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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斐:资本内在否定性框架中的跨国资本和全球治理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不仅在主流经济学阵营中引发震动，而且让诸多利益群体为之慌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幽默地评论：“保守派分子们吓坏了。”美国企业协会的詹姆士·皮索科吉斯在《国家评论》上警告：“皮凯蒂先生的著作必须予以反驳，否则它会在知识阶层中传播开来，未来政策争论所据以进行的整个政治经济学背景将会被重塑。”克鲁格曼进而指出：“在这场争论中真正让人惊讶的是右翼不能对皮凯蒂先生的命题提出任何实质性反驳。相反，所能做出的反应就是贴标签。特别是，称皮凯蒂先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PaulKrugman,ThePikettyPanic,NewYorkTimes,April24,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4/25/opinion/krugman-the-piketty-panic.html?_r=0.） 皮凯蒂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他的著作让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回到世人的视野。人们发现，21世纪的资本与马克思100多年前所揭示的资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皮凯蒂不过是用300年的历史数据真实地证实了《资本论》所揭示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原理：在资本家们额手称庆的聚宝盆底部，依然是黑暗的另一面——不断恶化的贫困、不平等和权利被剥夺。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内在否定性逻辑的历史推进，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被进一步推向高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社会依附（socialdependency）关系已经形成。
作为解决方案，皮凯蒂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回报累进税和资本惩罚性保有税。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问题、又在何种条件下行得通，但是我们知道，只有针对问题形成正确的思路，解决的方案才可能包含其中。而这又必须以深刻把握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动力和运作方式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这种研究准备好了方法论。
一、资本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
“资本内在否定性”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表达。《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就是通过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展开，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运行规律，阐明了其产生—兴起—发展—衰落—消亡的生命全过程。然而，长久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习惯于直接套用《资本论》的研究结论，或是墨守原著对资本内在否定性原理的具体描述，而忽略了“资本内在否定性”其实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其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的分析工具和研究以资本—劳动的社会互动为轴心的社会生产与变革的一个框架。澳大利亚学者香农·布瑞凯特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否定性”（negativity）是一种“元辩证法”（meta-dialectics），它提供一种激进见解，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社会变革，而且正是由于资本的否定辩证运动的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才永远是“开放式结局”（open-endedness）的（ShannonBrincat,NegativityandOpen-EndednessintheDialecticofWorldPolitics,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Vol.34,No.4,2009,pp.455-493.）。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平均利润率下降既是“资本内在否定性”展开的结果，也是其在更高层面发展的开端。“货殖”（“货殖”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指从货币出发，以更多货币为目的的无限运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必然遭遇到“（１）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２）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３）货币是生产的界限；（４）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7页。），这些“界限”和“限制”外化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中，资本家总是倾向于将工人的工资作为生产成本压到最低；工人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无法在市场上售出，剩余价值得不到实现，资本生产就出现危机。不过，这些“界限”和“限制”，同时也向资本提出了任务并准备好了条件——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重新开始突破界限的尝试。于是，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相应的，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劳动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减少，导致资本生产出来的利润越来越少。一旦社会平均利润率降低为零，那么资本就不再是资本了，“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阶级也就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必要再组织这种生产，资本主义体系就此终结。作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内生机制，“资本内在否定性”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动力；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本内在否定性”又提供着一个分析“资本—劳动”之间社会互动的框架，一个理解社会如何生成的唯物史观视野。
在研究方法上，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片面关注经济增长、孤立研究经济现象的做法，皮凯蒂运用庞大的历史数据揭示出“资本—劳动”不平等发展的长期趋势。如克鲁格曼的评论：这是“一种把经济增长分析同收入和财富分配分析整合在一起的方法”，这是“一部把宏大的历史视野同精致的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的著作”，是“一部将同时改变我们思考社会的方式和如何做经济学的方式的著作”（PaulKrugman,WhyWereinaNewGildedAge,TheNewYorkReviewofbooks,May8,2014.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may/08/thomas-piketty-new-gilded-age/.）。然而《21世纪资本论》没有告诉我们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r>g）背后的动力学原理，即：为什么在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规律下，资本积累总是能够高于经济增长？为此，“社会”作出了怎样的贡献？不同历史时期，支撑资本高收益率（r/g>1）的是怎样的社会积累结构？这些社会结构何以生成、如何转化？新旧结构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复杂关联？换言之，《21世纪资本论》只是部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真相，却无力解开如其所是的历史之谜。我们不能苛求皮凯蒂。因为要抓住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根本，要预测它的变化、冲突、方向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如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所言，这需要一个“宏观的—结构的—历史的”（macro-structural-historical）分析框架，需要一种“生成”（generative）的理论（WilliamI.Robinson,GlobalizationasaMacro-Structural-HistoricalFrameworkofAnalysis:TheCaseofCentralAmerica,NewPoliticalEconomy,Vol.7,No.2,2002,pp.221-250.）。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只有“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动力学分析框架才能做到。
二、资本扩张与社会反向运动
如果法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看到了《21世纪资本论》，他一定乐意指出，该书是21世纪“社会反向运动”的一支理论先锋。波兰尼一生致力于解构自律性市场的神话，在他看来，经济是社会的一个物质要素，应“镶嵌”（embededness）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而存在；社会体内部始终包含着两种对抗力量：一种是自由放任的倾向，以扩张市场；另一种是反向而生的社会自我保护，以预防经济“脱嵌”。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是一种乌托邦，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根本是依靠大量而持久的干涉主义加以打通并保持通畅的（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2nded.,NewYork:Rinehart,1957.p.3,p.104.）。而在马克思看来，波拉尼所谓的社会“反向”运动，正是资本内在否定性逻辑的外在表现。无论是经济自由扩张还是社会自我保护，无论是“脱嵌”还是“反脱嵌”，都由资本的内在否定所推动。迄今为止，由于资本的利润生产仍是绝对律令，劳资的对立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所有的社会反向运动，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不过是促进了社会积累结构（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SSA）（“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是指一套相互促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规范，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成功的资本积累模式相融合并促进其发展。参见DavidM.Kotz,TerrenceMcDonough,andMichaelReich,eds.,SocialStructuresofAccumul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ndCrisi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的新旧更替，其结果都保障了资本生产的顺利进行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1.资本扩张进程：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时空压缩
为对抗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资本生产唯有不断向广度、深度挺进。如马克思所说，“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这里的“市场”均泛指经济空间。）是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权宜办法。
早期资本扩张的“方便法门”是帝国主义殖民，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地理空间扩张：既掠夺新的廉价劳动、土地和原料，也获得新的消费市场；同时，对内加强工业化进程，整合国内市场。蒸汽机革命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生产日渐集中，垄断资本、金融寡头开始出现，由此获取超额利润，甚至“豢养”起工人阶级贵族（可视为福利社会调和资本—劳动关系的前身）。伴随着这一过程崛起的，是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和国家间体系的概念被大大神圣化，资本主义通过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的框架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为争夺市场，不惜发动世界大战。可以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是资本大规模扩张的第一步，它的重点在于“夺取新的市场”。
如果说资本扩张的第一步主要表现在地理空间，那么随着地理空间瓜分完毕，它的下一步扩张只能向社会空间寻求。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和废墟所带来的市场空间，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资本主义霸主，它建立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融合提供了条件，而欧共体的成立和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西方资本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国家的主导下，多样化的再分配制度得以发展，福利社会广泛建立，阶级矛盾大大缓解，与之配套的“消费社会”也应运而生。加之生产力的电气化革命、金融工业集团的诞生，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被高效地组织起来，单一世界市场得以巩固，世界资本主义步入“黄金年代”。可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是资本扩张的第二步，这一次的重点在于“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
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推动下，资本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曾经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到了20世纪的后30年，国家的空间和制度已经渐渐成为资本积累的桎梏。高就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政策与石油危机、美国滥用铸币权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滞胀”危机，社会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资本以“外逃”方式对抗福利国家：一方面，资本出走海外组织生产，拉开跨国生产的序幕；另一方面，不受国家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倍受青睐。离岸金融中心的出现以及金融业务的创新，使得跨国金融资本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转型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洞开了资本纵深挺进的大门，一张前所未有的跨国生产网成功铺就。借助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成就，传统生产的物理时空被大大压缩，而全球金融一体化发展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出现，又频频搅起资本风暴，扭曲着社会生产的时空。不难看出，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是资本扩张的第三步，这一次，无论是夺取新市场，还是改造旧市场，资本在两方面均取得了成功，将资本的扩张推向新的高潮。
2.社会反向运动：从“嵌入式自由主义”到“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
如果说19世纪资本主义的繁荣和秩序依赖于波兰尼所说的四个制度：“均势”“金本位”“自由市场”和“自由国家”（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2nded.,NewYork:Rinehart,1957.p.3.），那么到了20世纪，作为对“自律市场乌托邦”的社会反向运动——“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嵌入式自由主义”是指既维护资本自由、个人主义，又兼顾社会公正和社会凝聚力。参见JohnRug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Change:EmbeddedLiberalisminthePostwarEconomic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6,No.2,(Spring1982),p.393.），则无形中促成了一种新的资本积累社会结构，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作出了贡献。
“嵌入式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凯恩斯—福特主义的积累模式，其基本特征为：国家监管生产、财富重新分配，以及一整套由国家主导的资本—劳动的“阶级妥协”，其中包括政府采取措施规范资本间的竞争和阶级斗争。受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凯恩斯经济学在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和其他机构被广泛接受，人们笃信凯恩斯的如下观点：政府有必要干预生产和分配过程，通过税收、信用系统和其他机制获取并重新分配剩余价值，从而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福特主义则要求，一方面对劳动力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提高工资和福利使工人融入新的社会。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围绕凯恩斯—福特主义重新组织起来：在核心地区，推行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实施福特制生产；在边缘地区，建立各种“发展主义”国家和采取多种民粹主义计划。总之，无论是核心的发达国家还是边缘的发展型国家，均通过干涉主义机制重新分配了剩余价值，缓解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矛盾，大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然而，资本生产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即便凯恩斯—福特主义组织起了有史以来最为“科学”的生产，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阴影仍步步紧逼（实际上，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研究结论与皮凯蒂的研究结论“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并不矛盾，因为后者的结论中不排除资本为保持利润率而牺牲经济增长率的可能性，以及将劳动收入的增长率持续压低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的可能性。）。为克服“滞胀”危机，以放松管制、削减福利、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横空出世，虽然短期内“反胀”有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资本—劳动对立尖锐和严重的金融危机。
“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globalizedneo-Keynesian）是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脱嵌”的又一次社会反向运动，它所面对的，不仅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社会动荡，更有资本全球化扩张所造成的生产过程的重构、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分散化。 在理论主张上，它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主张由一个跨国政府协调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为资本提供最佳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而非削弱对资本的控制。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索罗斯等认为，市场主体之间的不均衡将导致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失衡，这一问题只有建立积极的全球范围内的管理型政府才能解决，比如架设通信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这些“商品”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型政府所不能提供的；管理型政府应对分散和各自独立的生产工序加以管理和协调，提供更为规范和成熟的基础设施环境（JosephStiglitz,Globa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NewYork:W.W.Newton,2002;GeorgeSoros,TheCrisisofGlobalCapitalism:OpenSocietyEndangered,NewYork:Public AffairsTM,1998.）。美国学者肯·科尔则主张，应由政府中的“专家型”官员来管理解决自由市场中的经济协调问题；政府有权发行货币、影响利率，通过教育政策和地区政策来推动研究和技术发展；政府应通过创造更透明、更规范的经济环境，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来影响经济活动（KenCole,Economy,Environment,Development,Knowledge,London:Routledge,1999.）。
在经济生产中，它基本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后凯恩斯—福特制”弹性积累（flexibleaccumulation）模式，主张以网络结构的新颖连接将分散的生产重组起来。新技术和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广泛运用，颠覆了传统生产中权力与控制垂直一体化的等级结构，使得水平交错的网络结构成为可能，从而生产进一步细分、专业化乃至拆分和重组。新技术包括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新的运输技术、机器人技术和其他自动化技术等；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包括新管理技术、垂直非一体化、“准时化”和小批量生产、转包和外包，以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跨国商业联盟、专利使用协议、地方代理机构等。这些创新，将生产拆解成不同阶段和各种“分离—组合”工序，遍布全世界，形成巨大的跨国生产链以及复杂的全球一体化的“垂直—水平”分工的网络。这一全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全新的资本—劳动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
在政治规划上，它倡导“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亦称“新中间路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英国布莱尔首相及其顾问安东尼·吉登斯提出，在巴西、新西兰、南非、西班牙、阿根廷、日本等多国有所实践。（参见[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0-218页。），即“右翼”资本主义正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左翼”资本主义的旧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模式之间的一条道路，既主张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自由放任），也主张重新通过经济政策解决失业、贫困和不平等问题；既提倡市场个人主义，也呼吁“个人的责任感”（C.G.A.Bryant,“Review:ThePromiseoftheThirdWay:GlobalizationandSocialJusticebyOttoNewman,RicharddeZoysa”,Sociology,Vol.36,No.4(November2002),pp.1023-1024.）。
总的说来，“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还无力将一个资本积累的新蓝图制度化，它的纲领主张仍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但它代表了一种“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自我保护倾向：全球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包括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在内，都在纷纷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治理战略，一种“后华盛顿共识”（MarkRupert,IdeologiesofGlobalization:ContendingVisionsofaNewWorldOrder,London:Routledge,2000.chapter7.）。构建一个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治理结构，已经成为跨国资本统治世界的内在要求。
三、资本“脱嵌”：跨国阶级与跨国国家机器
跨国资本创生出一个跨越国界的“资本帝国”，它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布下生产的网络，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公民组织，都自觉、不自觉地受控于跨国资本。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都客观上为跨国资本的生产服务。处在这一体系边缘的几十亿人被牢牢束缚其中，不管甘愿与否，每一个人都与这种“生产”利害相关。如果说在马克思的年代，只有英国才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全形态，才是《资本论》研究的典型样本，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跨国资本建立起遍布全球的跨国生产和跨国资本—劳动关系，全世界都步入了《资本论》的语境，成了马克思“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对象。
1.跨国生产对资本—劳动的重构
资本—劳动的社会互动是资本内在否定性动力系统的引擎。“生产是一切社会存在形成的物质性基础”，谁控制生产、如何生产，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变革的方向（RobertW.Cox,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p.1.）。在此意义上，跨国生产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崭新篇章。如罗宾逊所指出的，尽管全球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出现，但那时只是借助国际贸易和金融流动形成的一体化国际市场；直到20世纪晚期，资本才实现了国家和地区生产的跨国化，这种跨国生产，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代之以全球化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深刻重构了资本—劳动的生产关系（[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15页。）。
首先，促进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和全球无产阶级的形成。一般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是指“构成跨国资本内部循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技术人员和主流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1页。），英国学者莱斯利·斯克莱尔则认为还应包括媒体和商业领域的“消费主义精英”（LeslieSklair,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2nded.,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5.）。这个阶级通过生产被组织起来，拥有或控制全世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受某一特定国家领土和认同的束缚，利益攫取取决于凌驾于本地和国家之上的全球积累——这就从空间上赋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国家领土和政体的存在认同，赋予了它世界性统治阶级的地位。在这一阶级的对立面，一个全球无产阶级也在形成。根据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的界定：“从大的范围而言，全球无产阶级包括那些其劳动直接或间接被剥削，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则的人。”（AntonioNegriandMichaelHardt,Empire,Boston: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52.）跨国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又一次原始积累。在这一过程中，边缘国家中的农民和自由生产者失去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被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成为“冗员”或失业者，在正规生产的本地结构中找不到位置，也加入产业后备军，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奈格里等认为，新的全球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一种潜在而巨大的积极发展趋势，因为它开启了抵御和解放的可能性。
其次，巩固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强资—弱劳”的不平等格局。跨国生产对资本家阶级发挥着整合作用，而对无产阶级则相反，起着离散作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跨国资本家组织起来，形成跨国的阶级联盟。例如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跨界并购、跨国联合董事会、战略联盟以及各种全球经济活动等，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在积累过程中产生共同利益的认同。而各种弹性生产的劳动形式，如外包、转包、兼职、家庭劳动、血汗工厂和其他压迫性生产等，却使劳动支离破碎。后福特制积累的核心在于弹性劳动和廉价劳动，与之关联的是各种临时性的劳动分类和劳动控制的替代体系。劳动供给的“专门化”和“准时化”、非正式性和可替代性造就了劳动者之间的分离隔膜、恶性竞争，形成了一支由临时雇员组成的庞大劳动后备军，为进一步压低工资、恶化工作条件、去工会化、过度剥削等“廉价生产”提供了条件。
总之，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建立在民族国家和跨国空间的裂隙之上，有利于资本家阶级摆脱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将其新的权力结构制度化，从而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上巩固“强资—弱劳”的格局。
2.跨国阶级对国家机器的改造
在资本主义早期，民族国家不但在协调阶级关系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阶级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资产阶级最初就是在绝对王权的支持下战胜封建主阶级的）。民族国家是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围绕财富分配、社会安排和政治目标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通过民族国家体制就社会剩余的份额进行斗争，劳动阶层依靠民族国家的协调，缓和它与资本的关系，争取社会福利和社会地位。而到了资本的跨国生产时代，“民族国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再也不是阶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容器’”（[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民族国家所发挥的协调和控制功能正在改变。一个鲜明的对比是，19世纪晚期，民族资本家阶级是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国家作为劳资双方的中间人和调解者，在法律层面将劳资冲突纳入到政治制度，从而形成所谓的“三方体制”（资方、工会、政府），带来一个公司制资本主义的全新时代。到了20世纪后期，跨国资本家阶级纷纷掌权，民族国家内部开始盛行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去管制化的原则下，国家转换角色，从提供社会补贴（资助公共卫生、教育、福利、交通等）、推动劳动和社会的再生产，转变为服务和直接“注资”私人资本，在其生产和积累过程中发挥作用；同时，着眼于统治阶级的全球利益，民族国家放弃了过去所推行的以单个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转而向世界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自由市场化和经济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越发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权力。跨国管理精英处于世界经济制高点，控制全球政策制定的杠杆，运用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对跨国机构行使职权，使得世界各经济体及其政治进程变得全球化和一体化，从而民族国家被改造成了“传送带”和“过滤器”，改造成了推动全球资本主义议程的“前沿工具”。
跨国生产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跨国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如罗宾逊所说，“统治阶级中没落的国家分支和崛起的跨国分支之间的斗争，通常是20世纪晚期政治动力学和意识形态进程的背景图”（[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4页。）。资本积累过程的去地域化，使得竞争越来越发生在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家积累与全球积累、国家分支与跨国分支之间矛盾的体现。一个全球阶级结构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它内在地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跨国国家机器，于是跨国国家机器从民族国家体系内产生，它包括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以及一些通过地区性协定建立起来的超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等）。然而，跨国国家机器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退出历史舞台，由于阶级和阶级关系依然存在，在全球化体系中，“国家实践的本质在于通过跨国国家机器来行使跨国经济和政治的权威，从而重现嵌入在全球资本增值和资本循环中的阶级关系”（[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3.全球治理：社会反向运动还是资本内在否定？
从资本扩张世界的原始冲动到遍布全球的跨国生产，从跨国阶级对民族国家的改造到跨国国家机器的应运而生，“全球治理”根本就是资本扩张历程的题中之意，而非一个新的命题。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的精英阶层孜孜不倦地对此展开研究和实践，从理论上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到实践中的“全球化的新凯恩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中间路线”，无不寄托着跨国资本对于一个稳定、持续、巩固的发展环境的热望。
作为“时代的良心”，皮凯蒂掀起了经济学领域“一场理解不平等发展的长期趋势的革命”（PaulKrugman,WhyWereinaNewGildedAge,TheNewYorkReviewofBooks,May8,2014.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4/may/08/thomas-piketty-new-gilded-age/.），并提出全球资本累进税的政策主张。美国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在《自由国际主义秩序3.0》中甚至更为激进地表示，应吸纳新兴非西方国家作为核心管理机构的成员，以形成普遍的管理参与；削弱国家主权，建立“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的经济和安全制度，以及由不同国家占据不同管理机构的“后霸权等级”和全球治理结构（G.JohnIkenberry,LiberalInternationalism3.0:AmericaandtheDilemmasofLiberalWorldOrder,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7,No.1,(March2009).pp.71-84.）。然而，这些建议却无法在一个资本摆脱了民族束缚、资本—劳动不再扎根于历史上已经制度化的社会和社会团体的相互关系、劳动变得空前分裂和廉价的时代得以实现。如罗宾逊在研究中所指出的：“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或雇主对雇员的责任，即便极其微小，也已经被解除了。在这一摆脱社会束缚的‘野蛮资本主义时代’，受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它的极端形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活，集体生活的准则和观念几乎全部消失——的推动，在雇佣劳动中确实存在一种‘历史’或‘道德’因素的回落。”（[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确实如此，在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中，一方是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者，具有强大的自组织性；另一方是在生产中被肢解的的雇佣劳动阶级，沉沦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无法形成阶级意识。前者对后者的社会权力被高度制度化，这或许就是皮凯蒂所谓“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社会土壤吧。
皮凯蒂没有意识到，用资本累进税剥夺资本的利润就是革了资本家的“命”，“剥夺者被剥夺”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伊肯伯里也没有意识到，“普遍的管理参与”的前提是消解阶级对立，“削弱国家主权”更意味着阶级和阶级结构的存在合法性也将被削弱。这些都大大超出了资本主义自我改良所能容纳的阈值。只有经历一场彻底的资本自我革命，让资本扬弃“利润”的唯一职能，成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者、组织者和提供者，让主权国家在历史长河中随着阶级的消失而自动消亡，成为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时代才会到来。
今天的全球治理，只有放置在资本—劳动的现实生产关系中、放置在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发展坐标上，才能获得理论的基础和实践的方向，否则再良善的愿望也只能是镜花水月。于是，在《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背后，我们看到，针对问题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在一个资本权力不再受民族国家调节和组织的时代，如何重建全球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我们所需要的全球治理，应该是一场唤起阶级自觉的资本内在否定性革命，而不只是又一次自发的社会反向运动；应该是最广泛地凝聚起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国家和全球无产阶级，彻底改造资本—劳动关系，重建大众阶层的社会权力，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而不再是手持资本“福音书”，继续沉迷于资本主义自我改良与进步的幻想之中。与波兰尼所预言的放任市场的自由扩张必然引发经济社会崩溃的结论不同，马克思在资本扩张的行进中看到了曙光：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决定了在资本扩张形式的顶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已经浮现。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必须保持清醒的历史意识——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自我否定提供现有国际秩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全球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公正而不懈努力，我们责无旁贷。
参考文献：
[1][美]贝弗里·J.西弗尔：《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2][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DouglasF.Dowd,TheTwistedDream:CapitalistDevelopmentintheUnitedStatesSince1776,Massachusetts:WinthropPublishers,Inc.1974.
[4]马拥军：《对〈资本论〉的九个根本性误读》，《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5]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6]马拥军：《皮凯蒂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与袁志刚教授商榷》，《管理学刊》2015年第3期。
（编辑:谭晓军）
(作者简介：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人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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