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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莹:邂逅马克思——当代法国哲学的历史境遇及理论融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25日第505期 发布时间:201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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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法国思想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曾接受过马克思思想的洗礼。萨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即便在苏联“大清洗”的政治悲剧面前也从未改变;阿尔都塞正是在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实践遭到重创之时起来“保卫马克思”;即便那些似乎很少直接面对马克思的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玩家们也总要不时地向马克思致敬——早期的鲍德里亚热衷于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修补补,德勒兹则在晚年不断地宣称自己“仍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至今日,法国最具影响的哲学公共知识分子阿兰·巴迪欧以坚定的“毛主义”自居。法国思想界与马克思的邂逅似乎永远是一个未完待续的美丽故事。

  

革命的思想主题

  

回到法国的文化社会语境,这种相遇并非偶然。简单说来,法国人对于“大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使其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见钟情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但就学理上说,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法国哲学的基调却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但无论其哲学基调如何变迁,革命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何以可能,始终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思想主题。

  

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伴随着当代法国哲学的复兴。笛卡尔之后,法国哲学处于沉寂之中,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繁荣始终未能影响到临近的法国。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法国文化的优越感近乎丧失殆尽,法国人在探索调和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在理论上将“否定”视为最终“和解”的一个必要中介;而在当时的法国,这种理论的辩证性则转变为这样一个期许:现实的创伤和失败是通向未来辉煌复兴的必要阶段。但法国思想界接纳黑格尔的方式是独特的。俄罗斯贵族亚历山大·科耶夫带着一群当代法国的思想精英,如雷蒙·阿隆、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以及拉康等人研读黑格尔时,有意地将黑格尔解读为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混合体,并带着悲壮色彩宣布了历史的终结。这意味着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承认的“末人”时代。

  

不过喜爱革命的法国人似乎永远无法忍受平庸。被丰盛的牛奶和蜂蜜养大的一代人在19685月近乎无厘头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整个社会体制在1968年前后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异,但哲学文化的风潮却完全改变了。科耶夫在讲述黑格尔时以隐蔽方式输入进来的马克思,为打碎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提供了理论的武器。马克思理论中从未达到和解的批判和革命性吸引了不甘平庸的法国思想界。

  

虽然由于法国共产党的倒戈,1968年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一落千丈,但马克思却成为了法国思想界不可跨越的桥梁。思想家或依赖于马克思思想的滋养,或成为马克思的叛逆,并由此成就了法国学界中的诸多思想对立: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现代与后现代。但不管怎样,革命仍然是持续的理论主题。只是法国学界不再奢求“大革命”的到来,转而期待良好秩序中偶然的断裂所可能带来的“事件”(巴迪欧语),以此保持其对于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批判与重构

  

那么,如何看待当代法国哲学与马克思思想在学理上融合的可能性?马克思虽然在诸如辩证法、历史性等方面继承了黑格尔,但黑格尔的哲学以思维与存在的最终同一为旨归,因此是一个彻底“和解”的哲学。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凸显打碎了这种“和解”。理念世界的“外化”并不必然带来对理念的肯定,否定性的存在(异化)并不必然带来更高一阶段的发展。要克服这种否定性,不能仅仅诉诸思辨的辩证法,而是要进行现实的革命。至此,诸如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的发现)以及革命道路的探寻(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法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因此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表现为对“我思”传统的主体性哲学的批判;其二,革命主体的重构。

  

以笛卡尔为骄傲的法国人总是试图以“我思”为哲学的起点。这是法国哲学普遍具有的现实关怀。萨特虽然借助于胡塞尔的思想来阐释“我思”,但却从根本上突破了胡塞尔现象学中对“我思”的内在性规定,用对“反思前的我思”的追问将“社会现实”的历史境遇输入到对“我思”的研究当中,从而实现其与马克思思想的自然接轨。而现实的人(我思)所受到的社会历史境遇的左右使得“存在”成为了一个生成的过程,它无法被规定,充满自由,也承担着所有可能性风险和责任。因此当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时,本质被消解为一个生成的过程。至此,作为本质的理念不再是现实的规定,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对人及其自由的关注中将法国哲学中的“我思”哲学的同一性打碎了。“我思”所意指的人不再能被先验地规定,因为世界只有在没有获得预先规定的意义上才有可能被“改变”。同样,法国马克思主义也通过对以“我思”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的瓦解完成了革命合法性的论证。

  

当萨特将存在等同于虚无时,本质的主体性原则已经瓦解了。从这一意义上说,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改造只是萨特哲学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在经历了苏联“大清洗”的政治悲剧后,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反思宏大叙事下个人自由的牺牲成为了“保卫马克思”的迫切任务。阿尔都塞在这一语境下强调了马克思的非历史主义,其目的正是在于破除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历史的主体性原则。这种破除虽然带来了革命的可能性,但却面临着没有革命主体,从而革命无从发生的难题。因此法国当代哲学在破除同一性哲学中的“我思”传统后,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次重构主体性的理论倾向。例如巴迪欧运用集合论所建构“计数为一”的数学本体论,其目的在于在偶然性、多元性的基础上重构必然性、统一性。这种多样性的同一,是一种新的主体理论。在左翼运动中,这种主体理论表明,偶然的事件会培育出偶然的革命主体,主体不是先验被规定的,却也能担当起革命的任务。这是破除同一性哲学之后重塑主体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目前,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们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逻辑之间挣扎,在哲学与政治之间徘徊,保持着持续的批判与革命的精神气质,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可能性的持续关注和论证。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历史境遇中,他们如同诺瓦利斯笔下的诗人奥弗特丁根,不断追求着“梦中的兰花”。而马克思的思想之于法国人来说,永远是那朵“兰花”在理论中最恰当的体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