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自2006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这里主要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下文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称谓）研究呈现出诸多的把握与研究方式，这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系统整体性，另一方面展现了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紧密联系。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以什么为纽结而紧密勾连？我们的回答是“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始终强调的“方法”，始终坚持按“史与论”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发掘其中的价值与问题，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标榜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出身，并将方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方法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恰恰说明它是在方法的意义上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阿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思辨的方案，不是流于自我欣赏的我行我素，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寻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BenAgger,WesternMarxism:AnIntroduction，SantaMonica:GoodyearPublishingCompanyInc.,1979.P.11.）。奥尔曼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佩里•安德森明确说明，“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确切称号是历史唯物主义，它就必须首先是历史的理论”。历史的理论当然由历史发展、历史演进、历史逻辑等方面构成，对历史理论的研究也当然是历史研究，即进行历史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重要特征。“对任何可能的历史学来说，在知识与行动、理论和实践之间，总有一种固有的分裂。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既不能放弃对浩瀚无际的过去进行理解，又不能声称有权对过去进行物质改造……马克思主义自称是一种‘历史的科学’。”（Perry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NewLefeBooks,1976.P.112.）

　　历史性研究方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首要方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叙述者在讲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故事”中自觉展现出来的方法。自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继任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自身与马克思主义及之前的思想来源，使这一关系有了时间意义上的顺序：马克思主义以前——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使对这一问题审视的思想方法呈现为历史性研究的方法而自然而然。历史研究大体有两种方法——同与异的方法。“同”是指寻求各种理论、概念、问题的历史足迹、历史流变、共性发展，从发生学的历程性上假定这些理论、概念、问题也是历史上的理论、概念、问题，体现它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性。“异”是指注重发现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差别点，力求在思想的氛围中理解差别，发现更多的问题（参见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两者结合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论结合式方法。

　　可以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将自身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然这只是其自身的理解）的路径下，在发生学、发展史的意义上进行史学梳理，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思想，努力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而逻辑地将自身视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将自身的发展流变过程揭示出来。从静态视角看，产生于20世纪以来的工业文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产生近半个世纪，能否续写；西方人和西方社会偏重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如何言说。从动态视角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形态的流变中产生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宏大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在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承续中，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现代西方哲学史或文化史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时空领域的坐标时，这一坐标系何以解读。这些必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研究方法不仅带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痕迹”，更带有西方式表达的“色彩”。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带着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和蔑视，从对马克思的兴趣出发，不仅是对马克思还包括其他理论家——索列尔、考茨基、萨博•埃尔温、罗莎•卢森堡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初使卢卡奇“引起兴趣的”是这样一些哲学家，“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美尔和麦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再次着手研究马克思，不过这次已经是为我的一般哲学兴趣所驱使：主要不再是受当时的精神科学学者，而是受黑格尔的影响。”（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页。）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伦理精神批判以及克尔凯郭尔的“人学持存”使卢卡奇从那些能够“追忆的岁月”出发，徘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行动主义以及传统伦理成见之间，明晰呈现卢卡奇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痕迹与色彩。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以“超越一种历史的观点去看待历史”的方法，“研究哲学，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开始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历程，越过阻碍我们认识现实的幻想浓雾，最后到达唯一的出生地：历史，以便在历史中终于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视下所达到的现实和科学的协调”（LouisAlthusser,ForMarx.translatedbyAllenLane,Landan:ThePenguinPress,1969.P.29.）。即阿尔都塞从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异同出发，借用雅克•马丁、斯东•巴歇拉的理论和概念，力图用新的方式重新诠释马克思以达到对马克思的“保卫、捍卫”。这样的西方式（非马克思主义式）痕迹与色彩表现为“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知识学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严重缺失。

　　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运用历史性研究方法的过程中，秉持与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方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总体性的辩证法，在对历史的叙述过程中与现代西方哲学体现共同的问题——对西方工业文明社会异化状况的社会批判，以求解决新时代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解放的根本旨趣有着天然的关联——继续探索马克思开创的人类解放的不同实现方式，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社会主义，力图打造出第三条道路，更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有着同样的基本精神——在保守主义立场下实现对现实状况的改革而不是彻底的“改变”，只是认识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的事实，使其历史性研究方法更显笨拙——理想性的憧憬终究无法战胜现实的困境，特别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致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再次分道扬镳。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方法如何在历史的语境中加以考察，何种语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为问题所在。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承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语境下展开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是努力作为历史的再“叙述者”而讲历史的新故事。现代性批判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框架——历史研究最为关键的在于能够形成一种解释自身起源和流变的理论，即解释历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此理论框架下提出进一步解释问题的原则。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因其具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分界限，因其开掘出马克思所发现的、却未被人们很好认识的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框架——批判方法或曰现代性批判方法，并运用其解决现实问题。这一基本的价值旨趣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西方社会之间形成某种关联，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实践活动的关联转向了理论与西方社会现实状况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关注于经济基础的探讨进而转向对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或者法律）和思想上层建筑（文化或意识形态），现实批判构成其自身的核心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时代意识，即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力图从现实性的层面寻找解决的途径，可称其是时代的“医者”——不断诊断时代问题的症结，力图为时代问题开出药方，反复思考和体验药方的疗效。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事情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出现的各种问题将批判矛头指向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日常生活、文化形式等社会领域——卢卡奇针对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展开批判，威廉•赖希针对“性压抑”提出质疑，葛兰西针对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进行揭示，列斐伏尔针对异化的“日常生活”大胆抨击，法兰克福学派针对不健康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现代性否定。带着这些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身的问题：“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民族国家的职能和未来是什么？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其真正的性质是什么？没有工人民主的工人国家的历史含义是什么？怎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国际主义怎样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理想？在前殖民地国家中，怎样才能在相似条件下避免以前历次革命的命运？怎样才能进攻和打倒官僚特权和现有体制？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是什么？这些都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紧迫的议程上还没有答案的重大问题。”（Perry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NewLefeBooks,1976.P.132.）这些问题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之下鲜明的问题意识，使其注意力更加集中于革命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批判和现实社会阶级结构、社会矛盾的理论分析。虽然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却也细致和独特。西方马克思主义续承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历史传统而与马克思主义握手，是历史研究的“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掘出自己对现实问题批判的现代性批判路径，而与马克思主义有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手，是历史研究的“异”。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讲述历史性故事的过程中并非一味地“写自己的历史”和自拉自唱，而是在历史性研究的过程中再现了史论结合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说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

　　思想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性研究过程中展开的另一侧面，是历史性研究的深化。思想研究亦可以追溯到“思想史的研究”，被称为“Intellectual History”，“Intellectual”更倾向于特指具有某种精神追求和价值内核的“思想”，思想是贯穿于研究中的灵魂。柯林伍德说：“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历史背后的思想……唯有历史事件背后的思想——可以这样说——才是历史的生命和灵魂。”（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0页。）任何一种具体的方法都力图体现其好用性，即用它能干什么，能实现什么，但方法论的实质是在问其主要思想是什么，思想理念是什么。基于这一点，哲学研究不仅仅在于把握历史，而是把握历史背后的思想，才能使“问题成为时代的格言”和“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然而这一问题存有悖论：一方面，我们生活在历史中，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份经历、每一个能够被言说和体悟的事情，如果无法获得历史的某种解释，也就无法真正进入理性的思索当中，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历史获得思想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历史又总是存在于在一定方法展开的理解行为当中，随着人类对自我的认识而不断拓展历史的记忆。因此关于历史的观念即内在于历史的过程当中，又体现对历史性研究的超脱，更需要思想观念和思想立场的切入。阿尔都塞认为，历史不只是呈现为单纯的历史的研究，“已被消除的幻梦，已经穿越的黑暗，怎么可能存在历史？唯独真实才有历史，因为真实能暗中使酣睡的人见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梦境，但这些接连印入脑海的梦境却不能构成真正的历史”（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页。）。可见，思想研究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历史是思想的呈现。历史呈现思想时我们称其为时间维度的辩证法，思想体现历史时我们称其为空间维度的辩证法。这里所说的历史已是人类文明的现代性历史（现代性历史不是指一般意义上从启蒙运动或资产阶级革命肇始的过程，将现代性理解为与传统之间自觉保持距离，试图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时代意识。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性历史就不仅仅是时间点的断裂，而是包涵了横亘整个社会历史的人类形而上精神追求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不断进行的现代性批判的统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以现代性批判的诠释路径向人们敞开了一种新的立论方式——把握历史意味着诠释理论和展望未来。在历史的语境下，现代性被赋予双重内涵：狭义内涵——现代性是指当下的时代、当下的意识，强调对现代性的具体把握。把现代性与特定社会存在形式等同起来，可以放大该社会存在自身的内在运行机制，实现对现代性自身的理解。如把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社会划为同义语，就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强调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资本增值等内在特性中梳理出对现代性自身的把握；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困境中，窥探现代性本身具有的内在矛盾，为分析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内在的逻辑支撑及寻求克服现代性困境的路径提供平台。如卢卡奇就认为，现代性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是“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了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的客观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4页。）。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空间化”使工人阶级沉入无休止的“物化”当中而丧失阶级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永恒的历史必然，在卢卡奇看来，这就是现代性问题的症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在启蒙的意义上批判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意图是在时间上将劳动者与社会现实同化，“社会的现实工作条件迫使劳动者墨守成规，迫使劳动者对诸如压迫人民和逃避真理这样的事情麻木不仁。让劳动者软弱无力不只是统治者们的策略，而且也是工业社会合乎逻辑的结果；因为工业社会竭力想摆脱本来的命运，最后还是落入了这一本来的命运”（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哈贝马斯也谈到，由启蒙思想家开启的“现代性”，包容了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因此，现代精神必然就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的基础”（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页。）。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理性自觉将与人类发展历程始终相伴，这是时间维度辩证法具有的思想张力。

　　广义内涵——现代性本身就是历史，它代表人类在追求实现自身的持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停留于任何一个确定点，是在一条线上的不断前行，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时间意义上现代性的当下，现代性是历史以现代文明方式的呈现。恰如论从史出、论从思出，也恰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ime）：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73页。）但是，现代性代表的历史绝不是简单的由历史史实堆积而成的历史，现代性强调的历史是一种发展的、超越的、流动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向“过去”告别的不断超越自身的历史过程。哈贝马斯说：“单纯在启蒙的名义之下，现代性就贬低并克服了传统。”（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由于新世界即现代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别在于它是向未来开放的，因此，时代在推陈出新的每一个当下环节上都不断重新开始……当下从新的时代的视界把自己看作现实之中的当代，但它必须把与过去的分裂视为不断的更新。”（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7-8页。）所以，现代性是一个从起点就开始“液化”的进程，是以谋求与传统、过去的传承、断裂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并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历史文化意义的现代性批判精神，现代性批判精神才弥漫在一切时代。现代性话语既注重对传统和过去的批判，又存有对未来世界的良好期待。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得好：“俄狄浦斯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不变的原型，不管它面临的是一种客观意义，还是一种秩序的轮廓，是对邪恶势力的恐惧，还是对拯救的希望。”（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这样的现代性就把“过去的现代”、“未来的现代”和“现在的现代”之间的关系加以新的解释，在一种强大的历史感中把现代理解为一个向未来敞开而又与过去相通的持续在场，使现代性批判精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思想张力。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轨迹依赖于对现代性时间意义的两重理解：前者立足于现实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敞开理想性。时间的历史性敞开了空间的开放性——空间辩证法。从狭义角度理解空间维度的辩证法，强调的是对空间的具体性、确定性、内在构成性的把握，即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所理解的现代必定是具有一定界限、特征和结构的现代。因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性都以某一特定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为存在，具有自身特定的空间性。在外部拥有确定疆域等物理界限，在内部拥有自身的文化属性、社会组织形式、民族特性等非物理界限。广义的空间维度辩证法则强调现代性本身是一个空间的整合过程，即在外部突破地域、国界等物理界限，在内部突破个体意识、群体意识、民族习俗等非物理界限。使不同民族、国家、文化间的交流、沟通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狭小空间的独立性存在逐渐成为一种陈旧观念，此时，实际生活中的非独立性已将狭小空间的唯我性淡化，使不同的物理空间逐渐凝合为一个内在充满张力的非物理空间。以资本全球化的扩张为背景所展开的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趋势，恰能充分体现现代性本身空间整合的趋势，后马克思主义者福柯等人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恰能说明：“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在我们之外的空间，恰好在其中对我们的生命、时间和历史进行腐蚀的空间，腐蚀我们和使我们生出皱纹的这个空间，其本身也是一个异质的空间。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种在其内部人们有可能确定一些个人和一些事物的位置的真空中。我们不是生活在流光溢彩的真空内部，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集合的内部，这些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叠合的位置。”（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可以看到，狭义的空间维度辩证法诠释了其所立足的场域，广义的空间维度辩证法在关系性的意义上呈现出开放性，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批判理论上做出的贡献和局限，是其思想性研究方法带来的不可克服的弊端。贡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建构的更广阔空间，使现代性问题在时间上超出资本主义的短暂历史，在空间跨越西方工业文明的单一空间，让我们认识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情”，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好，值得我们在时空更广阔的维度上进行思考。局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致力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致力于把现代性的事情做好。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一些具体现象分析可供我们参考时，不能简单地拿来，照搬照做。因为，其对现象的分析只是分析、只是纸上谈兵，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加以审视，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加以不断检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论怎样强调其方法，不论怎样体现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因其未被实践检验只是自己进行理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而不具有理论的说服力和方法的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所关注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中加以借鉴与批判，是我们理论研究与实践考量的重要问题。

　　三

　　问题已很清楚，那就是我们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认真研究，立足时代问题对其加以分析、批判、借鉴。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与论的研究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与论的研究方法，实现对其批判和借鉴。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意义上展开的，无论如何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坐标系。这既体现在对学科发展的推动上，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对于前者，或许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日渐式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退回书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从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统一，蜕变成为仅仅是一种理论批判的武器而已。疑问随之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是否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在西方社会当今的状况如何，只能代表其在西方社会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语境之下的契合程度，其对于中国社会所应呈现的理论意义还需要我们去探究和发掘。在学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联动过程中发挥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也不应因其现实状况而另眼相待——其所具有的理论批判力量的确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坐标系中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和理论实质，就需要用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和方法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也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研究与探讨，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理论体系是否符合时代及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它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应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歪曲马克思主义原貌的状况，但同时也体现了一定层面的发展性——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靶子”——从中获取有益的资源，摒弃错误的影响，为进一步明确何谓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兴起的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读的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类似话语，引发人们重新激起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热情。在回归马克思、保卫马克思的过程中，重新探索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核和基本精神，拓宽理论视野，助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蓬勃发展。这既体现尊重文本和思想的历史性，又开掘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视阈下的思想延展性，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交流、互动式的理论与现实的研究。无可争议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苏联的教条式理解当中解放出来的确接受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助力。这也是我们坚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史与论研究的原因所在。以史与论的方式接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上展开深入研究就是实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着讲”和“自己讲”，即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远大于继承，特别是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和历史唯物论视野的背离是明显的。但正是因此才更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对其加以研究：其何以从对马克思主义继承的愿望走上了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语境为对于这种背离有何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应该归因于什么？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再提出与再理解，才有可能真正开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与论的研究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科交融互动提供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自诩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但无论从其理论内容还是话语表达，都能够看到其自身所呈现出来的多元主义的背景和倾向，也能够辨析出其中所蕴含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否定。这一特殊的阶级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思想背景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上依据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问题作出了一些回答，这些回答在某些层面体现出西方式的多元化倾向，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法，但也体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现实性（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吴仲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页。）而现实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自身发展的逻辑依据——如果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不同的时代语境和话语方式、针对不同的时代困境和社会问题创造性的在接续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延展出的历史轨迹的话，那么“现实性”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赖以生发的根基——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诠释属于自身时代和国度的特殊或一般问题，以此开掘出马克思主义面向时代和面向未来的理论征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与论”的研究。不同仅仅在于依据的现实性究竟是“时代的现象”，还是“时代的本质”；所立足的是历史唯物论立场，还是多元文化论立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相互比照仍然体现为对现象的关注——特别是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其所体现出的基本立场也始终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掩盖不住内在的多元化内容。即便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究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仍然在续写批判史和诠释史，其构成的自身发展的“历史”即便无法载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功勋标榜的史册，但也能为其提供一些重要的资源和材料，其对某些问题的关注也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视角上的启示。比如说此种关联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中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探讨提供了一些启示——“意识形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率先提出了意识形态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而恩格斯也指出意识形态的各种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真正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页。）这一相反的假设不过是将现实颠倒起来虚幻的表现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本质，列宁和毛泽东等人也看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重视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能动作用。前者意味着立足本质，后者意味着发扬优势。如何真正实现后者需要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探讨其真实性和合法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还是有所建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集中探讨了“意识形态”相关问题——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形态的意识形态、戈德曼发生学的意识形态、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到阿多诺的同一性与意识形态、马尔库塞的发达工业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功能，再到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部门理论与总体理论、意识形态学、意识形态理论史、意识形态与文学批评、意识形态与人的生存等论题，向我们展示出意识形态与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的文化生活的全面而深刻的关联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性素材，同时又关照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些现实问题，构成了我们接续再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可参照性的借鉴。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现实性问题上的关联，事实上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可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经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大众化历程的结合点，就是结合当代的时代语境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在这一论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史与论的思想方法上也有着若干相互交合的可能性。比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批判路径上揭示出的种种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中普遍出现的问题——对科学合理性的推崇、高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抑、生态危机、性别问题、文化大众化等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方面表现为现代化进程当中经济利益要求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所导致的，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体制机制等方面所产生的制衡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的接续再释”和“思想性的本质挖掘”就需要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规避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风险，减少现代化进程的损耗和破坏，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理论价值，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同的理论指向。

　　以近年来兴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在全球化生态危机的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的一大典型特征就是不断呈现出的人类理性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冲突，生态问题从来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减排节能等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类生存环境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自己对自己的尊重问题。所以，生态问题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不是要求人类放弃自身更好的生存追求，而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关系中找寻何为生态的真实内涵，何种生活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就是社会的总体性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生态方面的忧虑已经变成普遍的惊恐，甚至那些原来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事实。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强调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等固然重要，更要对整个社会系统进行综合改革。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在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立场和语境下展开研究，会有效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共同的问题，不同的话语”可谓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关联的最好诠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科学合理性推崇的科技理性的批判、对高节奏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压抑的困惑、对性别问题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的敏感、对文化大众化导致的文化缺失的呼吁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世界历史已经不是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主宰的历史，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普遍化——一个区域和国度的问题很可能通过世界历史演变为局部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所出现的理论困惑、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已经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相比较，在理论研究中多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呈现出中国式的理解。在学科的意义上实现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通更需要我们用“中国化”的范式进一步使其落地生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再释”过程中体现出中国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认识、理论批评和思想改造，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所以，在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强调“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即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论尝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坚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与论的研究，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与异的审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变换过程中，在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的深切关注和理性思考中，实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具自我立场、更具话语权、更具穿透性的研究，以体现我们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姿态。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史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