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事件之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突然遭到恐怖袭击，使人们陷入恐惧、悲伤和哀悼之中，而美国政府则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任何嫌疑国家和组织。2001 年 10 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爱国者法案》( USA PATＲIOT Act) ，随后爆发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以反恐之名借助紧急状态，肆意践踏主权国家人权和生命安全。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政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世界格局，以及应如何看待和思考这种忽视人权的现象? 这些问题就摆在了哲学家面前。2002 年，齐泽克出版了《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Ｒeal) 率先对此进行了考察和思考。齐泽克认为，21 世纪初的恐怖事件是实在界的热情爆发，他在分析中特别援引了阿甘本的“牲人”概念而提出了“末人”观点。2003 年，阿甘本出版了专门研讨紧急状态与人权、生命安全的《例外状态》。
由此可见，齐泽克与阿甘本在 9·11 事件之后都敏锐地感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或者说一个暴力的时代重新开启了。他们在相互对话中诊视了当代政治格局、深思了在非常时期人的生命状态的变迁。齐泽克与阿甘本在现实交往上并不多，但是理论的对话却很深入。一方面，齐泽克借用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和牲人来观察和思考了 9·11 事件后美国的“反恐主义”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同时反过来也深化了对生命政治的理解和研究; 另一方面，齐泽克从牲人概念得到了启发，他结合拉康的两次死亡之间等观点，重新定义了“人”( 即主体) ，提出非人的概念，并从非人、非在的角度探讨左翼激进政治的前景。
一、9·11 事件的解读: 实在界的激情
齐泽克认为，9·11 恐怖袭击事件，是“直接体验‘实在界’( the Ｒeal) 的时刻，实在界与日常社会现实( social reality) 南辕北辙。实在界具有极端暴力的特征，这是为剥离现实的欺骗性层面( deceptive layers of reality) 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1。在他看来，恐怖袭击事件是对美国消费主义美梦的一次实在界的入侵。在精神分析学理论中，梦境与真实的对立要让位于现实与实在界的对立。换言之，现实是由幻象所构成的，而实在界则是社会创伤存在的真实。据此看来，美国人认为电视上的恐怖事件只会出现在第三世界，而不会是美国。现实的美国，只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幻想实在界的来袭，实际上的美国人则无所事事、悠闲地生活在后意识形态和后政治的“末人”生活中。尼采的“末人”，齐泽克给予了新的含义:“生活在西方的我们就是尼采所谓的‘末人’( Last Men) ，沉溺于愚不可及的寻常快乐。”［1］44而恐怖主义者则是敢于冒自己生命危险的拥有实在界之过度激情的人。齐泽克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实在界的过度激情: 例如，索福克勒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执意违背城邦法令时就面临了实在界的原质( thing) ; 大岛渚的《感官世界》则面临了性关系的实在界; 后现代的自残者也是试图逃出梦幻般的虚拟现实，通过实在界的行动( 割破自己的皮肤) 而重建现实感。原教旨主义恐怖( fundamentalist terror) 同样也是对实在界的热情再现: 1970 年代“红军派”“黑帮”等恐怖主义，他们认为 1968 年的学生运动失败证明了大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而沉溺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世界之中，必须采用暴恐震惊的行动才能唤醒他们，才能让他们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美梦”中惊醒。原教旨主义的恐怖行为的目标不也是要让西方的末人从享乐和消费社会的麻木和后意识形态中清醒吗?
齐泽克指出，袭击世贸中心的恐怖行为并不在于摧毁这座建筑物或者杀伤多少人，而在于制造巨大的破坏效果。美国人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之中，只有炸弹或恐怖袭击才能让他们清醒，这也许就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初衷。这种情况就像《黑客帝国》中墨菲斯( Morpheus) 向尼奥所揭示的那样，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欢迎来到真实的废墟! 世贸中心的大楼被夷为平地，变成一片瓦砾。但是，齐泽克认为，这种袭击并不是说美国人生活在虚拟现实中，真实的袭击发生在美国了，美国人才清醒起来，自己也在世界之中; 而是说幽灵般的幻象画面进入了现实之中，即幻象在现实中实现了，并粉碎了现实。就像一般人认为，精神分析是把人类从各种梦境中拯救出来直面现实，但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却与此相反，即我们的日常生活是虚拟现实( 现实由幻象所建构和支撑) ，而是沉浸在现实中的我们受到了征兆( symptoms)的袭击。换言之，作为梦境的现实是一种符号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例如美国作为第一世界坚不可摧的世界警察形象，在这种虚拟现实中却遗漏了真实的维度: 即我们同属一个世界，暴力和恐怖也可以打击到美国。不过，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却成为好莱坞贡献给意识形态的一个幻象礼物，像《世界末日》等影片在 9·11 事件之后都不再上映了，原因在于作为实在界的幻象已经在现实中实现了，变成了噩梦。在我看来，美国的 9·11 事件就像电影《钢琴教师》中的情节一样，女主人公渴望性虐的幻象突然在现实中实现了，幻象的直接实现过度接近了原质，引发了现实感的崩溃。
既然袭击事件是一种伤痛，那么美国为什么反复在电视和网络上播放世贸中心倒塌的画面? 齐泽克认为，其中包含了原质的快感，更传递了一种以暴制暴的意识形态决心。恐怖主义的暴力必须以反恐主义的暴力来制止，这就是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这种反恐意识形态暴露了赤裸裸的主权权力，即权力的淫荡性质。在《现代启示录》中，韦拉德( Willard) 受命刺杀科茨( Kurtz) ，科茨就是美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过剩。他在越南战争中不受上级的指挥，擅自指挥军队控制了高棉部分地区，任意杀人。齐泽克指出，“科茨( Kurtz) 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原始父亲’( primordial father) ，即淫荡不堪的父亲——原乐( father enjoyment) ，他不接受任何符号律令( symbolic Law) 的约束。科茨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Master) ，他敢于直接面对骇人的原乐这一实在界( Ｒeal of terrifying enjoyment) 。他不是作为某种野蛮历史的残余物，而是作为现代西方权力的必然结果出场的。”［1］28也就是说，科茨是西方国家赤裸的暴力权力和权力暴力的直接显现。在此，齐泽克将权力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符号性的部分，即权力总是隐藏在表面的人道、人性、民主、国家、民族等符号界或大他者之下; 另一部则是实在界的部分，即权力的彻底的暴力性和直接性，这部分属于其淫荡的存在。例如，在电影《全金属外壳》( Full Metal Jacket) 中，军事权力的运作需要符号性意识形态( 小丑所代表的“越战是为了拯救兄弟们，是人性的”) ，同时也需要认同军事暴力的杀人狂( 上校所代表的暴力的淫荡权力) ，但是当士兵( 傻瓜比尔所代表的) 过于认同战争暴力的时候反而揭示了权力的真正性质: 任性的暴力。反恐政治和反恐战争也是一种对实在界的激情。“就其内核而论，‘对实在界的激情’就是对权力的这个肮脏、淫荡黑暗面的认同，就是以英雄般的姿势，对权力的这个肮脏、淫荡黑暗面的完全接纳。”［1］32齐泽克认为，美国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已经脱去了华丽、虚伪、人道和人性的外衣，而直接显示出国家权力的赤裸的暴力杀戮真相。战争的目的不再是高尚的政治诉求或者经济利益，而变成了直接的杀戮生命。
齐泽克说: “正是在这里，应该引入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最近提出的‘神圣人’概念。有人身处法律秩序之内，有人则是神圣人，两者间的区别不仅是水平性的，不仅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两者间的区别还是‘垂直’的: 它们是两种不同的( 叠加) 方式: 即同一个人被短暂处置的方式。”［1］35他的意思是: 反恐战争中的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关塔那摩的囚犯们，他们的生命陷入了阿甘本所说的形式生命与赤裸生命的分裂之中。在符号界秩序中，这些人被视为公民及合法的臣民，但在淫荡的超我补充( 即真实权力) 下，他们被视为赤裸生命，即牲人。
根据本雅明的例外状态与福柯的生命管理的思想，阿甘本提出了生命政治与牲人。他把生命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赤裸生命，一种是人类与各种政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生命。人类生来就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物种，如同马克思所说是一个类存在物，因此，与各种形式诸如种族、姓氏、身份、权利等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生命才是人存在的基本生命状态。但是，在政治权力的暴力下，特别是主权权力( 具有生杀予夺能力的绝对权力) 往往借助于例外状态( 也叫紧急状态) 剥夺人类一切生命所依附的形式，把人变成像献祭的人一样的赤裸生命。牲人，就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在狂欢节或农神节被用来献祭的罪人。他们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被献祭，如果逃亡，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而不负任何责任。在阿甘本看来，主权者( 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宣布紧急状态就显实了主权权力赤裸的暴力本质，同时把人类所具有的人权等统统剥削掉，变成任凭权力宰割而不被指责的赤裸生命。由此看来，这种紧急状态无疑是主权者为了自身权力而赋予自己的“杀人执照”，也是生命的恐怖空白期。阿甘本指出，从古代最高权力危机时刻宣布例外状态到十九世纪拿破仑宣布的紧急状态，都是属于剥离形式与生命必然联系的时期。他说: “例外状态作为一个在其中法律通过自身的悬置而将生命纳入的原初结构，它所理解具有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o; biopolitical) 意涵，清楚地浮现于美国总统于 2011 年 11 月 13 日所发布的‘军事命令’中。这个命令授权‘军事委员会’( 请勿与由战争法所提供的军事法庭相混淆) 对于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非公民进行‘无限期拘留’( indefinite detention) 与审判。”［2］57
二、牲人种种与反恐战争的逻辑
齐泽克说，9·11 事件之后，“‘生命政治’( biopolictics) 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在这个背景上阐释近期一系列的政治主张。”［1］105按照阿甘本的说法，纳粹的集中营与当代的难民营都是牲人政治的典型体现。但是，齐泽克认为，当代反恐新秩序中，集中营与难民营合二为一了，这就是生命政治的新变化。阿富汗战争后，很多囚犯关在了位于巴西的美国关塔那摩监狱。这些囚犯受到了非人的虐待，美军的“虐囚事件”也成为近十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甚至，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时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是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关闭。巴特勒和阿甘本等思想家也都把注意力投向了这个监狱所关押的犯人，他们的问题在于这些囚犯的身份问题。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并不是经过司法审判的“罪犯”，也不是阿富汗战争的“战俘”，他们是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无限期羁押的人。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称之为“不受法律管辖的作战者( unlawful combatants) ”，即非违法者，也非战俘。换言之，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就被剥夺了法律身份、公民身份和战士身份，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没有国籍、公民权利和人权的赤裸生命，因此随意虐待和杀死他们也就不是犯罪或者虐待战俘了，因为这些牲人既不受美国法律与国际法保护，也不受战争法律和人道法律的保护。
齐泽克指出，“被排斥在‘法律管辖’之外的，不仅是恐怖分子，还有那些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人( 卢旺达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富汗人等) 。今天的‘神圣人’是人道主义生命政治( humanitarian biopolitics) 的专有对象，他们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被那些以恩人自居的人照料着。因此，我们应该认清下列悖论: 集中营( concentration camps) 和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难民营( refugee camps) 是同一个社会学形式矩阵( sociological formal matrix) 之两面。”［1］106人道主义援助的难民营也是赤裸生命，即被剥夺了国籍、人权的牲人，只不过这一牲人不是用来被杀戮的，而是用来满足美国人的拯救欲望。换言之，无论是集中营，还是难民营，人都被简化为生命政治的对象。
齐泽克认为，随着集中营与难民营的合二为一，生命政治的形式也有了新的变化，即反恐战争与人道主义援助合二为一了。“能够证明‘神圣人’这一逻辑( this logic of homo sacer) 的终极证据，出现在2002 年 3 月最初的几天里。”［1］107即在美国的轰炸下，塔利班武装居然还击，还打下了一架美国直升机。在美国鼓吹的新军事意识形态中，战争已经变成了视频游戏，即零伤亡的高科技战争。在反恐战争中，美国认为打击阿富汗人，阿富汗人不能还手，只要他们自卫还击，那就证明他们的确是恐怖主义，是确凿的犯罪证据。当然，即使这些国家不还击也一样被认为是恐怖主义，伊拉克就是明显的例子。打击伊拉克之初，美国大肆渲染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是因为萨达姆政权藏得太严了，只要把伊拉克打下来了，那这个秘密自然就发现了。伊拉克战败了，战争结束了，美军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已经达到了目的了——消灭伊拉克。我个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赤裸裸的侵略，是暴露美国赤裸裸的政治军事霸权的典型。齐泽克认为，反恐战争成了最奇怪的战争，恐怖分子不是敌对方的士兵，也不是违法法律的罪犯，而是彻底罪恶体现的牲人。因此，新型全球反恐政治的特点就是，我们不会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了，即发生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遵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可以调节的武装冲突。传统战争还有一定的底线，至少双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善待俘虏、不能随意杀戮平民、对对方指挥官和士兵予以尊重等等。但是，在新型反恐战争中，这些涉及人权，或者人的形式生命的一切权利都消失了，因为这种战争中一方是主权国家的暴力权力，另一方是赤裸的牲人，毫无保障的生命体。
齐泽克认为，当代新型战争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由牲人组成的群体之间的战争，即族裔－宗教冲突，打破了人权法则，但它还呼吁西方人道主义干预; 第二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反恐战争。在这种新反恐战争中，美国不仅扮演着打击恐怖主义的复仇者形象，而且还扮演着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救援的形象。自己身为交战的一方，同时又是战争的仲裁者，换言之，仿佛足球赛中既是参赛一方，同时也是裁判，甚至还是救护员。因此，美国打击阿富汗的战争有时候就被说成是为了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打击手段，“正如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所说，要确保食品的传输和分配，我们不得不轰炸塔利班。”［1］109对于这种集中营和难民营、恐怖分子与人道主义援助对象、反恐战争与人道援助的合二为一，齐泽克指出: “或许在这方面，飞行在阿富汗上空的美军战机乃其终极形象: 人们从来无法确切知道，它扔下来的究竟是炸弹还是食品包裹。”［1］108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反恐逻辑与以色列对待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一样的逻辑:“在美国和以色列的鹰派人士看来，‘反恐战争’是基本参照( fundamental reference)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抗击只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阿拉法特是本·拉登式的恐怖分子。”［1］147
9·11 事件中美国的世贸中心受到了袭击，阿富汗藏匿了袭击者，那么美国就有权力军事打击阿富汗，甚至占领阿富汗; 那么同样的逻辑，以色列遭到人弹袭击，怀疑巴勒斯坦隐匿了袭击者，那么以色列就有权力占领巴勒斯坦。同样，像美国一样，尽管以色列不断地占领和军事打击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同样也把被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视为“难民”——一群被系统管制的牲人，不许建筑房子、不许迁徙等。这里的关键就是以色列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国家身份、法律身份，而变成了需要人帮助和管理的牲人，而不是公民。一旦巴勒斯坦人反抗这种压迫，那么就像美国对待阿富汗人一样，恰好证明自己是恐怖分子，就予以毁灭。特别令人恐惧的是，这一切都是打着伪人道主义援助的旗号而进行的暴力侵略，但因为反恐战争的逻辑从来不受到以往传统战争规则的限制和人道律令的谴责。
三、例外状态: 生命政治普遍化
反恐战争是一种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安全而采用的例外状态的政治模式，然而纵观历史来看，例外状态已经不是偶尔的例外采用的政治暂时状态，而变成了一种以管控生命为中心的常态模式，即当今国际政治已经变成了生命政治的普遍化。
齐泽克指出: “当代政治的主流模式是后政治的生命政治( post－political biopolitics) ”［3］36。后政治是一种宣称要脱离旧意识形态斗争、聚焦于专家管理和行政的政治，换言之，即当代去政治化的政治、去阶级斗争的政治。生命政治是把人的生命安全和福利管理作为首要目标的政治。而在世界范围内，当代主流政治模式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是以管控生命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在这种生命政治中，恐惧是惟一能够介入政治的因素，它构成了当代主体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换言之，生命政治基本是一种恐惧政治，它的政治出发点和目的是各种恐惧以及处理恐惧的方法。这些恐惧包括大量的移民入侵、恐怖主义袭击、生态灾难的爆发以及高犯罪率的出现，等等。生命政治模式下，人类被简化为两种生命模式: 第一种是赤裸生命，被管理知识所管控的生命，例如关塔那摩的囚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身份和权利，被降低为单纯的生命存在; 第二种是脆弱的生命，即被保护的生命，例如难民、新移民等，这些生命属于等待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匿名生命。由此观之，赤裸生命与脆弱的生命，就其实质而言，都是丧失形式生命的牲人。齐泽克认为，这种生命政治都是用行政手段取代了法律治理，是一种超越法律的政治。
生命政治肇始于例外状态。齐泽克指出，作为生命政治先驱的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巴拉圭由阿尔弗雷多·斯特罗纳斯( Alfredo Stroessner) 所建立的右翼政权。在他的统治下，巴拉圭形式上是拥有充分自由、议会制的民主国家，但是他为了对付共产主义的势力而宣布推迟全面实现宪政，整个国家进入例外状态。也就是说，自从他成为巴拉圭总统，国家就是一个例外状态的常态了，其中民主政治则变成了真正的“例外”。后政治时代模糊了战争状态和和平状态，或者说和平状态也是战争状态了。齐泽克认为，历史上很多紧急状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常态的政治，克服威胁国家和政权存在的危机。“当国家机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根据定义，它把紧急状态视为避免真正的紧急状态、重返‘事物的正常进程’的绝望策略的一部分。”［1］124例如，阿根廷、希腊、智利、土耳其等国家的军方在出现危机的时刻都宣布过紧急状态，其目的是要恢复以往的正常政治和经济秩序。但是，美国在 9·11 事件后宣布的反恐政治和战争已经让国际政治进入了全球的紧急状态之中，美国宣布了包括伊拉克、朝鲜、伊朗、中国和俄国在内的七个潜在攻击目标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它已经改变了以往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战争的规则。在国际战争规则上，双方恪守不先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国把国家与国家的战争变成了美国一国的军事霸权与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威胁之间的战争。换言之，美国可以率先动用核武器，而不用考虑其他国家的人民安全、人权和国际法，美国消灭伊拉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反恐政治为幌子的彻底军事霸权事例。
笔者认为，美国的反恐政治带来了两个方面后果: 一个方面是在后政治时代把所有政治上的敌对势力转化为非政治性的恐怖主义者，把原来的国家、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反对派和政敌排除在了政治空间之外，由原来协商、斗争和妥协的常规政治变成了当代的彻底消灭被怀疑一方的例外状态。另一个后果是把政治降低为零度的生命管理的政治，即生命政治; 也就是说，把原来具有政治身份、国家身份和法律身份的公民降低为他者、降低为赤裸生命，因此齐泽克指出: “阿甘本的看法是，在今日的‘后政治’( Post Politics) 时代，民主的公共空间( democratic public space) 是隐藏下列事实的面具: 归根到底，我们都是神圣人。”［1］115
总之，当代全球“后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政治简化为生命政治，9·11 事件后的国际反恐政治秩序就是全球范围内生命政治的普遍化。总而言之，在以阶级斗争和民族－国家利益冲突的国家政治中，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之间遵循着一定的政治法则，比如国际法、战争不能杀戮平民等。尽管政治有时候以血腥的战争形式出现，但人们依然知道为何而战、何为正义与非正义。但是，在当今以美国反恐战争为主导的国际反恐政治取消了国家、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对立，战争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人权在这种反恐战争和政治中被取消了。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无疑是倒退回了政治的最野蛮的原始阶段了，政治成了对生命的控制和漠视。
［参 考 文 献］
［1］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M］．季广茂，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
［2］ ［意］乔吉奥·阿甘本．例外状态［M］．薛熙平，译．台北: 麦田出版社，2010．
［3］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M］．唐健，张嘉荣，译．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学术交流》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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