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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对理论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阿尔都塞坚持的理论检验标准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直接性、必然性。从这里，阿尔都塞也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的大门。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保持了一种通过理论批判现实的责任。但是，随着职业化、体制化、精英化程度的加深，学院理论也堕落成了学术名声的手段，理论丧失了它关怀现实的初衷。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描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而最初几步是由恩格斯迈出的。在恩格斯后期著作中，哲学是科学的、总体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或者他所说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领域中的一般规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归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而且还把世界的外部实在性以及认识的“复写”理论解释成唯物主义的核心。沿着这一路线，斯大林确立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它的“必要组成部分”，将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它的“应用”。作为法国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一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表述即辩证唯物主义，但另一方面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压力，又对之进行了不同的释义。

理论实践的理论

　　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从法国认识论思想中继承了“认识论的中断”的思想，认为在科学与前科学的哲学或意识形态之间有着“质”的差别或“中断”，有着不同的“问题域”。只有与哲学或意识形态“划清界限”，真正的科学理论才能确立。据此，阿尔都塞一方面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世界观哲学，一方面又反对卢卡奇、葛兰西、萨特等人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一种实践的、历史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哲学。在他看来，这些哲学解释并没有摆脱黑格尔总体哲学的神话以及启蒙以来的主体哲学意识形态，并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革命性和独特性，反而将之混同于资产阶级哲学或意识形态。因此，必须从认识论上进行澄清。

　　从认识论上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区分，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在经历了“认识论的中断”实现的。就马克思本人来说，他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作品受困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域”，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确立了新的“问题域”，比如在历史理论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个体和人的本质这套旧范式，取消了主体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旧的假定，代之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就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阿尔都塞认为，它是一种“理论实践的理论”。它的存在，就是抵抗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威胁，发挥着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但是，阿尔都塞认为，“理论实践的理论”不能混同于一般的哲学意识形态，它是一种“以实践状态存在的”特殊理论。它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并没有上升和概括成一般理论。比如，马克思从来没有写过关于辩证法的书。同样，在1917年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在列宁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以实践状态存在的辩证法，而不是一般理论。阿尔都塞坚持这种理论的实践状态，但也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相比较，它注定是要被超越的。

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在反思自己早期思想的“自我批判”中，承认了“理论实践的理论”导向了一种“理论主义”错误。这错失了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政治的根本关系的问题。于是，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思想。他在这个时期的最大成就，就是把哲学与政治结合了起来。他对哲学的新定义是：“哲学代表着理论上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它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变成了革命的武器。所以，马克思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哲学干预的新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终结。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所着迷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而是一种不再以某种哲学形式生产的“非哲学”；它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再以压迫性的意识形态统一性存在，而是创造有利于社会实践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意识形态条件。

可以看到，阿尔都塞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实践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被激进化了，并赋予了政治意义。当然，将哲学与政治关联起来，并不是说两者的区别不存在了。阿尔都塞强调，哲学实践，一方面代表了理论领域中的政治或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政治中的科学性。从第一个方面看，哲学不需要屈从政治，或作为政治的工具，但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或与现实斗争无关的沉思。从第二个方面看，只有科学性才能保证政治的方向。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首先它不是政治决策的奴婢。要证明数学，并不需要把它的定理应用于物理学和化学。要证明实验科学，也不需要把它们的结果做技术上的应用。这里的“赌注”是理论的自主性以及理论检验标准的内在性，不是理论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

在阿尔都塞晚期手稿中，他发掘了从伊壁鸠鲁到马克思唯物主义中存在的“潜流”，这被他称为“偶然的唯物主义”。这是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路线，并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等人那里持续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尔都塞改变了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释义。因为他没有把“偶然的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是强调这是“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它是走向这种哲学的“半途”。或许将来会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但是它当前的存在，只能是作为“非哲学”。

总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中，贯穿一致的思想是：他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作为一般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是“阙如”的。尽管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存在的，或它代表了理论领域中的政治或阶级斗争，但是，那种作为哲学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无论如何都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目标。这恰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智慧”的表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解释，冒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割裂。他对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主义”进行的反省和修正，并没有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了反对理论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阿尔都塞坚持的理论检验标准的内在性和自主性，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直接性、必然性。从这里，阿尔都塞也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的大门。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保持了一种通过理论批判现实的责任。但是，随着职业化、体制化、精英化程度的加深，学院理论也堕落成了学术名声的手段，理论丧失了它关怀现实的初衷。这也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学术化的一个后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5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