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阿多诺生前即为法兰克福学派一代宗师，他的去世被认为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代表了批判理论的终点”①，身后又因其批判的激进、文风的奇诡以及理论话语的深刻复杂而陷入阐释争议，“20世纪晚期很少有知识分子像阿多诺那样受到如此大的批判性关注”②。在当下诸阐释模式中，大约没有比詹姆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模式更富挑战性、更有意味的了。从20世纪70年代“失败”到90年代“楷模”，阿多诺似乎成了詹姆逊话语中一个游荡的幽灵。詹姆逊既不满意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的僵化保守与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主观修正，也不满意后结构主义解读的似是而非，他左右开弓、两面作战，晚期马克思主义解读模式也因其理论暴力而饱受争议。通过詹姆逊的解读，否定辩证法被复杂化了，而通过被解读的阿多诺，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也得以具体化。一个复杂化的阿多诺未必是“回归”③了的阿多诺，却无疑是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镜像化了的阿多诺；正如不同时期的阿多诺被召集在“大英博物馆的一张桌子旁”，詹姆逊也将被规定于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中。在晚期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与否定辩证法逻辑的对话和纠缠中，詹姆逊发掘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效力的艰苦努力得以呈现。

　　一、“一个巨大的失败”

　　众所周知，否定辩证法是阿多诺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美学思考的深刻基础，詹姆逊却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说它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失败”④，而二十年之后，他又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把阿多诺提议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⑤。个中原因自是复杂，但如若考虑到20世纪后半期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性变迁，以及马克思主义左翼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思想逻辑，那么这一自相矛盾的前后转变看似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否定辩证法何以被视为“一个巨大的失败”？在詹姆逊看来，“‘否定辩证法’表现为一种挽救哲学自身和哲学化观念的意图，使它们摆脱时间上的盲目崇拜，摆脱停滞和持久的视力幻觉”，“视力幻觉”被指认为一种文化悲观论的根源，它“通过各种封闭和无法重新连接的瞬间在序列中的单纯并列而投射出来”⑥。这些单纯的历时性序列并非被判定为经验现实，而只被判定为理想建构。持久的视力幻觉只能沦为黑格尔式的“历时性的共时性变体形式”，陷入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之中。为此詹姆逊引证了马克思“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那一段著名的话，强调摆脱上述视力幻觉的解毒剂应该来自马克思，拯救哲学及其观念化不是诉诸艺术自律及其反艺术的形式，而是回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由此，“阿多诺论述时间的辩证演化”在詹姆逊辩证思维中被置换为形式—内容辩证法问题。

　　詹姆逊关于黑格尔的讨论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辩证本质而扬弃历史精神化，服务于建构辩证思维和辩证批评这一当务之急，其特质可概括为四点：首先，辩证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思维，是思维自身的实现；其次，辩证思维是历史的，这不仅是指其对象具有历史性，而且用来阐释对象的概念和范畴也具有历史性，历史性是辩证思维将对思维本身的思维内在于自己结构之中的根源所在；再次，辩证思维是开放的，不预设历史的终点，也拒绝对思维主体的遗忘，作为对神秘化的根本否定，它推动我们进入对现实的开放性领悟之中；最后，辩证批评致力于寻求形式概念与其所自的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并将之规定为自身的重要特征。艺术作品与社会历史(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运动，就成为辩证批评的核心：“就时间性或历时性序列所审视的东西，也可以表述为形式与内容的矛盾。”⑦在这里，形式不是作为思维的起点而是作为终点，即作为知识内容本身深层逻辑的明晰表达，而是与社会性的、历史性的内容相对应，形式成为社会历史结构的标记。辩证批评重返艺术所由产生并与之相应的语境历史性，辩证思维结构上的自我意识不再是黑格尔关于思维的工具性认识，而是马克思关于思维的意识形态性和历史性的认识，这就将辩证思维接入了马克思之中。

　　在辩证批评视野中，“《否定辩证法》的本质论点和阿多诺的最终哲学立场，是那种方法论在理论层面上的清晰表述”⑧，将作品内容的判断尺度诉诸形式，后者为作品所由产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情境打开可靠入口。以阿多诺对托马斯•曼中篇小说《黑天鹅》的评论为例。在阿多诺看来，只有在形式与内容困境中，艺术作品本身的真正魅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凭借幻想和虚构中的精确性来自我救赎只是煞费苦心。而在詹姆逊看来，阿多诺评论的实质在于将“历史客体的矛盾转化为形式矛盾”⑨，尽管这一转化并非毫无合理性——比如贝多芬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特殊综合与协调，就忠实记载了革命性转变时期的社会结构——但这对于艺术作品尤其是历史小说而言，却并不具有普适性。辩证批评是将文本形式推展到社会生活现实，然后又将其置回辩证思维诸层面，在这一内容—形式辩证法逻辑框架中，阿多诺关于艺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显得“暧昧不明”。当然，阿多诺对于詹姆逊的指责也不会认同，因为如果正当生活的可能性已被粉碎，那么，除了“用不打折扣的否定意识牢牢把握更为美好事物的可能性，就再也没有什么美好前景”，这被认为是“阿多诺所有理论著述和审美著述奠定基础的核心动机”⑩。否定意识自然可追溯至黑格尔，但依阿多诺之见，黑格尔以总体优先性淹没了个体应有的位置，因而他在转向黑格尔的总体辩证法的同时，又以马克思实践基础上的关于解放和革命的逻辑为黑格尔的解毒剂，却抛弃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核心判断。只要个体自由尚未出现在社会中并与之和解，人类就仍然处于“史前时期”。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时期的终结在于不断壮大的生产力及其人格化的无产阶级，而在阿多诺这里，实现终结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都早已失去，唯有艺术及其形式尚可把握。

　　显然，正是在马克思这里出现了阿多诺与詹姆逊对话与阐释的平台。在黑格尔将现实性与对象规定性消解进思维的地方，阿多诺乞灵于马克思的解毒剂，而在马克思将理论现实化的地方，阿多诺却抛弃了马克思生产理论而乞灵于批判的武器。詹姆逊对此评论道：“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上，若要保持黑格尔体系精神的信念，唯一方式就是断然成为非体系性的。在这种意义上，阿多诺的思想是深刻地黑格尔式的，以真正的黑格尔精神彻底思考它的母题，由此正视它的主要的形式问题。”(11)否定辩证法肯定综合的观念和价值，又否定在综合之前出现的每一具体情况中的可能性和真实性，非内在批判与历史性脱节之间的悖论成为阿多诺阅读黑格尔的核心。否定辩证法被规定为一种非现实化的实践形式(12)，重要的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解释世界，不是批判走向现实中的实现，而是艺术作为批判的环节；在詹姆逊看来，恰恰相反，否定辩证法只有作为审美理想(乌托邦)而不是作为批判的环节才是可能的，因而阿多诺对于否定辩证法方法和理论的“过分强调”就“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说明其缺乏政治的责任”(13)。

　　詹姆逊自言，“并不是由于《否定辩证法》受到怀疑，才说它归根结蒂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或者换个说法，说它是思维的真实总体的一种高度的意识的抽象”(14)，行文至此，我们大约可以替他补充：而是由于阿多诺决绝的否定只是黑格尔式的理论实践形式，而忽视了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本身。最多哲学性而最少政治性的阿多诺被拖入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巨大的失败”就成为这一逻辑的具体展开形式。

　　二、“辩证法的楷模”

　　在“失败论”提出近二十年之后，詹姆逊又“把阿多诺提议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力图揭示“阿多诺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适用性，以及它在我们自身同样唯一‘晚期’或第三阶段资本主义之内独特能力的特有适用性”(15)。否定辩证法何以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詹姆逊的阐释根植于互为支撑的两个层面，即晚期资本主义情势与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对此的剖析将从另外一个看起来颇为矛盾的论断入手。众所周知，阿多诺将否定辩证法视为自觉的非同一性意识，它与同一性逻辑直接对立，后者被视为一切意识形态的始基形式，在逻辑功能上则体现为奴役本质。然而，这样一个严厉批判同一性的阿多诺，在詹姆逊看来却是一个“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哲学家”(16)，个中意蕴耐人寻味。

　　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区分了同一性内涵的三个层面：作为“个人意识的统一”的心理同一性，作为“逻辑思想普遍性”的逻辑同一性，作为“主观与客观的一致性”的认识同一性(17)。其中，第三个层面，即唯心主义的概念同一性，被詹姆逊视为“阿多诺非同一性和同一性布展的核心地带”，因为“在那里，共相形成了，抽象被从似乎会概括前概念思维的纯粹命名源流中挤压出来”(18)。概念同一性固然也是唯心主义的“狂怒”，但它不仅无法在思维之中得到解释，而且这种同一性幻觉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并被意识形态所规定。在驻留于交换和商品的经济领域以前，它以心理同一性的和逻辑的及认识论的形式呈现，而现在，“对同一性概念所固有的统治意志哲学的和人类学召唤让路于对同一性自身所有显现中所秘密固有的经济体系的强制更为生动的感觉”，詹姆逊指出，“关于同一性，我们已经看到它事实上是阿多诺用来表示马克思关于交换关系概念的一个词：他的成就在于由此有力地概括了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或辩证法传统的思想家更详细的、在更高层次上交换价值的反响和含义”(19)。在概念同一性与交换价值之间找到关联，并非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暴力，阿多诺就曾提醒，异质性、差异等不能包含在同一性之下的东西在马克思术语中被规定为使用价值的东西。非同一性与使用价值无关，詹姆逊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线索”，因为在使用价值而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中隐含着非同一性与同一性的本质区分。正像交换价值凭借货币这一抽象形式抹去了使用价值的丰富性一样，马克思对于交换价值的经典分析揭示出同一性浮现于人类历史中的原型，其抽象形式在资本逻辑层面上被揭示，而其价值形式被构想为交换关系，“它与交换体系自身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点上哲学术语‘体系’调整成了实质上社会的和社会经济的总体性概念”(20)。这里涉及詹姆逊与阿多诺对于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不同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阿多诺对于卢卡奇的批判是否定辩证法对于总体性辩证法的批判，实质是对于卢卡奇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反思。在卢卡奇看来，实证主义不仅不能揭示作为总体性现实的资本统治，而且实质上堕落为资本意识形态的维护意识。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根源于无产阶级被束缚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中这一现实土壤，总体性辩证法旨在推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然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法西斯主义、奥斯威辛大屠杀的阿多诺看来，卢卡奇的理论规划已经被现实所抛弃。统治不仅仅是以人以及被人统治的自然的异化为代价的，而且随着精神的对象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也被施魅了，人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人对人的统治。在阿多诺的批判哲学中，世界历史的灾难根源于精神对于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控制，主体的罪恶源于自由的匮乏：“否定意志自由将完全意味着把人毫无保留地还原于成熟资本主义中劳动的商品性规范。”(21)这里涉及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而阿多诺则将康德关于自由的先验讨论拉回到历史和社会的时代土壤之中，指出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主体与他者的和解。同一性是意识的首要形式，其本质是对存在物的强暴，对同一性的否定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姿态，而首先是一种政治姿态，即对于资本主义交换体制的反对和批判，否定辩证法本身就是批判理论的实践。因而对于否定辩证法来说，对于理性的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理性的扬弃。既然启蒙理性的神话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启蒙神话也必须历史性地在理性自身的扬弃中得以解决，这就是理性自身的扬弃，否定辩证法不仅是对于启蒙辩证法的阐释，而且是进一步的深化。

　　要从那根本不能摆脱自身的同一性中解放非同一性，辩证法就不能追求自身体系的完满性，而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认识并接受客体与他者。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客体与主体、非同一性与同一性之间，前者之于后者的抵抗关系一直被压制着，在阿多诺看来，这正是非同一性辩证法存在的必要性。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从主体的强制性中解脱出来，保持客体自身的本然性，又超越之于主体的异质性，他者就能够由此实现自己的幸福，和解的观念就是寻求一种非同一性中的同一性。“和解的状况不是吞噬他者的哲学帝国主义。相反，它的幸福在于，他者就其被赋予亲近性来说，依然是疏远的和异质的东西，它既超越了异质性，又超越了它本身之所是。”(22)然而，在实现这样的理想之前，目前所能做以及应该做的却是首先将客体优势凸显出来，因为在存在着积极意义上的客体优势的地方，“辩证认识的客观性对于主体的需要来说，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23)。对同一性的批判就意味着对客体优势的探索，以便使主体以完全不同于客体的方式进入客体：客体虽然只能依靠主体来思考，但作为主体的他者，仍是与主体不同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主体从一开始也是客体。将对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作为讨论主客体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正是贯穿于阿多诺美学与艺术思考的重要线索：对于艺术作品及美学来说，主体与客体均为契机。主客体关系是辩证的，这就意味着艺术诸成分——材料、表现形式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

　　当然，对阿多诺关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詹姆逊并不认可。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阿多诺对于客观物优先性的津津乐道到处都与实证主义对主观立场的完全摒弃毫不相干。那种反主体性以一种禁欲的、自我仇恨的，或愤愤不平的精神试图羞辱主观维度，而在阿多诺那里客观性的口号也不是那种更不同的反主体性的症候：相反，它应该为主体自身的解放产生一个新空间，并且同时它自身的实现恰恰依赖于那种解放。”(24)在詹姆逊看来，阿多诺在抽象思维之内突出与坚持“客体优先性”，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式最基础的东西——文化和它的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二者对同一性的解决途径不同：阿多诺诉诸客体优先性，在主体关系上进行调整，詹姆逊则在经济和生产领域调整。

　　与此相关，詹姆逊对于阿多诺和解的观念也不认同。詹姆逊坚持总体性，他认同卢卡奇关于总体性作为历史的总体的观点，同时又吸收阿尔都塞关于总体性即结构异质性和断裂性的观点，并使二者相互修正，以建构更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在卢卡奇这里，总体性既是目的，也是方法：作为目的，它是“总体性的渴望”，是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异化的对立面和终极目的；作为方法，它是“能够理解和再现现实的方法”(25)。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总体性被置换为结构整体，并在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中演绎为“多元决定论”，但去中心化的整体依然是整体。为了将二者结合起来，詹姆逊采取的是相互修正的策略，“在方法论方面用卢卡奇修正阿尔都塞”(26)，本体论上则是用阿尔都塞修正卢卡奇。詹姆逊认为：“既考虑隐含在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又考虑一种‘症状’分析对潜在的不连续性、裂隙和活动全然不同的关注，这二者可能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致。”(27)于是，对总体性的坚持与批判后现代主义之间就面临着矛盾：一方面詹姆逊对于总体性的坚持必然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因为总体性意味着对于异质性的压抑，是同一性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他又将这一批评归结为“乌托邦恐惧”。在他看来，总体性是一种多元决定论的非中性的总体性，其核心是否定的辩证法，但是阿多诺对于卢卡奇的态度则与詹姆逊不同，而且后现代主义恰恰从中看到阿多诺的非同一性中的后现代主义潜力。正如阿多诺一方面以其碎片化文体开启了所谓“后现代”，同时又以其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拒绝了“后现代”，当詹姆逊说“阿多诺是十分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哲学家”时，他实际要澄清的是：把阿多诺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误读了阿多诺的非同一性；而视其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则无视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质言之，阿多诺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阿多诺对后现代的开启是超时空地“剪贴”在一起的。

　　三、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

　　围绕同一性批判与“特殊意义上的同一性哲学家”问题，经过一番迂回，我们逐步切进阿多诺之所以成为詹姆逊的秘密与幽灵的原因。詹姆逊将半自律审美领域、日益膨胀的数量世界中的质的空间、艺术特质视为一种乌托邦补偿，它们补偿了异化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但他更愿意将乌托邦与某种总体性、普遍性的同一性相联系，这种同一性产生于对社会阶级性的最终克服。詹姆逊对阿多诺同一性的不满在于，那被阿多诺作为异化替代物的东西是唯一的、个体性的、非同一性的，这些特质在客体领域中与乌托邦相联系。“每一个单独的阐释都必须包含对其本身存在的某种阐释，都必须表明它自己的证据并能证明自身合理性”，“所有对文学作品的明显的形式论述都在自身之内包含了一个隐蔽的、批评家本人常常意识不到的历史维度”(28)。于是“辩证法的震惊”袒露了詹姆逊的真实意图：将孤立的现象置于更宽广的历史语境中来阐释，从而使部分与整体、抽象与具体在总体性关联中完成一种“突然的转换”，提升至意识的更高层次和存在的更大语境，这才是真正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征。依安德森之见，詹姆逊在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工具和主题以一种惊人的综合的方式混合在一起”的过程中，“从阿多诺那里产生了将客体作为‘隐喻构造’的总体加以再现的雄心”(29)。换言之，重新发掘否定辩证法中的马克思主义，并在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给予当代阐释，即便詹姆逊对于否定辩证法并不满意，但阿多诺坚定的否定意识以及这种否定辩证法之于詹姆逊理论建构的支持，都足以促使在晚期资本主义情势下重新思考和评价阿多诺，或者反过来说，时代以及詹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召回了阿多诺这个“辩证法的楷模”。

　　否定辩证法因拯救哲学而沦为“巨大失败”，又因对马克思主义当下性的贡献而成为辩证法楷模，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逻辑，我们不妨通过布莱希特的中介来进一步揭示詹姆逊与阿多诺的分歧。布莱希特素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不睦，前者视后者为“不懂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者”(30)，后者则斥前者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甚至说布莱希特每天花数小时把灰尘弄进指甲里以装扮为工人(31)。“不懂政治”是因为无视艺术介入现实，“庸俗”则源于艺术工具化，实质为“布莱希特斗争哲学与阿多诺否定哲学之间的交锋”(32)。詹姆逊选择站在布莱希特一边。以艺术社会功能为例，在布莱希特强调艺术直接介入现实、以“斗争需要”为审美创造出发点(33)的地方，阿多诺看到艺术自律性丧失的危险，强调艺术通过微妙曲折地改变主体意识而实现其社会功能，直接介入则“中断了原本可能会引发实践的机制”(34)。詹姆逊评论道，阿多诺对于布莱希特的反拨忽视了文本社会功能实现过程本身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无意识理论正于此“找到它的功能和必然性”。艺术并非在自律中而是在社会历史性中生产意义，“突出在它周围发生作用的各种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和空间”，这正是布莱希特“全部历史意义”所在。质言之，阿多诺的布莱希特因将艺术指婚于政治而沦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的布莱希特则因“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创新性”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家”(35)。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巨大的失败”根源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逻辑，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的楷模”也并不例外，只不过这里是晚期马克思主义逻辑。从“一个巨大的失败”到“辩证法的楷模”，詹姆逊给出的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与其说人变了，不如说是情境发生了变化。这同样能解释我本人眼中阿多诺的变化”(36)。换言之，之前“失败”论与今天“楷模”论都没有错，与其说詹姆逊变了，毋宁说詹姆逊处身于其中的时代变了。

　　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的精力尚未耗尽，依杰伊的描述，“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的精神传统在1972年的一本美国文集中仍然被描绘为‘未知的方面’，在当代文化斗争中依然可能提供有用的思想，其经典著作的翻译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宝藏仍有待挖掘”。但“随着政治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边缘化，文化、审美问题成为中心”，70年代以来的“充满希望的‘穿越制度的长征’已在随后的十年停滞了，进入漫长的徘徊期”(37)。新左派政治热情耗尽后的无奈，正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依旧繁荣对照。因此，詹姆逊说阿多诺不是70年代理论家，这既指出了资本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暗示出真正呈现阿多诺批判思想之深刻性的历史契机尚未到来。时过境迁，90年代的阿多诺开始获得重现自身的契机，正如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劈头写道：“对阿多诺的误读最有影响的有两种，把他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现代主义者。”(38)平心而论，否定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思路，从后现代主义来阐释阿多诺并非空穴来风，然而詹姆逊对此并不认可，他以“后现代中的阿多诺”为结论部分的标题，强调阿多诺的现实意义：“当强有力的、对立的政治潮流仍然存在，阿多诺变化无常和刚愎自用的消极无为会使局外的读者偏离这些潮流，所以阿多诺是一个可疑的同盟。既然那个潮流本身目前尚在休眠，那么他的愤怒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以毒攻毒，适用于‘所是之物’的表面。”(39)詹姆逊的话讲得晦涩，远不如杰伊言简意赅：在当下后现代主义现实背景下，阿多诺应该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反启蒙等极端性的解毒剂(40)。由此，我们明白阿多诺这个“辩证法的楷模”何以是“我们时代的分析家”了。

　　从变化的时代来重新阐释阿多诺，以拯救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并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效力，詹姆逊的阿多诺阐释既是其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使然，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现实要求马克思主义阐释的结果，二者互为表里。产生于后现代时期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必将“产生出一种极为不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与早先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也将更加具有文化上的特征，将从根本上反对迄今被视为消费主义的现象”(41)，阿多诺被拖入詹姆逊框架实非偶然。它所拯救的与其说是阿多诺，倒不如更为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存在，或者反过来说，将阿多诺从后现代主义及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仅仅是拯救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一个副产品。就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没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不能不是文化政治学的马克思，因而不能不是对马克思的一种偏离，而与之分享相同现实根基的另一端则是对马克思当下阐释有效性的质疑。这一切在詹姆逊看来绝不能接受，重新揭示马克思在当下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的现实性，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担当。

　　结语

　　既希望直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新现实，同时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有效性，正是在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中，否定辩证法就既可以是“巨大的失败”，也可以是“辩证法的楷模”与“我们时代的分析家”。詹姆逊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阐释有效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这贯穿于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从而使他站在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对面。

　　詹姆逊的阿多诺阐释的意义更在于他所提出的问题：“阿多诺在今天的意义与功能是什么？”有学者指出，詹姆逊强调了阿多诺扎根于西方文化、局限于“第一世界”的有限但重要的价值，这最终的悲观主义阐释看起来排除了作为社会反抗和干预形式的批判否定的力量(42)。这一辨认不失深刻，但未必符合詹姆逊的基本动机。当资本全球化将同一性原则覆盖整个世界，当经济和资本的扩张甚至成为一种熟视无睹的常识性事实，那么，再释阿多诺及其悲观主义不仅是时代症候的寓言，也是其深刻性的证明。因此，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阿多诺”，既是从马克思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当代阐释中的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也是批判后现代主义阐释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片面性及其政治危害：前者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正面阐释，后者归于马克思主义的反面批驳，二者集中于詹姆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阐释上。

　　否定辩证法包容了詹姆逊所希望的再阐释的可能性，而阿多诺的解构主义策略与政治无能，却正与詹姆逊所批判的解构主义相似，就此而言，阿多诺是可爱的，也是危险的。詹姆逊通过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还原为美学理想而规避了这一紧张，“除非人们把‘否定辩证法’当作根本的审美理想—如我所做的，那么最好是追求阿多诺在《现代音乐哲学》中的最切合实际的辩证方法实践，而非哲学著作”(43)。解决之路是回到马克思生产理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建立一个对商品消费的恰当的唯物主义分析，而且要建立一个对为了获得身份的承认而产生的各个团体之间竞争的唯物主义的分析，这种承认——如用户第一主义和种族间的国内战争——它们构成了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对所有这些问题提供解释”(44)，而其中最有效的阐释范式就是生产理论，詹姆逊将其可概括为政治(直接政治事件)、社会(阶级和阶级意识)、经济(生产方式)等三个层面：阿多诺所做出的在别处无法找到而又不可或缺的贡献就在第三个层面上，即依据经济体系或生产方式进行分析(45)。就此而言，晚期马克思主义汇入当代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思潮，詹姆逊实不孤单(46)。

　　注释：

　　①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p.654.

　　②Nigel Gibson and Andrew Rubin, Adorno: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2, p.1.

　　③20世纪90年代“阿多诺的回归”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重新审视阿多诺的起点(Cf. Robert Hullo-Kentor, "Back to Adorno", TELOS, No. 81(Fall 1989): 5-29; Peter U. Hohendahl, "Adorno Criticism Toda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56(Spring/Summer 1992): 3; Christina Gerhardt, "Adorno and Ethics", New German Critique, No. 97(Winter 2006): 2-3)。

　　④⑥⑦⑧⑨(11)(13)(1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第274页，第277页，第43页，第295页，第39页，第47页，第46页。

　　⑤(15)(16)(18)(19)(20)(24)(36)(38)(4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第12页，第15页，第20—21页，第25—27页，第30页，第37页，第4页，第15页，第8—9页。

　　⑩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阿多诺》，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1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

　　(17)(21)(22)(23)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3, p. 142, p. 264, p. 191, p. 374.

　　(25)对此的具体讨论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14页；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24。

　　(26)吴琼：《走向一种辩证批评》，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6页。

　　(27)(28)Fredric Jameson,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57, p. 5.

　　(29)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98, p. 71.

　　(30)(33)弗尔克尔：《布莱希特传》，李健鸣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页，第395页。

　　(31)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224页。

　　(32)赵勇：《在辩证法的背后——试论阿多诺本雅明之争的哲学分歧》，载《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34)Theodor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 R. Hullot-Ken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344.

　　(3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

　　(37)(40)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页，第13页。

　　(39)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第276页。译文有所改动。

　　(4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王则译，载李惠斌等主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42)Peter Osborne, "Marxism for the Postmoder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56(Spring/Summer 1992): 171-192.

　　(4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44)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46)比如伊格尔顿在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新著中就重申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参见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