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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宾主义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最纯粹的革命阶段, 也是革命精神和启蒙理想的最具实践性的表达。雅各宾派在共和国最危急的时刻上台, 面对国内外各种反革命势力的颠覆和扼杀, 革命领导者采取了战时非常措施, 即实行专政和经济管制。雅各宾主义体制下的政治经济政策令许多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联想到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实践。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引申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即:雅各宾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起源吗?

一、问题的提出与搁置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 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和思考。自19世纪末以来, 雅各宾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原初形态或起源这个问题, 被一些左派思想家和自由主义学者们陆续地提出。但是由于不同原因, 他们都一致给出否定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们也力图在雅各宾派的专政体制中寻找今天我们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典型特征, 如生产资料国有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等, 但是也都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最后, 这一问题就被搁置了。

部分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则明确否认雅各宾主义体制具有社会主义原型的政体特征。雅各布·塔尔蒙在其著作《国家的神话与革命的幻象》中指出雅各宾主义体制中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原则和标准, 但他又肯定, 雅各宾派所接受的自由主义原则和采取的措施即使不是或者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 也在客观上阻碍了正常的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点上,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史学家们基本能达成共识。事实是, 雅各宾派在政治经济领域并没有积极的措施, 只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其最大化经济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而且正如反对“社会主义原型”观点的研究者所指出的, 雅各宾派在政体构建、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没有预先计划。巴贝夫主义的批评者罗斯则指出, 起初山岳派支持巴贝夫的意识形态, 即共产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观念, 后来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却憎恶与共产主义原则相关联的一切观念, 并且由于个人及党派的政治生存受到威胁而抛弃了平等主义原则。

因此, 雅各宾主义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最激进的阶段、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跟后来所称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这整个问题看起来已经结束了, 可以被埋葬起来了。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费赫尔却认为问题并未因此而被完全否定。他在《被冻结的革命》一书中指出, 雅各宾主义体制是否应该看作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要看你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他引用安德赫·李希腾贝格的话来表明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雅各宾政党有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呢?这里应该以一种精确的方式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如果它仅仅被限制为集体主义, 换句话说, 生产资料和流通的集体所有, 那么严格地说, 在雅各宾主义中没有社会主义。在整个雅各宾派统治期间, 从国民公会到热月9日, 私有财产权屡次被宣布是神圣的, 而且屡遭国民公会谴责的共产主义特征的行为, 只是公共安全的临时措施, 而不是社会新观念的征兆……相反, 如果平等主义的社会观念和国家代表穷人干预财富再分配的观念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话, 那么, 可以肯定的是, 大多数雅各宾派都是社会主义者, 虽然社会主义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留下烙印。”[1]156-157

费赫尔指出, 分析雅各宾主义的原始社会主义倾向的现代历史学家们在历史编纂方法上具有自欺的特征, 他们以现代社会主义为出发点, 按照其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解来审视雅各宾主义体制的病症, 最后发现在雅各宾主义体制中基本找不到现代社会主义的特征。费赫尔指出, 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但其方法是完全不适当的。

二、雅各宾主义的原始社会主义倾向

费赫尔认为, 不能摒弃雅各宾主义的原始社会主义倾向, 因为雅各宾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反资本主义精神

热月政变后法国大革命发生了转变。大革命的研究者们对此已达成共识, 而且他们通常把热月之后的政体描述为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的重建。费赫尔指出, 热月政变之后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是对雅各宾主义的背叛, 而这种背叛使得资产阶级或富人受惠。这就表明, 资产阶级或者富人对限制经济最大化无比怨恨。由此可以断定, 雅各宾派执政时期已经具有反资产阶级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费赫尔以财产权理论为切入点, 分析了雅各宾主义体制中的反资本主义精神。以自由主义观念来看,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而维护这一天然赋予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目的和基本职能。因此, 限制经济最大化计划妨碍经济的无限增长, 也就侵害了财产权。雅各宾派批评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之基础的这种财产权观念的道德缺失。具体来说, 雅各宾派以生存权对抗资产阶级的财产权, 他们主张, “存在”是最高的权利, 生存权高于财产权, 财产只是一个派生的范畴, 财产永远不能反对人类生存。罗伯斯庇尔就曾指出, 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目标是维持人类在法律上不可取消的权利, 而众多权利中居于第一位的无疑就是“存在”, 即生存权。社会法律的要旨是保证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 财产因其能维持生存才被确定。因此, 宣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确保财产权的行使有最充分的自由, 这只是为了富人、垄断者、投机者和专制统治者才提出的。

1793年宪法规定, 财产是一种权利, 每个市民都有权享受和处理法律保障他的那部分财产。但是, 财产必须被法律认可, 必须由作为法律之代表的国家确定财产合法。雅各宾派认为, 财产不是最神圣的自然权利, 而是一种社会制度, 应该被其他权利所限制。生命、安全和自由都不能被财产权的行使所损害。违背这一原则的所有财产、所有商业都是违法的和不道德的。从财产权的规定看, 1793年宪法是“穷人的基本法”[2]143。相对于财产的特定所有者, 国家享有更多特权, 担当社会财产假想的全体所有者, 可对财产进行分配、检查和限制。这里明显带有管制经济的痕迹, 是反资产阶级和反积累的。

(二) 平等的价值诉求

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革命主旨之一就是追求平等。费赫尔指出, 巴贝夫把作为自由殉道者的罗伯斯庇尔看作其先驱, 在雅各宾主义体制中就包含着巴贝夫所提出的平等主义体系的基础。雅各宾俱乐部规定入会者必须“热爱平等, 珍视人权, 本能地保护弱者和被压迫者, 乐于尊重他人”[3]。

雅各宾主义体制的平等价值诉求体现在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两个方面。在政治上, 废除封建社会等级特权, 实现法律平等, 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初衷。在雅各宾主义看来, 只有一种平等形式是合理的, 即法律面前的平等。在经济上, 受“无套裤汉”和忿激派影响, 雅各宾派的社会分配方案趋向于实现分配平等。正如索布尔总结的, 财产平等的要求符合大众心理对平等主义的基本诉求。“无套裤汉”已经意识到财产的不平等在匮乏时期更加明显, 并首次主张生活资料的平等分配。他们认为, 平等如果不能应用于所有社会资源和生活条件, 就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财富, 生活得更舒适, 这并无道德上的合法性。富人必须与穷人分享他们的财产, 把他们的剩余分给穷人。因此, 如果政府为了富人对奢侈品的需求而压缩民众的需要和消费, 就是对民众权利的明显又无理的侵害。

费赫尔指出, 罗伯斯庇尔的立场和雅各宾派领导者履行的关于平等的职能不能被一种消极的评价完全掩盖。尽管雅各宾派把绝对的物质平等看作一种幻想, 但他们已经认识到, 如果把法律面前的平等视为平等的唯一实现形式, 无疑就是对穷人的一种公开侮辱。

(三) 哲学理想构建的革命实践

费赫尔指出, 对社会主义来说, 雅各宾派的革命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构造全新社会。雅各宾派对先前法国革命的背叛, 源于创造一个新社会的动因, 这也是导致现代社会主义产生的动力[1]163。在革命初期, 雅各宾派革命者的目标是使“社会”从不合时宜的政治规则中解放出来。在他们看来, “社会”是先在的, 而且已经发展出一部分基本制度, 并且有它自己的规范、价值和习性。因此, 根本不需要重新发明社会, 只需要为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提供推动力。但在执政之后, 雅各宾派开始以造物主的身份去构造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 甚至不惜以专政的形式来实现。另一方面, 解决社会问题。“雅各宾派革命的第二个主要改革重点是它引出作为革命和随后的新社会秩序主要结果的‘社会问题’, 没有这一改革社会主义 (任何一种) 就不能出现。”[1]163费赫尔认为, 雅各宾派把自由宪政列为“革命政府”的最高议程, 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问题”列为革命的“突出问题”, 使解决社会问题成为革命的主旨。雅各宾派的“德性共和国”把人民福利问题置于中心地位, 把“社会问题”看作所有当代和未来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 解决社会问题、增加人民福利的革命任务限制了雅各宾派的自由革命行为和政制建构路线。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革命必须“暂停自由”。

构造新社会的过程是一个哲学假想得以实现的过程。大革命时代的伟大哲学家都在假想美好的社会和空前的社会解决方案, 而这些在雅各宾派革命下被锻造和实践出来。雅各宾派以对全新社会的发明作为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实现理想的方案, 这种革命逻辑对后世哲学家影响很大。“没有雅各宾派的突破, 激进社会整个范围的成就永远不能发生, 这些成就接连的出现已经改变了现代性的外观。”[1]13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雅各宾派的“即席创作”可以看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或原始社会主义的”。

三、雅各宾主义的非社会主义特征

尽管雅各宾派进行了激进的财产权变革, 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国家干预, 并努力解决社会问题, 以求实现社会平等, 但是, 费赫尔指出, 雅各宾主义还不是原始社会主义。

(一) 国家干预的施行未能确立计划经济

雅各宾派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激进化使其违背了革命的初衷和最初的政治体制设计。在法国革命初期, 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们表面上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财产制度, 但在自由主义革命之中, 从最开始就包含着国家干涉主义的潜流。一方面, 尽管雅各宾派精英接受了经济最大化体制, 但对于整个经济的控制却是全面的。雅各宾派实行限价法令, 控制工资, 规定经济交易的精确地点, 强制关闭股票市场, 宣布投机“敌对革命”, 禁止贵金属交易, 垄断对外贸易。而且, 雅各宾派倾向于没收政治上敌对的社会团体的财产, 并将其作为奖励而在忠于革命的革命者中进行分配。此外, 雅各宾派政体任意决定和选择代表工人利益的代表, 排斥任何工人联合的可能性和工会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因此, 强制性的国家干预确实存在。另一方面, 雅各宾派也竭力实行一种计划经济, 即通过行政和政治手段获得每一个地区的资源和需要等生产信息, 进而决定生产和制造的种类, 确定工业发展的类型, 甚至意欲为了推动农业和商业发展而建立通信体系。但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之下, 由于缺乏政治能力和相应的行政手段, 雅各宾派并无长期的指令性计划, 也未彻底消灭市场经济, 甚至没有一套明确的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发展战略。雅各宾派把经济看作与需要相关的独特领域, 但是并无积极的立法来区分和统计人民的真实需要。雅各宾派的经济统制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雅各宾派的这些措施不是纯粹的自由经济, 也不仅仅是一种战争时期受“形势所迫”而临时采取的经济管制措施, 而是革命领导者的一种革命原则, 它满足了革命领导者们支配整个社会的欲望。雅各宾派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推行经济统制政策, 历史学家柯布将其描述为农业放任主义中的强制性国家干预, 另一位历史学家盖因则更直接地描述为一幅极权主义国家的蓝图。

(二) 财产权的激进变革未能实现国有化

列斐伏尔在《法国大革命:从1793到1799》一书中指出, 雅各宾派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国有化经济, 革命政府全面控制经济。[2]135费赫尔认为, 此观点虽接近事实, 但在法律意义上是错误的。

财产权的激进变革是雅各宾主义体制所进行的更具决定性和预示性的改革。一些大革命研究者根据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去理解雅各宾主义, 力图在雅各宾主义体制中寻找国有化的迹象, 但是根本找不到。首先, 只有在工业增长和重工业良好发展的条件下, 国有化才可行。因为, 对于国有化政策来说, 必须有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大的经济生活中心。但是, 当时以农业为主导的法国还没有形成重工业的中心。其次, 国有化政策的施行要求所有权转换在法律上和行政上相对简单。没收小商铺、工匠作坊及满足多数平民基本需要的商店等, 这样的“国有化”任务, 其行政复杂性远远超出18世纪末欧洲各国的行政水平。同时, 当时法国财政状况长期不佳, 信贷政策还不完备, 不能支持国有化经济的正常运作。从指券制度的施行情况看, 可以断定, 当时法国的信贷系统还处于胚胎期。最后, 阻碍国有化经济实现的第三个因素是工人本身。国有化伴随着劳动力的集中, 而在小作坊的生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工人强烈反对国有化的任何观念。巴黎的地方团体在革命时期强烈反对工业的集中。总之, 在当时的法国, 国有化在政治上不可能达成。费赫尔指出, 雅各宾派已经意识到冒险采取国有化的直接后果是使城市供应体制和革命的政治中心立即崩溃, 因此他们当时并没有正式提出国有化的目标。

而且, 正式的国有化只能由国民公会批准才能产生。但当时, 由于国民公会谴责经济最大化政策为无政府主义, 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为了避免冲突, 正在探讨解散国民公会的必要性。雅各宾派通过法令把征用权交付给供应委员会, 由此, 共和国成为所有在法国出产或引入法国境内的商业、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临时所有者。但是, 费赫尔强调, 应该严肃对待“所有权”问题, 上述这种“临时所有的特征”并不能成为所有权根本转变的标志。

(三) “德性共和国”的尝试未能实现平等价值诉求

雅各宾主义被看作一种平等主义体制。在当时法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巴贝夫的平等主义经济可能是较为可行的选择。雅各宾派把平等主义作为一种公正制度, 没有它, 整个社会制度革命可能就没有基础。但是, 平等主义只有以文明生活方式的崩溃和自由的完全废除为代价才能真正地实现。雅各宾派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把富人的财产交给为自由而努力的穷人, 这也就成为革命平等实现的手段。

费赫尔肯定饶勒斯从财产关系方面观察雅各宾主义政体的平等特征。后者指出, 圣鞠斯特“预见了社会平等的未来整体发展, 宣布, 如果承认奠基于民主观念之上的政治国家保持与市民国家即经济和社会国家不符, 革命将会毁灭。他宣布, 革命征用不仅要针对封建领土, 也要针对革命敌人所持有的一切财产, 它是革命运动的合理补充和成功条件。它是带有社会主义暗示的恐怖主义”[2]144, 圣鞠斯特主张没收革命敌人的财产, 这为革命群众提供了更多的战利品, 并且在法律上赋予财产新的基础, 这意味着革命成为一种财产资格, 所有市民可以通过国家范围内的政治行动而获得它[1]174。

雅各宾派已经看到, 经济最大化中包含了一种自由放任经济, 而这种经济体制有其道德缺失。罗伯斯庇尔直接批评市场经济规律下人的致命贪婪和利益寻求, 痛斥垄断者的杀人手段和垄断罪行。所以, 雅各宾派力图用共和国的原则来加以弥补, 在道德基础上建立共和国的社会经济体系。控制社会经济的国家必须为生产和分配新体系创造一种道德基础。国家既作为“道德管理者”, 也作为所有社会财产的“假想的全体所有者”。国家日益成为一种“德性共和国”。实际上, “德性共和国”中没有合法的所有者, 在这种意义上, 它是假想的所有者。“假想的全体所有者”是一种道德制度, 它监督和管理所有社会事务, 包括财产。在这种意义上, 它又是一个全体所有者。

寻求平等和破坏平等, 在雅各宾派的政治视域中同时存在。费赫尔指出, 尽管雅各宾派宣称财产是一种社会制度, 并代表共和国善良的穷人们去管理财产, 但是他们并没有尝试去实现绝对的或实际的平等, 更不会实现土地共产主义。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财富的极端不均衡是这个世界中许多邪恶和犯罪的根源, 因此, 革命无疑是必需的;但是我们也确信, 财产的平等是一种幻想。”[2]145

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为管制经济创造的道德基础伴随着的却是社会的整体贫困和道德瓦解。这种平等观念和福利主义要求内蕴着一种反抗增长的偏见, 阻碍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费赫尔指出, 雅各宾派处于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立场上, 他们在政治方面践行一种狭隘的民主概念, 在社会经济方面也践行着一种狭隘甚至矛盾的平等观念。雅各宾派的领导者一方面偏爱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 把平等计划看作其政策的一种逻辑继续, 另一方面并未背离他们所谓的“文明”和我们称作现代性的方针。

总之, 雅各宾派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的最终结果和内在矛盾倾向背叛了法国大革命的初衷, 这一背叛不仅体现在社会经济上, 也体现在政治上。尽管雅各宾派创造了一种反资本主义动力和一个社会制度网络, 只要它继续, 就会使增长、利润增殖和资本主义积累发生强制性的停止, 在此意义上他们已经给现代世界带来了复杂的改革、观念和制度, 如果没有这些,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作为一项事业存在, 但是, 雅各宾派在根本上并无实际的社会经济策略。在此意义上, 雅各宾主义的确不是“原始社会主义”。费赫尔的最后结论是雅各宾主义“仍处于开端, 处于两个世界之间”[2]148。

四、问题的当代意义

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中把法国大革命比喻为俄国十月革命之母, “俄国革命之前、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之后,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精神上从未中断这种母子关系。……布尔什维克的前辈是雅各宾党人, 而雅各宾党人扮演了共产党人的前身”[4]。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也承认大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把俄国革命看作雅各宾派的革命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在分析雅各宾专政时, 列宁指出:“整个19世纪整个文明人类的整个发展都是从它开始的, 都要感谢它。”[5]在列宁看来, 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20世纪的雅各宾主义, “在20世纪的欧洲或在欧洲和亚洲接壤的地方, ‘雅各宾主义’将会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做出18世纪雅各宾党人做过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令人难忘的一切, 而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把劳动者引导到永久的胜利”[6]。

对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其主旨不在于对雅各宾主义体制进行赞扬或批判, 也不在于简单地判断二者某些特征的相似或不相似, 而是要通过比较分析, 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价值。例如,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综合考量革命政治学与和平改良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大革命意欲以革命解放人民, 甚至解放全人类, 这一革命政治学的遗产被社会主义所继承。关于社会主义是固守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是以和平改良来建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内部一直存在争论。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政治革命的路径被普遍接受, 甚至形成不断革命、革命扩大化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 如何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前提下, 充分运用改革、改良等各种措施来构建和谐的社会, 防止继续单纯地、片面地强调革命而引起消极的社会后果, 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正如阿伦特指出的, “从法国大革命后期一直到当代的革命, 对于革命者来说, 更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的结构, 而不是政治领域的结构”[7]。再比如, 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 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排斥市场经济, 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但是, 这种高度控制的经济形式缺少经济发展的灵动性, 在制定指令性计划时, 常常把人民的复杂多样的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简单化, 对需求与供应之间比例的判断往往存在误差。而且, 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需要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支撑。因此, 指令性计划经济背后的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夸大领导者的信息掌握能力和判断力, 会重视领导的决策和专门机关的力量, 强调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强调对社会的整体控制;与此相对应, 社会自身的力量、社会自身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就会被轻视甚至忽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说明, 计划和市场都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手段, 不应加以意识形态化, 而且二者都不是万能的, 有各自的特点和缺陷, 应该互相补充。

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源头, 雅各宾主义体制中蕴含的理念规范着整个现代政治。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 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8]雅各宾主义体制涉及的宪政、民主、法治、平等、公平、国家干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问题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仍须深入思考。雅各宾派构思的政治蓝图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经过批判性的继承, 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无裨益。

正如柯尔指出的:“这场运动以丰富的民主和自由观念为内容, 但其基本思想中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主义因素——充其量也只能说, 仅仅带有这样一种信念:人类的幸福应该成为社会政策的目标, 通过不断走向光明的进展, 人类就可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9]这是雅各宾主义为社会主义指明的方向和目标, 也是我们把1789年当作研究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之起点的理由。雅各宾主义体制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先驱, 恰恰在于其领导者在革命进程中寻求的革命理想与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基础相一致。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础, 平等主义的伦理取向, 以构造新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的价值诉求, 这三方面所内蕴的对人类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诉求, 正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而雅各宾主义体制算不上社会主义的起源, 则从反面给予我们一种警示:以上价值诉求的实现是没有捷径的, 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甚至是容易步入歧途的。

对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在雅各宾主义的体制和社会革命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 有助于使社会主义摆脱理论的僵化和实践的盲目。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理解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简单化、教条化, 不能把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神圣化。在当代, 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计划经济, 不是绝对平均分配, 更不是管制经济背景下国家干预的高度集中体制。

邓小平同志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特征的阐述纠正了僵化的社会主义理解之错误观点, 指明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 封闭僵化和照搬挪用不能发展社会主义, 没有民主、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解决社会的民生问题,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扩大社会民主,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总之, 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相反, 它可以有很多样态, 比如市场社会主义、自治社会主义, 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 不管社会主义采取何种形态、选择哪种发展战略, 在摸索着不断前行中都绝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匈牙利]费伦茨·费赫尔.被冻结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M].刘振怡, 曹丽新, 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2]FehérFerenc.The Frozen Revolution:An Essay on Jacobin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3][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1789年风云录[M].侯贵信, 孙昆山, 等, 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239. 

[4][法]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M].孟明,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1. 

[5][俄]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列宁全集 (第2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401. 

[6][俄]列宁.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住工人阶级吗?[M]//列宁全集 (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347. 

[7][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14. 

[8][德]马克思, 恩格斯.神圣家族[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52. 

[9][英]柯尔G D H.社会主义思想史 (第1卷) [M].何瑞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17.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学术交流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