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诚：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4-11-19
一、必须做什么
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资本之谜》（TheEnigmaofCapital）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必须要做什么？谁来做？”，我们这个时代，到处充斥着从次贷危机到主权危机等诸多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一章在此时代背景下提出了一系列需我们讨论的重要问题。其中，我们必须反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等概念。这也使我们进而寻求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常将持续性全球危机的负担转移到劳动人民肩上的新出路。
哈维指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基础，其弱点在于无法解释资本的秘密。这个秘密涉及资本是为什么以及如何不可避免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危机与走向崩溃的。哈维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理论并恰当地应用在当代世界危机中，对此我基本上是认同的。
然而，如何利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我和哈维存在不同的看法。哈维利用多因果的方法来调和《资本论》中提到的不同种类的危机理论，如过度积累理论强调了因劳动力短缺或资本构成上升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以及过剩商品理论强调因不同行业盲目生产造成产品比例失衡，或工人购买力不足从而导致商品价值难以实现。这些理论在不同历史背景的危机下都被用来解释危机。
追随宇野弘藏（日本原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我计划以马克思的劳动力短缺型危机理论和信用理论构建周期性危机的基本经典理论，这与马克思试图表明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根源这一观点相一致。全球通货膨胀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初因资本过度积累爆发，这与发达经济体系劳动力人口状况及世界市场内初级产品的供给弹性有关。与哈维的观点一致，我通过运用劳动力短缺型的过度积累理论来精确分析全球通货膨胀危机。
这个危机带来的后果是，工人及其工会原本能因劳动力短缺从而轻易要求增加实际工资，而这种特殊的有利地位却在发达经济体中不断地发生逆转，这一过程是通过信息技术(IT)、工资成本“合理化”、产业后备军变革来实现的。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放松劳动法下的管制以及通过跨国公司雇佣海外廉价劳动力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力量。正如经典的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危机过后的经济萧条阶段那样，作为产业后备军的过剩劳动人口，闲置生产力和闲置资金资本会持续共存，并很难一起调动起来。
20世纪80年代之后，工人被长期压抑的领域和趋势在新自由主义下不断扩张和加强，这也成为金融投机泡沫反复形成和破裂的时代背景，并最终因当下的次贷危机爆发达到高潮。我们不应该忽视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危机和次贷危机之间存在的历史上的因果顺序关系。在哈维的多因果方法中，只是强调对比了那些危机。与此同时，在不同的历史特征和危机环境下，应该有意识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是由于将人类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造成的。
正如马克思在劳动力短缺型危机理论中试图表明的一样，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商品化，那么这一基本矛盾就不能通过调整失调比例或改变工人消费的匮乏得到解决，苏联20世纪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实施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的社会民主模式都是很好的例证。只有通过摈弃不民主的社会秩序，使工人不再受劳动力这一商品形式的压制，通过解放劳动人民，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一最终目标才能得以有意识地实现。
哈维解释了“资本之谜”即引致洪水猛兽般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之后，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了陈述，该陈述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认为这次危机与20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密切相关。尽管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四伏及不稳定在理论上见解深刻，其洞见在当前的世界危机下备受大众传媒的新一轮关注，但是各种社会和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团结起来却并不容易做到。在许多国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作为人们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仍然很难恢复其过去的荣光。一般来说，苏联的失败往往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此外，新自由主义把解放个人在市场里实现自由作为与生俱来的秩序，这一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常识广泛盛行。正如哈维所指出的一样，这就是“双堵塞”。也就是说，替代性理念的缺乏限制了对抗运动的形成，而对抗运动的缺乏又妨碍了这一替代性理念的出现。替代性理念和有效的对抗性政治社会运动之间最终在封闭空间内变成螺旋结构相互制约。
正如哈维给出的建议，为了重建一个共同的革命性的、反资本主义的螺旋式前进运动，以建立另一个可能的世界，必须要有一些相对广泛的共识。这些共识可能包括：尊重自然，社会关系的激进平等主义，基于某种意义的共同利益所确定的制度安排，民主行政程序（与现有的金钱政治截然对立），直接生产者组织的劳动过程，探索自由的新型社会关系，强调自我实现的价值在于服务他人的精神理念，以及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为了强化军事化力量和满足公司贪婪欲望的技术和组织创新。
不仅在最终的目标中而且在整个联合革命的社会运动过程中，我们都应该小心翼翼地坚持这些共识中的激进平等主义。关于这一点，哈维指出，当代试图重新界定实现共产主义的假设条件，通常通过宣布放弃国家控制并寻求其他形式的集体社会组织来取代市场力量和资本积累，以此作为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基础。与科层制控制相反，平行网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主组织和自治集体之间的协调系统被构想为共产主义新形式的核心。当代通信技术使这样的系统变得可行，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发现各种各样的符合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式的小规模实验。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传统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同，这个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在欧洲他们之间存在的广泛协作，之后在1871年巴黎公社后他们才分裂成为敌对阵营，1872年，卡尔•马克思和当时激进分子领导人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chaelBakunin）才产生矛盾。
这种新共产主义形式的理念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水平协作构成一个网络的组织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实际意义和吸引力。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得到复兴，让我们追随哈维提出的一些有趣建议和观点，在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下，试着讨论以下这些问题。
二、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
回顾过去，20世纪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大多期望在工会运动增加的基础上，改变单一民族国家的作用，以此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社会民主主义主要要求通过国家对收入再分配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秩序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就业政策。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往往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内部发起的革命应该会取得成功，该革命利用国家权力，通过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构建一个无阶级的平等社会。虽然哈维有时为了区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或反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等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依我之见，“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在更普遍意义上使用时，指的是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早期阶段。
一般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多或少都持有苏联的“正统”观点，往往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修正主义，虽然他们有时会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并接受诸如美国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重建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了强调个人自由和自发性的重要性，他们也常常消极评估无政府主义。
在许多发达国家，生态危机和随着出生率降低进而产生的老龄化社会的人口问题还未受到社会民主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太多关注。
与此相反，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除了具有他们的传统特征之外，还具有一些新功能和新构成，这些新特性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新浪潮。2009年对美国和日本民主党政府政治变革的期望体现了这些特征。
例如为了更好地宣传环保的电器、汽车和房屋，奥巴马新政中推出绿色复苏政策，日本也制定了环保积分系统，这些政策已经表明各国正采取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危机。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泄露这一灾难性事故发生后，日本和全球其他国家的许多人要求能源实现无核化，并将此作为未来绿色复苏策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日本民主党政府于2009年颁布了儿童福利津贴，无条件地给每个孩子每月提供13000日元（承诺2010年津贴要翻番），直到初中毕业为止。通过仿效当代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个政策引入“基本收入”这一理念，这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激进改革的首次尝试。
在全球次贷危机中，尤其是在美国和欧盟，这些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与紧急经济政策相结合，一起用来拯救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结果，这些政策成功地缓解了（尤其是对于富裕资本家来说）金融资产螺旋式破坏造成的损失，并使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了可观的复苏（日本增加了10%，欧盟增加了64%，美国增加了55%)。2009年这些国家都是负的增长率，而2010年都变成正的增长率。这表明，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经济时代，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还是有效的。
然而，强劲的复苏却很短暂。随着国家财政危机加重，绿色复苏政策比如环保积分体系被终止，并且失去了动力，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从欧元危机开始，在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中开始重新抬头。
奥巴马及其民主党政府在2012年11月勉强连任，但其修改了主要的恢复政策用以实现大型企业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此促进泛太平洋9个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国际商务和投资。自2012年12月以来，在以安倍为首的新自民党（自由民主党）领导下的日本被美国邀请开始加入TPP谈判，结果导致了广泛的政治争端。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哈维的“要做什么”这一论点，反映了人们对21世纪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的普遍预期和社会关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哈维对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政策的国家进行了如下评价：当然，政府预算赤字的确很重要，但降低预算赤字的最好方式是刺激经济增长。世界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发生在北美和欧洲的赤字恐慌，一边是发生在东亚（以中国为首）的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在不同区域内政治很不相同，结果导致了更显著的差异。
不过，他也注意到人们对2009年政治变革的期望遭到背叛并夭折。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开始不认真对待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主权债务危机已成为资产阶级通过政治紧缩取消福利国家剩余福利的借口。可悲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奥巴马总统也成为“华尔街党”的其中一员。
按照哈维的批评，我们会重新考虑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难以维持。“华尔街党”既可以控制共和党，也可以控制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民主党，所以它的势力是代表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全球金融化资本主义的积累体系。哈维强调，金融化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包括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矛盾，这些导致泡沫经济的连续破裂，并最终引发世界危机，从次贷危机发展到主权债务危机，进而达到顶点。然而很大程度上，在紧急经济政策的援助下，一些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得到拯救，金融资本主义在自我毁灭的危机中幸存下来了。一旦危机的剧烈动荡时期结束，金融资本主义常常又反过来为恢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紧缩政策和为跨国公司恢复TPP类型的自由贸易政策服务。
经过重新反思，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立场可能存在分歧。一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认为社会民主主义符合20世纪“正统”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他们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存在不一致、不稳定，甚至将其看成欺骗性的修正主义。他们会直接追求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其实在极少数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外围的欧盟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的就业和福利政策似乎成为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未来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
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对社会民主主义期望太高，他们更多地强调21世纪社会主义的模式。迄今为止，哈维并没有过多讨论21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构成的重要性，依据我的阅读，他的“要做什么”主要围绕将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目标展开讨论。
另一方面，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则更积极地支持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认为它是反对新自由主义、迈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例如大卫•科茨（D.Kotz）和J.克罗蒂（J.Crotty）（他们在艾摩斯特市的大众经济学中心合作完成《99%的经济学》一书）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作为迈向社会主义积极的一步，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政策抑制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他们还首先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内的生态危机。这一立场在许多发达国家可能更现实，这也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持久统治下，从可替代的合意观念和散乱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封闭螺旋怪圈中重塑积极螺旋的第一步。然而，为了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摒弃修正主义为了实现无阶级的平等社会而放弃社会主义目标的观念。因此，在与21世纪实际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协作的过程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一点，哈维在有关激进平等主义、平行网络、在21世纪社会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趋同性等论点中都有所暗示。
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组织不仅包括传统左派分子主要依靠的工会，还包括广泛合作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工会、工人集体、非营利组织、各个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基层群众运动和利用数字通信设备通过平行网络进行的无政府主义社会运动的潜力，在美国的持续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在欧盟国家的反对紧缩的游行示威和罢工中，以及在对大海啸和日本核电站大事故后（能源）的无核化运动和对灾区的合作支持中都得到体现。
三、有前景的备选战略
哪些战略会成为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前景的备选战略呢？我将讨论四种有前景的备选战略，并试图按照哈维的建议将其应用在更具体的例子中。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被认为是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必要支柱。在美国和欧洲，包括哈维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似乎无条件地支持凯恩斯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然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更慎重地评估凯恩斯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为了避免与美国产生贸易摩擦，日本采取了凯恩斯扩张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引发了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巨大投机泡沫。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泡沫的破裂催生了日本经济“迷茫的二十年”。这几十年期间，反复实行紧急经济政策22次，总共花去约100万亿日元，但结果却未能成功地使下滑的通货紧缩经济得到复苏。乘数效应现在最低降至1.2倍左右。
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作为紧急经济政策并不总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与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不同，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后，实际工资的确没有按照劳动生产率增加的比例相应地得到提高。尽管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实际工资却往往出现下降。这是因为非正式不稳定的工作增加，工会力量也被削弱，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也放松了。结合新自由主义的减免所得税、遗产税和公司税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紧急财政金融政策帮助了较富有的社会阶层，从而扩大了日本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资产分配不均。
因此，我们意识到凯恩斯主义政策并不总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甚至在新自由主义政府统治下，也可以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也可以通过对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使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条件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苛刻。只要凯恩斯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一起实行，日本就不能扩大萎缩的国内需求，恢复经济增长，其还将加深日本的预算危机，结果就是使日本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公共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最多（超过200%）的国家。2012年12月，众议院大选后，保守派自由民主党再次执政，首相安倍晋三实施了刺激经济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结合增加公共工程项目的财政政策，该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强制日本央行增加货币供应得以实践，通过市场操作降低日元汇率，支持出口产业，刺激房地产和资本市场。
现在，安倍经济学似乎正致力于恢复建筑企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盈利能力，这就使房地产和股份制证券交易所市场出现泡沫式的繁荣。但是，人们还是十分担心这能使现行的经济复苏持续多长时间。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已经减少了国家的福利支出。新增加的消费税，已经使电力、食品和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上升，人们生活成本增加了，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依靠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所以，安倍经济学被称为“从人到混凝土水泥”的经济战略。至少它根本不能保证日本经济能够从过去二十年的迷茫中复兴，因为这些年里，反复实施类似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却从未取得成功。显然，它将与新自由主义一起促进自由竞争的市场，通过加入TPP谈判遵循美国模式。
因此，21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必须抛弃新自由主义而利用凯恩斯政策方法。要么通过“从混凝土到人”重塑凯恩斯主义，要么将公共开支更多地转移到福利和生态保护上，只有这样，21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才能恢复更健全的凯恩斯主义。
与此同时，只要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包括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计划和分散市场（或准市场）相结合的各种市场模式，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就值得作为民主政策方式重新考虑，以控制宏观经济运行。
(2)绿色复苏战略:一些美国政治经济学家，R﹒波林（Pollin,R.），H﹒加瑞特-珀特尔（Garret-Peltier,H.），J﹒海恩兹（Heintz,J.）和H﹒沙波尔（Sharber,H.）在PERI的一份报告“绿色复苏:创造就业机会，开始建立低碳经济的计划”中提供了一个分析基础。他们对选举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启动了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战略，为此备受全球瞩目。
据他们所说，考虑到低碳社会的能源经济，我们应该重新加强地方消费品的地方生产，将办公楼和住宅改装成有双层窗户、装有更高效空调的那种类型，重新扩大诸如铁路和公交线路的公共交通系统。同时，应该提高公众对各种软能源获得路径的支持，通过整合包括智能电网在内的各种资源，构建新的电能供应网络。
转向这种绿色复苏策略，同样数量的公共支出将会创造更多、更令人满意的就业机会，这将远远超出传统的国家公共工程支出所带来的影响。此外，这些策略有助于节约家庭的能源成本，使能源价格保持稳定，降低能源的成本，抑制全球变暖。他们也会鼓励私人广泛地投资生态企业，比如可持续太阳能和其他软能源供应方面。
显然，这种绿色复苏策略对于建立反对新自由主义的21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来说必不可少，并且会超越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模式。2009年-2010年日本民主党政府实行的环保积分系统遵循了相似的路线，对经济复苏颇为有效。这种经济策略前景广阔，能避免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失败。此外，如果能持续、稳定地将之与新自由主义政策相结合，将有利于较快的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2011年3月11日，由大地震和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大爆炸，这一灾难性事件使能源供应的无核化成为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绿色恢复策略的一部分。大多数日本政治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日本民众都支持这个意见。然而，日本政府却并未果断地实施无核化政策并推迟了清晰的无核化路线图。安倍经济集团甚至会按照美国和法国的政策，试着允许继续开放核电企业。
就如何对待将来核能与绿色恢复策略之间的关系而言，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存在严重分歧，这还会进一步讨论。
(3)基本收入:基本收入这个概念就是指不经过政府经济状况审查，公平地提供给所有个体社会成员的固定收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依靠这个收入，作为他/她的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础，并可将任何其他收入增添到该收入中。
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个想法就开始受到西欧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反映了20世纪传统的福利政策模型的僵局，因为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变得很普遍（如单身母亲和单身老年人的情况），而且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也越来越普遍。作为保证实现未来21世纪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的真正自由（通过21世纪社会民主的模式）和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的政策方式，该想法还得到了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支持。
当前支持基本收入的有两派思想。其中一派的假定前提是社会模式为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来支持基本收入。这个流派的思想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T.佩恩（T.Pain），在20世纪通过D.米尔纳（D.Milner）、J.米德（J.Mead）等传承下来。他们最近提议将基本收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一部分。另一流派的前提是社会模式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传统始于19世纪晚期的美国E.贝拉米（E.Bellamy）所著的乌托邦小说，由O.兰格（O.Lange）和J.罗默（J.Roemer）在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得到发展。
显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公众拥有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社会主义社会会比较容易实现更高水平的基本收入。然而，足以维持个体普通经济生活的全部基本收入，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下都不能实现，遑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会严重破坏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市场劳动力的激励制度。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类似于基本收入的社会收入再分配制度提出任何想法，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和局限性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用作支持基本收入的现代社会主义的论据。例如，他勾画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景象——“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景象与基本收入的想法比较接近，那就是所有个体实现真正的自由，而不是苏联社会的那种模式。理论上，他认识到历史上人类劳动过程不只存在于市场劳动中，因为他承认非市场劳动力如家务劳动在社会上也发挥着自己的功能，以便用基本收入的形式通过收入再分配给予奖励。有趣的是，他提出的劳动力短缺型过度积累的危机理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下基本收入政策是难以实现的。
同时，当前支持基本收入的观点要求我们重新考虑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和理论。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在低级阶段，个别生产者按照他/她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的比例得到来自社会的回报。因此，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劳动权利。而劳动力和分配之间理想的社会关系即“从按照能力分配变为按需分配”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才能实现，那时生产力增加，合作式的财富更加富足。关于这一构想，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按需分配在遥远的未来一定会成为社会的目标。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按需分配至少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或其改革方案——基本收入的形式——逐渐和部分得以实现。
只要基本收入提出把收入平均再分配，它也就要求重新考虑马克思对熟练或复杂劳动的相关理论。上述构想中，马克思认为在相同时间内与简单的劳动力相比，熟练或复杂的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劳动，这也符合他对熟练或复杂劳动提出的理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劳动过程中人类进行各种工作所需要的普遍广泛的心理能力，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劳动时间可以说根本上是均匀的，可以用同一单位衡量，那么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熟练和不熟练的劳动（或市场和非市场劳动力之间的劳动）不必视为不等。这一公认的观点与熟练或复杂劳动力的价值问题是有区别的，因为熟练或复杂劳动力的价值包括在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下对复杂劳动力进行培训和教育的成本。如果对马克思关于熟练或复杂劳动的理论进行修改，适应上述观点，这将解决劳动价值理论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难题，肯定能成为一个理论基础，这也更接近基本收入方案的平均主义精神。
(4)本地货币：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受到格塞尔（S.Gesell）论点的影响，政府发行了本地货币。格塞尔主张废除传统货币（黄金或纸币）的特权属性：作为非劳动所得的利益来源，传统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没有任何持有成本，不会腐烂。通过货币改革，实现“邮章货币”，这需要一个印章，比如，每周在纸币背面盖章，纸币面值的千分之一是作为一周的资金成本，只有盖了章的货币才是有效货币。J.M.凯恩斯评价了格塞尔的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格塞尔也被誉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马克思”。
20世纪30年代早期，本地货币使用“邮章货币”的形式，目的是缓解大萧条下的经济不景气，并且在当地城镇和社区重新恢复商品流通。这样的尝试大多成功地缓解了国家市场内有效需求的匮乏，通过加速区域内的商品流通，有助于减轻当地政府的预算危机。
然而，为了实现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不断促使国家经济复苏，从统一的国家预算和货币政策出发，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禁止了大多数的本地货币。几十年后，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我们这个持续经济危机和不断重组的时代，第二波试图组织本地货币的高潮在全球蔓延。本地货币的数量迅速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达到几千种，在日本超过五百种。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个人电脑和手机。他们的形式不再局限于“邮章货币”，相反种类倍增。比如，地方交易所交易系统（LETS）通过电脑记录组织间相互的借方账户体系，而无需发行纸币。大多数情况下，当前本地货币要么是LETS类型，要么是纸币类型，按照格塞尔的想法存款和借款都不需要支付利息。然而，在格塞尔的模式下，如邮章货币，减去利率后收取的这些费用很少。同时，最近发行的许多本地货币打算按照劳动时间进行平等交换，用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或设置与劳动时间成比例的货币单位（比如劳动一小时10美元）。这个想法脱离了格塞尔的想法，遵循李嘉图式社会主义或欧文提出的劳动货币，其观点是取消由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批评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劳动货币是空想，因为只要他们不改变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或不解决商品需求和供应之间的调节难题，劳动货币就不能实现。另一方面，他估计欧文劳动货币的实践是基于联合的社会生产体系。
除了马克思对劳动货币的这些论点，出乎意料地是，我们还要面对并且必须重新考虑劳动价值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才能理解当今本地货币这样的思想和实践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和相关性。例如，正如我们在基本收入那里就提到的问题，在传统的市场背后，在熟练或复杂劳动和非熟练的简单劳动之间，如何实现劳动时间的平等，这里我们又要再次提到它。
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要重新考虑除了强大国家以及超级国家控制货币之外，本地货币作为一种基层的合作社区组织形式为什么非但没有被禁止反而会增加呢。
参考文献：
[1]CenterforPopularEconomics,Economicsforthe99%,Amherst:CPE,2012.
[2]Gesell,S.,TheNaturalEconomicOrder:APlantoSecureanUninterruptedExchangeofLabor,FreefromBureaucraticInterference,UsuryandExploitation.transl.fromsixthGermaneditionbyPhilipPyeM.A.,SanAntonio,Texas:Free-EconomicPublishingCo.,1929.
[3]Harvey,D.,TheEnigmaofCapitalandtheCrisesofCapitalism,paperbackedition,London:ProfileBooks,2011.
[4]Itoh,M.,ValueandCrisis,London:Pluto,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0.
[5]Itoh,M.,TheBasicTheoryofCapitalism,London:Macmillan,1988.
[6]Keynes,J.M.,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London:Macmillan,1936.
（伊藤诚，1936年生，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会顾问。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理论史，以及当代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译者：童珊，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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