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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胡赛恩（ＡｎｄｒｅａｓＨｕｙｓｓｅｎ）指出：“新的后启蒙的精神分裂的犬儒主义，……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抑或法国皆是如此。”（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ｐ．ｘ）“我们文化中的不满巳经呈现出一种新的特性：它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弥散的犬儒主义。”（ｉｂｉｄ，ｐ．３）中国也是犬儒主义的重灾区——尤其在网络世界，价值虚无化、生命肉体化的气息弥漫人间世。如此一来，研究这种犬儒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根源，与启蒙和理性的关系，尤其是当启蒙遭遇犬儒，理性何为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犬儒主义：后启蒙的虚假意识

现代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其价值取向、行为准则、行为方式、内在气质不同于古典犬儒主义即古希腊犬儒学派ｋｙｎｉｃｓ（ｔｈｅＣｙｎｉｃＳｃｈｏｏｌ），两者有霄壤之别。

古希腊犬儒学派极其严肃地愤世嫉俗，但是并不玩世不恭。其奠基人安提斯泰尼（Ａｎｔｉｓｔｈｅｎｅｓ），“愤嫉”的否弃的是私有财产、政府、宗教、婚姻。其创始人第欧根尼主张清心寡欲，鄙弃俗世的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拒绝接受现成的习俗。德籍哲学家斯洛特戴克（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将古希腊犬儒学派描述为“大犬儒主义”（也译为“原犬儒主义”或“原教旨犬儒主义”）：“（它）拥有神圣、低沉的音调，并将其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隐藏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蛮残忍……它永远从个人利益出发阐明一切……。”（齐泽克，第４１页）旅美华人学者徐贲很准确地概括了古典犬儒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徐贲，２００１年，第８３页）而现代犬儒主义则归于“小”犬儒主义——一种反向的古典犬儒主义。贝维斯（ＴｉｍｏｔｈｙＢｅｗｅｓ）认为：从犬儒主义本质上是个体对整个社会、文化、价值的怀疑、漠视的一种关系这一意义上讲，现代“小”犬儒主义“因为不存在本真而放弃政见”，从而显示为“一种审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是一种幻灭的处境”（Ｂｅｗｅｓ，ｐｐ．１－２），最终陷人这个世界不值得严肃对待和信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二者最大的区别恐怕是：Ｋｙｎｉｃ是犬之儒——活的像犬一样的儒；Ｃｙｎｉｃ则是儒之犬——活的像儒一样的犬。斯洛特戴克认为现代犬儒主义基本特征是一种“经过启蒙的虚假意识”。在《犬儒理性批判》第一章里，他对犬儒主义给出了如下界定：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经过启蒙的虚假意识。它是那种现代化的不愉快的意识，在它身上，启蒙的劳作既成功又徒劳。它既学习了启蒙的课程，又没有学习，有可能没有能力学到，并把它们应用到实践中去。既富足同时又贫困，这种意识不再感觉到通过任何意识形态批判对它的影响；它的虚假性已经反思性地得到了保护（ｅｒｉｌｅｘｉｖｅｌｙ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ｐ．６）这种“经过启蒙的虚假意识”具有如下特征：

１．无原则的怀疑 犬儒主义当然具有启蒙理性所倡导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但是它是一种以否认一切本真，不相信一切更好事物、一切正面价值，从而获取生存合法性的后启蒙理性。第一，犬儒主义的怀疑是彻底无原则的怀疑、无批判的批评。“犬儒主义”虽“受益于现代启蒙的批判精神，但却对启蒙和缘起于启蒙的普遍公众理性完全丧失信心”，以一种“简单潦草的‘不相信’来建立其观点之合理性”。（徐贲，２０１３年）犬儒主义的这种“无原则的怀疑”特征，就是古尔德法波（ＪｅｆｆｒｅｙＣＧｏｌｄｆａＡ）所说的：“在没有分辨和明确的选择标准的情况下对问题作全盘否定”。（Ｇｏｌｄｆａｒｂ，ｐ．８０）具体表现为无原则的嘲讽、无肯定的否定、无同情的谩骂、无建设的批评。这样一来，犬儒们的智慧模型就是认为传统的“正直、诚实、道德和真理”都不存在了，不过是“不诚实、放荡不羁和诡言”等形式。（齐泽克，第３０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犬儒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同上，第４１页），与官方意识形态同流合污。第二，犬儒理性的最大挑战是涙灭“应然世界”与“实然世界”的区分。“犬儒主义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季广茂）反信仰、反价值、反理想，不相信有更高的理想、社会、价值，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泯灭真实与虚假的界限，理想与现实的界限。古典犬儒学派的鼻祖第欧根尼重估的是世俗社会的风尚的、服装的、居室的、饮食的、或者礼貌的价值，而现代犬儒们对现代社会的尤其是正面的积极的价值标准明确表示不信任。现代犬儒们“创造性地”继承了第欧根尼的名言：“重估一切现存价值”。２．有意识的虚假  相对于偏见、错误、普通意识形态这三种虚假意识的共同特征行为者对自己意识虚假性的“无认知”，即马克思所言的“Ｓ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ｄａｓｎｉｃｈｔ，ａｂｅｒｓｉｅｔｕｎｅｓ”（“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勤勉为之”）而言，齐泽克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犬儒主义主要特征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齐泽克，第４０页）或者说普通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无意识性虚假，而犬儒主义具有一种有意识地甚至是反思性虚假。“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同上）犬儒主体受到隐藏在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特殊利益的诱惑，从而导致他们的“思、言、行不一致”。（孔明安，第９页）“装睡的人并非不知道现实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只是一种精密计算反复思量之后的投机，因为装睡可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唐小兵）因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犬儒主义表现出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思、言、行的分裂。犬儒清醒地糊涂，理性地装傻，反思性地虚假，亳无疑问，这种后启蒙的虚假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犬儒理性。犬儒主义这种现代化的后启蒙的虚假意识，是后启蒙的“一种被自反地保护起来的虚假意识的结构”。（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ｐ．６）这种“虚假意识”是一种“思想里的假死”，是有意识地、理性地甚至是反思性地虚假——“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清醒的不诚实”（汪行福，２０１２年，第５页），深思熟虑地装傻。

３．不反抗的愤世  犬儒主义的愤世是一种不变革、不反抗的愤世，这种“犬儒主义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Ｌｅｒｎｅｒ，ｐ．２０）这种“不反抗”表现为行动的侏儒化，表现为不通过革命性行动去积极改变现存世界。犬儒们的经典口头禅“不就是”、“又怎样”非常清晰地凸显了犬儒主义“不反抗”的本质：对现实不满而又无可奈何。这种“愤世”表现为无情地嘲笑讽刺一切，愤世嫉俗、ｉ几诮谩骂、冷嘲热讽地消解权威。这种“愤世”是一种不满的不反抗和不反抗的不满。最终，“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甚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徐贲，２００１年，第８２页）这种犬儒主义是一种半吊子怀疑主义和半吊子功利主义：首先，与古典犬儒学派相比，其缺乏公开表示藐视政治权威的勇气，凸显了现代犬儒主义输掉未来的孱弱和苟且特征。其次，由于他们对现代启蒙理性、政治制度、政治家普遍地丧失信心，所以表现出委曲求全、接受现实混合玩世不恭、冷嘲热讽的奇特混搭。在这种犬儒理性支配下，“人们丧失自己的主体理性，尽可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庸俗行为进行辩护。”（孔明安，第１０页）这种孱弱的怀疑主义和带菌的失败主义缺乏“古代早期犬儒的哲学伦理基础和改造社会的理想与使命感，缺乏他们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对社会的嘲弄而已”。（杨巨平，第３２页）这种不满的不反抗和不反抗的不满遵循的是生存逻辑和吃饭哲学：可欲之为真，占有之谓实，活着之谓在。现代犬儒们奉行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生存伦理是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名言的庸俗化实践。总之，现代犬儒们是一群肉体恋世、口头愤世、清醒欺世、无心创世的信徒。

二、启蒙遭遇犬儒：自我保存和自我主张的生存驱力

那么，现代犬儒主义形成的原因是什么？约翰？密尔较早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罗素分析了出现犬儒主义的时代特征：只要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那么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就应该去赞扬、去迎合、去参与。马泽拉（Ｍａｚｅｌｌａ）在《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中认为：“自由主义危机、民主危机、战争和革命失败等等，使人们对政治感到失望，怀疑和否定取代了理性说服，成为人们普遍的政治心态。”（Ｍａｎｉｌａ，ｐ．３）贝维斯认为犬儒们生活在体制权力和市场资本的双重倾轧之下，政治的介入已别无选择，在这样的社会只能作为一个犬儒。（Ｂｅｗｅｓ，ｐ．３）

综上所述，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与现代社会政治体制密不可分，与个体的弱小与社会的强权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密不可分。但是，很明显，这些还只是现代犬儒主义产生的外因，因为根据启蒙理性的假设，启蒙理性可以在最严苛的环境里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创造理想社会。但是，在后全能制度内，虽然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恐吓和干涉，但是犬儒们已经较不受暴力威胁，较为自由，而他们却采取犬儒主义的态度和行为。这种现象表明，现代犬儒主义的产生还存在人性内因，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深人研究的。

斯洛特戴克在其《犬儒理性批判》里概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渊源、演变、定义、特性与例证。他认为现代犬儒主义形成的原因乃是源于人类在恶劣的环境、社会关系中求自保、求生存的本能；正是求生存的本能和自我主张的欲望，使得被启蒙的意识道德败坏。（ｒｆ．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ｐｐ．３－６）齐泽克借鉴拉康理论，在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理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现象学地还原犬儒主义为一种外在性、行为性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犬儒理性实际上是人类自我保存和自我主张的生存驱力和本能，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现代犬儒主义就是我们的现实的生存方式——当今社会的犬儒主义“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徐贲，２００１年，第８２页），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同上）的社会文化形态。

１．自我持存  自我持存是自然界所有生物的特性。在人的身上，这种自我持存特性体现为人的一种欲望特性。“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做这个是因为，简短地说，环境的压力和自我保存的本能在说着相同的语言，它们告诉他们不得不这样做。”（Ｓｌｏｔｅｒｄｉｊｋ，ｐ．５）“在那种被它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所限制的关系的引力的拖拽中，它坚信它自己的信仰，为了一分一厘。”（ｉｂｉｄ，ｐ．７）因此，犬儒理性本质上是人的这种自我持存欲望特性。齐泽克认为犬儒主义还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意义结构，而是一个快感控制的体制，它既引发某种快感又控制快感”（汪行福，２００７年，第２０页），支撑这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是人的快感或恐惧，因为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驱使着欲望和快感起作用的”。（Ｓｈａｒｐｅ，ｐ．３１）其机制起作用的着力点不是头脑，而是欲望、利益的承诺。所以说，这种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控制快感、欲望的意识体制。这种意识形态是超越我们“意识”、“认知”并满足“欲望”的社会现实。这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事例。犬儒主义与意识形态在＂欲望＂的隐秘处相互交通。意识形态问题不是“真假”的问题，而是 “欲望”的问题。因此，犬儒主义／理性是一种建立在“知”与“识”基础上的“欲”，犬儒理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存政治问题——自我持存特性。

２．自我主张   自我主张特性即主体具有的身份认同特性，它可以表现为如下两种建构：其一，建构现实。任何自我主张，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建构现实的重要方式。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不在于为我们提供逃避现实的出口，而在于为我们提供现实本身，这样的社会现实可以供我们逃避某些创伤性的、真实的内核。”（齐泽克，第６４页）这种＂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意识’及对现实的幻觉性再现，相反，它就是已经被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同上，第２８页）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社会现实就无法进行自我复制；没有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现实个体就无法确立建构自我认同所必须的“现实”。其二，建构关系。任何自我主张都是通过建构关系的方式来建构自我的认同。齐泽克认为：“没有一个认同不是关系的认同，每一个认同都是通过与他者相差异，或通过对那些能保持一致性的他者的参照实现的。”（Ｓｈａｒｐｅ，ｐ．３２）这种认同的核心是“他希望我相信”或“他认为我相信”。（汪行福，２００７年，第３０页）意识形态中认同的关系特征可以揭示在犬儒理性中“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齐泽克，第４０页）哈维尔曾经在他的论文《无权者的权力》中讲述过蔬菜水果店经理摆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的故事。显而易见，这个标语是一个“挡箭牌”，在当权者和蔬菜水果店经理之间建立起一种妥协和服从的关系性认同，其真实含义是“我是一个听话的顺民因而我应该不会有麻烦”，“保护水果店的经理免遭潜在的告密者”。（哈维尔，第５２页）

三、启蒙之烛：主体的真相与人性辩证法

我们发现了启蒙的天敌犬儒理性，启蒙遭遇前所未有的销蚀，这对启蒙意味着什么？犬儒理性与启蒙理性是什么关系呢？

在《启蒙辩证法》深层面的批判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的失败源于其对某种人性辩证法的盲目。他们认为人是来源于大自然又被不由自主的“力”所驱动的存在物：（１）作为征服自然和他者的主体的经验世界中自我持存的“力”；（２）作为追求同一性逻辑的主体的观念世界中自我确证的“力”。（ｃｆ．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ａｎｄＡｄｏｒｎｏ，ｐｐ．１－５２）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力”对应于上文的 “自我持存”和“自我主张”。无独有偶，斯洛特戴克把犬儒主义？别、鉴定为“一种经过启蒙的虚假意识”。这意味着他也发现了一种新的启蒙辩证法：“启蒙与犬儒主义之间隐秘的联系”。（汪行福，２０１２年，第２页）他也相信启蒙自我修正的可能性，有一种反抗的犬儒主义可以抵抗顺从的犬儒主义。但关键是要认识到，启蒙向犬儒主义的堕落并非偶然，启蒙理性包含着犬儒理性的种子。（同上，第４页）“启蒙理性与犬儒理性不过是同一种理性的两个不同面相。如果说，启蒙理性是自我对他者的同化，犬儒理性则自觉地接受了他者对自己的同化。”（汪行福，２０１２年，第４页）所以，“……西方启蒙的命运就是犬儒主义＂。（同上，第２页）他们开启的这种思路启发我们应该从人性论的视界去思考犬儒主义背后的人性辩证法结构——人性的双螺旋体——启蒙理性与犬儒理性。人性是什么？人性并非黑白分明的平面体，而是复杂多变的多面体，智与愚、善与恶常常缠绕交织在一起，一半是犬，一半是儒。人性结构中既有自我立法、自我立命、自我救赎、自我定向等等启蒙理性，也有自我保存、追求快感、满足欲望、趋利避害的犬儒机制。欲望与理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在人性的自我保存和自我主张的机制之中。而人的这种 “自我持存和自我主张欲望”又根源于人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是指因为任何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必然受制于自然，受制于他人，受制于自身而具有的自然性（必死性）、社会性（民族、性别、阶级、族群、血缘）、历史性、空间性等等确定的特性。启蒙之蚀根源于主体的有限性。因此，从外在看，无论是全能主义制度内的恐惧，还是后全能制度内的威胁和恐吓，犬儒理性是根源于权力（包括生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权力）的压迫或者存在的物象化、异化（包括生产、交往、解释、主体性——情感、意识、需求的异化）。从内在看，犬儒理性根源于人的有限性，根源于存在的匮乏，根源于人性中的理与欲的缠绕，犬儒主义的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思、言、行的分裂特征根源于理与欲的缠绕。所以，在犬儒主义者那里，“大脑与心脏、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被有意识地保持着，头脑享受着批判和思考的乐趣，身体享受着利益和欲望满足的快乐。犬儒主义不是意识形态的受骗者，而是利益和权力的依恋者。”（同上，第６页）

这样一来，犬儒主义的问题就从非知的“识”过渡到了人性的“欲＂、生存的“律”：一种自然必然性和社会必然性。人的自然必然性首先表现为自我持存特性，人的社会必然性首先表现为自我主张特性。这种意义上的犬儒主义就是人性论意义上的犬儒主义。犬儒是主体生成受阻的半主体，是启蒙半途而废的主体。当启蒙遭遇自己的天敌犬儒时，我们看到人性辩证法与主体之真相：半主体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人的有限性并不必然走向超越性——生命的辩证法有时候是失效的。

四、理性何为：犬儒主义的超越

当２０世纪主体的斜阳照在经验与先验之间的康德式不可逾越的鸿沟上时，当２１世纪启蒙的日烛陷入理与欲相互缠绕的人性深渊时，主体是否要永远遭受“启蒙运动的敲诈”（福柯语）和犬儒主义的勒索呢？当启蒙遭遇自己的天敌——犬儒理性时，理性何为？

１．超越犬儒主义的理论可能性：思想武器要真正完成对犬儒主义的超越，必须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批判武器。历史唯物主义给了我们从自然必然性、社会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交融的视界辩证理解犬儒主义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化和社会化的历史现象学，超越了伦理学和意志论的意识形态幻象，提出了未来社会形态是生产力髙度发达，物质充分涌流的社会形态理论。这种髙度发达的生产力可以克制因为物质匮乏带来的主体的犬儒主义之荡。

由马克思本人开辟的社会批判理论（包括前期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后来拜物教批判理论），以及后继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如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理论、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对科技、政治、经济等相互强化的综合意识形态进行了宏观视界的总体清算。意识形态总会留下裂缝和创伤无法完全缝合的痕迹，“象征最终永远失败，它永远不能成功地‘覆盖’真实，永远包括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象征债务。”（２ｉ￥５ｅｋ，ｐ．２１）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批判总是可能的，意味着在“知”的层面上有了超越犬儒主义的理论可能性。

２．超越犬儒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历史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犬儒主义既包含着主体对自身的限制，又包含着主体解放的现实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言，异化和对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犬儒们的愤世嫉俗和怀疑、绝望，有其对现实的真实理解作为基础，他们很少被那些装作“真理”的谎言所蒙骗（但可能会出于利益驱动与之周旋，或者装作相信）。（参见陶东风）“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徐贲，２００１年，第８３页）套用齐泽克的话，犬儒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在界的创伤，表征了实在界拒绝符号化的创伤性经验，例如不平等、性别歧视、男权主义、屈辱、剥削、匮乏、压迫、饥饿、贫困，等等。它们提供了超越犬儒主义的现实可能性。犬儒主义本身就是犬儒得救的一种症候，摆脱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创伤场景。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对抗的场域，政治反抗的主体不再锚定在某种特选的“普遍主体”身上，学生、妇女、少数族群成员、同性恋者、文职人员、病人、囚犯、教师、环境保护主义者、反战分子、工人、失业者等等，都是潜在的历史政治主体。这些新的政治主体使得“２０世纪６０年晚期变得越发突出而且将在随后１０年里扩展并获得它自己的动力的诸种对抗展现出了新的和独特的性质”。（ＬａｃｌａｕａｎｄＭｏｕｆｆｅ，ｐ．２０）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超越人性论意义上的犬儒主义有待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德性伦理、个体信仰和独立人格的形成。最终达至“富者福存，法者尊存，德者善存，美者良存，信者敬存，思者慧存，合之则优存全存的生命境界”。（操奇，第２１８页）但是，超越人性论意义上的犬儒主义更有待于每个个体的自我立法、自我决定、自我立命、自我救赎，因为每个个体的人格独立、自我完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赌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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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东医学院社会科学部）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