迷信的风俗保住了环境，而帮助人类征服自然的科学却反过来使人陷入了困境，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科学过于迷信了呢?”{29} 如果某种风俗确实起到了保护了环境的作用，那就应该了解该风俗的由来，评估它的利弊，从而确定它哪些方面可以保留，哪些方面可以推广，哪些方面必须改造。而这恰恰就是科学研究的任务!如果不加以分析，难道要我们见风俗就弘扬，见科学就抵制吗? 这岂不是对风俗又“过于迷信了呢?”那我也可以提出一个困惑：为什么那些恶劣的坏人长寿而帮助他人克服困难的好人却短命呢? 由此我们是不是应该见坏人就赞扬见好人就斥责呢?!

　　

　　参考文献

　　① 江晓原：《科学的三大误导》．《文汇报》，2009-2-26

　　② 史蒂文•温伯格：《科学能够解释一切吗?》．文亚翻译．《科学文化评论》，2006（5）：61

　　③ 田松：《我凭什么相信我是正确的?》．《民主与科学》，2007（1）：29

　　④ 田松：《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见：张立升主编：《社会学家茶座．总第十四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67

　　⑤[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著：《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98；101-103．《人文与社会译丛》：33

　　⑥ 田松：《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见：江晓原主编：《看!科学主义》．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38，137，136；138；139；135-141；138，139，140；138；139；137；139-140

　　⑦ 李醒民：《科学有益于和平》．《未来与发展》，1992（2）：7

　　⑧ 刘华杰：《再说“反科学”》．见：刘华杰著：《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85．《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第二辑）

　　⑨ 田松：《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读书》，2010（7）：65；63-64；64

　　⑩ 吴国盛著：《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84

　　{11} 树玄：《论征服自然——重评汪永晨女士“敬畏自然说”及其他》．光明网—光明博客—徐树玄的blog，2007-2-12

　　{12} 江晓原：《公众到底怎样理解科学?——从〈优化公众理解科学〉想到的》．见：江晓原、刘兵著：《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南腔北调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6

　　{13} 阳•诺林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在欧洲：比较观察》．见：[奥]乌里克•费尔特等著：《优化公众理解科学——欧洲科普纵览》．张瑞山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593

　　{14} 田松：《规律可不可以被违背?》．见：李侠、李大光执行主编：《科学的异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0．《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3

　　{15} 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光明日报》，2003-4-29

　　{16} 刘兵：《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与面向科学家的科学传播》．《科学与社会》，2011（1）：59

　　{17}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见：王文章、侯样祥总主编：《中国学者心中的科学•人文（科学人文关系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364-365：366

　　{18}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027

　　{19} 江晓原：《误导与重构——科学的图像》．见：王一方执行主编：《科学的算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5；96．《85lM：我们的科学文化》；4

　　{20} 刘兵：《哥本哈根：1941年之谜》．见：江晓原、刘兵著：《南腔北调：科学与文化之关系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8：127

　　{21} 刘兵：《进步是真实的，但它是一个神话》．《文汇读书周报》，2011-6-3

　　{22} 田松：《稻香园新笔之六•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博览群书》，2008（7）：5l：53：52～53

　　{23} 张华夏：《科学发展与伦理问题》．见：田松执行主编：《伦理能不能管科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5

　　{24} 田松：《关于传统、科学与文明未来——对范岱年先生的几点同应》．《科学文化评论》，2009（4）：97；97：97：99

　　{25} 田松：《人的尊严何以体现》．《科学时报》，2005-2-25

　　{26} 李超英：《伪科学基本问题辨析》．《科学与无神论》，2007（5）：30

　　{27} 田松：《稻香园随笔（22）•刀耕火种的生存智慧》．《中华读书报》，2005-6-22

　　{28} 尹绍亭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353-358．《边地文化丛书》

　　{29} 田松：《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科学时报》，2003-8-8

　　网络编辑：嘉扉

　　《科学与无神论》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