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30年间, 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因其“新奇”和“时尚”而在西方左翼中颇为流行。鉴于该思潮的政治方案直接影响到左翼运动的目标和策略, 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1]对其给予了极大关注。她敏锐地意识到后现代政治思潮的消极效应, 从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批驳, 以消除其不利影响。
一、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政治要旨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 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思潮拒绝本质、中心、整体性等范畴, 讴歌边缘、异质、破碎和多元。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哲学底色, 折射出其新奇陆离的政治话语。
第一, 后现代左翼排斥反资本主义的宏观政治, 否认解放运动的普遍性。因为反对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 后现代左翼避谈总体性政治。在他们那里, 当今资本主义已发生重大转变:技术的爆炸与革新、信息社会的来临、文化的日益多元、主体的破碎, 等等, 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整体性特征趋于消失。既然往昔那个需要改造的整体性制度已不存在, 传统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当然再无意义。因此, 他们反对用总体化政治压制自主性话语, 否定关于进步和解放的普遍性观念。
第二, 在社会分析上, 后现代左翼用语言、文化等遮蔽现实的物质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他们认为, 当今世界是破碎的、易变的, 再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了。当然, 语言和文化除外。对他们来说, 现实压迫源于人们“均受制于语言”[2], 文化代表着特定的权力体系, 它们应被视为主要的政治斗争场域。所以, 当今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接受对话和文化的多元性为前提。
第三, 后现代左翼批评阶级假想, 反对阶级政治。后现代理论家大都强调传统工人阶级的衰变, 对其持失望态度。他们坚称工人阶级已融入资本主义制度, 不再是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主体。基于上述认识, 他们批评阶级假想, 主张“去阶级化”政治, 主张重构激进运动的主题, 进行微观层面的多元斗争。可见, 后现代所关注的不是阶级对立, 而是边缘性的多样化诉求;要实现的不再是对整个社会的改造, 而是身份、话语等权力体系的重构。
第四, 后现代左翼抛弃传统社会主义, 拥抱多元化的新社会运动。后现代左翼抛弃人类普遍解放的宏大主题, 高唱多重化、局部性的小叙事话语, 专注于权力、欲望、身份和身体等领域的革命。他们对传统的政治权力极度冷漠, 对性别、种族、环境等情有独钟。“新左派专注于一场把自身从旧左派政治的双重束缚下解放出来, 以及从企业资本和官僚化机构的压迫性力量之中解放出来的斗争。”[3]
第五, 关于马克思主义, 后现代左翼要么视之为一种宏大的普遍主义而严厉斥责, 要么认定它是一种失效方案而力主超越。很多后现代左翼否定马克思主义, 批判辩证法, 放弃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的信任。还有一些人指认马克思主义的“缺陷”, 夸大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他们认为, 马克思所提倡的那种政治运动和革命政治学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 必须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策略, 重建“激进革命”理论。
二、对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批判
后现代政治话语在当代西方左翼阵营中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和影响力。作为一位具有使命意识和担当意识的理论家, 伍德当然不会熟视无睹。她敏锐地意识到后现代政治思潮的精神实质及可能产生的危害, 从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揭批。
(一) 对后现代左翼思潮观点的批驳
伍德指出, 后现代左翼自视甚高, 其理论中却到处充斥着逻辑混乱:否定启蒙运动构想、把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等量齐观, 却又信奉甚至崇拜资本主义;否定历史的连续性, 却又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是持久和永恒的;排斥关于人类解放的普遍性观念, 却又把多元民主视为全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等等。伍德还强调, 后现代左翼敌视启蒙运动价值观, 但如果真的否定了平等、正义等启蒙价值观, 他们自身倚重的那些斗争也就失去了意义。
按伍德所言, 后现代左翼反对宏大叙事, 视整体性、普遍性等为简约化原则, 但其本身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这些原则。例如, 后现代左翼否定普遍性, 但如果不尊崇“信仰自由”这类普遍性价值观, 他们所维护的多样化就根本站不住脚。所以, 后现代左翼虽反对这些原则, 但它“根本没有使我们明确地获得比一般的原则声明和美好意图更多的东西”[4]。
伍德强调, 后现代左翼宣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样的叙述明显是夸大其词。“后现代主义的确是对我们讲述了一些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重要事实。然而是失真的……”[5]。伍德承认战后以来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物质生产的变革, 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某些较大变化, 但她认为冠之以“根本性”变化则绝对是站不住脚的。
(二) 对后现代左翼思潮实质的揭露
伍德认为, 后现代政治方案源自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战后的繁荣使反对资本主义的机会大大减少、资本主义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之时, 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染上了浓重的失败情绪。他们对发生的一切深感无能为力, 于是便选择了逃避。所以在伍德看来,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由于一个历史时代结束而产生某种心理状态”, 属于“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自我意识”[6]。
伍德一针见血地指出, 构成后现代政治认知的决定性要素是无视甚至否定一个整体性资本主义的存在。只要承认历史已发生巨大断裂、资本主义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人们就无须再继续从前的反资本主义事业。所以, 与其说后现代理论是在解构资本主义, 不如说它已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强势、关闭了通往社会主义的解放之路。
后现代左翼否定阶级政治和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 这在伍德看来不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投机, 而且是一种极端的自大和自我推销。“赋予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革命’的自主独立性无疑对知识分子有更为特别的吸引力。”[7]用“话语建构”替代物质生产、文化改造替换社会革命, 凡此种种, 刚好将“革命”置于左翼知识分子的手中, 左翼政治的场所也将主要是“存在于话语和身份可以不受物质条件限制地被解构和扩散的学术研究领域”[8]。
(三) 对后现代左翼思潮危害的指认
如伍德所言, 后现代左翼思潮“总体方向是放弃社会主义理念”[9], 因而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明显更为有害——它的“思想僵化”和理论专横妨碍人们对当今现实进行系统认识, 妨碍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和采取一切有效的政治行动。因此, “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 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10]。
伍德还对一些左翼将运动的旗帜从马克思主义变更为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她指出, 一些左翼认为后现代政治思潮带有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时尚色彩, 并因此追随它拥抱新社会运动, 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社会主义事业应当通过‘新社会运动’……的方法和洞察力得到加强, 而不是通过把它们作为分解和抵抗资本主义的借口而变得枯燥。”[11]伍德承认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确实处于深深困境, 在提振马克思主义批判力和理论有效联系实践等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
三、对后现代左翼思潮批判的分析及启示
必须承认, 对于20世纪末的西方左翼理论和运动来说, 后现代政治思潮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令伍德的关注和批驳极具现实意义。综览伍德对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批判, 人们可以发现诸多理论亮点。
第一, 伍德对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批判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也极具问题意识。后现代左翼思潮在理论上深度不足、逻辑混乱, 在实践上也会制造极坏的影响。伍德敏锐地意识到批判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 将理论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作为自己的一大核心关切, 这种清醒和自觉令人钦佩。她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责任感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的使命意识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
第二, 关于后现代左翼的主要观点, 伍德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批判犀利, 有助于人们认清其错误和实质。例如, 后现代左翼在启蒙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三者关系上存在严重认识误区, 这使其仇视现代性, 断言后现代情境是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和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所在。伍德批评了后现代左翼的认识混乱, 厘清了启蒙主义、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从而避免了简单否定启蒙主义和现代性, 并将之与资本主义一起埋葬的错误。又如, 后现代左翼强调当今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非完整性, 这在伍德看来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质是放弃反资本主义目标。凡此种种, 都显示了伍德的睿智、清晰和深刻, 她不仅指出了后现代政治方案的错误, 也揭露了其本质和危害。
第三, 伍德的批判在思维方法上值得肯定。后现代政治思潮很有蛊惑力, 对它的批判不能止步于观点的反驳, 而是要洞察其里、曝之以白。伍德深知这一点。所以她的批判沿着“观点—实质—危害”的逻辑层层推进、环环相扣, 思维相当严密。此外, 后现代左翼思潮在理论上并非一无是处。它之所以在左翼中有一定市场, 是因为其理论镜头确实对准并捕捉到了当今社会的某些新奇景观。这就要求在批驳其错误之时须做到理性、客观。伍德基本秉持了这样的立场。她虽批判后现代左翼的虚言妄断, 痛斥其气馁和妥协, 但也承认其宣称的资本主义的一些重要变化确已发生, 坦言资本主义的全球优势和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新挑战等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可见, 伍德的批判不是简单化的, 辩证思维贯穿其中。
必须看到, 伍德对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批判也存在一些缺憾。首先, 伍德批判后现代主义的错误, 但对其出现并盛行的原因在分析上仍显薄弱, 在某些方面尚欠深入, 这会影响到批判的说服力和价值。其次, 对后现代左翼的批判有时过于激烈, 这不光在理论上会犯“过犹不及”的错误, 在实践上也不利于团结和争取更多的左翼力量。再次, 有些批判过于笼统, 对不同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缺乏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因此, 在肯定伍德批判之积极因素的同时, 也应看到上述缺憾的负面效应, 避免完全跟随她的思维走, 这样才能客观评价后现代政治方案。
伍德对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批判也给我们诸多可贵启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 如何在形形色色、借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名行背离之实的倾向面前保持敏锐和清醒, 如何在社会主义实践遭遇挫折、马克思主义面临挑战之时多几分担当的勇气, 如何在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使其同当今社会现实实现话语对接, 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理论素养, 更是一个事关信仰和使命意识的重大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理论视野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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