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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伦•伍德是当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西方新左派阵营中的特立独行者。正如伍德自己所言，她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不合时宜”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如此定位的原因在于，伍德一方面同西方大多数新左派一样，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认为资本主义并非自然产生的，而是“强制”的产物，因此资本主义从产生伊始就对人类关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 ；[1]另一方面，她又针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将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亦坚持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呼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回归。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她1989 年出版的《阶级的退却》一书中，伍德在该书的《再版导言》中说，这本书的目的是对阶级、意识形态、政治、社会主义与民主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

　　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旧与新

　　在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上，伍德延续了马克思的传统。19 世纪 40 年代，一种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中流行，企图以超阶级的博爱、人性取代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构成了对马克思的阶级观和阶级斗争论的挑战。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这种思潮以有力的反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的热情，而是宣扬对人类的普遍的爱了”。因此，他们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广大的无产者，而是“向抱有博爱幻想的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思想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呼吁”。[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为社会主义“不再表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那么，“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3]为了与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相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在“真正的”这一词汇上加了引号，使之具有讥讽的涵义。

　　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所曾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又“死灰复燃”了，伍德称其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她指出，尽管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阐释者政治立场多种多样，理论风格也大相径庭，但都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将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他们就将“工人阶级排除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之外，用意识形态或‘话语’的分裂取代了阶级之间的对立”。[4]

　　伍德认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依循这样一个理论推进的基本逻辑，工人阶级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发动一场革命运动，即没有由于它的经济地位而必然地产生一个相应的政治力量，这在总体上表明了经济和政治之间、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在原则上是不依赖于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成可以独立于经济的（阶级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层面上得以组织和建立，而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社会主义目标也一定是超越阶级的全人类目标，而不再是狭隘的、根据阶级利益而界定的物质目标。所以，社会主义斗争可以被看作是多元的“民主”斗争，把不同形式的对于不平等和压迫的反抗联合起来，甚至可以用“激进民主”来置换社会主义概念。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自然延伸，可以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拓展为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依此逻辑推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得出了他们的最终原则，即“某些类型的人对于普遍的、理性的社会主义话语更为敏感，更能够认同于一般性的人类目标，更加明确地排斥狭隘的、物质的利益 ；这些人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天然选民”。[5]这即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理性的“普遍的人类之善”置换了经济的、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优先地位被排除出去，甚至“传统的”工人阶级比起其他社会群体更不太可能形成社会主义政治。

　　对于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伍德，自然要挺身而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她认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论断与经济—阶级状况决定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工人阶级现实不相符合，而所谓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大部分都谈不上是新的，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方案的“老调重弹”。按照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演进路径，伍德从阿尔都塞到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与琼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进行了一番历史发生学和理论方面的清理。

　　二、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形成发展的历史情境

　　伍德在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系统批判之前，首先提出了如下问题 ：“这种思潮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现在得以凸显，又何以能在英语国家找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生长点。”[6]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潮的历史情境因素是什么？

　　从历史情境来看，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和失败的影响。比如 20 世纪俄国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并不是依靠工人阶级取得的成功，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把“人民”和“群众”放在“阶级”之前作为斗争的主要要素。西方的一些新左派认为，面对中国的落后状态和工人阶级的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在缺少阶级条件的情况下，强调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把社会主义革命与阶级斗争剥离开来，把政治行动与意识形态独立于物质关系和阶级斗争之外，把革命转移到独立的政治与文化斗争领域，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种观点以及政治行动与意识形态独立斗争的最终体现。伍德认为，这种关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路线和反经济主义信条的“毛主义”，虽然在西方的许多左派人士和大多数学生、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过是一种有限的、非连续性的现象”，移植到西方后根本无法长期存活下来。[7]

　　相对于俄国和中国，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政治统治表现出一种“权威主义的民粹主义”，即“新右派”发生了演变。如英国右翼保守党撒切尔政府着力调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平衡，政治策略上倾向于有利于劳工的特点，在民族国家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彩。因此，如詹姆逊所说 ：“正是这些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经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经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8]

　　针对这种情境，伍德则敏锐地观察到，不应该把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简单地看作是对“新右派”的回应，“而是当作对于导致‘新右派’产生的同一起因的回应”。她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劳工好战因素的爆发，以及 1968年至 1969 年欧洲激进主义的出现，特别是 1972 年和1974 年的矿工罢工等等现实情境因素，促使了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伍德写道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演进——自始至终是与工人阶级好战性相关联的，而且将会在连续性的爆发之间得以加剧——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最近以来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有着某些联系的。”那么，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明显悖论？伍德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在工人阶级革命潜力问题上，一种新的悲观主义正是由于好战性的这样一种显现而产生，因为这种好战性在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战役中无法得以勃发。”[9]

　　所谓悲观主义是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假设，即他们认为真正的潜在具有革命性的工人阶级代表的是少数人，因此他们的第二个假设即是“（修正的）社会主义方案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乐观主义”。[10]这种修正主义的方案即是共产主义政党通过组建跨阶级的“人民同盟”，通过选举的胜利，深入到资产阶级民主内部并改造之，“和平民主”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伍德认为，这实则是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历史的误认。因为历史的现实在于，“传统的关于工人阶级是革命主力军的观点，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力量与利益的不同分析的有效挑战”，他们的观点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或是处于绝望中的空想”，是“对于完成变迁的社会的幻想，而没有对于变迁进程的真实期盼”，[11]因此，伍德讥讽其理论变迁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变迁”。[12]

　　三、“中间阶层”的阶级归属

　　阶级斗争动力论和工人阶级主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而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拒斥。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普兰查斯那里，他在为社会主义寻觅一种既非斯大林主义的又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人民”或“人民同盟”。他把革命的动力从工人阶级转移到“人民”或“人民同盟”，认为在社会主义斗争问题上应该更多地关注“权力集团”与人民之间的政治对立，而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直接的阶级敌对。在他那里，工人阶级被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以致任何不是基于“人民同盟”的策略都将是盲目冲动和不负责任的。而他阶级理论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提法。普氏重视并强调“新中间阶级”或是“中间阶层”、商业雇员以及银行雇员、办公室文员及服务人员以及某些职业性群体在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定位，他既不同意把这一群体划分到无产阶级行列，也不同意划分到资产阶级队伍中，更不同意对之拒绝加以指认的做法，而是把这一群体界定为“新小资产阶级”，并认为这一群体是“人民同盟”构建的可靠基础。

　　在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划分上，普兰查斯的贡献在于，一方面他反对法国共产党对于新的“雇工”阶层属于一个无阶级的灰色区域的提法，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分层理论的放弃，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主张不相一致 ；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把这一群体融入工人阶级，认为这会使中间阶级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进而歪曲工人阶级的利益，增进改良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这从表面上看来，普兰查斯似乎是站在了革命的立场上。但是，普氏在区分工人阶级与新小资产阶级的结构性标准上，定位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并假定马克思本人就运用这一标准而为工人阶级划界。按照伍德的分析，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在理论上从未做出这样的区分。另外，伍德还认为，普氏的区分标准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新小资产阶级与“蓝领工人”一样，完全与生产方式脱离关联、同样被剥削、从事着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剩余劳动等等状况。因此，这种区分标准把白领工人从工人阶级中分离出去是武断的，在实际上不能有助于“清楚地去把握现实社会中阶级和阶级利益的真实构成”。[13]

　　无疑，普兰查斯在总体上关于阶级的定义以及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界定，在理论上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从大多数被减少至一小部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斗争的策略也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人民同盟”上去了。与普兰查斯这种“把无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内部的比重降低成为少数的一种努力”相反，厄尼斯特•拉克劳则把“新小资产阶级”又“送回”到工人阶级队伍。伍德认为，普立查斯无疑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仍然是过多地把工人阶级当作是社会主义方案中的主要构成者，而把政治从阶级中决定性分离出来，即把意识形态与“话语”当作独立于阶级、作为首要的历史决定性因素，则是由拉克劳完成的。

　　拉克劳的理论背景在于，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看来，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赢得“中间阶级”的支持。在这点上，拉克劳与普兰查斯一样，不满意于法国共产党关于雇工阶层是非阶级的观点。但是同时，他也不满足于普兰查斯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界定，认为这种脱离生产关系来界定阶级，在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普兰查斯相比，他承认“新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进而又认为，“不管这些依据生产关系划分的群体的客观的阶级情势如何，这种情势在决定他们的定位问题上都是次要的”。在拉克劳那里，两大阵营的对立主体发生了转换，由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经济的、阶级的对立，转换成了一个跨阶级的组合的“人民”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权力集团”之间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尽可能地把意识形态从阶级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加大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即他所言之的“作为‘人民’的身份远比他们作为‘阶级’的身份更为重要”。[14]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超越”，既超越了关于并非所有社会冲突皆为阶级斗争，也超越了并非所有意识形态皆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判断，还超越了一种特定的阶级意识形态能够获得某种统一的外在表现的认识，其结果是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这两个原来的竞争者联合起来，仅仅试图以意识形态为手段去征服其他群体（即“权力集团”）的政治的（而非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战。

　　综上所述，在修正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以吸纳“中产阶级”的理论形态中，无论是法国共产党关于无阶级的雇工阶层的理论，还是普兰查斯关于新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以及拉克劳用意识形态取代阶级冲突的理论，无论他们间的分歧多大，伍德认为，其实都是寻找哪一种阶级理念最适于支持人民同盟的策略，以及这一策略赖以形成的基础 ：“权力集团”与“人民”的对立 ；在结果上也都达到了一种“默契”：把生产和剥削的关系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直接对立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中移置出去。

　　四、民主有无阶级性

　　民主成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方案的一剂“良药”。正如伍德所注意到的，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目标与阶级的物质目的的分离，并强调非物质的、抽象的、人性化的目的。在这些目标中，伍德认为，最普遍也是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就是民主。这一方案在拉克劳及其合作者墨菲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极力损毁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的观点，代之以一种新的政治方案。这种政治方案的目标即是“激进民主”，其主体则是一种既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的，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是由话语构成的“人民同盟”。政治方案的具体设计则是，由“多元”主体（“人民同盟”）所进行的“激进多元民主”斗争，来代替由工人阶级为主体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民主的冲动以及民主斗争的多元化，代替物质利益和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推动力。于是，“民主话语”就是历史与政治统一的导线，成为把多元主体的非关联因素松散地联结起来的胶合剂。[15]

　　伍德认为，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存在争议的地方是，在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中，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民主的抽象性和独立性，民主行动和组织的方式，不带有必然的阶级性，在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非决定性”的强调以及对于任何特定阶级特征的缺乏。因此，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资产阶级民主的相对独立性使其在原则上可以扩展为社会主义民主，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完成，而且这一变化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不间断的持续过程。

　　对于上述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民主非阶级性的论断，以及剥离阶级斗争的“激进民主”的社会主义方案，伍德予以驳斥。首先，她对民主的内涵进行了历史发生学的梳理，认为民主从产生之日起就与社会关系发生联系，是具有阶级意味的 ：“明确是指把人民当作平民来加以统治”。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民主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是一种“大多数生而自由的穷人控制政府”的体制，而他的前驱柏拉图则解释得更加直白 ：“当穷人赢了的时候，其结局就是民主。”显然，他们认为民主即是穷人的统治，其结果则是以无政府主义为结局的自由与民主的泛滥，因此，民主在他们那里并不是一种良好的统治形式。对于被认为代表了民主的完美理想、成为地球上最民主的国家的美国，伍德认为与后来者予以由美国制宪开拓者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以“民主”之名时所拥有的自豪与骄傲不同，实际上美国的“开国之父”对于民主充满着恐惧。因为对于“开国之父”们来说，民主这一语汇与其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一样的，即由人民直接统治，人民是作为平民的下层社会的人所构成，民主也是具有阶级性的。因此，伍德断言，“正如民主的原初含义出自古希腊的阶级冲突一样”，资本主义的民主“则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其含义就不可能存在”，这就说明社会主义需要不能如拉克劳和墨菲所简单地认为是“内在于民主革命的一个瞬间”，这是因为这两种话语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们的民主话语都与阶级冲突密切相关”。拉克劳和墨菲“通过把革命转变为民主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的不间断的连续，从而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概念化”的分析，则“至多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16]是对民主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时时存在的阶级性的视而不见。

　　同时，伍德还认为，拉克劳和墨菲对民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连续性过程的分析，不仅脱离了民主概念的历史发生学的现实，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错误，他们的语言幻术根本无法将阶级的决定性因素“移走”。非确定性的、原则上是非阶级性的资本主义民主，是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方案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要求民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代表对任何阶级的挑战，而且所有的阶级在获得民主的问题上都有相同的利益。按照这个逻辑，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承认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都是“非确定性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于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认同 ；但是，这个认同必然要求以所有阶级和阶级剥削的消灭为前提，因此社会主义计划就必须首先代表某些阶级的利益，并且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利益。

　　综上分析，整个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从资产阶级民主的“非确定性”出发而得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一种扩展的观点，有着明显的逻辑错误。也就是说，如伍德所言，“不管是这些形式的非阶级性，还是自由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一般适应性，都没有给我们讲清楚有关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或者是阻碍其前进道路的障碍等等方面的问题”。[17]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伍德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梳理和批判是敏锐和深刻的，指出他们公开声明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在实际中改变或者移置阶级斗争主导论和工人阶级主力论等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和本质的概念，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毫无疑问，伍德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试图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是十分艰难的。因为自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传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做出了修正，并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方案做出了妥协，而上个世纪末叶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都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和社会主义方案提供了现实的图景。在这种情境下重拾马克思的阶级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自然是很困难的。伍德在如此艰难的情境下，通过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历史的经验层面和学理的逻辑层面的梳理，十分清晰地找出了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困境，并富有创见地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重回马克思主义传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伍德对马克思传统的捍卫是一以贯之的，随着时势变异而愈加坚定。1997 年在纽约举行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上，她发表了题为《回到马克思》的论文，开篇点题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刻是回到马克思的最佳的、最合适的时刻。”[18]她认为，现时代是资本主义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时代，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成分，都在按资本主义的机制在运行，资本主义只能使其矛盾、贫富分化、剥削与被剥削普遍化。因此，与其他人相比，只有马克思能够更有效地解剖资本主义，而这首先意味着，对于阶级斗争而言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机遇。进入 21 世纪之际，伍德在她再版的《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增加了论述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章和一篇新的序言，仍然一再重申和强调，马克思的观点仍然与时代有切实的关系，并且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并不能说明马克思观点的错误。[19]伍德益加强调，阶级差别和阶级剥削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的系统性和总体性问题，因此阶级斗争仍然是推动阶级解放以及其他社会解放的主要手段。

　　伍德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持守和捍卫，并非是对马克思原典的简单评注以及教条化的固守，而是随着时势更替而捍卫她自己对马克思观点的解释，这些解释常常是富有创见的，当然有时又带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可以说伍德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的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伍德同她所批判的对象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元面相，共同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富有创建性的理论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

　　[1] 冯雷 . 评艾伦•伍德的《资本主义的起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537.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97.299.

　　[4][5][6][7][9][10][11][13][14][16][17]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 [M].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2；3-6；8 ；24 ；10-11 ；45 ；15 ；38-39 ；49 ；67-68 ；138.

　　[8]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 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7，(1).

　　[12] 伍德 , 福斯特 . 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

　　[15]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8] 郗卫东 . 美国学者伍德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J]. 国外理论动态 ,1998，(2).

　　[19] 刘宏勋 .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评艾伦•伍德《卡尔•马克思》一书[J].国外理论动态,2007，(1).

　　（作者单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