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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连贯说”的出现晚于苏联版本的“断裂说”，其产生本就是对“断裂说”的一种理论反拨。“连贯说”要为青年马克思“正名”，并以此证明马克思思想的前后一致性。其基本观点是，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人的本质”“对象化”等概念虽然来自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但却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线，并且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后期思想的发展。“断裂说”和“连贯说”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点，但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坚持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才能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和理论逻辑。在这个问题上，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马尔库什（Georg Markus）提出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区分为四种形式，并借此将马克思思想划分为若干阶段，他不仅站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断裂说”提出了质疑，还积极地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性进行反思。马尔库什主张强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义，反对把马克思晚期思想视为早期思想在经济学领域的简单应用。在分析和界定马克思思想的发展阶段时，马尔库什认为必须留意马克思不同时期对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态度的变化，在这一解读模式下，《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物化和拜物教理论就不仅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异化思想的简单延伸；马克思对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就不再是简单的接受或拒斥，而是呈现为“基本拒斥——基本接受——批判继承”的复杂过程。马尔库什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阶段和批判理论形式的论述，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的异质性。

一、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

同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尔库什倾向于将马克思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在消极意义上，意指对一切哲学意识形态的拒斥；在积极意义上，意指一种集体主体为了满足需要而超越现实的趋势。马尔库什将马克思思想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一种批判理论形式，第一个阶段是《手稿》时期，对应的批判理论形式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大量摘引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并非表明其理论素养不足，而是因为他“对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对是否可以对这些理论加以社会主义批判，持一种肯定的态度。”[②]一方面，马克思承认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内在一致的描述（如揭示了利润最大化这一经济动机），正如恩格斯所言，国民经济学是用“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③]另一方面，从人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马克思强调国民经济学是反人的、矛盾的，其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机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让人沦为生产工具，并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区分物质财富和价值，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谴责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并认为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同国民经济学家宣扬的劳动价值论是相反的、矛盾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无力说明这个事实，因此它仅仅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不是人类解放的科学。其根本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描述成拥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封闭系统，并认定该系统是天然合理的，具有一种非历史的永恒性。基于以上分析，马克思这时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运用哲学外在地批判和拒斥国民经济学。

马尔库什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哲学批判方法非常奇怪，他从工人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对立以及私有制和异化的相互作用出发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这其实是从分配和剥削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但他走的是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路线，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学现象学，马克思建构出了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马尔库什意识到马克思批判方法的特殊性，但并未直接指认这一批判方法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伦理价值悬设，他误以为马克思这时已经成功跟随费尔巴哈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现象学唯物化、激进化。但事实上马克思人本主义的社会现象学并不是科学的唯物主义，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放弃这种现象学方法，转向一种经验历史分析的原因。马尔库什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马克思这时并没有真正理解国民经济学，他虽然正确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对私有财产保持沉默这一根本缺陷，却未能充分理解国民经济学非历史性的根本成因，更未能从社会客观矛盾的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尔库什的解读，马克思将黑格尔直接感性确定性的主客体关系替换为可经验的主体通过劳动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关系，现象学运动的终点不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感知，而是社会创造者通过革命实践活动改造和占有对象化社会的过程。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在改造黑格尔现象学的过程中让自身的理论也充满了张力，这突出表现为实在论的哲学导向与乌托邦的实践导向的紧张关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人是有限的、受动的存在物，因此人类必须要不断进步，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即自然界的“退却”。但是，人永远无法彻底消除自然的外部限制，这就意味着人类解放不是要克服一切自然和社会局限性，达到所谓的绝对完满状态，而是喻示着不断消除那些历史性形成的阻碍人类个性实现的自然和社会局限性，即一种相对自主性的获得。这种强调人的有限性和受动性的观点就是哲学实在论。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具有一种乌托邦的实践导向，他不仅预设了个体和类的完美统一，还强调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必须承认，马尔库什这里强调的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张力确实存在，其实，《手稿》中存在着两条异质性的逻辑：一个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另一个是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逻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从后一个逻辑中生发出来的。

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张力还集中体现在关于工人阶级革命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论述中。众所周知，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将无产阶级比作人的解放的心脏，认为这一普遍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认为无产阶级必然会超越异化的一般条件，消灭一切阶级。但在社会经验现实层面，“在真实的生活实践和理论之间、在被唤醒的革命主体的实际状况和理论的激进内容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⑤]。换言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真实的个人意识之间存在矛盾，尤其在普遍异化的条件下，阶级意识成为一个可疑的问题。卢卡奇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赋予阶级意识特殊的重要性，认为它最终决定着每一场阶级斗争的成败，“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⑥]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对自己理论内部的紧张关系毫无觉察，正是对问题的持续思索引导出了新的批判理论形式。

二、以哲学为导向的批判的经济学

马尔库什认为在1846-1847年的著作中，马克思转向了一种新的批判理论形式——以哲学为导向的批判的经济学。在《形态》中，马克思强调哲学要同经验历史科学相融合，对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就哲学而言，马克思认为哲学必须在历史经验材料中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地位，从现实的人出发阐明人类解放的实践可能性。于是，他从唯物主义现象学分析转向了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强调人类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是“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⑦]。这是一次重要的思想飞跃，马克思不再立足于一种类本质的价值悬设，而是走向一种历史性的语境，他不仅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还意识到特定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基本的、不可还原的构成要件。这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并将这种二分法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同意卢卡奇关于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思想核心的论断，因为马克思的确强调社会关系的基础性地位，而社会关系毫无疑问是非实体的、动态的、总体的。总之，在马克思那里，“社会总体被理解为动态的变化的社会关系的系统，其中社会关系又是由相互联系的、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所构成。”[⑧]

就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向，“即从主体方面立足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否定转向对它的基本肯定。”[⑨]马克思认识到创建一种无矛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不可能的，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如劳动价值论）并不一定是虚假意识，作为片面的“科学体系”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学的“有保留的肯定”，马克思并没有立即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暂时依赖于李嘉图的概念分析框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机器的运用会导致工人工资递减，“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⑩]这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观点，而是马尔萨斯的观点。二者的区别在于，马尔萨斯认为工资下降具有铁一般的必然性，而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仅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具有绝对必然性和历史永恒性。马克思之所以要借用马尔萨斯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想为早期的异化劳动学说提供理论支撑，即通过强调“物质财富排斥工人”，证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

马尔库什指出，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批判理论具有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更加审慎和客观的分析态度，这便与一切空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区分开来。就物质内容（生产力和技术）方面看，马克思断然不会发思古之幽情，即妄图复活过去的某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来实现社会统一，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分析的，“统一的恢复不是要通过破坏现代技术或者激发崇尚远古情怀和乡村白痴行为，而是通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迫使社会做出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对自然力量的统治。”[11]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唯一出发点只能是一定的现实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就社会形式（生产关系）方面看，马克思虽然反对雇佣劳动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却认为这种劳动形式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就是打破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狭隘的生产关系，实现了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普遍化，使得“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2]。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强调了两点：一是经济范畴来源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又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类型；二是生产关系将随着物质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变化而改变。空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最大的缺陷就是一方面将生产关系和经济范畴永恒化，另一方面忽视人类社会发展要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必须指出，马克思此时还未充分意识到抽象的交换价值对人类个体形成的奴役，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然停留在总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层面上，还未能从经济学本身出发批判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当然这种批判同《手稿》相比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依照马尔库什的分析，马克思这时已经逐渐放弃个体与类直接同一的乌托邦思想，他不再抽象地从人的解放的角度谈论共产主义，而是转向对工厂生产计划等现实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很清楚，未来人类社会决不能用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社会生产，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差别不在于产品的分配方式不同，即一个以市场为原则，另一个以计划为原则，二者的真正差别是生产方式不同，因此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寻找答案。当然，只有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后，这个问题才完全被澄清。

三、以哲学为导向基于历史定位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发现革命的成败与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再生产过程有关。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准确把握李嘉图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创立一套有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哲学的理性批判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有机结合在一起。与《形态》时期聚焦于一般的物质生产不同，这时马克思更关注剩余生产和资本主义积累等问题，即围绕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一般趋势展开论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正如国内学者指出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并不是前期生产逻辑的简单延续，更不是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领域中的简单运用，而是对前者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3]马尔库什虽然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和《资本论》的基本框架相同，但却认为《大纲》并不是《资本论》的纲要，因为二者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批判理论形式。

在马尔库什看来，马克思在《大纲》中区分了现实的劳动和真正的劳动，分别对应于必要劳动时间和自由劳动时间。马克思批评斯密只关注到现实的劳动和必要劳动时间，忽略了人们“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14]，即可以从事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其实，早在《手稿》中马克思便提出真正的劳动应该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通过区分应然和实然，形成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张力，但这种将非异化的标准应用到异化社会的做法并不科学。马尔库什发现，马克思在《大纲》中已不再从理想化的劳动（抽象的应然）出发，而是选择现实的劳动（能有）作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在这一新的批判理论视域下，马克思辩证分析了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对资本主义现实劳动过程的影响，他不再一味强调机器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下降，而是更多地强调人对机器体系的依附以及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他还特别留意科学作为异己力量通过注入机器对工人的控制和支配。马克思这时已经意识到，无论是机器还是科学，统统都是资本的要素，正是资本构建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令机器作为自动机不停运转，让活劳动成为生产过程不可或缺却又极其卑微的要素。这是马克思继《手稿》中提出异化劳动理论之后，第二次从主体（劳动）出发关注异化和颠倒问题。但马克思这时的分析方法已不再是人本主义的伦理价值悬设，而是更多地从客观层面出发，分析抽象因素（力量）对工人的统治。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逐渐意识到异化对于“先有”而言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步，只是对于“后有”来说才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和局限性。基于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强调机器体系和科学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决不是某种应然之物或乌托邦，而是建立在机器和科学创造的物质财富基础之上的能有之物。

马尔库什发现，在《大纲》中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异质性，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与生产力的关系上，就社会主义而言，“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5]马克思认为，只要社会生产仍然囿于直接形式的劳动，劳动时间和交换价值就始终是衡量物质财富的标尺，人类就始终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同时马克思也看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机器和科学的广泛应用，工人的劳动时间将不断减少，自由时间会不断加大，这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步性所在。马克思这时已经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直接劳动减少与资本无限获利的矛盾，即一方面资本“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6]。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将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直接劳动将不再是生产的核心，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主体而言，前者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的过程，后者则是一个类似自然规律的必然进程。总之，按照马尔库什的解读，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体现了一种主体向度，但与《手稿》不同，这种批判理论又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之上的。从哲学逻辑上看，马克思的思路恰好是“从价值主体到历史客体再回到历史主体”，或者说是“从人本主义的劳动规定到实践，经过生产再回到科学的劳动规定”。[17]

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批判理论发生了变化，其根本点在于，此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前进趋势是把熟练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18]。简单劳动意味着一种积极的可能性，一个人可以频繁地更换工作，免于终身从事相同的职业，这使得消除旧式劳动分工和大幅度较少劳动时间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待价值规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大纲》中他坚信社会主义必须废弃价值规律，那么在《资本论》中他则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废除价值规律的某项功能——市场交换原则。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衡量生产所需的总费用的普遍尺度”[19]。这就暗含了如下潜台词：必要劳动（必然王国）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将永远存在。普殊同（Moishe Postone）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是以特殊的劳动形式为基点，而是从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出发展开抽象分析。按照这一理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成了一种外在批判，其重心从生产领域移向分配领域，对资本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市场交换原则和私有财产的批判。而事实上，即便私有制被废除，由特定劳动形式建构的抽象统治力量仍然凌驾于人之上。马尔库什显然夸大了《大纲》和《资本论》的思想差异。无论是《大纲》还是《资本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都既具有主体向度，也具有客体向度。马克思意识到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仅仅归结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在其根本层面，并不在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而在于人们自己所建构的抽象社会结构对人的统治。”[20]当然，《大纲》和《资本论》在批判向度上各有侧重，前者倾向于主体向度，后者倾向于客体向度。

基于以上理解，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而是二者的联系。社会主义无非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直接体现了这一点。马尔库什的分析并不正确，表面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确运用了一些实证主义的表述，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物化现实的批判。另外，认为马克思放弃了现象学的批判方法也不准确。马克思只是放弃了人本主义的现象学批判方法，当他运用《形态》中的唯物史观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时，已经觉察到仅凭这一方法还无法彻底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于是他再一次从主体（劳动）出发，建构了基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现象学方法，它要求“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物化意识，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形成不断透视物化现象、揭露颠倒的假象而接近社会历史本质”[21]。

马尔库什还指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条件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大纲》中，马克思认为工人革命的动力主要是激进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激进需要并不是某种具体的需要，而是泛指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却无法被满足的需要。按照赫勒（Agnes Heller）的理解：“资本主义需要结构的内部必然具有某种自身无法满足的需要，这种需要是资本主义需要结构的内在方面，离开它们资本主义将无法运行，因此资本主义每天都再生产出这些需要。”^[22]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的重心转向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规律，革命动机被定位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无法得到保障。上述两种革命动机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都可以找到根据，但它们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激进需要的革命动机着眼于人的解放和自由，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偏重于客体向度的经验实证分析，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认定资本家一定会把工人的工资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就无法得到保障。可见，《资本论》和《大纲》只是在论述重点上存在差异，二者更多地是互补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更进一步，马尔库什将《大纲》和《资本论》的差异归结为三点：一是研究框架和结构的变化。《大纲》是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组织的，《资本论》是按照从本质到现象的原则组织的。二是对形式和内容二分法的运用不同。《大纲》强调形式和内容的二分，认为内容（物质—技术进程）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形式（社会规范和关系）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而在《资本论》中，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二分法不仅被用于价值和使用价值关系的界定，还被用于对使用价值和价值本身的分析上（如马克思区分了人造物的有用“形式”和产品的自然基础）。马尔库什认为，这一变化表明马克思“力图在社会经济的形式和关系自身中发现那些历史上稳定的、可以说是‘技术性的’结构要素”，并且这个趋向“与马克思对一般价值规律的非历史有效性的看法的变化不无联系。”[23]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问题上存在差异。《大纲》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断裂性，在这里转变意味着消灭必然和自由的对立；《资本论》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连续性，这意味着自由王国仍然必须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换言之，社会主义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资料的保障下继续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而在这之前，人们要么受狭隘的社会关系限制，要么被抽象的力量统治。

马尔库什分析的上述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属于《大纲》和《资本论》的差异，但过于强调二者断裂性的做法并不可取。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与从本质到现象的方法并不是对立的，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之所以科学，恰恰是因为它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异常复杂的，要戳穿物化和拜物教的假象，就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具体的总体，这就必须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事实上，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只是一种特殊的方法，决不能将之独立化和夸大，而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也不是线性的、单向度的，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必须不断地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资本论》并没有走向形而上学，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反形而上学、反体系的。早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便已经得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一切重新建构抽象的哲学逻辑体系并以哲学来投射现实的企图都是非法的，后来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一直贯彻这个精神，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方法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历史性的方法，它反对将经济范畴、生产关系、社会规律凝固化、永恒化，因此马克思决不会寻找生产关系的稳定因素，更不会将价值规律非历史化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马尔库什显然是误读了马克思。最后一点必须澄清的是，马克思把必然王国视为自由王国的基础，这并不表明他混同了二者的差别，马克思特意强调自由王国是在必然王国的“彼岸”，对必然王国的强调恰恰表明马克思不同于空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因为他看到了历史的进步性以及特定生产力水平对人类社会的限制。

然而，马尔库什站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却对《资本论》中的思想变化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意味着将社会主义建立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共有的基础上，虽然较好地凸显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却导向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转变的可能性越是采取客观必然的历史趋势的形式，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就越是具有终点论的意蕴。”[24]。但事实上，只有绝对意义上的必然论才会导向目的论，马克思的必然论是一种历史必然论，如他所言：“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25]诚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时，通常会认为这种规律在客观性上类似于自然规律，如他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26]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是目的论者，在这里，马克思要强调的是该规律一定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挥作用，他并没有说经济规律是非历史的、永恒的。马克思之所以要力图揭示这些规律，并不是要宣告人们可以无事可做地等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而是要人们能够自觉意识到规律，进而加速和延缓某个历史进程的出现。可见，马克思不是目的论者，更不是宿命论者。

综上所述，马尔库什细致分析和区分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四种形式，并将马克思思想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这对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的逻辑进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视为一个整体，试图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双重话语中把握马克思思想的逻辑演进，它试图表明，马克思哲学观的进展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紧密相关，二者形成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互动关系。二是同时批判了马克思思想史中的“断裂说”和“连续说”，既强调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又没有忽视每个阶段思想的差异。但正如前文分析的，马尔库什在一些地方误读了马克思，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