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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已历经30余年，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否定到辩证肯定的发展过程。反思上述认识发生转化的深层根源及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对于我们更加科学、客观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开始于1982年徐崇温先生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原因，徐崇温先生指出，“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接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徐崇温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页）。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是出于政治需要，而非学术自觉。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主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一股反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研究任务则是引进和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主要处于介绍阶段，但是对后来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意义重大。具体说，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虽然在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真实含义方面还有待深入，但毕竟让学术界了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也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被陆续翻译成中文，为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虽然主流观点依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能够使学术界从更全面的角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并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另一方面，要真正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又促使人们去探究马克思的原著，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如果说我国学术界最初主要是从否定意义上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自1986年开始，对于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争论。其根源在于三个方面：一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客观上要求科学评判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哲学文化思潮；二是在原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出现了多种包括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等在内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解读，必然产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评判；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通过对这些原著的研读，人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成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思想资源之一。

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否定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和肯定派三种主要观点。否定派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家应作具体分析，不能把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理论与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混同或一概而论；肯定派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洪镰德：《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台北：台湾森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且不论上述具体观点得失如何，这场争论激发了人们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1989年以后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发生了四个方面的较大变化：第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不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鉴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既无法短期内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风险，部分论者由此主张用一个非意识形态的地域性概念，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念取代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导致了21世纪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设立，最终实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参见王雨辰：《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兼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我身份认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换。如果说以前对于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主要还是把它看作一股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话，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逐渐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的方向，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以西解马”的现象，实际上是错误地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和创新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参见汪信砚：《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误区》，《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三，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研究转向了微观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具体著作、理论体系和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割裂开来的问题。从宏观研究走向微观研究虽然是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由之路，但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割裂开来，必然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能停留在就事论事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层面上，既无法科学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属的理论谱系，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第四，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走向学院化，甚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上，无法真正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对此，陈学明教授在反思自己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时指出，“刚开始时我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圈子’内你显得满腹经纶，自成一家，但是‘圈子’之外的人则完全对你不屑一顾，兴趣索然。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围绕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瞄准这些重大问题”（陈学明：《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陈学明教授所批评的观点实际上是不理解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归宿绝不仅仅是客观地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更不是在中国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一方面，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遇到的现代性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只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

在回顾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和认识的变化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追问支配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背后的深层逻辑，进而反思我们在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上存在的问题，从而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

要揭示真正理解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逻辑，首先必须从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和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入手展开分析。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出于学术自觉，但自从它传入中国就与中国语境密切相关。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学术界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虽然经历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教条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根除。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和改革开放的初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培育科学与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社会在这一转型时期出现了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反思和批判，他们由此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生态批判，这种时空的差异决定了当时我们不能真正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真实含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形成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并存的发展局势，也使人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思想和心态对待社会现实和哲学文化的变化。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为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所持的哲学立场创造了前提，也使我们能够逐渐理解他们对科学技术理性、消费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目的。正是在这情况下，部分论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生态批判等能够作为分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的思想资源（参见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变化还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变化密切相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确理解，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等多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其对错，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解释，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并形成对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理论价值的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进一步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形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深深影响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

影响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因素还有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支配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不是历史地看待和分析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将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作抽象的对比，并用其中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失的标准。具体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区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必然被看作一股“反”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刻画成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上述对立观点背后的思维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是撇开诸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时代问题和哲学文化传统，用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评判另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错得失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把其基本理论与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通过世界化和民族化为自己开辟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判断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的标准只能看他们是否回答了他们所面临的时代主题。这就决定我们只有摆脱“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宏观视野，才能科学认识和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

要科学研究和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存在一个研究的价值立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归宿的问题。立足于怎么样的价值立场研究，决定我们能否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目的和价值。在笔者看来，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立足于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自觉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陈学明教授对此曾经指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围绕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瞄准这些重大问题。”（陈学明：《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这就决定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客观地描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而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在客观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总结出他们的理论问题与理论逻辑。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或者游离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外，沉醉于学院内的自说自话，本质上是我们研究者的自我放逐；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之上，看不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两种倾向的实质都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割裂开来。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缺乏正确的价值立场，这就要求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自觉树立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研究立场，科学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地位和价值。

三

1.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如何看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发挥作用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这种解释只看到了客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忽视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由此他们重视对历史进程中主观因素作用的考察。

这一思路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始重视对人、实践等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探讨。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关系，存在着把二者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对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反思自己的理论缺陷时指出，他的错误在于“对经济还是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因为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作为自然和社会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不见了，从而，这种以最激进的方式推断马克思主义根本革命内涵的尝试失去了真正的经济基础”（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46页）。因此，他虽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现代实践论哲学，但他所说的“实践”却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践，而不是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感性实践活动。对于这一缺陷，卢卡奇自己指出：“由于阶级意识的分析包含着唯心主义成分，由于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唯物主义没有我后来的著作那样明确，这本书自然更容易被资产阶级读者所接受。”（杜章智编：《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19页）上述缺陷不仅使他无法真正解决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错误地展开了对恩格斯、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强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现代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并由此对恩格斯的“实践”概念和列宁的反映论展开了批评，他的这种观点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继承和发展。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则批评列宁是站在被马克思超越了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形成了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反映论，也无法真正解决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批评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缺乏对上层建筑因素作用的具体分析。他们的上述缺陷必然会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他们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意识形态职能关系问题的探索，力图避免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但他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而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意识形态职能之间来回摇摆。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本主义流派认同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人道主义和异化思想，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价值职能；科学主义流派则注重在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严密性的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职能。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始终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但却始终摇摆于两端。对此，本·阿格尔在考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危机触发革命的决定论与政治和谐及阶级和解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的悲观论之间不断交替的历史。”（〔加拿大〕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5页）这种不断交替的历史在理论上则体现为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不断转换。这一问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影响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探讨，并且在讨论中也出现了割裂二者关系的偏差。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展开了研究和分析，指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包括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在内的总体统治和总体异化的社会，个人日益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吞没，展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的价值日益下降和物的价值日益上升的现象。这一切根源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性导致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只能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走向越来越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方向发展，由此他们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使用的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生态批判。他们这些批判的核心是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所鼓吹的无矛盾的社会，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是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额外的压抑”，导致人们处于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解决这种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矛盾，而且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理性批判、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和生态批判能够为我们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他们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的双重效应。有论者对此指出，“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能够给予启蒙之作用的话，那绝对不是就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思想家而言，而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呈现出的经验和教训而言。而这一历史逻辑本身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运动轨迹，它本身的命运也同样没有摆脱历史规律的‘万有引力’。因此，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启蒙，更准确地说，是我们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自我启蒙”（孙承叔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4页）。

2.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影响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中国学术界对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的探讨，并力图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展现为在揭示历史规律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同时，也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向度、历史向度和批判价值向度的考察，最终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更加全面与完整（参见杨耕：《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章）。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关系职能的探讨，被当代中国学术界转换成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深化了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和功能的理解。学术界一方面认识到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反对借口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即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主张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参见王雨辰：《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问题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方面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科学技术理性批判、生态批判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开启文化意识形态研究、科学技术理论研究和生态研究等微观论域的思想资源，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本的现代性和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的解决途径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3.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消极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开始注重探讨历史发展进程中客观因素的作用和主观因素的作用，并力图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但却由于过于强调实践和主体性的作用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自然的优先性地位”的论述，用“实践本体论”“实践人道主义”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陷入到贬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的错误之中。

第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之下，国内学术界开始通过探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揭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在这一过程中，又存在着夸大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思想差别的缺陷。在阐发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恩格斯、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是持批评态度的。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观点的影响，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把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解释看作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要真正揭示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就必须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在这种观点看来，与恩格斯先研究自然，再探讨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和自然对立起来，由此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不同，马克思从来不把自然和人类社会分离和对立起来，也不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开来，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别称，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其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是人化的自然（参见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哲学动态》2004年第12期）。还有学者系统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理论，指出马克思虽然也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他关注的重点是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的问题，马克思始终是立足于实践和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的。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学说仅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实践，而在探讨人类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时候，他们恰恰又脱离了人类实践、人类社会历史，从而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参见刘纲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问题的重新考察》，《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显然，上述看法看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恩格斯、列宁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差别，但是存在夸大他们之间思想差别的缺陷，这一缺陷的形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科学性与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复探讨的理论问题，上述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原本是为了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化和教条主义的做法，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体现在：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不同流派做了不恰当的评价。把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政治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奉行的是阶级斗争研究范式；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之为“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奉行主体性和人学的学术范式。阶级斗争范式的显著特征是“哲学言说动辄卷入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哲学与实践的关切程度简直无以复加。该范式支配了中国学术界将近30年时间”（徐长福：《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学术化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这一范式的核心就是强调哲学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就是从阶级斗争范式向学术范式转换。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去意识形态”的“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重新阐释，善于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探究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诸多有创造性的论题，虽然不同理论家具体理论观点存在差异，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共同点恰恰是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培育西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或西方人自主意识方面的意识形态功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去意识形态”的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而且会导致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与现实无关的学院话语。其二，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去意识形态性”，才能走上学术化发展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在关于“学术性”和“现实性”关系的探讨中，一个突出的观点是要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去现实性”，即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事实上，马克思始终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于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理论工具，从来不隐讳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性，“去意识形态性”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性”，不仅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导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系统越来越具有西方化、实证主义化和学院化的倾向，形成了各种自称为“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像呈现出日益模糊的发展趋势。

可以看出，要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现代化实践，除了研究者研究方法、价值立场的转换之外，我们还应当科学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问题逻辑，准确把握其理论的得失及其根源，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同时，避免其理论偏差和理论失误，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内在机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陈学明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1—4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

[2]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3]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4]王雨辰：《中国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5]黄继锋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西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6]张西平：《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7]〔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高铦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