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佩里•安德森 ( Perry Anderson) 是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史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左翼核心刊物 《新左翼评论》 ( New Left Review) 的编辑和灵魂人物，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和社会学教授。安德森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如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后现代性的起源》、《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等，它们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理论遗产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2007 年，安德森推出了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 ，该书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作了全景式梳理与深入的学理解读。

　　一、安德森视域中的右翼政治哲学

　　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安德森将之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基本流派。关于划分的标准，安德森在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一书的前言中作了简短的说明: 关于右翼，之所以将奥克肖特、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等人作为右翼思想家的代表，是因为他们的共同主题就是反对人民主权、遏制民主的危险。( 参见安德森，2010 年，第 32 页。下引安德森文献只注年份和页码) 关于中间派思想家的划分标准，之所以将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等人视作中间派的代表，是因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都主张 “共识” ( consensus) ，而博比奥的国内政治理论比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更为激进 ( 同上，第 5 －6 页) ; 在国际问题上，他们都认同 “军事干预”原则。关于左派的标准，安德森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 同上，第 6 页)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俄罗斯的胜利之后，以统治者拥有大量土地、少数人拥有选举权、软的预算、稳定的货币为特征的旧的政治体系开始分崩离析。一种能够在追求安全和平的同时消解政府人物与商业事务之间传统壁垒的民主政体终于如期而至。右翼思想就是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反动，“他们的理论建构实际上都打算拉历史倒车。它们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遏制民主的危险”。( 2010 年，第 32 页)

　　安德森认为，右翼政治哲学不但在主题上都反对人民主权，而且在主要方法上也基本一致，即奥克肖特等人 ( 包括芒特) 对大众民主的批评所运用的基本方法都是 “两分法”: 公民联合体和事业联合体、敌和友、神秘的智慧和通俗的见解、合法的国家和立法的国家，等等。奥克肖特的两分法是将“公民联合体”和 “事业联合体”并列。“公民联合体”是指依靠程序性规则建构的共同体，以此为指导的政府称之为 “规则统治型政府”; 而 “事业联合体”则是指以达到实际目标建构的共同体，追求这类目标的政府称之为 “目标统治型政府”。“公民联合体”的基础是个人自由，因此不包括集体意图在内，而 “事业联合体”的基础则是普遍同意和集体目标。在这两种类型的政府中，奥克肖特赞成公民联合体类型的政府。其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是基于普遍同意和集体目标的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人数多寡，这是一种 “纯数量的权威”，它不仅公然藐视自然恩赐的等级差别，而且还藐视生存的选择权。( 参见2010 年，第13 页) 二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是公民交往的本国语言，它的实践是非道德的，因而与集体目标无关。这一点正好与公民联合体的内涵相契合。( 同上，第25 －26 页)

　　施米特所使用的是 “敌”和 “友”之间的两分。他将 《利维坦》中的 “自然状态”套用到现代的集体冲突之中，认为公民社会是第二种 “自然状态”。国家主权的行使不是一种维护彼此和平的制度，而是通过敌友之分来划定所有社会的属性和边界的抉择，政治的属性就是界定这种非敌即友的对立关系。( 同上，第 6 页) 因此，民主模式仅仅是一个选择问题，没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可言。施米特的选择是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

　　施特劳斯所用的是 “神秘的智慧”和 “通俗的见解”之间的两分。他认为一种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以对自然权利的亘古不变的追求为基础。自然天生是不平等的，发现真理的能力只局限于小部分人，而能够坚持真理的人更少。因此，最好的政体将会反映出人的美德的差距，并且受某位合适的精英人士所领导。“神秘的智慧”和 “通俗的见解”之间必须泾渭分明，否则二者就会两败俱伤。( 同上，第11 页)

　　哈耶克运用的是 “合法的国家”和 “立法的国家”的对立。他认为现代民主误将 “法律面前的平等”等同于 “法律制定方面的平等”，但两者实际上是绝对不同的两种原则，后者会破坏前者。因为人民主权的观念包含这样的前提，即颁布的公法是一种立法上的多数派可以随意颁行的法律，能够置私法普通法的代代相传的智慧于不顾，可以僭越自由秩序给个人财产和人身权利所划定的底线。因此，一种压制民众选举权但尊重法制的专制政体，可能比一种易受经济干预和社会再分配诱惑的民主政体能够更好地守护自由。民主的合理性在于它是最和平的变革形式和教育群众走向成熟的最好的手段，但这些优点都是技术性的、短暂的，不能据此证明民主本身的价值。( 同上，第 19 页)

　　与上述的右翼代表人物不同，蒂莫西•加顿•阿什探讨的是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问题。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关于美欧关系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欧洲戴高乐主义 ( Euro-Gaullism) ，主张欧洲能够撇开美国而自成一股力量，不惜冒与美国为敌的危险; 另一种是欧洲大西洋主义 ( Euro-Atlanticism) ，主张美、欧合作，共同向世界推广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关于推广西方民主的方法，主要是依靠更多的援助和自由贸易，但必要时仍需使用武力。( 同上，第 113 －114、119 页)

　　安德森认为上述代表人物的观点在逻辑上或者在事实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对于奥克肖特的 “公民联合体”与 “事业联合体”概念，安德森指出，奥克肖特将 “公民联合体”视作一种公民交往语言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认为公民联合体是非工具性的，而非工具性的实践是道德的，道德是一种行为语言，因此，政治秩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公民交往的本国语言。这种推断是错误的，因为，有一种比道德更加普通、更加清晰、出于自身目的的实践类型，正是这种实践给整个政治框架提供了现实的、默默的支持。而且，奥克肖特所说的 “公民联合体实际上是随口编造出来的，而不是秉承美德的旨意”。( 同上，第 24 页) 从概念上和历史上说，统治和目标、合法和立法、公民联合体和事业联合体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它们是一致的。( 同上，第 30 页) “非工具性目的”的权力是自相矛盾的，很难想象一种比 “非工具性目的”的权力更不合适的权力了。奥克肖特的 “公民联合体”概念是对霍布斯 “公民联合体”概念的恣意歪曲。( 同上，第 26 页)

　　施米特的 “敌”和 “友”之分是将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向现代公民社会的简单推广，把霍布斯关于人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在公民社会中释放为一种不明言的狂热的仇恨的客观看法推向极端，并使之成为一切政治生活的必然特征。这种看法是用生活在帝俄时代的人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社会。( 参见 2010 年，第 5、6、8 页)

　　关于施特劳斯的 “两种智慧”的划分，安德森指出，“两种智慧”之间的关系即哲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按施特劳斯的主张应该是泾渭分明，但为了缓解哲学与政治学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施特劳斯又主张在维持 “两种智慧”之间壁垒不动的情况下，哲学知识应该从远处开始塑造市民生活的形态，而不能把自己暴露给低俗。施特劳斯的 “两种智慧”的主旨在于提倡政治民主应该基于自然的等级不平等之上，但是，如果允许哲学对政治进行某种塑造，其实就是暗示制度形式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不是由传统生成的结果。( 同上，第 14 页)

　　对于哈耶克 “合法的国家”和 “立法的国家”的划分，安德森指出，哈耶克的主旨在于证明传统和自发的社会机制优于人为的设计，但他的关键论证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他论证市场内部秩序之合理性的依据是功利主义，即市场能够带来越来越丰富而全面的产品，满足越来越多的人的现实需要，而不是哲学的真理。哈耶克所推崇的自发的社会机制带来的结果明显是制度性的，与福利国家制度伴生的恰恰是 “内部秩序”与 “外部秩序”之间界限的不断演化。( 同上，第 20 －21 页)

　　二、安德森视域中的中间派政治哲学

　　关于中间派代表人物，安德森选取了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三位学者，对他们思想的分析涉及到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方面。关于国内政治问题，分别选择了罗尔斯关于如何实现 “正义原则”、哈贝马斯关于民主对话的作用、博比奥划分左与右的标准等思想。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安德森探讨了三位学者关于如何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设想。

　　关于实现 “正义原则”，罗尔斯认为只需要在社会上各种互相竞争的学说之间达成某种宽松的“重叠性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而不需要它的公民共享任何深层次的最终目标。关于这一观点，安德森指出，其假设是认为由互不相容但都具有合理性的各种综合性学说构成的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某种永久特征，但罗尔斯并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任何证据，而且这一观点既不符合思想史，又不符合社会现实。( 同上，第 136 －138 页)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民主可以设想为: 以议会、司法和官僚机构的综合体为中心，以生活世界中的社会团结为外围，而生活世界的推动力通过公共领域入口处的 “闸门”流向中心，用革新的规范和建议来浇灌它们，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行政管理进行改革，甚至使其民主化。哈贝马斯用以实现这一机制的方式就是民主对话。他认为，如果将民主理解为通向共识的无障碍对话之流，那么支撑现代法律的民主进程就是一种 “无主体沟通”的涌动，民主进程就会按照真实程度来打造，而真实是以发言当时的条件为转移的，它必定寻求无约束的一致。在这种条件下，自由沟通的公民将会达成一种有可能催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共识。这样法律就不仅可以重建诸如家庭或学校这些生活世界本身的制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创造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性新体制: 市场、工商业和官僚体系。( 同上，第148 －149 页)

　　许多学者认为政治讨论中的左、右翼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而博比奥仍坚持左、右翼之间区分的合理性，并且为左、右翼之间的划分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即左、右之间的差别在于对待平等的态度不同: 一边是那些认为人的平等多于不平等的人，另一边则是那些认为人的不平等多于平等的人。左翼相信大多数的不平等是社会性的并且可以消除，右翼认为大多数的不平等是天生的、不可以改变的。对左翼而言，平等是一种理想; 对右翼而言则不是。自由不是左、右翼之间的分水岭。自由是一个人的状态，而不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在左、右翼之间的对立中，自由占据的位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参见 2010 年，第 162 －163 页)

　　安德森认为，上述三位学者关于国内民主的观点理论基础脆弱，论题脱离现实。

　　关于理论基础脆弱的问题，安德森认为有多个方面，例如循环论证、违背共识、无视史实等。罗尔斯的 “重叠共识”依据的是典型的循环论证。罗尔斯一方面借助民主社会的自然场景去建立他的人的概念，另一方面又诉诸他的人的概念去建立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恶性循环论证中，公共安排从被定义为适应于公共安排的个人能力中推导出来。罗尔斯认为，互不相融但都合理的各种综合性学说构成的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某种永久性特征，但所有的立场各异的大型社会理论团体都主张日益增长的文化同质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康德、黑格尔、帕森斯和盖尔纳、贝尔、福山等人。不仅如此，罗尔斯所列举的综合性哲学学说的 “范例”，几乎已经完全从当代舞台上消失了。( 同上，第 137 －139 页)

　　针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沟通可以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的共识的观点，安德森指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律观认为，法律是权力之法典化而非交情之法典化，法律源于意志而非理性。( 同上，第148 页) 在实践中，妥协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主流，互相竞争的利益各方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主体之间的对话了。讨价还价依靠的是权力和威胁，力量对比不平等的主体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根本不可能是平等的。针对哈贝马斯的民主与法制共源说，安德森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个人自由与公共权力都不是共源的。 ( 同上，第 150 －152 页) 在哈贝马斯的权力 － 金钱 － 团结三位一体中，代议机构的权力被剥夺，权力只留给了非人化的公共行政权威，与任何人民意志的行使无干。同时，哈贝马斯的体制还给市场赋予了不受任何大众意志影响的免疫力。( 同上，第 157 页) 这种设想完全是闭门造车。

　　针对博比奥划分左与右翼的标准，安德森指出，博比奥对左、右划分的每一套方案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例如，人们有可能相信，人类天生的平等多于不平等，但大多数形式的不平等是不可能消除的; 同时也有可能相信，人类天生的不平等多于平等，但是很多社会的不平等是能够并且也应该消除的。不仅如此，在现实中还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即通过消除基于权力和文化的不平等的人为形式，最终有可能比以前更加彰显、固化不平等的天然形式。( 同上，第 164 －165页) 无论是不平等胜过平等还是相反，这种胜过在人类天生差异方面的根源太少了，以至于无法导致任何系统性的政治分歧。所以，把左翼与右翼的区分建立在关于人类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对比的本体论判断的基础上，就是将它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上。 ( 同上，第 155、166 页) 另外，欧洲的左翼也并不否认社会不平等的所有积极社会功能。

　　关于论题脱离现实的问题，针对罗尔斯的理论，安德森指出，罗尔斯的论证结构说明他的思想有一个更为基本的特征: 这是一个双重性质的世界，这个世界为回避第一哲学的复杂深刻，给现实社会参照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但为避免与实际政治变革发生接触，同时又在抽象的水面上小心翼翼地漂浮着。其结果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擦边球，一种对现存社会的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批判。( 同上，第 139 －140 页) 如果不是去迎合国家，而是更多地关注僵局，那么他肯定会写出一部更好的著作;他这部主要著作所需要的续篇，其标题应为 “非正义论”。( 同上，第 143 页)

　　针对哈贝马斯的理论建构，安德森认为，它 “既没有肩负起准确描述现实世界的责任，也没有肩负起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提出批判性建议的责任。相反，它在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游移，无意中切中了该书的标题——不是起调节作用的法律，而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过时的哲学。从它提供的‘批判标准’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实际批评意见呢? 到哪里我们可以准确地找到它从现行实践中辨别出来的理想化的 ‘真实性’呢? 而这些理想化为什么又是 ‘不可避免的’呢? 规范‘部分’嵌入可观察到的行为中，这个 ‘部分’如何理解? ‘扭曲变形’到何种程度? 理性的 ‘微粒和碎片’加总为现实的哪一部分呢? 这些问题是任何理论都不能回避的，但哈贝马斯的理论却刻意回避它们。”( 2010 年，第 160 页)

　　针对博比奥对于左、右翼划分的坚持，安德森指出，博比奥对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区别的理论辩护无论如何雄辩，都可能因为其政治理论没有与经验的社会世界密切相关而比表面上更显脆弱。如果对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概念的内容被现存政治倾向所清算视而不见，那么这并不是在保护它们，而是在削弱它们。缺乏对当前情况的任何历史性解释，也缺乏对现状的任何制度性攻击，这种十足价值论的防御是无法经受时代转换的考验的。( 参见同上，第 168 页)

　　三、安德森视域中的左翼政治哲学

　　安德森评论过的左翼思想家的作品很多，但判断 “左翼”的标准是什么，安德森并没有明确回答。在接受一位中国学者的访问时，他对 “左翼”的解释是: 锄强扶弱、绝仁弃义、民利百倍和超越资本主义。( 参见甘琦) 这样的标准显然并不十分明确，符合这些标准的思潮应该说有很多，并不仅限于 “左翼”。而且，这样的标准显然是价值标准，一旦涉及到具体问题，分歧会更大。但从安德森的著述来看，他所说的左翼的代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判断的重要依据则是他们的研究纲领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评价加西亚•马尔克斯时，安德森认为之所以将他视为左翼是因为他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其研究策略还是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纲领。在谈到被他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霍布斯鲍姆时，他明确指出，霍布斯鲍姆的三部曲 ( 《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 涵盖了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遵循着前后一致的布局，在逻辑上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每一卷首先叙述了相应时期的经济基础，然后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冲突进行描述( 前两卷以 “发展”为标题) ，接下来是全景式地描绘社会各个阶级，最后考察了文化和理论状况( 标题是 “结果”) 。( 参见 2010 年，第 348 页)

　　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标准密切相关，安德森还提到了左翼的价值标准。在被问到什么是 “左的精神”时，安德森引用弗朗索瓦•傅勒的话回答: “资本主义越是成功，就越令人憎恶。他的结论是: 资本主义 ‘环境过于严苛，与现代社会的精神严重对立，使之难以延续’。‘总有一天，有必要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景，超越这个贫富分割的世界。’无论今天看来，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有多么困难，‘民主因其自身的存在，已创造出这样的必要，要有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超越资本的世界’。”( 甘琦) 如果将超越资本主义作为 “左翼”的精神实质，那么这一标准其实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如果这样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研究纲领，它还内在地蕴含着价值层面的内涵。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的研究纲领和价值层面在不同的时代受到的重视并不一致。以安德森为例，他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说: “自从斯大林在苏联获得胜利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科尔什到葛兰西或阿尔都塞，在欧洲左派力量的整个思想史的许多方面占据着前台。”( 1981 年，第 122 页) 这些学者并不都认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层面的内涵，但都以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因此，安德森视域中的 “左翼”标准侧重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层面。

　　从当今世界左翼的实际构成来看，被称为左翼的并不一定赞成历史唯物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例如欧洲广泛存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如此。因此，安德森所认定的左翼思想的代表只能代表当今左翼思潮的一部分。

　　从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看，安德森又认为，远离改变世界的运动的现实生活已经成为左翼的普遍倾向。远离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只能关注非政治性的社会性问题，如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正如安德森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 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 1981 年，第 41 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 同上，第 44 页) 在安德森看来，这其实是左翼思想在目前时代实际地位的反映。左翼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倾向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了，最初起因是帝国主义孤立苏联而造成的这两者之间的鸿沟，由于苏联和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官僚主义化而从制度上扩大并固定下来。( 参见同上，第 117 页) 到了二战以后，二者的分离依旧，原因却大不相同。由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左翼政党的选民集团的碎片化及其前进方向的丧失，同时发生的是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这些因素不仅使得左翼失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实条件，而且还使得坚持左翼思想的人士大大减少。在这样的形势下，左翼的正确反应只能是放弃不合时宜的观念，重新探索和认识当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借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因此，目前左翼政治哲学的研究趋向虽然是无奈的选择，但也蕴含着积极的成分——即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理解时代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对于左翼政治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安德森持谨慎的乐观。他一方面承认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意识形态的胜利，左翼思想仍处于大撤退当中; 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左翼思想没有彻底失败。安德森认为: 左翼的衰落只是政治组织意义上的。在智性上左翼依然相当活跃。( 2010 年，前言，第 7页) 关于左翼学者的地位和现状，安德森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他在评价霍布斯鲍姆的 《极端的年代》时所用的标题: “被征服的左翼”。他认为 “被打败”和 “被征服”是不同的: “被征服”意味着在胜利者面前不低头、不改变立场，这一点就是左翼与中间派的分界线。( 参见同上)与对右翼和中间派政治哲学的激烈批评不同，安德森对左翼政治哲学多是热烈的颂扬。

　　尽管如此，安德森还是认为左翼政治哲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研究仍然不足，正是这些问题制约了目前左翼的发展。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安德森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构和性质、资本主义的当代运行规律、危机形式以及帝国主义的真正结构等问题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挑战。资产阶级民主问题从马克思开始就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分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研究都不具有典型性。 ( 参见 1981 年，第 131 页) 在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中，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在《极端的年代》中，他对西方式民主的扩散并没有予以特别关注。霍布斯鲍姆只是简单地认为: 当代选举已经沦落为 “财政假誓的竞赛”，代议制民主很少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推动国家运转的方式。这种言辞虽然令人振奋，但是它们相当于永久丧失了阐述代议制和选举制实质内容的机会。 ( 参见 2010年，第 365 页)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霍布斯鲍姆竟然对美国在冷战后的全球霸权地位和影响毫无反应，而是始终坚持经典的列宁主义立场。对于影响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霍布斯鲍姆的反应也与事实明显不符。安德森认为，这是没有能力严肃应对敌人的反应。尽管左翼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但是获得敌人的准确信息，胜过喊口号去鼓舞士气。抛弃自欺欺人之后的抵抗能力，总是比那种依靠自欺欺人的抵抗能力更强大。( 同上，第 374 －377 页)

　　从安德森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评价看，安德森本人的基本立场是左翼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民主问题上，他主张人民主权;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他反对依靠暴力推广 “西式民主”; 在研究方法和纲领上，他主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积极应对现实向左翼提出的各种挑战。与教条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主张不断探索当代实践的新问题以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盲目地固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个别理论观点和具体结论; 与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是，他坚持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倒戈。

　　参考文献

　　安德森，1981 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 译，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袁银传、曹荣湘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甘琦，2005 年: 《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载 《读书》第 6 期。

　　(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