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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与一切可能联合的政党、阶级、阶层、集团和组织结成广泛的政治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自1922年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并把它作为党的工作重点之一，主要经历了提出与突变、反思与调适、稳定与发展三个时期，虽然每个时期都能适时地提出统一战线要达到的阶段性目标，但总的看来，日共统一战线工作教训多于经验。新时期，虽然日共是日本国会第四大政党，但其势力不仅远不如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也与在野的民进党相差较远。同时，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政坛总体右倾化和社会意识总体保守化的国内环境，以及日美同盟因多种原因不断加强的国际环境下，日共所大力倡导和推进的统一战线既存在诸多机遇，又面临许多挑战。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

一、统一战线的历史沿革

日共由于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天皇专制政府，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立之初就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从1922年到1933年连续6次遭到政府的血腥镇压，当时除个别领导人逃到国外，留在国内的干部或被杀或被捕，党处于毁灭边缘，统一战线工作无从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共成为合法政党后，统一战线工作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至今，日共统一战线工作经历了三个时期，并伴之以相应的目标。

1.提出与突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5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美国迫于国际压力，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其成果之一就是承认包括日共在内的民主力量合法化。受此鼓舞，日共于1945年12月召开了四大，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战线”的主张，发表了《人民战线纲领》，试图在美军占领条件下，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来建立人民共和国。在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呼吁下，社会党等其他左翼力量就建立统一战线也分别拿出了各自的方案。1946年，在东京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上，日共与社会党等组织就建立统一战线达成共识，通过了“立即建立民主人民统一战线”等23项决议，标志着日共倡导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日共通过统一战线不断壮大力量，在1946年举行的日本战后第一次大选中，日共一举获得了5个席位，并进入国会。1949年大选，日共获得了300万张选票，议席猛增到35席，党员人数增加到10万人。然而，当美国占领军和日本当局发现民主势力统一战线的威力后，便开始制造各种事端进行打压，尤其是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和瓦解，使日共和社会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种种矛盾并最终走向分裂。

20世纪50年代，由于冷战导致国际局势的巨变，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下，日共开始推行武装斗争，试图通过“占领下的暴力革命”来建立革命政权，呼吁各民主力量组建“人民军队”的统一战线来与美国占领军和反动政府对抗，结果又一次遭到政府的严厉“整肃”，导致日共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成人民共和国的梦想破灭。

2.反思与调适（20世纪60—90年代）

武装斗争失败后，日共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开始自主分析日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认为当时日本最大的国情是日本被美国占领，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而组成具有民族民主解放性质（即各民主力量、党派团体，在民族独立、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和保卫和平与民主等共同目标基础上的民族民主）的联合斗争阵线才能促进日本革命的成功。为此，日共对统一战线的对象、目标、策略等进行了调整，逐步放弃了暴力革命的选项，并根据不同阶段特点提出了不同任务。

1961年，日共召开了八大，在大会通过的《日本共产党纲领》中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主权和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共认为：“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人民的强有力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即组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的人民政府、人民的民主政权。”（《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151页 ）虽然日共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党要为促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斗争。

经过努力，日共与社会党等就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再次达成了某些共识并付诸了行动，如日共与社会党等民主势力一起进行了23次“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全国统一大行动、20多次阻止政府通过“防破法”的全国统一斗争，以及参加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春斗”和主张冲绳主权回归日本的“海上大会”等。声势浩大的全国统一行动迫使当时的岸信介内阁下台，统一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60年代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又一次导致以社会党和日共为主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出现了分裂。

1970年，日共召开了十一大，提出了把争取早日建立“革新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70年代的中心任务。1971年，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正式提出了革新统一战线三目标，以及经过革新统一战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项任务。1973年，名古屋等几个地方还发生了由日共、社会党等在野党联合推选的候选人出任地方政府负责人的大事。日共认为：“70年代的各种条件，孕育着能够通过革新统一战线打倒自由民主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战后连续二十五年的保守党的反动统治的前景。”（〔日〕《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上），段元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页）

日共在1973年11月召开的十二大上通过了《日本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纲领的建议》，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相关政策。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共鸣，各在野党也先后发表了各自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当时的日本兴起了一股联合政权热。但是，由于各在野党内部分歧严重，革新统一战线最终只在个别地方建成，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并未形成。

1982年，日共召开了十六大，当时正值日本社会掀起反对核战争、废除核武器运动，日共及时提出了建立“反核统一战线”的主张，并试图把“革新统一恳谈会”与“反核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建立“无核政府”。此举得到了日本知识界、宗教界以及广大国民的支持。1985年，日共十七大决定把“防止核战争，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写进党章，呼吁建立超越政治、思想、信仰等一切差异的广泛的“反核国际统一战线”。日共认为，建立反核阵线、组成无核政府的主张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革新统一战线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后者的重要补充，目的是根据形势的变化，用新的旗帜团结国民的大多数，并通过它迂回地向革新统一战线和民主联合政府目标迈进。日共开始为争取建立反核统一战线，坚持日本不制造、不保存、不运进核武器的“三不”原则而斗争。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坛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标志是“五五体制”（1955年成为日本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从那时起，多党纷争的局面被为数不多的几个比较固定的政党所代替，其中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党占据了国会80%以上的议席，而自民党的优势又通常超过社会党的1倍，并在国会中始终占多数．从而开始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时期。这种政党体制，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多党制，又不同于当时的各种一党制，具有日本政党政治的独特性，被称为“五五体制”）的终结，形成了以自民党为主体的联合政府。日共也受到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强烈冲击，党员人数从1989年的50万人骤降到1994年的36万人，1990年大选后，议席从原来的27席减少到11席，党报《赤旗报》的发行量也大幅下滑，这些都使日共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但日共却从中发现了新的机遇，认为“五五体制”的瓦解和多党联合政府的建立，为日共参加联合政府提供了可能。为此，日共大力调整其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修宪、天皇制、自卫队、海外派兵、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灵活的立场。1994年，日共二十大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建立广泛统一战线、争取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

3.稳定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

2000年和2004年，日共先后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二大和二十三大，分别对党章和党纲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日共明确提出了“在野党统一战线”和“在野党+国民”统一战线的策略。实践中，日共除了继续加强联合各民主政党和社会团体、发动国民外，还加大了联系其他各阶层和无党派人士的力度，甚至开始与自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和中间分子联系，为力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21世纪早期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而努力。

2014年的第47届众议院选举后,各主要在野党面对一党独大的自民党不得不搁置争议，开始探索进行重组，联手合作，壮大反对修改宪法的力量，商议结束安倍“暴走”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2016年7月第24届参议院选举前夕，民进、日共、社民、生活等四个在野党最终就建立选举统一战线、共同推荐候选人达成了共识，日共还特别强调了“野党共斗”（在野党共同斗争）的重要性。四方一致同意，选举结束后，各方将在国会等其他领域协同斗争。这标志着日共推进的统一战线进入了稳定与发展时期。

综上所述，日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其原因在于发展统一战线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由“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性质决定的，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当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教训时就曾指出，先进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必须有落后的农民支持，“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果得到农民支持，就会是一种合唱，否则就只能是无产阶级“孤鸿哀鸣”的独唱。其次，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不仅是一国的运动，更是世界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要建立国内统一战线，还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才能战胜强大的国内外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提出“工人无祖国”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著名的论断，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同高唱爱国主义、却不惜牺牲工人运动与俾斯麦采取合作立场的拉萨尔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也特别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并认为这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是比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落后的思想力量，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压迫无产阶级的今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9页）。

二、统一战线面临的机遇

自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坛凸显了“朝强野弱”的政治局势。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且所有在野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边缘化的相同问题。对于日共来说，如何从这一巨大挑战中挖掘和把握机遇则显得尤为重要。

1.主要在野党都有加强合作的主观意愿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坛自民党独自掌控参、众两院话语权，并导致在野党逐渐丧失在国会和社会中的功能，很可能被日本政坛边缘化。为此，各主要在野党都有强烈的危机感和互相合作的主观意愿。这就使日共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着重大机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善于同各种政治派别进行联合斗争，并根据不同国家共产党人面对的不同情况指出，法国共产党人应该同社会主义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反对保守和激进的资产阶级，波兰共产党人应“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4页）。因此，日共必须与其他政党求同存异，统一战线才可能出现“合唱”。

近年来，各主要在野党开始探讨政治结盟的可能性。其标志：一是2016年初，日共与社民党正式达成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护宪的协议。日共称，两大政党达成统一战线，“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二是2016年3月27日，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和第二大在野党维新党合并成民进党。三是2016年7月初，民进、日共、社民、生活等四个在野党就建立选举统一战线达成了共识。虽然执政联盟在第24届参议院大选中仍大获全胜,但日共和其他在野党在选举中也实现了“共赢”。更为重要的是，统一战线构筑了日共与其他在野党互信的基础。日共在此次选举中，比例代表选举的票数与2013年参议院选举相比，由515.4万票（得票率9.68％）上升到601.6万票（得票率10.74%）（参见〔日〕《しんぶん赤旗》2016年7月12日）。

日共书记局局长小池晃曾在选举结果出炉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在野党的并肩作战“始见成效”，其副委员长山下芳生也认为，选举“结果让我们看到了大家一起严阵以待、共同奋斗的姿态，最终也获得了各方的大力支援”（《日本共产党喜扩参院席位比例称将进一步遏制改宪势力》,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7/9151026.html）。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认为，下届众议院选举时各在野党如能做到“相互让步”，共产党也不计划推举本党候选人，因为加强“野党共斗”接近实现日共2015年9月提出的建立“国民联合政府”的构想，有利于扩大自身势力（参见〔日〕《東京新聞》2016年3月21日）。

这次在野党能结成统一战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共出人预料地让其参选人退选，助力其他在野党候选人。虽然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是共产党的原则性问题，但党能够像这样根据自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顺势而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统一战线。

2.统一战线工作新对象不断涌现

2015年6月，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将选举投票年龄从现行的20岁下调到18岁（参见〔日〕《朝日新聞》2016年2月11日）。这是日本1945年将投票年龄从25岁调至20岁以后，时隔70年再次下调投票年龄，目的是让政治能反应年轻人的看法，以免高龄化的日本社会忽视年轻人的声音。日共一直主张18岁的国民拥有普通选举权，并认为通过这次修改法律，降低选举年龄，年轻人的意愿可以在议会中得到反映，这是完善议会制度的体现（参见〔日〕《しんぶん赤旗》2016年6月19日）。这次降低选民年龄，为日共拓展统一战线的外延提供了契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学生运动进入了低潮。近年来，日本学生运动因反对政府的政策而再度兴起，如2011年举行的“反核运动”游行，2013年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的示威，2014年反对安保法的游行等。不仅如此，2013年青年学生还成立了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的有志学生协会（SASPL），2015年成立了有志学生协会后援团体——“追求自由和民主学生紧急行动组织”（SEALDs）（参见〔日〕《毎日新聞》2015年7月21日）。

日共十分重视并善于做青年学生和青年团体的工作。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由此加剧了社会矛盾。日共针对这一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包括减免学生学费，让年轻人接受平等教育，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等。这些政策和主张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同和支持，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加入日共。而且，青年学生举行的反核、反安保法、反安倍政府的“暴走政治”等斗争，与日共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只要日共根据学生特点，找到与青年学生运动的结合点，就很容易吸引这些青年学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斗争。

日本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明党在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为日共在执政联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寻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自民党属于偏右的保守党，主张“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公明党是源于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政党，主张“和平主义”。此外，自、公两党在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等问题上也持不同的态度。自民党志在修改和平宪法，而公明党却主张维持现状；自民党支持派遣自卫队到海外，公明党则质疑自卫队的装备和能力，认为自卫队或许不足以在海外实施营救国民等的危险行动（参见“日本执政联盟探讨自卫队海外派遣内部分歧明显”，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2/28/c_127527725.htm）等。自、公两党在相关政策上的鸿沟被视为日本政坛上的“扭曲”现象。事实上，自、公两党党内部分党员一开始就对执政联盟持不同立场。自民党部分保守势力厌恶具有宗教性质的公明党，而公明党的一些党员因抗议两党结盟选择退党。另外，创价学会以外的宗教团体也对自、公执政联盟提出了猛烈批评。因此，只要日共方法得当，争取执政联盟内部的开明、民主人士反修宪、反派兵、保和平等做法就有可能实现。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0页）。因此，日共应毫不动摇地抓住机遇，扩大自己的同盟军。

三、统一战线面临的挑战

统一战线由于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和个人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因此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必然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各种挑战。从内部看，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决定着统一战线自身存在着不同价值观的对撞；从外部看，统一战线必然会受到对立面的打压、抵抗等。从一定意义上讲，统一战线就是一个“合纵”与“连横”的关系。在日本政党政治格局新形势面前，日共等在野党的“合纵”正面临着自民党“连横”的强大挑战，且挑战远大于机遇。

1.党势弱小决定了日共统一战线影响力不足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体中，判断政党的实力，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其在国会拥有多少席位，因为席位的多少与左右政府决策的能力成正比。一般来说，一个足够强大并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政党是不会轻易与其他政党结盟并分享权力的。而当强党、大党需要与弱党、小党结盟时，还要看弱党、小党对强党、大党有无价值或价值的大小。无疑，目前日共还是弱党、小党，其提出统一战线虽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必然要求，但更是由于日共这一弱党、小党“合纵”其他在野党、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日共在参、众两院席位最多时40多席，最少时10多席，一般情况下为20席左右。截至2016年，在日本众议院475个席位中，日共只占21席（最多的是自民党291席）；在参议院242个席位中，日共只占14席（最多的是自民党162席）。目前，日共拥有参、众两院议席35席，是日本国会中的第四大政党，排在自民党、民进党和公明党之后。从当前日共占有国会议席数可以看出，日共还根本无法与执政的自民党相比，即使与在野的民进党（两院156个议席）相比，也相差甚远，且民进党还有单独执政和联合执政的经历。这样，对于相对强势的民进党来说，日共的选票和席位对其影响不大，自然与日共建立统一战线的愿望就小。因此，日共统一战线工作要取得大突破，必须首先增强自身的实力，争取更多选民的理解与支持，不断增加国会议席数。这是日共统一战线当前面临挑战的主要内部原因。

2.主要在野党和群众团体对日共积怨较深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针对工人阶级运动还未达到预期目标时指出，“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这样的工人运动就容易被统治阶级各个击破。历史上，虽然日共在大多数时期与当时的主要在野党、群众团体和其他民主力量达成过统一战线，但又由于各种原因，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最终分崩离析，且主要在野党和群众团体对日共的历史积怨延续至今，这是日共统一战线面临挑战的又一个重要内部原因。从日共自身看，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将自己的纲领路线强加到其他在野党和群众团体上。如20世纪70年代，宫本显治提出了革新统一战线的三目标，即摆脱日美军事同盟，谋求日本中立；打破以大资本为中心的政治，实行保护国民生命与生活的政治；反对全面复活和强化军国主义，争取议会的民主管理和确立民主。并强调：“只要赞成这三点的势力，我党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同他们合作，共同斗争，建立统一战线。”（〔日〕《日本共产党六十年》（上），段元培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9页）这种“只要赞成”的生硬态度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不容商量的感觉，使其他在野党和群众团体难以接受，从而使统一战线举步维艰。

第二，对其他在野党和群众团体的批评上纲上线。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共与其他在野党相互抨击指责时，日共批评社会党“向右转”和公明党不守协定，并把这些政党比作战前效忠天皇、献身侵略战争的极右翼组织“大政翼会”。这些被点名的政党对日共这一上纲上线的批评非常不满，再加上自民党的离间政策，迅速导致当时统一战线的瓦解。

第三，过分强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历史上，日共统一战线的对象主要是社会党。两党都以日本“革新势力”自居，在许多政策上也比较接近，且社会基础同质化严重，因此两党都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但社会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力量都比日共强大，且有成为执政党和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的历史，所以它一直控制着日本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的主导权。实事求是地说，势力弱小的日共在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中长期处于“观察员”身份，一直希望获得“主流”身份和社会认同，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分强调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党产生矛盾，于是统一战线因相互争夺领导权而不能善始善终（〔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92页）。不仅如此，两党还常常因某一认识分歧而相互指责、揭短和论战。两党虽然能在一些小问题上进行短期合作，但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互不信任，甚至相互撤台。当日共与社会党发生冲突时，日共就号召社会党中有良心的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脱离社会党加入日共，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破坏了两党关系的基础，进一步引起了社会党对日共的反击和在统一战线中对日共的警惕。

第四，一些政治口号上的随意性。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刚出狱的日共主要领导人志贺义雄在追究战犯的人民大会上高呼“只有共产党为反对战争而继续坚持了斗争”，主张“一亿人总忏悔”。这似乎是在说，除日共外，其他政党和日本人都没有反对战争，都是战犯。1987年的日共十六大宣称，只有日共才是日本“唯一的革新力量”，社会党和其他在野党都已变质和右倾；而对“全民劳联”的成立则评判说，这标志着日本工人运动已蜕变为“产业报国”式的运动。20世纪90年代日共又宣称，只有日共才是“革新力量的真正代表”，似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都自民党化了。这就使大批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日共产生了反感，对其倡导的统一战线持观望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从当前看，虽然日共与民进党、社民党、生活党达成了统一战线，并制定了共同政策，如要求取消安保法，撤销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反对安倍政府修改宪法；批判“安倍经济学”破坏国民生活，造成不平等和贫困；反对TPP协议和冲绳驻军，反对不听人民声音的强权政治等（参见〔日〕《しんぶん赤旗》2016年7月2日）。但是，由于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价值理念不尽相同，导致统一战线的基础还相当脆弱。

在2016年参议院选举前商谈统一战线过程中，原维新党代表松野赖久对媒体就表示“要改变日本的政治，必须重组在野党”，“应该呼吁（团结）除共产党以外的各个政党”。但民主党代表则强调：“为了阻止现在的自民党政治，我们的目标是展现一个包容多样价值观的社会”，应通过与日共的谈判协商，只要其让步，就可以与日共合作（《日本民主维新两党党首会谈，将在3月正式合并》，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6324）。可见，各在野党对日共参加统一战线存在不同的看法。同时，在野党自身内部也对统一战线存在异议。如民进党在2016年9月举行的党首选举中，对统一战线的看法成为选举的争论点。尽管赞同统一战线的莲舫最终击败了否定统一战线的另外两派，并最终当选党首（参见〔日〕《毎日新聞》2016年9月15日），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民进党内部对于建立统一战线是存在分歧的，在野党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是坚不可摧的。目前，最大在野党民进党的主体就是原自民党和社会党退党而来的党员，其历史积怨不能不影响到对日共的看法。对此，安倍看得很清楚，他一方面对在野党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抨击，认为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另一方面则预言，一旦在利益面前统一战线随即分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2页）。其实，日本主要在野党如社会党、社民党等政党的阶级基础也是工人阶级，应该说日共与此结盟比与“魔鬼”结盟更容易。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3页）1922年，列宁在《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一文中更明确地提出，要在工人中发展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相对立的统一战线，并且要把这种统一战线的策略贯彻到底（《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新时期，日共应根据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相关原理，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好与这些政党的关系。

3.统治阶级长期打压日共统一战线的生存空间

政党存在的逻辑和最高价值是获取政权以治理国家，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又不同于一般政党执政，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执政，而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执政。因此，根本利益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为了政权必然会相互对立。为了对付日共及其统一战线，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就采取了打压的策略，这是日共统一战线面临挑战的主要外部原因。

如前所述，虽然日共早已放弃了暴力革命，但在2016年3月22日，日本内阁会议上还是通过了一份关于日共的答辩书，警察厅认定日共“没有改变暴力革命方针”，并有参与1945年8月15日之后日本国内发生的部分暴力破坏活动之嫌，应继续作为日本《防止破坏活动法》“进行调查的对象团体”（制定于1952年的《防止破坏活动法》规定，日本政府有权对它认为“曾实施过暴力破坏活动”的团体作出活动限制。有分析认为，该法制定的目的正是为了镇压日本国内的左翼进步力量。按照该法，警察厅有权对日共党员以及党组织进行侦查、监视、控制。除日共外，还包括朝总联以及“大日本爱国党”等组织被列为“进行调查的对象团体”），即当前的日共仍是被政府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政党。可见，作为左翼政党的日共在日本生存环境的艰难。

自民党、公明党还在2016年的大选中称日共所倡导的“在野党统一战线是非法组织”，日共所说的“自卫队违宪是不负责任的”等，来不断加强对在野党统一战线和日共的恶意攻击，企图达到挑拨离间统一战线的目的（参见〔日〕《しんぶん赤旗》2016年7月1日）。对此，日共领导人志位和夫尖锐地指出：“在本次竞选活动中，首相安倍晋三带头，激烈地攻击在野党，攻击日本共产党。一个国家的首相，在选举中连日指名单独攻击日本共产党，是前所未有的异常事情。这显示出他对全力以赴推翻政权的在野党统一战线及我党的恐惧和仇恨，他感受到了执政党权力的危机。”（参见〔日〕《しんぶん赤旗》2016年7月12日）

不仅如此，在日本政坛总体右倾化和社会意识总体保守化的今天，自民党与右翼势力在否认、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等方面沆瀣一气，进行着“大合唱”。尽管日共没有执政经验，却发挥着“遏制”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日益右倾的重要作用。因此，自民党常借右翼之口攻击日共纲领路线和统一战线，而右翼则主动骚扰日共正常的工作环境和选举宣传活动，甚至直接通过舆论或暴力攻击日共党员、干部本人，企图使日共生活在恐惧之中，直至自行消亡。

综上所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5页）。当前，日共所倡导的统一战线工作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日共要想对统一战线具有主导权和话语权，就要求日共必须在增加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采取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夯实统一战线基础，才能迈向自己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日〕《赤旗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

[2]〔日〕《前卫》：日本共产党理论刊物。

[3]谭元敏：《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4]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作者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编辑：谭晓军)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