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面对沉重的生态危机，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企图从这种危机中走出来。美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 B. 福斯特分析了当今西方世界流行的几种主要的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旨在说明所有这些途径与方法由于回避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它们充其量只是人类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一些幻想而已，而人类如果真正要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丢掉这些幻想。福斯特的这些分析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通过将资本主义经济 “非物质化”就能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吗?

　　所谓 “非物质化” ( dematerialization) 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向环境倾倒废料的数量。资本主义经济正是企图通过这一途径，来使自己与那种建立在利用能源和倾倒废料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模式 “脱钩”。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减少 “每单位货币 GDP 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福斯特指出，按照这一思路，“实际上已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经济增长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正朝着 “失重的社会”方向发展，即正通过自己制度的 “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使自己的经济“非物质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所要做的 “充其量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加速 ‘非物质化’的进程，并确保环境融入 ‘更具知识驱动力和创新力的经济之中’”。( Foster，2002，p. 22. 下引福斯特外文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问题在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能将资本主义经济 “非物质化”，即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低碳经济吗?

　　福斯特对此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他首先指出，一些人吹嘘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那种“高能源投入、高废料产出”的经济模式逐步 “脱钩”，这并不符合事实。他引用研究报告 《各国的重量: 工业经济体的物质排放》所提供的数据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世界 GDP 与 “物质外流的比率”有所下降，但人均排放废料却大大增加。从绝对量来看，能源材料的投入，即耗费量和排入环境的废料产出，都在持续增加。燃烧矿物燃料是当代工业国家中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土地排放废料的主要排放地。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德国之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在增加。福斯特说，“非物质化”在当今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实现，这一结果 “使 ‘非物质化’是资本主义发展自然结果的说法”变成了问题。( 2002，p. 23) 一些人不断地宣扬资本主义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会走向 “非物质化”，福斯特不同意这一看法。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 “非物质化”没有实现的事实，已证明依靠资本主义自身是实现不了 “非物质化”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单位 GDP 增长而能源减少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每一次改进都比先前的机械性能更有效率”。问题在于， “单位 GDP 增长而能源减少”并不就意味着 “非物质化”程度的增加，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从总量来看对能源的耗费量和废料的产出量的减少。( cf. ibid，p. 24)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利润为出发点的制度，而在崇拜利润的前提下是不可能真正向 “非物质化”方向发展的。正是在利润至上原则的支配下，伴随资源利用率提高的是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这就意味着对能源的耗费量和废料的产出量的增加。福斯特指出，痴迷于 “非物质化”实际上就是痴迷于 “自然资源的替代”，即希望能 “出现”其他什么东西来替代当今的那些用于投入生产的自然资源。某些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们整天在那里鼓噪: “自然资源是可以替代的”，因而 “生态学预言家们的世界末日忧虑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对此，福斯特并不否认替代自然资源的可能性，但他坚持认为，只要仍然奉行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原则，那么替代自然资源这条道路就必然被堵塞。 ( cf. 2001，p. 3)

　　二、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吗?

　　福斯特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无时不在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点: 只要技术改进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并且采用更良性的生产工艺，清除最严重的污染物，那么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cf. 2002，p. 93)对此，福斯特针锋相对地提出疑问: 在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依靠新技术就能在实现经济扩张的同时又防止环境的恶化吗?

　　福斯特指出，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前一个目的即追求财富完全超越和消解了第二个目的即追求人类需求。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自身的活动仅仅限制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商品生产上，并不将其自身的活动仅仅限制在为人类提供必需的服务设施上;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把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作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其最终的实用性已完全没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如果说还考虑什么使用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使用价值就是满足人的 “虚浮的消费”，甚至是对人类和地球完全有害的消费。

　　福斯特认为，研究技术创新究竟能否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利润原则对技术的制约作用。这里实际上是研究技术与积累的关系问题，而两者的关系就是技术服从积累，积累主宰技术。而一旦技术受制于资本主义的积累，那么即使出现了有利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新技术，也不可能达到减少对自然资源使用量的效果。所以，一切把希望寄托于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的新技术的人们，都必须记住: “这种对资本积累的痴迷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之所在”。通过技术的改进固然可以创造出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但这很可能是一种 “创造性的毁灭”，因为资本主义积累的 “残酷过程”必将把这种新的技术所蕴含的减少对自然的盘剥的可能性都作为障碍加以排除。这方面的实例屡见不鲜。他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是: “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 福斯特，第 34 页)

　　三、通过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就能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吗?

　　福斯特把企图通过将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称为 “建立在环境能够并应当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的乌托邦神话”。( 2002，p. 30) “自然市场化”就是这样一种 “乌托邦神话”，福斯特着重论证了这种将土地等自然物 “简化为”一种经济功能的 “经济简化论”所蕴含的三大矛盾:

　　矛盾之一: 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一种建立在个人利益至上基础上的市场产品，必然会彻底地割裂与先前的历史的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才成了不过是一种有用之物，而不再被认为是自为力量。所以，资本主义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一种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并不表明整个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时自身的需求和能力的发展，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单向利己主义”而将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将自然变为商品，不等于以前的人类都是如此。“经济简化论”的提出者一方面把自然对于人的功能 “简化为”经济功能，另一方面把整个人类历史上自然对于人的全面的功能又 “简化为”只是如资本主义阶段所显示的那种单一的经济功能。

　　矛盾之二: “经济简化论”只相信自然的 “市场价格”，而实际上自然还有其 “内在价值”。自然的 “内在价值”不能简化为 “市场价值”，而对于 “内在价值”是无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每当为环境物品如空气质量或独特风景作出定价时，人们往往感到很不舒服，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为了环保，倒像某种勒索保护费的诈骗行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感觉，原因就在于人们意识到环境的 “内在价值”是不可能加以定价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从消费的角度，而不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待自然，那么这个人就是犯下了重大的 “分割自然”的错误。把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环境的做法，实际上是用自然的 “市场价格”把自然的 “内在价值” “简化”掉了。这种试图量度不可量度的东西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其荒唐之处就在于自认为一切事物都只有价格，或者说，金钱是所有价值的最高体现。( ibid，p. 32)

　　矛盾之三: 把自然纳入市场体系，即使在短时期内对解决生态问题有些作用，但绝对没有长期效应。

　　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权力，按照其本质不会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 它只会一味地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会顾及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当今出现生态危机，问题不是出在大部分的环境资源尚未纳入市场经济，而是出在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简化为 “单纯的金钱关系”，出在没有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生态效应不仅是短期的，而且也是表面的。对 “经济简化论”者来说，鸣禽类面临灭绝，是由于它们的相对价格太低。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办法就是通过鸟类市场寻找抬高鸟类价格的途径。但是，只要作为鸣禽类濒临灭绝的首要原因的现代农业的整个体系仍然在扩张，那么频繁污染和破坏这些鸟类栖息的行为就会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找到了提高鸣禽价格的办法也是无济于事的。( ibid，p. 33)

　　福斯特通过上述对 “经济简化论”所蕴含的三大矛盾的揭露，得出结论: “环境的再生产条件，亦即生态的可持续性不仅像一些人通常所推想的那样，会由于经济不考虑环境成本即不考虑环境消耗的外化而遭到伤害，而且试图将环境纳入商品经济体系，即将自然商品化，也同样会遭到破坏。”( ibid，p. 30) 为了更进一步地揭露将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的荒谬性，福斯特还分析了这一思路的鼓吹者所提出的 “自然资本”的概念。福斯特提出，一个 “自然资本”的概念就把资本的领域魔术般地扩大了，整个自然都被视为 “赠予”资本的一份 “礼物”，即一个 “外部的、可资利用的领域”。其主要目的无非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价值而对自然进行掠夺的现实。而将自然资本化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实际上，即使真正到了将自然完全资本化的那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什么 “自然资本的净积累”，人们所看到的只能是 “随着华尔街的行情的变化，不断将自然转化为金钱或抽象的交换”。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自然的彻底毁坏。人们实际上已充分领教了用资本、市场将森林加以 “全面管理”的结果: “这些森林的悲惨命运，不是因为它们被排除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 2002，p. 35)

　　四、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就能解决所有环境问题吗?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一些人正在呼吁展开一场 “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拯救地球、消除生态危机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这种对新的生态道德观的诉求是 “绿色思维的本质”。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道德改革的呼吁对我们社会的核心体制，即所谓的全球 ‘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 (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常常视而不见。”( ibid，p. 44) 造成生态危机的是我们社会现行的核心体制，而不是什么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素养，但某些道德改革的呼吁者却无视我们社会现行的核心体制，而把目光仅仅盯着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素养; 实际上，撇开了我们社会现行核心体制的变革，仅仅停留在道德领域这一区区 “方寸之地”进行改革，是绝不可能实现消除生态危机之目的的。

　　福斯特并不否认在当今的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种种对环境的不道德观念，但他指出不能把目光仅仅盯在普通老百姓对环境的不道德观念上，而应当首先关注 “更高的不道德”，即 “我们这个社会中权力机构的 ‘结构性不道德’”。他借用米尔斯的话指出: “在像美国这样交易渗透于一切的现代社会中，金钱成为显而易见的成功的标志，成为最重要的美国价值。” ( 转引自 2002，p. 46) 在他看来，金钱至上、拜金主义是最重要的美国价值，也是 “更高的不道德”。既然普通老百姓的不道德是由“更高的不道德”所支配的，那么如果说要进行道德革命的话，那也应主要是革那种 “更高的不道德”的 “命”，而不是革普通老百姓对环境的不道德观念的 “命”。又由于这种 “更高的不道德”是由那种 “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所以说到底，道德革命应当革这种 “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的 “命”。福斯特坚定地指出: “个体确实有必要加倍努力以更简单的、符合生态要求的消费方式来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倘若过多强调这一点，那则是对个体赋予了过多的责任感，而忽视了体制性的因素。”( 2002，p. 47)

　　参考文献

　　福斯特，2004 年: 《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载 《国外理论动态》第 2 期。

　　Foster，J. B. ，2001，“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in Monthly Review 53 ( 5) ．

　　2002，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 Press.

　　(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