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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西方学界的马克思研究中,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哲学教授雅克·比岱 (Jacques Bidet) 是绕不开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今日马克思》这一重要杂志的负责人, 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在解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发展形态等方面所提出的学术思想也具有较强的理论冲击力。这些观点体现在他撰写或主编的《当代马克思辞典》《总体理论》等著作中。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比岱尽管是一位哲学教授, 但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教授, 而是把解读视域拓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一位批判理论家。他从市场—组织的辩证元结构出发, 通过对这种元结构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变化过程的分析来构建其批判理论, “元结构构想的现实地位, 只有在元结构、结构和政治实践的辩证关系中才能得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必要的开端’并不代表其就是一个固定的形象, 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如我们所看到的, 它根据结构化、系统化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环境和解放斗争前景的变化而处于被更新、被极端化和模糊化的过程中”[1]。正因为如此, 他对市场逻辑或商品关系的特性及其所隐含的解放理性等问题投入了相当多的研究精力, 在这一意义上, 他更像是一位经济—政治学家。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的是, 比岱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关系及其发展过程的解读过于政治经济学化, 这使他在对《资本论》的科学方法论的评价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资本批判理论的构建上吃了亏。下面, 我们就来对这一点展开分析。

一、《资本论》的逻辑是作为现代虚构的商品关系的被颠覆过程

由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阐明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 因而, 我们一般会把《资本论》开头部分所阐述的商品关系, 视为马克思整个理论阐述的科学的“抽象”部分, 并把其随后的阐述放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层面上来加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让我们记住《资本论》与马克思前期的哲学著作 (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之间的思想关联, 即看出正是因为马克思在前期的哲学探索中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 所以才可能在《资本论》中找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 而且, 它还可以让我们清晰地把握住马克思从历史暂时性及过程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界定及分析视角, 因为他之所以要运用这种方法论, 就是因为要突出资本主义在整个私有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内涵。但比岱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种观点, 因为在他看来, 这种观点隐含了某种目的论色彩, 而他更愿意从斯宾诺莎的内在论思路出发来摆脱这种目的论, 走向某种具有拓扑学色彩的选择论。

这种陈述模式, 参考了斯宾诺莎的内在论, 这点将会逐步表现出来, 它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中更为普遍的选择模式 (mode alternatif) 相对立, 而后者的假设更为现实, 它从分析社会形式, 诸如力量和统治的关系开始进行科学推论, 并且致力于表明统治是如何被消灭的。这种研究方式, 有时用世俗的术语回溯到以原罪状态为出发点的神学观点, 它暗含着某种目的论的观点, 而辩证元/结构的形式则试图摆脱这种目的论。[1]

那么, 被比岱称为具有目的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选择模式又是什么样的呢?这在他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批判理论的解读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比岱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不从具体的劳资关系, 而是从抽象的商品关系出发, 那是因为他想凭借商品关系这种元结构式的虚构, 来阐明他随后所论述的资本关系、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阶级结构等, 都是对这种“虚构”的倒置和颠覆, 并由此而为另一种选择, 即建构一个非虚构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供理论上的证明。“《资本论》一反常理地以描述建立在个体之间自由平等的纯粹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为开端, 即从对自然—理性法支配的世界的现代虚构 (fiction) 开始, 我将之称为‘元结构’ (métastructurelle) 式的虚构。马克思表明只能从这一虚构出发, 现代阶级结构可以被看做一个倒置。也只有从此开始, 人们才能着手进行一种选择的思考, 研究一个‘重新用脚站立’的世界。”[1]客观地说, 从抽象尤其是实在抽象的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商品关系, 并由此而展开批判理论的建构,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解读思路, 像索恩·雷特尔等人都能做到。但把商品关系理解为虚构的抽象, 并由此而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等内容理解为一种倒置或颠覆, 这倒是一种新的解读思路。它充分解读了资本的内在异化过程, 并为从这一过程中生发出解放的可能性提供了足够的理论空间。在这一意义上, 比岱的这种解读是有新意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资本的内在异化过程应该被置放在什么样的方法论平台上来加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关系难道真的是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吗?我看未必如此。亚当·斯密讲的商品关系倒真的是这种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 比岱在对商品关系这一范畴的理解上显然照搬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思路, 即以经验主义方法论来理解这一范畴了。但这明显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范畴的理解, 更不是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理解水平了。如果说马克思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一开头的“货币章”中是站在一般交换关系层面来阐述其思想的, 那倒是真的。但马克思对这点是讲得很清晰的, 那只是因为此章所论述的只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简单流通关系, 而并非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前提的商品关系, 更不要说作为资本生产过程之结果的商品关系了。“所有权的这种形式——正像自由和平等一样——就是建立在这种简单关系上的。在交换价值进一步的发展中,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并且最终表明, 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 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 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2]事实上, 在此手稿的“资本章”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一节中, 马克思就已经明确地指出, “以前我们在货币流通中只看到交换价值的两种不同形式 (商品的价格—货币) , 或者只是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 (商品—商品) , 对于后者来说, 货币即交换价值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中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真正的关系还不曾出现”[2]。他随后便在劳资关系的层面对商品关系中所包含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做出了清晰的解读。

在此手稿的最后部分所加进去的“Ⅰ.价值”篇中, 马克思也明确谈到作为反映资本主义财富的第一个范畴的商品范畴, 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规定性的统一, 而不单单是交换价值一种规定所包含的内容。而正是这两种规定性统一的解读视角, 决定了马克思视域中的交换关系不再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换关系, 而只可能是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商品关系。某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要想得以实现, 就必须使自己对买者来说具有使用价值, 而这种情况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也即, 真实的商品关系中无疑是存在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矛盾性的。当这种一般性的商品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时, 这种内在矛盾性就会以更丰富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正是基于对这种更丰富的内在矛盾性的揭示的, 而并非如比岱所说的, 是通过对作为现代虚构的纯粹商品关系的倒置来展开的。

也许有人会说, 比岱所说的商品关系并不仅仅指称商品交换关系, 还包括商品生产的环节。应该说, 事实的确如此。在《总体理论》一书中, 比岱对这一点是做过清晰的说明的。在谈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方法时, 他说, “在不断的写作过程中, 马克思逐渐地向一种更恰当的论述形式转向:他是从论述一般的商品体系的 (逻辑) 理论开始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的, 商品体系被看成生产和流通之间的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抽象层次的这种关系”[3]。初看这段话, 感到比岱似乎想对商品关系中的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但仔细阅读整个文本, 就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比岱并不认同从客观的、科学的“抽象”的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端部分, 他真正想打开的是一条基于具体的社会实践者的解读思路。他在现实社会的解读层面上把基于剩余价值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理解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具体的剥削和压榨的过程, 即具体的社会实践者的行为过程。为了与此相呼应, 他在作为元结构式现代虚构的商品关系层面上, 也致力于打造一种以相互期望的行为规范为内涵的具体行动者的逻辑 (或者说结构) 。正因为如此, 他在谈到《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时说, “生产者—交换者的结构决定着一种能力。在第1章的第1节和第2节中分析过的生产者的能力是指 (在行业内部) 在社会必要时间内进行生产, 并按照具体的需求进行生产的能力 (向一个确切的行业迈进) 。在第3节中被分析过的交换者的能力把交换的结构描述成理性的相互影响, ——但在第4节中又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结构予以了描述。”[3]比岱的这种观点只能说明他无法进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所讲的“抽象”的理论层面, 因为他在这里所强调的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进行生产的那些生产者的能力 (体现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上) , 其实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前提而存在的。只是因为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都用劳动时间这种共同性来进行计量, 所以它们才成为交换价值。但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被交换价值所决定的使用价值。比岱没有意识到, 他所强调的这种生产者的能力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为交换价值概念作准备的, 可他却把它当成了具有独立意义的理论线索。与此相呼应, 他只能从交换者理性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所分析的交换价值概念。因此, 从总体上说, 比岱的商品关系概念尽管因为要拓展到市场结构的层面来加以理解, 因而包括了生产环节在内, 但由于马克思当初论述这一段内容时重点阐述的是交换价值, 况且比岱此处所讲的那种使用价值还不是与交换价值构成内在矛盾的那种使用价值, 因此, 我们在此处重点抓住他所讲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来加以解读, 在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

二、《资本论》的阐述模式是理论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

在比岱看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开创了一种对资本生产过程的新阐述方式, 即理论的而非历史的阐述。任何通过对具体社会形式中各种力量关系的分析来推导出革命结论的思路, 都暗含了目的论的色彩, 因此是不被比岱看中的。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阐述思路不可能是这种目的论式的思路, 而是按照如下路径来展开的:首先是商品关系概念, 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最普遍的先决条件, 它是自由和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在此基础上,

在第二节中, 马克思仍然按照“概念的顺序”, 论述从商品关系到资本关系的“过渡” (transformation) 或颠覆。他坚持这样一个事实, 即只有商品可以创造出比自己本身更多的价值, 但这是“劳动力” (force de travail) 起的作用。第三节 (及后面的部分) 描述了资本家和工人对立的阶级结构:在交换这一形式下, 劳动合同掩盖着对剩余价值的榨取。人们会看到, 形式上自由平等的商品关系, 如何引向它的对立面:奴役和剥削的关系。[1]

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一书中, 比岱对他的这种观点作了更详细的说明。“《资本论》在一开始就对市场与资本的关系作出了夸张的阐述。第一卷以抽象的市场理论作为开端, 并把它视为社会生产的逻辑 (在第一部分) 。然后又致力于阐述这种逻辑是如何以不同的类型而表现出来的 (在第三部分) 。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 其出卖的价格确保了购买劳动力的人达成剩余价值的积累, 基于此, 社会就不仅仅由相互交换的个人所组成, 而是由相互矛盾的阶级所构成了。那些平等和自由的宣言便转向了其反面。当然, 我在此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在对这种颠倒的‘辩证’式发展过程的阐述方面是如何失败的。事实上, 他所做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分析’性阐述”[4]。

比岱的基本思路是:虽然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体现的基于商品关系内在矛盾性的历史辩证法分析思路持批评态度, 但他毕竟承认马克思的这种思路有着比通常的理解更为丰富的内涵。他坚持认为, 我们不能只从经济学的维度把马克思的观点简单地解读为用商品关系的手段来推进商品生产的过程, 也不能仅从社会学的维度只专注于对马克思所论述的商品关系抽象性及其批判性意义的阐述, 而应从作为现代虚构的商品交换关系及其不断展开的倒置过程的角度, 来诠释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真谛。我们首先要承认比岱这种观点的积极意义。他致力于超越从相互割裂的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角度来诠释《资本论》的流行思路, 从商品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意义的角度来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 这对于我们还原《资本论》真实理论意境及深层内涵很有帮助。而且, 比岱还试图从对商品关系的这种多维度分析中挖掘出潜藏着的共产主义解放理性, 并对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给予新的理论解释。这在当代西方学界普遍受制于学科分工的思想束缚, 并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以简单化解读的学术语境中, 应该说是很亮丽的一道风景。

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 比岱从纯粹的“分析”性阐述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基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而展开的资本批判理论, 这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本身就是以对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的解读为前提的。如果马克思看不到从简单流通关系中的交换价值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客观基础的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 他就根本不可能在科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发现“抽象”的存在, 并致力于在资本关系解读中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像如果马克思发现不了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之间的区别以及从前者到后者的内在矛盾运动过程, 他就根本不可能在科学抽象层面找到劳动一般范畴, 并在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分析中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一样。因此, 马克思之所以要强调科学抽象层面上的概念或范畴, 并不是像比岱所说的那样, 是为了凸显某种作为现代虚构的元结构, 并用它来构建出所谓的倒置或颠倒的逻辑环节, 而是为了更好地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界定和解读“具体”的深层本质。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抽象”概念蕴含着万千的理论风韵。如果我们仅仅从一般认识论的角度, 从与经验事实不符的“虚构”的层面来理解这一范畴, 那么, 与马克思在这里所要展示的丰富思想擦肩而过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了。

比岱的问题恐怕就出在这里。他受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思想的影响, 急于要与在当时法国学界流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观划清界限。“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把自己建构在人本主义学术传统之上, 并把其自身转型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宏大社会工程。它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一种普遍人的形象, 这种普遍人必须自我解放并建立理性的时代。对这种阐释的强烈的反对意见已经被提出来。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特定对象难道不是各种具体的生产方式形式吗?这些具体的生产方式形式难道不是特定的并且总是能够决定它们所体现的各种可能性吗?……一种更为严谨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观已经提了出来, 它首先面向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的阐释框架。”[4]应该说,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当然不仅仅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 它应该面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但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性绝不是经验具体, 而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维度上的具体性。也就是说, 是置身于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 而不是把它与历史发展过程切割开来的静态的经验具体。此处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 任何的具体其实都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置身于内在矛盾运动历史性中的具体, 如果我们硬要把它看成是非历史性的经验具体, 那么, 在方法论上其实就是马克思所批评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再进一步, 一旦我们只关注非历史性的经验具体, 那么, 看似能够发现经济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 如组织权力等, 但其实只要我们放眼整个历史过程, 就很容易发现这些维度的内容是受经济矛盾运动过程所制约的。所以, 在撇开历史辩证法的前提下把元结构层面的内容加以丰富化, 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精华部分的一种放弃。

比岱的阐释就是以对这种经验具体的解读为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不是从经验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的, 并说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就是要揭示价值并非是一种现象层面的经验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商品交换的‘经验’最终被其实并不存在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加以规制。在第一章中, 拜物教的范畴已经被引入, 目的就在于阐释如下的事实:‘经验’并不能证实作为内含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由此也可以进行如下的推论:经验也无法让我们承认技术含量高的劳动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价值。”[4]比岱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既在“认识论”上与基于普遍人的宏大解放叙事保持“断裂”, 又在研究对象上专注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形态。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出准确的解答。但他没有意识到:他把马克思在科学“抽象”层面所界定的商品价值形式理解为与现实经验相对立的“概念”, 这必将使他无法领略马克思商品价值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譬如, 当他在解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 (“商品”) 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相关内容时, 就表现出上述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他说, “当我们从第一节的商品过渡到第二节的劳动时, 抽象所承载其上的基础便不再是产品而是变成了生产, 并更加凸显出了价值量与价值实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价值量当然是与价值实体不同的并且也是从属于它的。但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有关价值实体的理论, 并用这种理论来解释量的支出是如何被规制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我们首先要阐明的是‘生理’指标的政治—经济学意义”[4]。

客观地说, 比岱在这里显然没有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马克思在《资本论》的阐述过程中是坚定地贯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因此, 在第一章 (“商品”) 的第一和第二节中, 马克思只是在商品的基本要素的层面来谈论的, 甚至还没有“具体”到货币关系中的商品的理论层面, 更不要说作为资本关系条件下的商品的层面了。因此, 硬要从第二节中所涉及的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中, 得出所谓的价值实体的理论并强调它与特定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 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 马克思在这一节中谈论的只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而不是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独立意义。他虽然提到对使用价值而言有意义的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 但在商品的基本要素的理论层面上, 马克思强调的却是:作为商品来说, 其核心的内涵恰恰是这种质的消解。“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 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 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 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5]正是因为各种使用价值都用它们的共同性 (即都内含了劳动时间) 作为外在尺度来加以测量, 所以它们才会成为交换价值。在这一层面, 马克思甚至还没有谈到被交换价值所决定的使用价值 (即对他人来说的使用价值) 呢, 因此, 他怎么可能凭借那种必然被抽离掉的有用劳动来独立地建构起所谓的价值实体的理论呢?

三、比岱抓住了马克思在“罗陀斯岛”上“跳跃”的节奏吗?

那么, 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不从“被抽去”的角度来正面谈论使用价值的呢?这还要从对第一卷第一篇的阐述逻辑的整体分析入手。如上所提到的, 在第一章的第一、二两节中, 马克思所分析的只是商品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 以及与这两个要素相呼应的劳动的二重性。至于这两个要素在具体的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位置及内涵, 在这两节中并没有涉及。即使是在接下来的第三节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中, 马克思也只是对价值形式从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形式向货币形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 着重解读的是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这两项内容, 尤其是对等价形式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但必须明确的是, 在整个第三节中 (即使是在其中的“D.货币形式”小节中) , 马克思都只是围绕着价值形式或者说交换价值而展开分析的, 他还没有谈论到使用价值与交换关系的具体关系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第四节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中只谈论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而不涉及商品关系的矛盾性质的原因。

在我看来, 只是在第二章 (“交换过程”) 中, 马克思的阐述对象才从商品的价值关系转变到了商品的交换关系上, 这当然跟他所贯彻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而正是这一转变给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契机, 使他能够抓住商品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更为具体的情况。他首先指出,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 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 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 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 所以不能反抗人”[5]。这种“商品占有者”视角的获得, 使马克思更为清晰地体现到“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 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5], 并对这种“对立”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 每个商品对于它的占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 对于它的非占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 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 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 这种形式就越来越成为必要的了”[5]。他所讲的独立的价值形式就是货币。

商品交换的货币阶段标志了从直接的产品交换阶段向商品流通阶段的转变,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中所阐述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在商品流通阶段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没有人买, 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 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 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 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 那也就是说, 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5]应该说, 马克思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作为商品关系内在矛盾在商品流通阶段的表现形式的买卖对立, 才使他有足够清晰的思路来面对在第一卷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中的资本关系中的内在矛盾性问题, 才使他能够坚定地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 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 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 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 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 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 必须在流通领域中, 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 就在这里跳跃吧!”[5]马克思在这个“罗陀斯岛”上的“跳跃”是相当成功的, 其结果就是通过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的理论视角, 完成了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的成功过渡。

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家都能在这个“罗陀斯岛”上成功“跳跃”的, 凡是把剩余价值剥削仅仅视为不公平的商品交换之结果的观点, 都是这种不成功“跳跃”的表现。客观地说, 比岱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观点的解读应该说是有其特点的。他虽然没有像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那样明确地提出交换价值决定使用价值的观点, 而是更多地在市场交换关系的层面上强调使用价值被包含在价值的抽象客观性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 马克思的阐释意图是要证明市场远非像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 是一个理性个体相互作用的空间, 相反, 它所建构的只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 其中的使用价值被内化于价值的抽象客观性之中, 劳动对其内容变成漠不关心”[6]。也就是说, 比岱在这里只是抓住了马克思思路中的商品价值关系层面, 而没有像鲍德里亚那样推进到商品流通过程的层面上并抓住其中的由交换价值所决定的使用价值的思想。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的是, 比岱没有像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那样把交换价值的统治当成一种客观的事实, 而只是把它当成了一种元结构式的现代虚构或抽象。交换价值范畴所凸显的理性个体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只是一种“抽象”, 而真实发生的却是其反面, 即工人的被剥削和压榨。此处的吊诡之处在于工人正是在被告知处于自由、平等、理性的交换关系的前提下而被剥削和压榨的。在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时, 比岱说, “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主题在此得到了实现, 由此可知, 现代阶级形式的独特性在于如下的事实之中:阶级虽根基于作为理性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市场之中, 但它的实现却是通过它自身转向其反面来实现的:被剥削和压榨的工人被告知正处于一种自由的、平等的、理性的交换关系之中, 工人被‘设定’为处于这种状态之中。阶级的实现只有通过它本身的被扬弃才有可能”[6]。

客观地说, 他的这种解读是蛮有新意的。他把交换价值不是理解为某种统治着社会关系的客观事实, 而是理解为某种现代虚构, 而真实的交换关系形式只是体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级对立形式。这不仅为他在历史观上走向拓扑学式的选择论打开了理论窗口, 也为他从市场—组织的双重维度来拓展元结构的内容奠定了基础。但他思路中问题依然存在:不是从劳资交换关系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内在矛盾性的角度来解读工人被剥削的本质原因, 而只是从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的倒置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社会现实。在此意义上, 比岱仍然停留在交换价值批判的理论层面, 而没有深入内在矛盾运动的理论层面上。正因为如此, 他也就只能把《资本论》的阐述方式界定为理论性的而不是历史性的了。只不过在缺失了内在矛盾运动线索的前提下, 他只能从“概念的顺序”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资本论》中从商品关系到资本关系再到剩余价值剥削关系等的过渡了。但如果这种基于“概念的顺序”的阐述方式就是比岱所说的《资本论》中的理论性阐述的话, 那就不免让人联想到马克思本人在《哲学的贫困》中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角度对蒲鲁东的批评了。

参考文献

[1][法]雅克·比岱.选择的拓扑学[M]//雅克·比岱.当代马克思辞典.许国艳, 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法]雅克·比岱.总体理论[M].陈原,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0. 

[4]Jacques Bidet.Exploring Marx’s Capital:Philosoph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M].Trans By David Fernbach, Leiden·Boston:Koninklijke Brill NV, 200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6]Jacques Bidet, Stathis Kouvelakis (eds.) .Critical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Marxism[M].Leiden·Boston:Koninklijke Brill NV, 200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