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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无产阶级”概念既不同于黑格尔语境中由市民社会催生的无权之人“贱民”1，也不是卢卡奇意欲修补的那个萎靡不振并需要“被赋予阶级意识”的幼弱主体，而是涌向历史前台的“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2，是资本与劳动内在矛盾的运演所锻造出的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它因历史的必然性逻辑而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力量和政治主体。然而，在后工业时代，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席卷全球的现时代，由于后福特制的推行和信息资本、非物质劳动逐渐成为“霸权”，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鸿沟似乎日渐弥合，无产阶级甚至已经隐退为“不像无产阶级样子”的普通群体，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发起了“告别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危机”3的断言。有人甚至因苏联解体而宣称作为“掘墓人”的无产阶级首先进入了坟墓，而那些依然“存留”的无产者也逐渐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同化”。在此背景下，为了重新寻找政治主体，弥补信息时代的“主体缺位”，使共产主义幽灵再度复活，以奈格里、齐泽克、朗西埃为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主张重回共产主义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进行激进批判与反抗。其中，他们提出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谁能成为变革既有秩序的新政治主体？围绕这个政治主体之问，激进左翼思想家们推出了“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神圣人”等主体概念，成为了继传统无产阶级之后的“新无产阶级”。

一、“新无产阶级”的勃兴与出场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笔下的“新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出场”，一方面是因为后结构主义者“消解主体”的做法使其政治方案彻底丧失了吸引力，他们对社会变革目标的抛弃把解放理想引向了死胡同；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加速了社会对抗，迫切需要变革现代社会的能动者“打开共产主义之门”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激进思想家的共同倾向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他们更倾向于在信息网络技术和非物质劳动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重新界定共产主义概念，并以信息网络技术正在加速催生的新无产阶级为政治主体来反抗资本主义，以期重建一个与当今时代相吻合的共产主义模式。

（一）穷人之名的“诸众”

随着全球化裹挟着资本的无疆界流动和信息资本的全球涌动，资本主义的控制机制、剥削方式及其阶级关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还“在场”吗？以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为代表的左派学者基于“资本主义正在向帝国转变”这个事实判断，首先发起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重塑了无产阶级概念。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主权国家的衰微，一个无边无垠的新的主权形式正在生成，这个“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5。这个无疆界的新的全球统治机器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构造的新的生命政治形式——充满矛盾、冲突和分化的权力结构，它“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6。面对如此超强的“新帝国”统治，人类究竟何去何从？迈向人类理想彼岸的“渡船”在哪里？谁是最好的“舵手”？在他们看来，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最佳主体便是“诸众”，它会带领人类超越帝国，建立一个新的大同世界。

“诸众”作为反抗帝国的主体，已经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大为不同。它是资本逻辑驱动下屈从于新帝国的“所有星丛式存在的个人”7。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诸众”是内生于帝国的活生生的替代性力量，是深受剥削的、居无定所的流动性的民众，它与“人民”“群众”等社会主体全然不同。如果把人民看作“一”，那么诸众则表现为“多”。如果说群众是黯然的、模糊的混合体，那么诸众则是多彩的、保留着社会差异的集合，是无关财产的共同体。哈特和奈格里区分了诸众和无产阶级概念的差异：无产阶级既包括狭义的产业工人，也包括广义的雇佣工人，但这已经把穷人、无工资的家务劳动者、农业劳动者等群体排除在外。与之相反，诸众则是更加开放、包容的概念，它“由社会生产的各种形式构成”8，既牵涉物质生产形式，也包含生产非物质产品（信息、形象、情感等）的“生命政治生产”形式，它既不再是一种类似“人民”概念的身份标识，也不具有“群众”概念内蕴的一致性，而是基于“差异”并从中找到“共同性”（the common）来进行交流和统一行动的新力量——新的全球阶级。这个新阶级的目的是“从帝国内部创造出一种替代性的全球社会”9。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战役，只有“诸众是当下唯一有能力进行革命的角色”，因而必须“确保诸众成为革命性角色”10，把诸众作为革命主体。

与哈特、奈格里相似，维尔诺（Paolo Virno）把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和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重构了“作为主观性的诸众”。维尔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资源内涵在人类语言—交往能力、认知能力中，这意味着当今劳动力的整体已经转化成智力劳动力，即“大众知性”（对诸众的另一个称呼），它位于后福特制经济的核心。由于后福特制的劳动是借助于人类语言—认知能力的智力劳动，这就需要删减那些不再适合智力劳动的“无产阶级概念”，这样一来，维尔诺得出结论说：“缺乏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后福特制的劳动者是诸众，不是人民。”11维尔诺的“诸众”是内生于后福特制的革命“斗士”，但他没有给“诸众”设计出现成的战斗方案，相反，他认为后福特制催生的“资本共产主义”将会把“诸众”的力量集聚起来，形成新的共产主义主体系统。

（二）非实体的“被排除者”

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与哈特和奈格里在政治主体的哲学立场和理论建构上同属一个阵营，即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出发寻找新的革命主体。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对“共同资源”或“共有物”的圈占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生态危机、知识财产私有化、资本驱动新技术引发的伦理冲击、“被包容者”和“被排除者”之间的鸿沟等四种对抗形式。这种资本逻辑驱动的无休止的圈占运动引发的普遍后果是人类主体本身的异化，即抽离掉了作为人的本质的丰富社会关系，使人沦为无法参与和共享社会关系的赤裸裸的抽象主体，造成人类存在的普遍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进而把作为主体的人降格为“无实体的主体性”12。齐泽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通过对落后国家、弱势群体、移民、穷人等的排斥而得以实现，而这些被现行制度隔离在外的“被排除者”却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是反抗资本主义的主体，是潜在的革命的解放力量。基于此，齐泽克形象地指出：“我们都是被排斥者，被排斥在自然，也被排斥在我们的象征实体之外。今天，我们都是潜在的‘神圣牲人’（homo sacer），而避免让此成为事实的唯一途径就是预先采取行动。”13需要指出的是，齐泽克塑造的“被排除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曾严格区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概念，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斗争的投入行为者”，而工人阶级则是“知识领域的描述性词汇”14。实际上，马克思话语中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是大工业的产物，它们既是被剥夺者，更是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主体。而“被排除者”作为齐泽克眼中的新无产阶级，是“被包容者”所排挤的受害者，是“否定性的空无”15，它已经蜕变为“被解放者”，而不是领导解放的真正主体。

（三）无参与之分的“无分者”

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对解放政治革命主体的塑造与齐泽克极为相似，在某种意义上，齐泽克的“被排除者”是对朗西埃政治主体概念的吸收和改造。不同的是，朗西埃没有直接从资本主义出发对新政治主体进行形塑，而是在严格区分“政治”和“治安”这两个术语中导出了作为边缘群体的“无分者”这个新主体概念。朗西埃认为，政治与治安的对立直接表现为对共同体中诸多部分的计算方法的不同：“第一种只计算那些现实的部分和实在的群体……第二种则对无部分的部分进行‘额外’地计算。我们将把第一种称为治安，第二种称为政治。”16这里的“无部分的部分”就是受主流阶级排斥的成分，就是共同体之外的“不拥有任何份额的人”，即“无分者”。朗西埃指出，古代的穷人、第三阶级和现代的无产者都属于“无分者”，“正是由于无分者的存在……共同体才以一种政治性共同体而存在”17。“无分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参与之分”，是不被计算在共同体之内的“组分”，政治活动就是借助于“无分者之分”来打破那个界定组成部分及其有无份额的感知配置，使“无部分的部分”有位置，使“无份额者”有份额，使不可见的变成可见，最终实现和重归朗西埃所说的“无分者之分”。实际上，朗西埃把现代无产者等同于无分者，并把“无分者之分”作为政治主体构造的量值，这种做法忽略了阶级本身存在的历史场域和经济场景，他似乎已经全然忘却了“这个无分者之分，既是全部，也是全无”18。换句话说，“无分者之分”是无法出现，无法被看见、确证和理解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无分者之分”看作“治安构序逻辑断裂中生成的失序政治”，这也恰好表明了“朗西埃后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的异质走向”19。

（四）生命赤裸化的“神圣人”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把生命政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也把共产主义的理念推向了当今时代的前台，重建了基于生命政治批判的新的共同体形式。与其他激进左翼思想家不同，阿甘本对政治主体的建构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以“神圣人”（Homo sacer）这个古罗马法中的个体为形象，塑造了寄存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赤裸生命，开启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生命政治路向。在阿甘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已经类似于“活死人”，其“生命被排除在它本应受到保护的空间外。生命遭到了弃置，被缩减为赤裸生命（神圣生命）”20。并且，在现代资本控制的社会中，每个人随时都可能成为生命赤裸的“神圣人”，而当下的“例外状态”21（即法律被悬置、政治失序、难民和收容所等现象）变成了常态，甚至成了永恒状态，这种状态直接威胁着“神圣人”的生存，已然成为“无法无天”的隐性极权主义状态。阿甘本认为，这些被弃置的赤裸生命如同“被掏空价值的生命”，以至于在各种现代欧洲语言中，“人民”一词已经成为穷人、无权者和被排除者的代名词。因此，“人民”这个词“同时命名了构成性的政治主体和事实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阶级”22。对此，乔蒂·狄恩（Jodi Dean）在《共产主义地平线》中评论道：阿甘本对“人民”的这种理解可以将之区分为“特权阶层”和“剩下的人”（the rest of us）。所谓“剩下的人”，就是被主流阶级排除和筛选后余下的人，它作为一种分裂和制造分裂的力量，是对其他共产主义主体概念——“无产阶级”“诸众”和“无分者”的替代23。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概念再次被狄恩重构为“剩下的人”，它和奈格里、朗西埃、阿甘本的主体概念获得了同等的意义。狄恩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已经显而易见，表现为统治阶级和“剩下的人”之间的斗争，正是这种斗争会将共产主义从地平线上再次托起。

二、“新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吗？

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们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试图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提供主体之势，其理论勇气和由此引发的重大政治意义是不可忽略的。但如果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历史起源和理论塑造的话语来看，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们笔下的新无产阶级已经偏离了马克思视域中那个举起反抗大旗的革命主体。尽管马克思视野中的无产阶级是“不稳定型的无产者”24，会随着资本对劳动的排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发生变动，但这个阶级本身的历史缘起、身份标识、使命任务却具有稳定性，它只有“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25，才有可能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作为传统无产阶级的“替身”，这些新无产阶级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抛弃了马克思的语境，滑向了理论层面的抽象的消极主体，从而发生了“去革命化”的蜕变。

（一）无产阶级的起源及其本质规定性

任何阶级的产生和演变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场景和时代情境。人类历史上本没有无产阶级，而是生产方式的变迁为之提供了客观的土壤，孕育了这个承担人类解放大任的“特殊等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无产阶级并不是西方历史上被统治阶级污名化并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乌合之众”，也不是处于阶级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穷人”“贫民”和“贱民”等另类群体，更不是现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眼里的“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神圣人”和“剩下的人”，而是特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26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根本标识是“无产”，即没有生产资料，因此它必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那么，无产阶级缘何在历史前行的大潮中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它为何又会被戴上“彻底的锁链”？它将如何在革命洪流中砸碎枷锁进而“获得整个世界”？这些问题正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过毕生奋斗已经回答了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27这个“秘密”是理解无产阶级缘起、本质和使命的“钥匙”，只有揭开了无产阶级缘何存在的秘密，才能真正理解“新无产阶级”的局限和发生的“蜕变”。

从历史场域来看，无产阶级是劳动的主体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产物，是丧失了自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场域离不开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资本主义关系原始形成的过程就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客观条件发生分离和解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催生了资本，更孕育了同资本相对立的“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共同体形式及其所有制关系，他发现在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中，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劳动工具、生活资料）是融为一体的，“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做是自己的东西，看做是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28，因而劳动者既是自身存在的主体，也把生产的客观条件看做是自己生存的条件，“看做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29。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以共同体为中介占有自己的财产。然而，随着人口增多、公有地扩展、工具改进和交往频繁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提高，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发生裂变和解体，单个的劳动者逐渐同客观条件发生分离，“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了”30。随之引发的就是劳动者同土地、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的关系的解体，这个解体的过程就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过程，使他们从先前的天然的联系中游离出来，“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成自由工人”31。这样就使得劳动者一极成为丧失了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而作为土地、原料、工具等劳动客观条件的另一极则逐渐转化成货币和资本，即“以独立的价值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32。所以，无产阶级在本源上是丧失了自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他们“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33。

从现实场景来看，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催生的产物，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并从事“雇佣劳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存在的现实场域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关系直接相关，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了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对人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它使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使阶级对立更加简单化了。在机器大工业的冲击下，资产者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格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34。无产阶级就是在大工业中受剥削、被排挤的雇佣工人，他们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35。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与资产阶级处于对立统一的两极，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斗争。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不是一成不变的群体，而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典型表现就是采用机器、用机器来生产机器，即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和获得更多剩余价值，使劳动资料以机器的形式代替人力，使机器充当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新手段。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把更多的工人排挤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36。机器的资本化应用表明，资本家越使用机器，被排挤的工人就越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和贫困就越严重，套在无产者身上的锁链就越长、越重。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37。资本积累的越多，“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8。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就必然存在；只要机器被资本所驱动，无产阶级就无法摆脱被排挤的命运；只要资本积累在无限膨胀，被排挤的无产者就必然遭受相对贫困的命运。

从使命任务来看，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他们只有废除现存的占有方式，炸毁束缚他们的各种枷锁，才能解放自己，从而实现扬弃了剥削和异化的“新天新地”。无产阶级的本质规定性在于，他们是处于社会下层的没有生产资料且从事雇佣劳动的群体，他们遭受的剥削、压榨和面临的贫困是最惨重的，因而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也是代表人类未来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不是虚幻的抽象的主体，而是由寄生于资本关系中的现实的雇佣劳动者所组成的集体，他们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是被资本逻辑统治和被机器排挤的活生生的劳动者。“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3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是真正现实的革命主体和现存的革命力量，他们绝不是末世论者宣称的拯救世界的“选民”40，也不是身处历史潮流中的“被世界历史选中的天命在身者”41，而是人类向好的引导者、推动者和革命者。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得不肩负解放的大任，必须在历史上大有作为，必须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而斗争。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42他们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获得整个世界。

（二）“新无产阶级”的“去革命化”蜕变

从马克思语境中的无产阶级概念和主体形象可以看出，尽管当今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只要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矛盾存在，无产阶级就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是变革社会的政治主体。尽管在信息时代，资本剥削劳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但资本逻辑依然是现存社会的主导逻辑，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依旧存在，这决定了无产阶级不可能隐退到历史的幕后，也不可能淹没在资本关系的洪流中，相反，无产阶级依然存在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剥削关系中，依然是马克思语境中那个没有生产资料并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的群体。相较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雇佣工人而言，虽然今天的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财产，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拥有了生产资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雇佣关系，相反，他们不但没有摆脱资本的枷锁，反而深受资本驱动的人工智能机器的排挤，因而依旧面临着失业、贫困的命运。所以，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塑造的形形色色的“新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革命无产阶级，反而消解了马克思无产阶级政治主体的革命性、激进性，使之发生了“去革命化”的脱变。

新无产阶级不再是处于资产阶级对立面的那个无生产资料的群体，因而无法承担反抗的大任。纵观激进左翼思想家们塑造的革命主体概念，它们都已经不再是经典无产阶级的真实再现，也不再把“无生产资料”作为根本标识，而是从信息和交往资本主义的视角塑造的新的社会阶层和边缘群体。实际上，当哈特和奈格里把“诸众”作为反抗“帝国”的力量加以塑造的时候，这个“诸众”是现存的革命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典无产阶级具有一致性。但是，当哈特和奈格里把“诸众”定义为包容的概念和“穷人”的代名词时，他们已经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本质规定。在他们看来，“诸众”与生产的组织形式密切勾连，并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贫穷，一个是自由。”43可想而知，这样的“诸众”又何以是“无产”的大众？难道凡是贫穷和自由的人都是无产阶级吗？显然，“诸众”的包容性和概念指涉的泛化已经消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决定了这样的“大全式”主体难以担负起社会变革的大任。与此相似，齐泽克的“被排除者”把弱势群体、移民、穷人等全部容纳在内；朗西埃的“无分者”既涵括古代的穷人和第三阶级，也涵括现代无产者；阿甘本的“神圣人”特别指涉那些生命遭到了弃置和被缩减为赤裸生命的“活死人”；狄恩把那些被主流阶级排除和筛选后“剩下的人”作为共产主义主体概念；齐泽克甚至把“贫民窟”纳入无产阶级的范畴，认为贫民窟的许多特点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描述“不谋而合”44。他们塑造的这些政治主体，要么指涉那些被主流阶级筛选后剩下的“全体”，要么指涉那些被社会全体拒斥的“外部”，要么指涉那些被弃置了生命的“无名的身体”45和“赤裸的生命”，以至于这些主体已经不再是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反抗者，也不再是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者。试想，这样的主体还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吗？他们还能担任推翻私有制的重任吗？

新无产阶级不再是处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现实的雇佣劳动者，因而无法“剥夺剥夺者”。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既作为由现实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而“在场”，也作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劳动者而“出场”，他们依赖于资本并在资本共同体中谋生，因而具有鲜明的身份标识，也是切实存在的阶级。不同的是，激进左翼思想家的新无产阶级既不是特指“雇佣劳动者”，也不是特指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更不是现实的革命主体，而是泛指主流阶级之外的抽象的“大众”，甚至是游离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边缘人”。这样的“大众”和“边缘人”无法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关系中得到理解和论证，也无法获得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因而还谈不上真正的阶级，因为“当它有了觉悟之后，它才成为一个阶级”46。并且这些边缘群体已经脱离了资本剥削的发生场域，离开了信息资本的现实场景。这样就使得激进左翼思想家的主体概念再次陷入了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抽象的主体界面，成为了无法看见的虚幻的主体。例如，齐泽克的主体概念已经不是一种真正的主体，“而是由纯粹的‘否定性’所构成的‘空’”47；巴迪欧基于事件的主体虽然不同于德里达那种幽灵般的主体，但同样是一种脱离当下的“尚不是主体的主体”；朗西埃关注的主体却是“一种哑然的主体”48；而哈特和奈格里寄希望于异质、多元的“诸众”，最终也陷入了乐观的革命乌托邦。因此，这些政治主体既然无法形成革命的目标和统一行动的纲领，又如何“剥夺剥夺者”以实现大同世界？

同样，新无产阶级也不再是被机器排挤出的“相对过剩人口”，因而不可能是人类解放的真正承担者。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家利用技术和采用机器赚取剩余价值，就会有更多的劳动者被排挤出来，沦为新的无产者。马克思据此认为：“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49，这是资本主义无法绕开的内在悖论。实际上，在信息时代，机器对人的劳动的替代更加明显，智能机器的使用更是将大多数人排挤出市场，使之成为失业群体。虽然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信息时代非物质劳动对人的排斥和影响，但他们和其他激进左翼思想家一样，都没有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重构无产阶级概念，而是寄希望于后工业时代的抽象的主体，因而注定无法通达人类解放之途。应该说，人类真正解放的主体依旧是而且只能是革命无产阶级，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必然性规律依然有效，未来理想社会的序幕依然由无产阶级来开启。

三、重塑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

信息时代究竟有没有无产阶级？谁才是信息时代真正的无产阶级？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究竟面临怎样的命运？这些问题依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今学界不得不直面的理论难题。如果我们避而不谈无产阶级，甚至消解无产阶级的主体作用，那么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尽管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发生场域、本质规定、使命任务的揭示依旧是理解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锁钥。今天，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催生的生产方式的巨变，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传统生产方式，进入了网络、信息和数据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50。数字资本主义并非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颠覆和超越，也没有证伪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它依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只不过，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为霸权形式进一步遮掩了剥削、异化和无产阶级的贫困，这恰好为我们重塑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提供了“突破口”。

（一）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矛盾：无产阶级的发生域

资本对劳动的排斥以及资本逻辑对人的逻辑的贬斥是无产阶级生产的历史场域，正是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以及二者之间的斗争和较量催生了无产阶级。实际上，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依旧存在，只不过这种对立逐步转化为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对立。其实，这种变化依然没有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和论域。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本体论意义，以至于他反复强调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51，认为劳动的二重性是“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52。恩格斯甚至高度赞扬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53。但是，马克思通过解剖资本关系的原始萌芽及其生产方式，发现在历史变迁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客观条件逐渐分离，最终导致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愈演愈烈，表现为资本对人的驾驭和统治，使人发生了异化，这个过程就是无产阶级从劳动关系中分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看到了机器体系变革带来的劳动形式的变化对人产生的影响。在“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看到科技、知识与资本结合对人类劳动的重大影响，他预测到，随着机器体系和科学的发展，“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54，即机器体系和科学知识会以非物质性要素的形式并入资本并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这样一来，“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55。也就是说，以机器体系、科学知识为要素的普遍智力会充当资本增殖的手段，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排挤劳动力，从而催生新的贫困人口。所以，“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只要工人的活劳动不是[资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56。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洞悉到了“一般智力”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操控。在今天的数字时代，由信息、知识、技能所创生的“一般智力”完全取得了霸权地位，以至于当今社会出现了“数字拜物教”，“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57。与此相适应，一般数据正在催生新界面和新平台，使得数字资本取得了统治地位，而人类的劳动也随之发生了转向，成为以生产数据和处理数据为典型形式的数字劳动。数字资本作为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而从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不仅没有获得报酬，反而遭受数字资本家的剥削，沦为了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数字时代，无产阶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对立的表现，是资本逻辑体系在数字时代孕育的没有数字化生产资料并受雇于数字资本家的数字无产者。所以，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至少有两个来源：一方面仍然是寄生于现代大工业中的无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就是依附于数字资本家并从事数字劳动的现代雇佣工人。

（二）人工智能、数字劳动霸权与无产阶级的当代命运

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劳动霸权的时代，无产阶级究竟有着怎样的遭遇和命运？我们认为，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依旧面临着剥削和异化的命运，甚至还会因为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而陷入失业和贫困的境地。一方面，数字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数字媒介生产的数据和创造的信息最终被数字资本家垄断，甚至消费者的网购数据、生活消费信息也被数字资本家据为己有，这样就使得这些庞大的数据链在资本家那里成为了“一般数据”，获得了数字资本的垄断地位，“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构架出来的体系”58。数字占有者恰好居于这个体系的顶端，他们把垄断的数据以广告和商品的形式抛售，最终获得高额利润。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中蕴涵的数字劳动是自觉自愿的，殊不知劳动者从事的却是无酬劳动，“他们的劳动同样成为了剥削的对象”59。数字劳动者和消费者创造的数据越多，数字资本家占有的一般数据就越多，这些一般数据就越能转化成数字资本，数字无产者就越受数字资本的剥削，从而就越发陷入相对贫困的境地。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在全球的席卷，“人工智能已经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60，而当人工智能在资本的驱动下运转时，人的劳动将会被智能机器替代，以至于更多劳动者会失业，甚至会诱发新的“无产阶级”。所以，只要人类还处于资本逻辑和私有制的统治中，无产阶级就永远不会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异化和贫困的命运，只是他们会以或隐或明的不同方式呈现罢了。

（三）“两个必然”：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与结局

所以，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新无产阶级主体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虚幻的概念，要找寻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只能“再次重复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61，而不是寄希望于后工业的“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剩下的人”等抽象主体的诱惑。如果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我们就会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喊的“两个必然”依旧是指引信息时代无产阶级斗争和解放的明灯，依然是人类解放的解码器。尽管在人工智能时代，那些关于“奇点临近”62的奇思妙想总能让人惶恐不安，那些关于“无用阶级”的断想也会让支持者称赞不绝，但这样的论断都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因而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沼。我们相信，信息时代的无产阶级不可能沦为激进左翼思想家眼里的“边缘群体”和包罗万象的“流动的大众”，也不会沦为赫拉利眼里的“无用阶级”，更不会沦为“认知资本主义”视域中的“知产阶级”，而依然是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启幕者。在信息时代，无论资本家如何利用数字资本、人工智能赢得利润以牢筑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无论资本家如何以“后福特制”善待劳动者以掩盖劳资双方的剥削关系，这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也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在信息时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依旧是变革社会的政治主体，“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3。

注释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3 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Pluto Press，1982，p.66.

4 卡利尼科斯：《谁是今日之革命主体？》，鲁绍臣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 11册），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399页。

5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2页。

6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4页。

7 张一兵：《反抗帝国：新的革命主体和社会主义战略》，《东岳论丛》2018年第5期。

8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众·序言》，陈飞扬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2期。

9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众·序言》，陈飞扬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2期。

10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11 保罗·维尔诺：《诸众的语法》，董必成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4页。

12 Slavoj Žiž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London:Verso，2009，p.92．

13 斯拉沃热·齐泽克：《如何从头开始？》，汪行福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 8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14 斯拉维·纪杰克：《神经质主体》，万毓泽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90页。

15 林哲元：《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四种对抗到新无产阶级——论齐泽克的革命主体论》，《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

16 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17 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18 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刘纪蕙等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19 张一兵：《无分之分：治安构序逻辑断裂中生成的失序政治——朗西埃后马克思生命政治哲学的异质走向》，《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

20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21 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22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页。

23 Jodi Dean，The Communist Horizon，Verso，2012，p.18-19.

24 贾米尔·约恩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理论》，夏银平、查懿珊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15册），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15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40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7页。

41 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43 张一兵：《照亮世界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版，第99页。

44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3页。

45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46 拉尔夫·密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页。

47 哈兹米格·科西彦：《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论政治主体的形塑——图绘当今激进左翼政治哲学的主体规划》，孙海洋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3期。

48 蓝江：《从革命的无产阶级到事件中的“非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的嬗变历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50 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15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187页。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57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31页。

58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59 福克斯：《马克思归来》（上），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60 卡鲁姆·蔡斯：《人工智能革命：超级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张尧然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61 许纪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62 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李庆诚、董振华、田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