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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家大卫 • 哈维因他那些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著作与讲 座，在近年来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尤其是学生。

　　在理论思想破产如此显著的条件下，连经济学家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 • 克鲁格曼也被广泛认为是一位“左派”，甚至还是某种社会主义者，这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导致不加批判便普遍地接受了哈维的著作。

　　分析哈维的著作—追溯到1982年首次出版，并于2006年重新发行的《资本的极限》—显示他属于试图使马克思的理论适应于目前秩序的那类人。也就是说，他是那些要“修剪马克思胡子”的一份子。

　　这不是全面评论哈维著作的地方。但他对“占领运动”的反应，却透露了其政治经济学的见解。在理论的层面上，他的著作的特点是试图找出一些至少可以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改善的途径，如果这些矛盾是无法克服的话，而马克思则证明了这些矛盾为推翻资本主义造就了客观的条件。

　　这一理论观点表现在哈维介入“占领运动”提出的观点，即通过强烈的抗议便可遏制资本主义一些最恶劣的暴行。

　　一百五十年多年前，马克思就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改造整个社会，这就有必要将其区分于“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 哈维正是在为后者辩护。

　　在一篇发表于10月28日题为“街头造反派：华尔街党碰上了报应”的评论中，哈维谴责了“金钱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统治。”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见解。毕竟，正如马克 • 吐温说的：“美国如有一个本土犯罪阶级的话，那就是国会”及“我们拥有最能用钱收买的国会。”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在寻求揭露“金钱政治”，并揭穿议会民主的真正运作。然而，马克思主义却要深入的多，指出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归根到底，也只是金融资本专政的一种政治形式。

　　在“正常时期”小资产阶级政客和工会官僚的工作就是要掩盖这个真相，因为他们鼓吹的是“民主程序”的神话和幻想。然而，金融危机和世界各国政府的回应却撕开了“民主”的面纱，揭示出了真实的情况。

　　在整个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就业和生计为代价取得了数万亿美元的救助，还有奥巴马政府在汽车产业牵头对工资作无情的攻击，以及对各级公共服务水平的大幅度削减，乃是一种历史性的政治经验。这些事件确立了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欧洲，议会民主制的残余在希腊和意大利几乎被废除。被任命的“技术官僚”政府由美国银行的前雇员领导，以强加金融资本使工人阶级贫困化的命令。

　　这些经验都记录在了千百万人的意识中。它们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真实性，即要结束金融资本的专政是无法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实现的，而只能通过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去建立工人政府的权力。这样的政府必须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并把金融机构、银行和大公司纳入到民主控制的公有制之中，使经济资源可用于造福整个社会。

　　很多时候，除了工人阶级最有政治觉悟的阶层，这种观点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似乎有点陌生和遥远的。今天，经过了过去四年来的经验后，千百万人对于这一观点已经能够理解了。正是在此时，哈维却介入来，企图加强那些对当今政治制度最恶劣的幻想。

　　哈维的观点不是去推翻目前金融资本的专政，而是要发展一场向其代表们施压的运动，以迫使他们“聆听”。他写道，由于所有其他的表达渠道都被“金权”关闭了，运动除了“占领我们的城市公园、广场和街道别无选择，直到我们的意见被听取和我们的需要得到重视。”

　　据哈维所说，企业界的特权必须被收回，必须免费提供公共服务如医疗保健和教育，要结束媒体的垄断权势，停止知识和文化的私有化，要使剥削和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被严重抑制并最终取缔。”

　　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哈维写道：“面对华尔街这个有组织的党......这新兴的运动必须采取这样创建的原则，它既不能被分裂也不被分化，直到华尔街党要么被迫感受到这场运动的意义—即看到公共福利必须高于狭隘的腐败利益—要么屈膝投降。”

　　换句话说，对哈维而言问题的实质是金融资本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代表们不明白是他们的政策造成了巨大损害。我们的任务是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与此相反，金融资本的领导人物和他们的政治仆人非常明白，自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如要保留利润制度，只有使美国和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贫困化这一选择。

　　哈维在“占领伦敦”示威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明确表示，对他而言目前的危机不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而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下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因此，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他所谓的“撒切尔主义”是可以扭转的。

　　哈维声称，在过去通过税收，资本被迫去承担了一些它强加给社会的成本，以资助公共医疗和教育等。但这却被撒切尔夫人废除了，而她所有的接班人们又继承和加深了这个议程。

　　他在伦敦会议上声称，“占领”运动的政治方向是必须“结束撒切尔夫人所开始的，并将它完全扭转。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终结整个撒切尔时代的政治纲领，因为它并没有结束。” 运动面临的任务是“迫使资本来承担它不希望承担的一切成本。”

　　对于哈维来说，这是一个破旧的主题。就他而言，新自由主义或撒切尔主义不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危机，而是一个可以逆转的政策。在他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出版的《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简史》里，他号召实行一个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为蓝本的新的“新政”，作为布什政府的保守议程的替代品。

　　当时哈维就表明了这个观点是直接以反对调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发展起来的。在鼓吹他所谓的“新政”帝国主义时，哈维写道：“当然，还潜伏有一些更为激进的解决方案，但要建设一个由美国和欧洲为首的新‘新政’，包括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在目前情况下，肯定是足够我们为之斗争的了。”（《新帝国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0页）。

　　八年来，哈维对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政治斗争的内在敌视并没有减退。他提议的前景是找出一些现今秩序中的力量去推进一项新议程。

　　哈维在“占领伦敦”会议上说：“正是这样的，的确该把卡梅伦赶下台......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你可能在想打倒了卡梅伦，那么反对党那边便会有人出来做你想做的事，但事情却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开始建立一种政治力量，迫使反对党里面的人去做你所要求做的事。这就是：摆脱这种财富的严重不平等，解决好环保的困境，并做一些激进的措施去结束撒切尔主义。”

　　哈维所走的方向是毫不含糊的。在英国，“占领”运动应服从于工党里的某些“左派”，而在美国，则必须处于民主党的羽翼之下。而这些势力本身就是负责为资产阶级实行紧缩政策议程的。

　　哈维已建立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家和资本主义尖锐的批评家的声誉。现在他在使用这种政治资本，试图去阉割“占领”运动和使它服从于现今的政治秩序，从而服从于金融资本的专政本身。（原文“David Harvey and the Occupy Movement”是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ww.wsws.org)于2011年11月23日发表的评论）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