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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卫·G． 恩比克、J． 斯科特·卡特、 卡梅隆·利帕德、布米·K． 塔科尔 著

刘曙辉 译

在美国，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及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是制度性与系统性的，是各种不同群体长期受压迫的历史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美国是如何使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伪民主、各种非法行为和威权主义再次正常化的。当唐纳德·特朗普声称墨西哥移民是罪犯和毒贩时，这意味着什么?当他拒绝向美国人民披露其纳税状况和回应举报人的投诉，并公开指控他的举报人时，这意味着什么?当他在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问题上不仅贬低科学家和健康服务从业者，而且对他们严加指责时，这又意味着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特朗普主义背后的种族主义动机。特朗普主义兴起的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有能力助长“白人对抗”(Whitelash)。尽管特朗普主义与白人对抗是非常态的、独特的，且通常以误导、混淆、鲁莽行为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为中心，但在种族、性别和阶级上制造恐慌并不是新事物。在美国，当涉及种族问题时，白人对抗一直都是公众辩论和政治决策的驱动力，这在移民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理论框架

因为法律的变化，种族主义已经变得不那么明显和公开了，故当代学者基本上是从系统和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种族主义。他们主张交叉框架和层级框架的重要性，这些框架旨在理解压迫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更好地解释特朗普主义的稳步崛起。

(一)种族构成、种族化的社会制度和系统的种族主义

迈克尔·奥米(Michael Omi)和霍华德·温纳特(Howard Winant)强调，国家在创造、塑造、复制种族类别和种族身份方面起主要作用。他们认为，美国的种族具有流动性与动态性，且高度依赖于美国历史上的白人至上政治。国家决定社会的种族秩序，强调种族类别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特别是关于种族认同和归属感，取决于“种族常识”，这一常识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

爱德华多·博尼拉-席尔瓦(Eduardo Bonilla-Silva)认为，种族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其中种族化的社会体系按等级来划分，人们的优势或劣势地位取决于自己在种族和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博尼拉-席尔瓦想要解决缺乏结构性种族主义理论的问题，这一理论强调占支配地位的种族将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和维持自身在种族等级顶端的社会地位。他还注意到，虽然世界体系的种族化是基于种族等级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等方面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但“社会体系的种族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形式的压迫，它也发生在由阶级和性别构成的社会形态中”。

乔·费金(Joe R.Feagin)提出了系统性种族主义概念来解释美国黑人的处境。他认为，系统性种族主义突出了美国特有的结构性、制度性和历史性的力量，该国的建立是为了压迫黑人，为白人提供有利条件。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导致了社会和制度上的种族主义行为，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各个层面维护白人的至上地位。他还认为，白人种族框架是由系统性种族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支撑的。这个概念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种族主义理解，例如，它包括将白人的至上地位合法化并维护这一地位的视觉图像、情感和语言。

与种族主义理论家相比，社会学学者对种族化组织的解释更加新颖。温迪·利奥·摩尔(Wendy Leo Moore)描述了在白人至上主义约束下，法院强化法律实践的过程。维克多·雷(Victor Ray)认为，社会组织是种族化的，因此充满了有助于形成组织等级结构和互动关系的种族含义。

鉴于以上观点，我们认为，种族主义是系统的、刻意的、不断变化的，并以此来确保白人的优势地位。尽管在21世纪，美国社会的多样性有所增加，且对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结构性种族主义仍然在寻找支持白人特权和优越性的方法。现实情况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了制度性实践和政策，这些实践和政策阻碍了人们反对白人至上主义，从而削弱了人们在种族公正和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

(二)交叉控制和层级控制体系

在理解种族化如何强化种族态度时，认识交叉身份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e Crenshaw)创造了“交叉性”一词。正如她所言，交叉性经历大于种族经历和性别经历的总和。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的名著《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不仅扩展了克伦肖的交叉性概念，而且详细阐述了环环相扣的压迫，或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主义的共延性。柯林斯指出，压迫是有系统性的组织和安排的，并被霸权合法化。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并成为更大的统治矩阵的一部分，这个矩阵使占支配地位的群体享有特权。因此，白人妇女可以成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但同时又持有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的政治观点。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种族问题与群体的社会流动性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美国，白人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好的公民身份、投票权、财产所有权以及更好的工作和报酬。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认为，美国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主要来自其对自身经济地位的看法。当美国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其他种族群体和族裔群体的威胁时，通常会利用“白人对抗”来恢复白人统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

(三)白人对抗

我们对白人对抗的理解基于以下观念: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美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歧视牢牢植根于其结构基础。“白人对抗”这个词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员范·琼斯(Van Jones)提出的。从广义上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反对旨在消除白人至上地位的个体性、制度性和结构性对策，或反对矫正现有种族不平等状况的行动。我们认为，白人对抗既是对挑战白人现状的回应，也是对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的回应，还是对渐进式变化的系统反应。这些渐进式变化会消除种族主义，质疑白人特权，或者暗示种族平等对实现美国公平和平等待遇的理想是必要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白人对抗不仅仅是确认和重申白人的主导身份，而且关乎对白人至上地位发生变化的恐惧。也就是说，白人对抗与反对移民等问题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要维持白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治地位，并强化白人的霸权。因此，白人对抗是个人和机构在种族化社会结构中的反应。

我们进一步认为，白人对抗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强化现状的种族化制度政策和实践是白人对抗的形式，这些种族机制或种族方案有助于维持和巩固白人的至上地位。同样，不断变化的种族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抗，这些意识形态帮助人们理解当前的种族秩序和社会秩序，忽视或贬低社会上的种族裂痕，从而强化了白人的至上地位。

第一，结构层面。结构性种族主义是特定社会中的实践，这些实践被形式化，并被设计为规范性社会行为，给不同的群体带来了不平等的回报。从消灭土著群体开始，种族主义就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其触角延伸到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美国社会的抵制行为来自其种族化社会体系中存在的种族意识形态，包括种族主义、种族框架、多样性意识形态和种族冷漠，这些意识形态有助于白人理解他们在种族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地位。

第二，制度层面。白人对抗可能是现实的或感知到的压力的结果，这些压力是对现有制度实践的挑战。类似地，白人对抗可以创造出有利于巩固白人至上地位的排他性空间。组织化的种族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地点、空间、政体、方案、实践、方法、逻辑或语言。奥米和温纳特指出，自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白人通过社会机构系统地挑战种族或族裔在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向“新种族主义”的转变也在制度框架内变得更加隐蔽和微妙。

第三，个人层面。在个人层面，我们借鉴了博尼拉-席尔瓦提出的种族化情绪，这种情绪与集体运动联系在一起，推动群体对渐进式变化作出消极反应。例如，自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白人越来越贬低或忽视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他们倾向于放任自由的解释，这些解释将白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归罪于少数群体，或者依据新自由主义支持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弱势群体人人平等的思想，以此来表达对平等的抵制。就连布鲁默也认为，偏见和歧视不仅受到美国白人至上地位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白人的“感觉”的影响，他们感觉正在失去对自己应得的东西的掌控，包括工作、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及其身份。总的来说，自美国建国以来，种族情绪往往把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变有关的国家问题归咎于其他种族和少数族裔。

因此，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中识别出相似的白人对抗的高峰期，其中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挑战非白人权利和减少种族/族裔压迫的呼吁，无论这些问题是关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方面的，还是哲学方面的。例如，美国重建时期充斥着强烈反对解放黑人奴隶的意见。此后，出现了对纠正美国奴隶制的错误历史的强烈抵制，这种纠正既与奴隶制问题涉及种族和白人至上地位的问题有关，也与荒谬的、事实上不正确的看法有关，即因为黑人自认为他们作为奴隶是伟大的，所以奴隶起义不多。与反对纠正美国历史的反弹有关，也有人反对拆除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代表着以往时代的怀旧回忆，在那个时代，种族压迫是公开的、合法的。我们在下一个部分给出一个详细的白人对抗的案例，即移民案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白人对抗与今天的特朗普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常的，它有可能将现有的白人至上的种族机制制度化。

二、移民案例

(一)塑造美国移民辩论的意识形态

当谈到美国移民问题时，白人对抗一直依赖于本土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本国人与外国人区分开来。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将本土主义定义为“基于国内少数群体的海外联系而对其产生的强烈反对立场”。在国家危机时期，例如经济衰退、战争、恐怖袭击或移民人口的规模与集中程度突然增加等，本土主义的观点和行动常常变得更具排他性和敌对性。通过调查1860年至1925年的移民情况，海厄姆发现，反对移民的情绪和政策无疑受到了真实的或感知到的挑战的影响。在早年间，如果移民对本土出生的人不构成经济、政治或文化威胁，他们倾向于支持移民，并且不在意种族或族裔。后来，海厄姆意识到，到196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非白人移民来到美国，种族和族裔成为决定哪些移民群体应被视为对本土资源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

社会学家查尔斯·贾雷特(Charles Jaret)和卡梅隆·利帕德(Cameron D.Lippard)认为，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的移民问题辩论中很重要，当今的移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非白人移民的种族观念。此外，非法移民与合法移民问题在美国移民问题辩论中并不新鲜，但它随着1960年代后更多亚裔和拉丁裔移民进入美国而变得尤为突出。这种看似新的种族化移民问题因战争、经济衰退、“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等事件进一步恶化，种族成为移民问题讨论中的重要变量。

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共同起作用，不仅可以决定谁属于美国，而且还保护了这个白人至上的国家。在反思近来的反亚裔和拉丁裔移民情绪时，海厄姆指出:“我们不需要‘新’本土主义或‘新’种族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今天的集中移民趋势所引发的麻烦。”或者，正如雷内·加林多(Rene Galindo)和贾米·维吉尔(Jami Vigil)所说:“当移民碰巧也是有色人种时，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就会交织在一起。”因此，美国的“种族本土主义”以多种方式支持“白人至上”，并且允许在多元化的美国保护白人的特权和权力。

(二)白人对抗的历史与结构根源

学者们观察到，种族本土主义与联邦移民法之间存在联系，这些法律保护美国白人的至上地位。通过回顾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移民法，威廉·伯纳德(William Bernard)发现，所有移民法都对不是来自西欧和中欧“白人血统”的外国出生群体施加了限制。此外，虽然来自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非白人移民不是首选，但如果他们代表着廉价劳动力的稳定供应，那么他们就会被允许移民到殖民地和新成立的美国。这一“廉价劳动力”的附加说明有助于吸引来自爱尔兰、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移民，帮助美国在西部进行经济扩张。例如，在1776年至1881年的门户开放时期，美国支持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白人移民在殖民地及后来独立的美国生活两年后自动成为公民。这一开放政策有利于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白人血统”地区的欧洲人，也鼓励了非白人群体移民，这些人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联邦的这些移民(归化)政策受到赞同优生学和生物种族主义的科学家与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经常给“非白人”贴上疾病缠身、劣等基因的标签。

到了1881年，美国突然改变其允许非白人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的入境政策。中国人和其他亚洲移民被称为“黄祸”，爆发了针对他们的反移民运动。公众的焦点是中国移民如何在经济、政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最一致的担忧是，与白人企业家相比，中国移民在经济上过于成功，这种担忧主要是美国白人精英表达出来的。到了1880年代，中国移民已经在美国金矿上赚了不少钱，在美国各地开了数千家小企业，以较低的工资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工作。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与白人精英一起将中国移民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通过将其政治经济利益与富有的美国白人保持一致、压制其他移民群体和非裔美国人，爱尔兰移民就不会被迫害和驱逐出境，从而被重新归为种族政治意义上的白人。

1882年，《排华法案》成为法律。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种族主义移民政策之一，它维护了白人相对于外国出生人口的优越地位。该法案禁止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入境，特别是中国妇女，因为她们可能会增加本土中国婴儿的出生率。这个法案还导致了大量华人被“驱逐出境”，很多白人工人阶级利用暴徒暴乱将中国移民赶出企业和城镇。例如，1885年，怀俄明州石泉煤矿的美国白人矿工袭击并杀害了近30名中国移民，他们认为这些人是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其他事件还包括美国白人强迫华人家庭搬回“唐人街”，限制白人与华人及其他亚洲移民企业主之间的业务往来。

虽然1943年《排华法案》被完全废除，但它的影响，加上白人暴徒的暴乱，实际上让中国移民和美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倒退了几十年。这项法案还为制定更具限制性的联邦移民政策打开了大门，包括全面限制来自“非白人”国家(包括亚洲、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大多数国家以及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不利”群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限制入境移民人数的办法是实施限制性配额。1921年和1924年的《移民法》规定，将向世界上每个国家分配预先确定的可以进入美国的移民配额，其中82%的份额分给了北欧和西欧国家。实际上，大部分配额都流向了那些被认为更能被美国生活和文化所“同化”的国家、种族和族裔群体，这严重限制了来自亚洲、非洲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部分地区的移民。总的来说，制定这些新的联邦移民政策是为了增加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并保护美国“本土”白人的经济政治利益。

虽然这些新的限制性法律使美国的大门对世界上许多非白人人口关闭了，但在需要廉价劳动力时，它们也会对这些法律作出例外规定。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不久，美国人意识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维持战争生产，于是制定了“手臂计划”，从中美洲特别是墨西哥引进了廉价的体力劳动者。这个计划一直持续到1964年，主要是引入墨西哥移民来收割庄稼。到1950年代，美国的繁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墨西哥移民和本土公民也开始联合起来，考虑他们在美国的经济价值。墨西哥劳工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富裕的白人农民和企业主的担忧与反对，他们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生产的高利润和劳动力的廉价。这些担忧促使联邦政府在1954年采取了另一项名为“针对非法进入美国的墨西哥劳工”的行动。这次行动遣返和驱逐了近130万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回到墨西哥，同时限制农民工工会的发展，并使白人工人阶级和非裔美国人的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简单地说，直到1960年代，美国的移民政策都是希望某些群体能够在美国建立并延续白人的统治地位和特权，并针对当时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蒙受损失的可能性采取了明确的行动。

(三)白人对抗与今天的拉丁裔移民

让我们快进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美国。1965年《哈特-塞勒法案》通过后，所有移民配额都被取消，美国的移民大门再次向所有民族(群体)开放，不论其居住地、种族或族裔。这些新的“自由”法律使得家庭能够团聚，因为已入籍的和本土的公民都可以担保其家庭成员移民到美国。虽然政策制定者希望这项新法案能鼓励更多白人移民到美国，但实际上它更有助于移民趋势的“褐化”。到了1980年代，亚裔和拉丁裔移民大幅增加。由于美国参与了越南和周边国家的全球政治经济活动，因此大多数移民都来自中美洲、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这样一来，美国移民的自由化和多样化成为了“新常态”。

1986年，里根总统颁布了《移民改革和控制法》。这是第一部有关搜寻、拘留和驱逐非法移民，特别是来自中美洲和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法律。该法律还试图惩罚雇用非法移民的公司。与此同时，里根也对大约270万人进行了大赦并为他们提供了公民身份，希望他们成为诚实的纳税公民。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减缓非法移民的涌入，因为很多公司在继续雇用非法移民，而联邦政府对此也几乎没有感到不安，只有与雇用非法移民的公司竞争的企业主遇到了问题。

尽管里根政府、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做出了类似的努力，但美国各地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仍在加剧。各州开始出现白人对抗，尤其是在非白人移民增加的州。例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187号提案》试图减少非法移民。这个提案是对一些加州保守派政治家的制度性反应，这些政治家认为“非法者”在不缴纳地方税的情况下滥用公共服务。这场骚动主要针对的是墨西哥移民，并试图确认所有非法移民的身份，以及禁止“非法者”使用加州的非紧急医疗、公共教育和其他服务。虽然该法案在加州获得通过并颁布实施，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以违反宪法和具有歧视性为由驳回了该法案。

然而，白人对抗最激烈的时期出现在2001年，当时出现的多种因素使美国陷入白人对抗的狂热。首先，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开启了保护美国及其人民利益的限制性政策时代。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使美国政府能够监视、拘留和驱逐多名涉嫌协助或实施恐怖行动的移民和非白人人士。此外，它还促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建立，该部解散了美国移民归化局，并成立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其次，2008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大萧条”毁掉了许多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退休生活，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主要为移民提供的工作岗位也将会被美国失业人员视为宝贵资源。最后，非白人公民与其他边缘群体更广泛地争取社会承认和平等地位的活动引发了白人对抗。越来越多的运动，包括但不限于同性婚姻、种族化的警察暴行和性别工资差距使许多美国白人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唯一遭受21世纪政治经济动荡之苦的人，偏见和歧视对大多数非白人、边缘化的美国人及移民来说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反对非白人移民的白人对抗运动。措辞和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使得人们对待移民问题不再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

在新的白人对抗时代，地方、州和联邦机构都采取了一些行动，以减少来自中美洲的非白人移民。例如，2001—2010年，美国几乎一半的州通过或试图通过反移民法，以减少本州的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州的1070号法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法案鼓励整个州的地方执法部门检查移民个人在美国期间的合法身份。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该项执法针对的是基于种族和种族刻板印象而被认为是“看起来可能非法”的个人，因而最终废除了该法案。尽管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这一裁决，但其他几个州还是颁布了类似的法律，旨在惩罚拉丁裔移民，因为他们既享受公共服务，又在私底下与那些为非法移民提供工作的公司合作。相关的最著名的州法律出现在南部地区，包括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这些州曾尝试禁止雇用非法移民收割庄稼。然而，当地农民和企业主游说州政府取消了这些法律条款，因为这将大大降低农作物的利润。

地方市县也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建立了联系，并派人担任联邦移民执法代表。例如，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计划将联邦资金拨给地方执法部门，对它们进行培训，增加新职位，并建立拘留中心以协助打击非法移民。这些行动往往使拉丁裔移民及其家人成为非法移民的嫌疑人。

在联邦一级，针对移民的白人对抗也很普遍。在限制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方面，奥巴马政府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提供了更多的联邦资金，以建立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并雇用了更多的边境巡逻人员。这一努力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驱逐率，在2009—2016年间，有530万人被驱逐出境。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进一步强化了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移民的打击。2017年，特朗普签署了13769号行政命令，禁止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等多个国家的穆斯林移民美国，以遏制美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特朗普还推动更多的联邦资金甚至外国投资，在与墨西哥和中美洲其他地区接壤的美国南部边境修建更多的隔离墙，并增加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雇员。他还鼓励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与海关和边境巡逻队加大对雇用移民的行业进行突击检查的力度，并将移民子女与家庭分离，以阻止其他移民家庭成员继续进入美国。他还限制或撤销了为移民提供的联邦资金，并投入大量资金来培训墨西哥的移民执法部门，以使其符合美国的关切。

在美国历史上，这种白人对抗，特别是针对墨西哥移民的白人对抗，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正如社会学家利奥·查维斯(Leo Chavez)所说，拉丁裔移民对美国白人的“威胁”是长期建构的一个种族本土主义故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美墨战争。然而，当前公众对这一做法的支持度和联邦政府对拉丁裔带来的“威胁”的关注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媒体、企业主、州和联邦政界人士都在传播关于移民对美国公众的影响的错误信息。就像特朗普所说的，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的拉丁裔移民被定性为一个由强奸犯、杀人犯和毒贩组成的移民部落。

学者们已经证明，白人对抗已经渗入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与移民的交往之中。例如，利帕德和M．格雷厄姆·斯潘(M.Graham Spann)发现，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山区城镇，拉丁裔移民及其家庭在接受公共服务时面临着中等程度的歧视和排斥。其他研究人员也指出，拉丁裔移民在获得工作、住房和社会服务时常常被归为非法移民，并受到虐待。记者罗伯托·洛瓦托(Roberto Lovato)创造了“胡安·克劳”(Juan Crow)一词，以解释南部各州采用歧视性法律并纵容当地针对墨西哥移民的歧视行为，这类似于吉姆·克劳时代非裔美国人面临的种族主义状况。

总的来说，白人对抗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处理移民问题的标准。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新趋势，因为学者们证明，长期以来，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和决策都是植根于保护白人至上地位的。在制定法律以限制和驱逐威胁白人至上地位的“外国人”方面，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机构都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不正常的是，特朗普在描述试图进入美国就业的移民时所使用的敌对言论。这样的种族主义框架确实助长了白人对抗，使得这个时代对有色人种的移民来说变得更加危险了。

三、讨论

鉴于以上辩论的种族性质，以及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使用的煽动性言辞，媒体和政治评论家对种族主义的存在仍然感到担忧。然而，研究种族偏见的社会科学学者对这种煽动性言辞并不感到惊讶。他们指出，在美国，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恐惧症、跨性别恐惧症和其他“主义”所表现出的形式上的复兴并不是新现象。这些“主义”充其量只是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被象征性地解决了，而其他的尝试都只是触及了这些重大的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表面。此外，在从奥巴马政府向特朗普政府过渡期间，在所谓的变革背后，白人的财富地位得到了公开的和私下的支持。

社会科学家描述了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白人日益增长但“保持沉默”的不满情绪。例如，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白人相信种族主义已成为历史。这些民意调查还指出，白人认为他们是种族主义的新目标，非白人群体因其肤色而在公共项目中获得优势，包括获得福利和大学入学资格。此外，美国白人已经开始将移民问题视为对其工作保障、经济繁荣和免受恐怖主义袭击的真正挑战。正如社会学家布鲁默所言，白人认为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群体地位正受到不断增长的非白人人口的威胁。因此，他们感到经济和政治生活受到了重大威胁，这导致了一系列白人对抗事件，以恢复使他们获得特权的秩序。

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白人倾向于认为，种族或种族主义不是歧视或虐待的问题。大多数白人认为，种族与非白人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无关，尊重权威和文化堕落是许多非白人持续冲突的关键。在讨论警察暴行、墨西哥移民问题以及公立学校的失败时，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论据反复出现。尽管对公然的种族主义的指责值得称赞，并且说明了美国不断变化的规范，但它也凸显了传播新的种族主义定义的必要性。此外，这也体现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美国政府可能不仅会维持白人至上地位的现状，而且使吉姆·克劳的种族主义政策和做法实现回归。

四、结论

白人缺乏洞见的意见表达与“白人性”问题有关;许多白人既看不到与白人“种族”相关的特权，又忽略了边缘化种族群体的权利缺失。一些学者试图将白人置于更广泛的白人至上或种族化社会体系的社会环境中。例如，阿什利·伍迪·多恩(Ashley Woody Doane)和博尼拉-席尔瓦编辑的《白化:种族主义的持续重要性》一书代表了社会学家在这一方面较早的尝试之一，它表明，白人的种族态度引发了关于美国的种族问题是否属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辩论。在当今时代，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结构性种族主义、白人性和白人态度等问题?现在的种族主义态度和行为只是新瓶装旧酒吗?还是特朗普主义不正常的种族极端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更令我们这些希望种族进步和平等的人震惊?

(一)新瓶装旧酒?

一方面，我们认为，特朗普呼吁建立边境墙、实行穆斯林禁令，以及重返1950年代种族隔离时期的“伟大的”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这是公认的白人至上主义策略。虽然本文只提供了白人对抗的一个例子，但在美国，与强化白人至上地位有关的意识形态、事件和人物的实际清单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令人望而生畏。研究特朗普的政策对种族关系和社会正义行动的影响的学者需要考虑什么是使种族现状得以维持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学者们需要将白人对抗与少数族裔获得平等权利的诉求联系起来。

事实上，我们认为，种族主义只是美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维护其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正如苏珊·法鲁迪(Susan Faludi)所指出的，美国一直普遍存在强烈反对妇女权利的现象，这既阻碍又塑造了两性的平等。在关于如何通过反对策略来影响其他运动中的平等问题的讨论中，这一论据也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应该注意到，意识形态、制度和个人是可以集中力量来影响社会变革的。这些反对性的策略和力量，如涉及种族主义的白人对抗等，已经并将继续被动员起来为获得特权而斗争。因此，意识形态以及阻碍变革和实现平等的更广泛的结构性障碍应当是我们接下来研究的重点。还应指出的是，在一个基于民主和个人自由的国家中，这些顽固的歧视性意识形态不应该是一种正常的存在。

(二)这不正常!

很少有人认为特朗普是典型的“一切照旧”的保守派总统。例如，特朗普的顽固是他不同于历任总统的地方。特朗普政府加剧了白人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矛盾。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任职期间推翻了奥巴马为促进多样性而制定的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和法律，这或许表明特朗普及其选举阵营对有色人种的仇恨，但更可能反映的是他对种族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态度和理解。从本质上讲，这反映出特朗普在消除奥巴马政治遗产方面所保持的一贯警惕，因为这些遗产会妨碍白人男性在社会高层中获得应有的地位。

特朗普对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异常执迷实质上是一个有影响的激励因素(guiding motivator)，这可以在支持他的阵营以及整个美国社会中激起愤怒和仇恨。这样一来，不仅公众不会质疑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政策，而且许多选民也表示接受，他们认为这些种族主义行为和政策是合理的。从特朗普提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世纪协议”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统计数据显示的非白人更容易死于冠状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时，特朗普政府回避旨在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医疗和财务援助的公共政策。特朗普以种族化的方式背离了传统政治规范，这种种族化方式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更广泛的白人对抗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特朗普的言辞和政策背离并摧毁了美国的自由化，这使得始于1960年代的自由化如今几乎成了梦想。（注释略）

［大卫·G． 恩比克( David G． Embrick) :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J． 斯科特·卡特( J． Scott Carter) :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卡梅隆·利帕德( Cameron Lippard) : 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 布米·K． 塔科尔( Bhoomi K． Thakore) :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刘曙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