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称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今天，“主体之死”早已不复当年尼采的 “上帝之死”那样惊世骇俗。如果说，从阿尔都塞到拉康、从福柯到德里达，当代法国首屈一指的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曾抛出 “主体之死”的言论，并且这些言说本质上尚未脱离法国哲学自笛卡尔以来就已被奠定了的主体性理论基调。那么现在，富有争议的或许已经不再是给予诸种话语以何种知识论和谱系学的描述与定位，而是缘何“主体之死”在今天一再被提及？“主体”果真如人们所断言的消逝于当代？在并不缺乏反叛精神的当代法国哲学中，巴迪欧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反叛的 “反叛者”。当 “主体之死”在当代法国哲学相继遭受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浸染而 “毫无争议”地成为 “流行”理论标语时，巴迪欧的卓尔不群恰在于毫不妥协地反叛“主体之死”，在富有新意的 “哲学宣言”中掷地有声地重申主体之复生。
一、“主体之死”与哲学的终结？
不同于流俗见解将 “主体之死”简单地溯源于结构主义，巴迪欧首先将其视为对当今时代现状的一种反叛。如果说，当代法国哲学诸种 “主体之死”的断言中被宣判死亡的主体大都是与“富裕西方的自满的自我主义，与广告，与对未来权力的服从相容的”［１］（Ｐ７）主体，即被资本权力所规训的主体，那么这种宣判本身不过是以一种极端化的否定姿态表达了对当下资本逻辑操控之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巴迪欧指出，无论是阿尔都塞、福柯还是拉康，深刻揭示主体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语言结构操控下的 “死亡”图景并不代表他们 “赞扬对现状的接受，赞扬一种犬儒主义、无视人民疾苦的冷淡。”恰恰相反， “关于‘人之死’的种种论述恰是一种反叛，是对既定秩序的强烈不满，也是对现实境况的一种彻底介入。”［１］（Ｐ６、７）比如，福柯曾钟情于为精神病患者、囚犯等这些西方传统观念中的 “非主体”正名的事业。拉康则终生致力于反抗曾一度被奉为规范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本质上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一种辩护。
如果从更为宏观的理论视野出发来审视当代诸种 “主体之死”的话语，那么它们可以看成是对当代 “哲学之死”的时代病症的一种回应和表征。其实不难发现，当代最激进地宣称 “主体之死”的 “哲学家”往往也是最积极的哲学终结者。“他们大多数事实上都说哲学已经不可能了，哲学终结了，而已经转向了别的东西。”例如，起步于文学，终生致力于精神分析而晚年又陷入神秘玄学的拉康 “难道不是一位 ‘反哲学家’？”而 “利奥塔只在评论画家时才让人想起当下的命运，吉尔·德勒兹最新的一本伟大著作是以电影为主题的……雅克·德里达保持着对热奈特的热衷。”巴迪欧指出，“我们的 ‘哲学家’几乎都在寻找某种转向的书写，见解的支持，拐弯抹角的指涉，以致一种闪烁其词的场所转移落脚于哲学本来并不适合的地方。”［２］（Ｐ２７、２８）这里，巴迪欧实际上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今时代思想界呈现出的一种主流动向，即 “哲学之死”。在当代，无论是解释学、分析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主流哲学几乎都异口同声宣称哲学已经终结。［２］（Ｐ２７）
海德格尔在终结形而上学的途中宣判了哲学之死，维特根斯坦使哲学消解于 “语言游戏”之中，而利奥塔则在反对一切 “宏大叙事”中也终结了哲学的宏大结构。哲学的这种从内部生发的对自身命运否定的普遍悲观主义，在巴迪欧看来是当代哲学出现病症的一种体现。按照他的诊断，今日哲学正身患两种疾病：一种疾病是语言相对主义，即将语言置于思想的核心地位，其结果是我们以对多元意义的探讨取代了对哲学真理的追求；另一种病是历史悲观主义，它最终导致了哲学对自身的悲观否定。［３］（Ｐ５２）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哲学在今天病入膏肓了呢？按照巴迪欧的理解，哲学患病的根源在于它所由以生发的当代世界本身首先已经身染重疾，而其罪魁祸首就是资本逻辑的统治。巴迪欧指出，当代世界已经不再属于原本栖居于其中并真正创造它的人们，而是变成了一个 “被资本主义总体性所塑型的世界”。今天所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资本的抽象世界”。［４］（Ｐ１３６）也就是说，正是资本无处不在的统治导致我们的生活世界出现了一系列病症。
首先，当代世界是一个到处充斥着矛盾与异化的世界。比如，它虽然自诩为一个自由的世界但事实上并不能带给人们以真正的自由。因为它把 “自由的标识标准化了，商品化了。它让自由服从于金钱的同一性统治，这种统治如此成功以致我们的世界不再通过叛逆来获得自由，而是金钱保证了我们的自由。然而，它却不能保证我们自由地使用这种自由，因为这种使用在现实中已是被编了码的，有指向的，是由商品的无限闪光所引导的。”［３］（Ｐ４０）
其次，当代世界塑造了一幅特殊化、碎片化了的生活图景。高度发达的劳动分工，精细的工资分配制度，多样化的技术形态和功能， “这些特殊化与碎片化的要求使人们不再能感受到横亘世界的或普遍的东西。”［３］（Ｐ４１）不仅如此，巴迪欧还指出，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还完全成为了一个 “由速度标志的”世界：快速的商品流通、即时的信息传播、瞬息万变的人际交往、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这种速度把我们暴露给严重的不连贯性，”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没有记忆的生活景观。“在这个景观中，新的形象，新的言辞掩盖、涂抹和忘却了刚刚显示过的形象和刚刚说过的话。”［３］（Ｐ５１、４１）
最后，当代世界更是一个充满突发事件的极端无序、不稳定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宣告一种线性发展安宁，相反宣告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危机和相互矛盾的事件”。［３］（Ｐ５５）例如海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卢旺达大屠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 “９·１１”事件等等。这些无不揭示了我们生活世界的脆弱与暴力。根据巴迪欧的分析，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主体之死”在今天一再被提及绝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话语形式上的求新或思想逻辑的突然“跳跃”。如果说长久以来，哲学运思的对象和基础是主体问题，甚至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近代欧洲哲学可以说正是借助这样或那样的 “主体性”言说维持其在场的。那么，断言 “主体之死”实际上是在向我们释放一个信号，即哲学存在的有效性在当代受到了比以往更为激烈的质疑甚至是否定。“主体之死”背后隐藏的是当代思想界转向 “哲学之死”这样的一个更宏大的理论动态。只不过，这个动向没有带来任何建设性影响反而显出了哲学发展的动力不足，因为声称“哲学之死”着实是当代主流哲学在面对现实困境时，其实践干预力 “疲软”的一种尴尬之举。
对于这一点，巴迪欧看得相当清楚。尽管他本人曾多次指认当代哲学生病了，但他并不认为哲学之病像哲学自认为的那么严重，以致一定要宣称 “终结”。在他看来， “宣布一种 ‘终结’，一种完结，彻底的死路一条，从不是谦虚的做法”。［２］（Ｐ３０）相反，它是主流哲学 “对当代世界对其施加压力时不能保持其应有的欲望”［３］（Ｐ４７）的一种软弱无能。事实的确如此。纵观当代流行哲学，比如解释学、分析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它们的共同旨趣都在于 “坚定地致力于多义性和语言的多元性”，其结果则是 “以多元意义的理念代替了真理的理念”。［３］（Ｐ５０、４６）而反观现实，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也正饱受由碎片化、断裂性所带来的普遍意义丧失的困扰。可见，当代哲学的致命伤就在于“太过于反映世界本身的面目，”［３］（Ｐ５０）以致哲学丧失了本该怀有的反思批判力而 “不自觉”地充当了当下现实的思想辩护者。当哲学不再追问普遍意义，不再相信理性的力量，不再敢于思想的冒险，不再反叛现实境遇，“哲学之死”似乎也就只能是其唯一的命运归宿了。可是，巴迪欧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尽管当下我们的生活世界自身疾病缠身，以致当代哲学也郁郁寡欢、茫然无措。但也正是如此，当代世界才更 “前所未有”地需要哲学来为其诊断治病，以使其摆脱困境。巴迪欧 指出，“世界比哲学所认为的还需要哲学”。［３］（Ｐ５６）所以今天，哲学必须斩断死亡命运的枷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出场，勇敢回应时代的挑战，而这正是巴迪欧新世纪的 “哲学宣言”。
二、巴迪欧的 “反叛”：走向一种新的哲学与主体
在普遍蔓延着 “哲学之死”的腐朽气息的当代思想界，巴迪欧的 “哲学宣言”显得格外特立独行。他宣称 “我的立场是打破这些思想教条，发现另一种哲学风格，一种不同于阐释和逻辑语法分析的风格，一种不同于多义性和语言游戏的风格，即重新发现一种基础风格，一个确定的风格，一种相近于笛卡尔学派的哲学风格。”［３］（Ｐ５０）巴迪欧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就是要在探寻笛卡尔的踪迹中建构一种新的哲学。他认为，当代流行哲学在以语言为基础和媒介的哲学分析中不再渴望真理，而这无疑使它们滑向了现代的诡辩论。这些 “现代诡辩论者试图用规则的观念来取代真理的观念，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鼓舞人心的事业的真正意义之所在。”［２］（Ｐ１１７）作为一种回应与反叛，巴迪欧的哲学宣言显示出向由笛卡尔所代表的真理性哲学传统的复归。他指出， “哲学是一种思想的建构，在其中，人们宣称真理的存在以反对诡辩。这个宣言预设了一个严格的哲学范畴，这就是真理。”［２］（Ｐ１２３）
当然，巴迪欧之所以如此钟情于回归真理性哲学，关键还在于他认为是我们生活的当代世界本身呼唤着真理性哲学的复归。前文已述，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正患有严重的碎片化、断裂性疾病，这种病症直接表现为人们不再能够思考、想象和追求单一性的东西。因此世界急需一种能够重新点燃其单一性想象的药方。但是反观当下形形色色的人文科学，巴迪欧认为它们几乎无一能够充当这一药方。无论是社会学、历史学或人类学，其本身都 “陷入了意义与多元性的流通之中了，因为它们是衡量流通效率的砝码。”［３］（Ｐ５３）也就是说，当今人文学科大都堕落为一种实证科学的数据统计和数量计算，它们 “服务于民意测验、竞选预测、人口普查、流行病增减比率”，［３］（Ｐ５３）而无一关乎单一性东西的追求。与之相反，哲学真理恰恰以绝对单一的形式呈现。巴迪欧指出， “在某种意义上，在真理宣布其存在的每一地方，这里无不建立在单一性之上。”［３］（Ｐ５３）
因此，真理性哲学是能够再度为生活世界提供单一性想象的唯一良方。不仅如此，面对暴力战争、恐怖袭击以及种族分裂等这些 “携带着死亡和荒芜”的非理性激情在当代世界的激荡泛滥。 “如果我们不想在面对这些反动激情的威胁时陷入极度的知识虚无状态”，［３］（Ｐ５５）那么我们就还需要真理性哲学宣告理性的当代在场，以对抗由非理性所带来的种种毁灭性危机。
尽管巴迪欧以一种回归的姿态宣告真理性哲学的当代重建，但是不同于纯粹的复古主义者，他所推崇并诉诸的真理性哲学与传统理解不甚相同。首先，在巴迪欧那里，真理不是一种亟待主体与之相符合或认知的客观知识，相反， “真理只在与支持它的既定秩序分裂中形成，它从来都不是既定秩序的一种影响。”［５］（Ｐｘｉｉ）也就是说，真理代表着一种意外、断裂与行动，它偶然地发生却又具有绝对的单一性。这里，真理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就是主体。巴迪欧认为，真理是主体所宣称、忠诚与坚持的东西，它与主体的信任、忠诚和信仰紧密相关。而主体在宣称一个真理并保持着对该真理的忠诚与信念时，主体也同时获得其存在。比如，圣保罗宣称耶稣复活并且相信、忠诚于这一事件，那么耶稣复活就此成为一个真理，圣保罗也因其忠诚而成为主体。“一个真理仅仅通过一些人激进的宣言而持存下来，这些人忠实于一个不确定的事件，肯定这个事件的发生和结果，换句话说，这些人以那个事件为名而成为了主体。”［６］（Ｐｘｘｖ）巴迪欧之所以将主体身份的确证与真理相联系在于，他认为，深陷于平庸的日常生活之客观总体性中的常人并不是主体，因为一切都淹没于客观性之中。只有在这种客观生活被偶然遭遇的某个事件打断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并且人们将这种打断视为一种新序列的开始，对其给予认同与忠诚，这时他们才成为主体。所谓主体化就是人们毫不保留的认同、奉献于某一共同事业，“主体仅仅是对真理事件的一种积极的忠诚”。［５］（Ｐｘｉｉｉ）因为只有在这一决断性的献身时刻，个体才脱身于常规生活或既定逻辑之外，与新奇（ｎｏｖｅｌｔｙ）相遇。此时，他无法被再现或被重复，因而他也就不再是一个客体而真正成为一个主体。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四种真理领域，即政治、爱、科学和艺术。在每一个真理领域中，同时存在着相应的真理的主体，主体对其所认同的真理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单一性的忠诚。例如，列宁在对十月革命这一事件的忠诚中成为主体，而一对恋人在对两人相遇相恋的事件的忠诚中成为相爱的主体。巴迪欧还指出，政治、科学、艺术与爱这四种真理领域同时也是哲学得以可能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哲学本身产生任何真理，相反，哲学只是为诸种真理的共存提供一个场所或一种庇护，并在其中找出一种 “共存性”，而这种 “共存性”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永恒性。巴迪欧认为，“哲学必须履行的职责就是抓住那些真理的事件，揭示它们的新奇之处与变化轨迹。这并不是说哲学要追求永恒性并视其为所有思想的共同特征，而是说哲学要去把握一种当代真理的特殊发生过程。”［７］（１０２）
愈益明朗的是，同当代公然宣称 “主体之死”的形形色色的话语相比，巴迪欧确实赋予了主体以新的理论生命力。但是应该看到，他所力图复归的主体也早已承载了不同于传统的诸多新的内涵和担当。在 《存在与事件》中，巴迪欧明确指出，他所讨论的主体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一个虚空的质点；它不是对感觉经验起先天综合作用的主观形式，也不是一种持久的表象；主体既不充当原初的开端，也不是一种结果。［５］（Ｐ３９１－３９２）显见的是，巴迪欧论域中的主体不是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主体形态，它不具有任何社会的、文化的或心理学的内涵。相反，它是反叛的、分裂的甚至是空洞的。事实上，巴迪欧如此这般的主体言说的真正旨趣并不在于阐释主体概念本身了，而是欲以借助 “主体”这一概念意象表达自己的一种学术姿态，即激烈地反叛并改变当下。同马克思一样，巴迪欧深信理论的任务与其说是解释世界，毋宁说是改造世界。这一点在他对主体的理解上可谓得到了鲜明的反映。不难发现，在巴迪欧那里，主体对真理的趋向 （宣称、忠诚、信任）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自由的实践。因为在他看来，在当下客观现实的总体性中，人们往往受制于时空限制，受到法律义务、社会等级、道德禁忌等诸种关系的束缚，因而他们完全淹没于客体性之中而根本不能被视为是主体。巴迪欧认为，真正的主体应该是不受任何客观秩序或既定关系束缚的，主体的自由应该建立在诸种关系的缺席之上。因此，只有在每一次意外事件的相遇中，在每一个不可预见的时刻，在每一个未经尝试的领域，在每一次承诺、忠诚或信仰的纯粹行为中，个体才成为主体。如此来看，巴迪欧重申主体与福柯、拉康等宣称“主体之死”倒是异曲同工了。因为巴迪欧的主体言说事实上并未赋予 “主体”以任何实质性内涵，他所重申的 “主体”毋宁是一种 “主体化”的时刻与过程，即沉沦于客观逻辑中的个体打破现状，在遭遇并承认、忠诚于一种新奇事件的行为中蜕变为一个主体的自由实践。
不难发现，从独树一帜的 “哲学宣言”到激进的主体理论，巴迪欧的理论话语既没有透露出任何 “形而上”的气质，也没有显露出丝毫的历史性影响的痕迹，他的理论言说似乎总是弥散着对某种时不时的、突然发生的新奇东西的崇拜。可以说，巴迪欧的著作 “详尽地探讨了一小组本质性问题：即全新的东西是如何进入世界的？何种创新才要求和值得进行全面普遍的证实？面对世界明显的冷淡或抵抗，这种创新的结果怎样能持续下来？能够证实这些结果的人如何才能继续他们的证实？”［６］（Ｐｘｘｉ）
如果说断裂性的、非历史性的创新是巴迪欧整个哲学运思与主体言说的质点，并且反叛当代主流哲学话语是他一以贯之的理论旨趣。那么，巴迪欧的话语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和价值，这其实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估的。因为反观巴迪欧讨论问题的方式，就会发现本质上他并没有超越他所反对的当代诸种流行哲学的问题框架。如此，再度重申 “主体之生”相较于“主体之死”，究竟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三、主体之 “生存，还是死亡”
今天，无论是宣称 “主体之死”还是重申 “主体之生”，问题的关键似乎都已不再是主体话语本身了，而是它们背后究竟彰显了言说者何种学术姿态和理论愿景，以及这些不同的表达与诉求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可以说，无论是当代法国滥觞于结构主义的后现代激进哲学宣称的 “主体之死”，还是巴迪欧探寻笛卡尔踪迹在真理性哲学的宣言中重申主体，它们事实上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诉诸于“阶级主体”规划的历史性叙事话语构成了反叛。
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评估这种反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事逻辑究竟还具有何种意义？尽管巴迪欧本人以激进的反叛者姿态唱响了新世界的哲学宣言，但是他的反叛本质上说并未超出当代主流激进话语 （如后现代主义）反叛的问题域。我们看到，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激进理论在与语言、书写的纠缠中剥离了其叙事逻辑的历史性维度，而这种历史性维度的丧失可以说直接导致了他们对集体性历史主体的否定。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不呈现出一种连续的、客观的与必然性的规律，而是相反，历史变迁充斥着断裂、流动、偶然性与开放性。如此，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就无关乎集体性主体的行动与规划，而是成为多元决定的无主体过程。而原本旨在揭示历史本身殊异性的历史叙事也就此变成对多元历史话语形态的揭示。反观巴迪欧，虽然他极力反对当代哲学流行的语言分析，甚至指摘其为现代诡辩论。但是他本人亦极力主张与历史主义的决裂。对此他曾宣称， “哲学必须从其自身之中与历史主义决裂”，［２］（Ｐ１１４）因为当代世界本身并没有宣告一种线性发展历史，而是时刻充斥着突发危机与偶然事件。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 “可以从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奇中获得养分的哲学”。［３］（Ｐ５６）
那么这样一来，巴迪欧的整个理论运作与后现代激进理论在最终效果上将是 “殊途同归”的，即都反对历史规律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集体性主体规划。如果说，巴迪欧的时代定位是不无道理的，即在今天资本逻辑统治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影响历史变迁的因素和力量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变动不居和纷繁复杂。如果说，改造世界依然是当代学者共同的夙愿。那么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并亟待解决的不是在这种变动不居与纷繁复杂中，制造出更多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是多么的变动不居和纷繁复杂的话语让我们变得更加困惑，而是尽可能地从中找出历史变化的规律、性质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因为这些规律才是我们诊断并改造世界的唯一可靠的依据。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审视马克思主义诉诸 “阶级主体”的历史性叙事逻辑，才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应该说，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就是科学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未来趋势，当然前提首先是他相信历史变迁存在着客观必然性规律。同时，也正因为马克思立足于客观规律必然性信念之上为我们留下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所以在当代，无论是福柯、德里达等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激进理论还是巴迪欧，尽管他们显示出对马克思历史性叙事话语的不同形式的反叛，但是本质上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成果。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依然遭遇诸多困境。
对此，倘若理论“改造世界”的初衷依然未变，那么借口任何理论言说最终都将难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规制而拒绝做出诊断 （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并开出药方 （提供解放政治构想），以致沉沦于纯粹的话语竞争的游戏 （如不断追求理论的激进化），并最终走向理论 “终 结”（哲学之死、主体之死）的悲观主义，这正如巴迪欧所言并非是一种谦虚，而只是理论的一种软弱与无能。
参考文献：
［１］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Ｅｔｈｉｃｓ：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ｖｉｌ［Ｍ］．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１．
［２］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ｆ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３］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４．
［４］ Ｏｌｉｖｅｒ Ｆｅｌｔｈａｍ．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Ｌ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Ｐａｒｉ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Ｚ］．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８．
［５］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Ｍ］．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５．
［６］ Ｐｅｔｅｒ Ｈａｌｌｗａｒｄ．Ｂａｄｉｏｕ：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ｒｕｔｈ［Ｍ］．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７］ Ａｌａｉｎ Ｂａｄｉｏｕ．Ｍｅｔ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２００５．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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