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盛福刚/译

译者注：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经常使用的法文术语为problématique（英文：problematic），顾良译本将其译作“总问题”，本文译者征得渡边雅男教授同意后，将其统一翻译为“问题域”）

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之间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以1845年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年开始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分界线，马克思的问题域中存在明显的“断裂”，以上著作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由意识形态时代转向新问题域时代，即转向“科学”时代。在马克思1845年以前的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这一人本主义的问题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1845年以后直至《资本论》的著作中，出现了新科学，即辩证唯物论，象征着晚期马克思与早期的诀别，站在反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创立了真正的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不过，阿尔都塞后来在《答刘易斯》中对于过分解释了马克思理论作了自我批评，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赞同阿尔都塞观点的日本学者是广松涉（参见〔日〕廣松渉『マルクス主義の地平』，東京：勁草書房，1969年。特别是第7章「『資本論』における「物象化」論」和第8章「「疎外論」から「物象化」論へ」。从这两章的标题可以看出，广松理论试图从马克思放弃“异化论”向“物象化”理论的转变过程这一假说中寻找阿尔都塞所谓的“科学”立场），20多年后中国的张一兵教授在他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对话》一书中持有与之几乎相同的见解（参见该书日文版張一兵『マルクスへ帰れ～経済学的コンテキストにおける哲学的言説』，中野英夫訳，東京：情況出版社，2013年。参见以下日文书评:〔日〕角田史幸「張一兵著『マルクスへ帰れ―経済学的コンテキストにおける哲学的言説―』：《疎外》と《物象化》をめぐって」、『秀明大学紀要』（12）2015年3月号、第147-161頁）。笔者认为，此书的理论内容基本上沿袭与再现了阿尔都塞与广松涉的理论（只是在言辞上弱化了若干表达，如用“非连续性地”替换了“认识论断裂”，用“飞跃”代替了“断裂”），从马克思打破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后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的视角来看，此书和阿尔都塞及广松涉的理论没有太大差别。

始于阿尔都塞，又被张教授继承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焦点是异化论。他们的共同观点是马克思晚期放弃或者说扬弃了其早期的异化论。本文通过探讨被张教授忽视的《资本论》中的“异化”概念来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并阐明以下观点，即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资本论》只是其中一部分）而言，异化论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贯穿了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

一、异化论的问题域

那么，早期马克思异化论的问题域到底是什么？通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是《异化劳动》时，会发现异化论问题域的构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运用异化概念分析或者说揭露“国民经济事实”。马克思总结自己的分析时，有以下表述：“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此为第一阶段。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第二阶段，“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页）。随后马克思阐明了异化如何产生出“人支配人”，非劳动者如何以私有财产为名使其对工人的支配及其理由正当化。

异化论问题域的核心在第二阶段。因为，“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问题域是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揭示“工人的贫困和非劳动者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5页）这一国民经济中相对立的事实的话，作为问题核心的第二阶段的问题域是阐述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二者谁生出谁的问题。就结论而言，并非私有财产生出了异化劳动（即工人的贫困和非劳动者的财富），而是异化劳动生出了私有财产和“人支配人”的现象。这是早期马克思异化论的问题域。那么，晚期马克思到底有没有放弃异化论？阿尔都塞（以及日本的广松涉、中国的张一兵）的主张是否正确？以下引文是对此问题最明确的答复。在被称作《资本论》第4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简短地回顾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历史，并指出了其理论结构中潜在的矛盾：“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但是，正像劳动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一样，‘资本’也被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看作是生产的调节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而在他们的著作里，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和实际工具必然是赤贫者……他们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每当工人对资本来说成为‘多余的’的时候，还不得不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以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4页）即雇佣工人只要以出卖劳动力谋生，无论怎样努力工作，只能变得愈加贫困，无法致富。我们在问题域的第一阶段中已经考察过，早期马克思在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域中发现了工人的这种处境，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进行了再阐释。紧接着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又有如下表述：“在这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4-285页）

从“工人的贫困和非劳动者的财富”这一根本矛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工人同他的生产相异化这一国民经济事实”）出发的马克思，在此也明确地阐释了从这一基本矛盾中产生的雇佣劳动具有“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这一“本质”特征。

换句话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批判性地揭示了“工人的贫困和非劳动者的财富”这一国民经济事实，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也存在同样的表述。总而言之，就异化论第一阶段的问题域而言，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当然，如“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所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论的问题域并没有停留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同样如此表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1章中指出，货币要转化为资本，仅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这两个环节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迫使工人转化为雇佣工人的社会环境，因此他强调，“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紧接着，马克思又有如下表述：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8页）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早期马克思确立的异化论问题域在其晚期的思想中得到了完整的继承，始终没有发生过改变。至少，晚期马克思放弃或扬弃了异化论的假说是不成立的。如果执意要说和早期马克思理论构想的不同之处，即晚期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价值增殖过程中产生的雇佣劳动和构成劳动过程要素的一般劳动这两种概念的差异，进而能够从理论体系上全面展开关于异化论的论述。横亘在早期与晚期马克思之间的时间差，不是异化论中存在的“断裂”（阿尔都塞）、“超越”（广松涉）或是“飞跃”（张一兵），而是深化、发展以及异化理论体系的形成。

至于构成异化论问题域的第二阶段，如上所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明确地提炼出了因果关系。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反向则不成立。晚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有相应的表述：“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895页）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即早期马克思话语中的“异化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即人支配人和剥削，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马克思强调不能颠倒因果关系。所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同样得到了“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综上所述，早期马克思确立的异化论问题域，无论是带有分析性质的第一阶段还是阐述问题核心的第二阶段，都在晚期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得到了继承、深化和发展。仅从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广松涉以及张一兵对马克思的理解存在理论上的缺陷。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晚期马克思的异化论问题域所蕴含的理论范畴，超越了“认识论断裂”的对立面这一单纯的事实，还包含更深层次的含义。那么，《资本论》中的异化论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说异化论的内涵是什么？笔者想从以下三个视角考察它的现实依据并阐明在《资本论》阶段异化理论的积极意义。

二、异化的理论结构（1）——现象与本质、科学的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中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是考察这一视角的线索。马克思有如下表述：“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5页）这段话叙述的是异化论需要的条件，确切地说，阐述的是产生异化现象的历史性社会结构的条件。从引文中可以读出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生活在事物的表现形式和本质不会直接合而为一的时代，因此“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处于“异化”的、“隐蔽”的状态，要暴露这些“隐蔽”的“本质”，必须使用“科学”；其次，庸俗经济学熟悉这种“异化的表现形式”，将其当作一种普通人所具备的常识来看，止步于表面现象，停留在庸俗意识中的再生产层面，只是“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另外，上述引文将本质与表现形式视作异化关系的两极，在异化论的结构中辨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从中能够读取完美的公式。利用此结构分析工资与劳动力商品的关系时，马克思引出了以下论述：

“总之，就‘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言，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1-622页）这段引文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异化”一词，但我们在此处能清晰地领会到马克思对以下概念公式化的理解，“本质关系”等同于劳动力的价值与价格，“异化”的“表现形式”即工资等同于劳动的价值和价格。隐藏在表现形式背后的本质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这和上述第3卷中的一般公式是完全一致的。

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关系的叙述中也能找出同样的例证：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本质的东西”和“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之间的关系，即“异化”关系，是有待于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庸俗经济学家们放弃了科学，停留在常识性（即“普通人的观念”）世界，忽视了“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满足于“现象”的世界。因此，“一个完全的矛盾，对他们来说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他们对于那些没有内在联系并且孤立地看是荒唐的表现形式感到如此自在，就像鱼在水中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1页）。

庸俗经济学家就如同当今通俗的经济学家或评论家，只关心常识性的再生产，与科学世界无缘。他们只是将生产或流通当事人头脑中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并且安于现状。

“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页）

科学的作用是批判“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的观念，分析隐藏在背后的“内部联系”。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中的这段话时，头脑中浮现的应该是亚当·斯密。因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批判斯密时，有一段与此十分吻合的叙述：

“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81-182页）

为何“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与“（资产阶级——笔者注）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或“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呢？换句话说，前者（本质）和后者（表现形式）处于异化关系中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异化关系是否具备超越历史的性质，还是仅存在于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特殊形式？

为了与资产阶级社会相对比，马克思列举了中世纪欧洲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95页）

在以人身依附为社会关系基础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不会产生异化。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生产、农村的家长制生产中同样不会产生异化现象。因为生产出来的各种产品，“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96页）。

以上列举的各种生产方式中，社会关系如水一般清澈透明，作为社会关系本质的“人支配人”没有覆盖任何帷幕，表现为赤裸裸的支配即从属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与此相反，在商品交换和私有财产构成社会基础的近代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伪装成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通过市场的媒介作用，形成物象化依存，从而转变成一种社会化的媒介关系。这种基于物象化依存的人身独立（非依附），即异化的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才是造成本质和表现形式相背离相对立的根本原因。如果进一步追究就会发现，商品生产中赋予商品和劳动的社会形式一般性质的关键要素是交换价值的支配。换句话说，可以归结为以下事实，即市场囊括了整个社会关系。

三、异化的理论结构（2）——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关联、颠倒的意识

作为市场一般性质的交换价值背后隐藏着从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现实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异化劳动”的实际状况理解为“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只要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他就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6-387页）。

在这段引文中，马克思说的“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实际上指的正是“异化劳动”。

发生异化的不仅仅是劳动过程中作为主观要素的劳动（活的劳动），劳动过程中全部的客观要素（死的劳动、物化劳动）也发生了异化，但是国民经济学没有理解这一点。马克思从“异化”的视角批判了国民经济学短浅的目光：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等）。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像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份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2页）

对工人而言，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后就成了异化的存在，所以劳动资料的节约和工人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不变资本的节约表现为一个对工人来说完全异己的和工人绝对不相干的条件，工人和它完全无关”，因为“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并标志着它的特征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另外，马克思又接着陈述了异化所引发的状况：“这种看法并不令人奇怪，是因为事实的外观和它相符，并且是因为资本关系实际上把内在联系隐藏在使工人由于这种关系而处于和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外在化和异化的状态中。”（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资本论》第1卷以研究直接生产过程为主，承接第1卷中的叙述，马克思在研究流通和分配总过程的第3卷中也对异化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不过，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体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还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54页）在这里，马克思将“劳动的异化”（即“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引发的状况概括为“主体和客体的颠倒”，认为在“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主客体的颠倒关系，并指出“颠倒的关系”会产生“颠倒的观念”，同时也指明了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向。

《资本论》中异化论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它的理论范畴并没有停留在劳动过程和直接生产过程的层面上，它还涉及了土地所有权，

“最后，在作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的资本之旁，出现土地所有权，它是对平均利润的限制，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这样一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直接剥削工人，也不像生息资本那样可以说出一些在道义上宽慰自己的理由，比如说什么贷放资本要冒风险和作出牺牲。在这里，因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好像不是直接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直接和一个自然要素即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互相异化和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内部联系就最终割断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完全被掩盖起来了，而这正是由于和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各个生产关系已经互相独立化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9-940页）。

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土地转化为土地所有权后，劳动条件不再单纯是劳动过程中的要素，而是转变为价值增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必然要素，转变为资本成分。

剩余价值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内部联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内容。这种联系发生“异化”后，表现为三位一体的公式。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正是各种经济关系中“异化”的最完整形式，而且最能鲜明地体现这种异化的是“生息资本”这一资本形式的出现。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发生异化后，表现为与剩余价值失去一切联系的资本形式，这一特别的资本形式就是生息资本。

“我们在分析资本时是从G—W—G出发的，G—G′不过是它的结果而已。现在我们发现G—G′作为主体。正像生长是树木固有的属性一样，生出货币……是资本在其作为货币的纯粹的形式上固有的属性。我们在外表上发现的、因而曾经作为我们分析的出发点的这个不可理解的形式，现在又作为一个过程的结果被我们碰到了，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形态越来越和它的内在本质相异化，并且越来越与之失去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17页）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9页）。在这种发展形式中，“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0页）。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需要阐明异化的现实关系和异化观念之间的区别。关于前者（异化的现实），马克思在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时有如下叙述，“既然雇佣劳动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社会地规定的形式，而是一切劳动按其性质都表现为雇佣劳动”，“那么，对象化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对于雇佣劳动所采取的一定的特有的社会形式”，换句话说，资本“和它们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普遍具有的形态，即不以这个过程的每一历史地规定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甚至不以其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的形态合而为一了”。紧接着马克思又写道：“劳动条件的这种和劳动相异化的、和劳动相对立而独立化的、并由此形成的转化形态——在这种形态下，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已转化为资本，土地已转化为被垄断的土地，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这种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形态，就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一般中的存在和职能合而为一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3-934页）

使主客体颠倒，使现象和本质相对立，使常识性再生产这一通俗意识形态和研究隐藏的内部联系的科学形成鲜明对比的异化现象，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态”。

至于后者（异化观念），马克思在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时也作了详尽的表述：“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0页）马克思在揭示了三位一体的公式表现出的异化世界的完整形式后，又称颂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伟大功绩，他们将这些表现形式引向解体，发现了将财富各要素归结到本质（内部联系）的途径。但也不能忽视马克思对其局限性的批判：“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整个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0-941页）

四、异化的理论结构（3）——物象的人格化、人格的物象化

阐明异化基本结构的最后视角是分析物象化和人格化的关系。如以上第三部分所述，马克思在批判体现异化完整形式的三位一体的公式之前，首先批判了由此生出的颠倒的表现形式，他说：“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0页）这段引文中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描述异化的世界时，使用了“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这种对偶的表达方式。“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指的是“物象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物象化”。在表现异化世界时，人格化和物象化处在一种交互关系之中。

下面首先考察一下人格化。人格化指的是怎样的状况？马克思关于工人有如下叙述：“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叫做‘半日工’。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关于资本家也有同样的描述：“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3页）可见，

人格化指的是经济学范畴中的人格化。例如，个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作为商品持有者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工人或资本家活动，换句话说，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承担者发挥作用。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就提醒读者注意以下事项：“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物化（或者物象化）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披上了“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另外，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如此一来，“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3-104页）。正如《共产党宣言》道破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挥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4页）物象化关系指的正是“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这种“利害关系”。

综上所述，在异化世界中，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在物象化和人格化的二重原理中同时存在，绝非仅表现为物象化的形式。

五、异化的扬弃与条件

异化具有各种表现形式。一方面，工人和劳动资料处于“相独立”或者“毫不相干”的关系中，表面看上去是一种和平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对工人而言劳动资料是“竞争者”，是让他们陷入“毁灭”境地的力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如此一来，异化呈现的不是一派田园景象，而是伴随着“暴烈的对抗”，揭示了阶级对立的现象。例如，马克思关于机器引发的对立有如下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7页）

可见，“异化和毫不相干”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中产生的。在同机器经营的竞争中被“毁灭”的工人的状态，是由异化的延伸引发的敌对的表面化的表现形式。

再来考察一下其他例子。资本为了提高利润率，即使以牺牲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也要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这一方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这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但单纯是“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还不至于使异化发展到绝对的对立状况，还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当然，那种“异化和毫不相干”只要不发展到“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程度就可以容忍的见解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这不是程度的问题。因为只要“异化和毫不相干”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中产生的，资本家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损害别人的生命和健康，也不会感到任何痛苦。这是在社会利害关系中生存的人类的本性。

异化给一方当事人（资本家）带来财富的同时给另一方当事人（工人）带来贫困，在这种对立关系中，异化从“毫不相干”到“暴烈的反抗”，在各种状况中表现为不同形式，更确切地说会引起各种状况的发生。另外，它还会在背后促使当事人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3-294页）

“社会权力”的形成不是资本家直接追求的结果。资本家只是孜孜不倦地追逐私利，后来才发觉资本具备了社会权力的职能。自己的命运竟然以异化的形式对社会权力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对身处异化状况中遭受苦难和贫困的工人而言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事态超越了当事人直接的困惑在往更深层次地发展。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与生产条件同生产者的这种异化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74页）

如果在此处补充一点，那就是“与生产条件同生产者的这种异化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产生了“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究竟应该由谁来支配？马克思认为其承担者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页）所以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肩负起人的解放这一重任。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担负的课题就不单纯是在异化世界中作为受苦者这一特殊身份的代表，而且还肩负着扬弃产生受苦者的异化结构的历史使命。因为人的解放这一历史使命，“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这样看来，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人类历史上的使命巨大无比。无产阶级是否接受将“社会权力”转变成自我掌控的力量这一人的改造（自我改造）的使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要避开这样荒唐的行为，无产阶级必须熟练掌控奠定隐蔽的未来社会基础的力量。

无产阶级只有获得能够充分利用近代社会产生的各种条件的主观力量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才能从“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6页）中登上历史的舞台。只有这样，异化世界才能终结其历史使命。因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人类历史尚处在“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尚未揭掉“神秘的纱幕”。

参考文献:

［1］〔日〕田上孝一：「マルクスの物象化論と廣松の物象化論(〈特集〉廣松物象化論と経済学)」、『季刊経済理論』2011年第48巻第2号、第40-49頁。

［2］张一兵：《广松涉物象化范式之缘起——〈物象化的构图〉的构境论解读》，《学术月刊》2014年第7期。

［3］〔日〕宮崎犀一：『マルクス―経済学者と現代④』、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78年。

［4］〔日〕平子友长：《物象化·物化·异化:马克思物象化论的基础范畴及其逻辑构成》，王琪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1期。

［5］〔日〕渡边雅男：《〈资本论〉中的Stoff和Kraft——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盛福刚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6年第2期。

（编辑：黄华德）

（作者简介：渡边雅男（1950- ），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2014年起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客座教授，2015年起兼任天津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译者简介：盛福刚（1987-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