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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1921－2006），北美知名生态学家 和激进生态政治的开创者，亦是颇负盛名的左翼理论传人和当代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对马克思的批评既有代表性（和后马克思主义等新“左派”颇多重合之处），又有某些独特的地方，值得认真看待。

　　一、布克钦其人其思

　　早在20世纪50年代，布克钦就怀疑视无产阶级为历史代理人的正确性，坚信社会主义的根本是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实质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自由王国”。50年代，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自认从其最初《食品中的化学物质难题》（1952年）就得益于“早年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训练”如社会历史分析法等，把环境问题理解为社会问题，主张“差不多所有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失衡问题都有着社会失衡的根源” ，开创了社会生态学理路。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人对人的支配带来了对自然的普遍支配。

　　这样，彻底实现自由就是生态危机和当今社会问题共同的根本解决之道，自由社会和自由自然内在统一：“对我们现时代难题的政治与经济解决方案，也是一种生态的方案”，自由生态时代“只有在一个彻底摆脱了特权与支配、完全参与性的社会中才会开始出现。”“应在一种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和相对‘自由自然’的实现过程中建立一个生态社会。”自由最根本的敌人，乃是维系、强化各种支配的等级制，它是“现代生态运动必须严肃对待与挑战的最重要的课题” 。

　　等级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条件，还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个人与社会经验在各个层面上对现象的感知” 。它的形成和存续与各种错误认识、感知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其中，对自然的错误认识与感知占据重要地位，它们大都根源于“对等级制的最大灾难性误用”即“将其以拟人的手法应用于非人自然中的各种存在” 和动物共同体，抹杀了等级制严格的社会性特征。因为自然“生态系统以等级制的术语来描述是没有意义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之间排列等级，是一种纯粹的拟人化。”严格说来，“共生性的互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促进生态稳定和有机进化的主要因素。”自然事物固然存在各种差异，但这是多样性的展现，并不构成彼此“支配”的前提，相反，不同事物彼此平等自立、互补互助，形成黑格尔所谓多样性的统一性和有机的生态系统。这近似于无政府状态。自然不是人们误以为的彼此杀戮、相互支配、冷酷竞争的世界。所以，“使社会生态学变得如此重要的是，它驳斥了自然与社会中等级制存在的任何理由；它挑战了等级制在这两个领域中作为一种稳定或秩序原则的功能。”“真正使生态世界观具有独特的解放性意蕴的，是它向传统的等级制观念提出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尝试把自然生态系统的非等级制特征移入人类社会”， 建设一个无政府社会。此为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第一层用意是：生态世界为无政府社会提供了运行范本；第二层用意是，为主张消除一切等级、统治和支配乃至一切制度化的权力，认为彻底实现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它强调整体和统一性，是共产主义的而非施蒂纳式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二、马克思对历史和自然的所谓双重误读

　　布克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和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传统思想的批判确有深刻之处，指责马克思并没有走出这些传统思想所共同营造的某些根本性错误。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下述宏大历史活剧：“从圣经中‘原罪’神话开始，这一活剧就赋予第一自然以‘吝啬的’、‘难以控制的’……角色。这是一个人类劳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驯服’……的领域。” 启蒙运动则赋予其进步主题：“从16世纪起，西方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对立的方式来界定自我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自然的关系。进步不是被认定为精神的救赎，而是人类使自然服从于市场需要的技术能力。人类命运不是被看作其精神与智力潜能的实现，而是看作对‘自然力量’的‘统治’和把社会从‘邪恶的’自然世界中的拯救。” 而马克思“大大世俗化了这一神话，并将其扩展到了涵盖整个人类历史范围。”还“将其转变成了一种英雄史诗：一旦第一自然被征服、支配和自由地‘开发’，阶级和国家将不再有持续存在的理由。……‘人类’将会成为自主性存在，并实现其所有的关爱、智力和艺术潜能。”“向人类提供‘好生活’的历史最终目标要求对第一自然的支配。” 主张人类征服、支配自然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化，使阶级剥削和强权国家得以必然生成和存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导致人对人的统治。但他拒绝返回没有剥削和国家，充满自然崇拜的史前社会，认为那样“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剥削、国家和各种奴役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难以避免的暂时性历史代价。所以，“尽管马克思的最终目标也许是值得赞美的，历史进程还从未出现过对阶级和国家统治如此强有力的辩护，而且为支配提供了几乎不可能比这更好的理由。”

　　布克钦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奴役和解放、自由的丧失和复得走的是同一条历史道路，即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在造成人对人的支配、阶级斗争的同时，通过阶级斗争消灭剥削和奴役，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在布克钦看来，这是马克思对历史更深一层的误认，它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简化为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推演出阶级斗争，主张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其二把人类解放和自由的实现归结为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推翻阶级统治。究其根本，是马克思将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论断误推到整个历史，将经济决定论普推到整个人类历史，视经济主义的阶级为自由的根本敌人，视阶级斗争为根本解放之道。

　　在布克钦看来，历史的事实是，早在剩余产品、阶级出现前，人对人的支配就已普遍存在，它来源于历史更为久远的等级制（年长制是其最初形式），绝非人征服、支配自然的结果。等级制才是自由根本的敌人。而且，“如果阶级可以说是基于财产的拥有与控制而构建的，那么，等级制构成了更为微妙和隐蔽的现象。等级制不仅基于生物性事实像年龄、性别和亲戚关系差异，而且还基于社会性事实比如种族优越感、官僚控制和民族起源。这些‘事实’严格说来并不带有经济和剥削功能的标记。”等级制支配是经济决定论的阶级分析“并未清楚揭示的复杂制度” 。它“完全可以在一个‘无阶级的’或‘无国家的’社会中继续存在。” 即使没有经济剥削或政治强迫仍可造成不自由。经济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路难以通达真正的自由。

　　在布克钦看来，与误读历史相伴生且相互支援的，是马克思对自然的严重误读。马克思承继了圣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弘扬的人类中心主义、进步主义主题，在它们将自然丑化为吝啬稀缺、难以控制、残暴争斗形象的基础上，把自然界定为必然王国，这“清楚地体现了‘文明’的如下意象：‘人’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性存在，而社会是自然的敌人” 。问题在于，先于人类的“第一自然既不是吝啬的，也不是难以制服的。”用人类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催生出来的非理性需求来反衬自然的吝啬并视其为苛刻的必然王国，既错误又不公平。布克钦认为，自然具有潜在的自由，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而非仅仅是受动或被改造的对象。“马克思曾试图把人类的身份与自我发现植根于它与自然间的创造性相互作用。但我必须指出，……不仅是我们人类在‘驯服’自然，自然也在‘驯服’我们。”

　　很多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但否认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且促成对等级制的最大灾难性误用即将其移用到自然事物之间。马克思在这方面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对等级制的进一步灾难性误用即“将其应用于人类与第一自然整体的关系，尤其是声称人类‘支配’第一自然”方面则表现得很明显。人类在自然及其进程中确实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人类作为价值的体现甚或源泉，其生命已不再能与大灰熊或狼的生命相比，……人类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它是自然进化的最高成果、理性代理者，帮助自然实现自由。布克钦认为，马克思“潜在的反自然主义”错误，“对自然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产生了消极性影响” ，漠视了自然在解放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生态系统为无政府主义自由提供了运行范本；为互尊互敬平等相待、彼此关爱相互帮助等伦理诉求提供客观性根基。

　　在布克钦看来，上述的所谓双重误读，造成马克思对自由的误解：一方面把自由界定为对必然王国的认识和征服，另一方面将自由理解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对经济剥削、阶级统治的消除，甚至“仅仅意味着人类对实现经济目的进行有效协调。”而真正的自由“不仅可以在物质意义上，还可以在伦理意义上加以界定” 。共生互助、互尊互敬互爱、协同发展、共商共定、彼此平等这个伦理向度才是自由的根本。

　　所以，布克钦的结论是，一个生态社会和自由社会的形成与建设，更需要文化政治学（重新构建人们的伦理关系）和自然政治学（发掘自然在解放进程中积极性和能动性），而非马克思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学和阶级政治学。

　　三、文本误读和理论的困局

　　在西方，指责马克思反生态学的主要理据为，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反自然主义者，否认自然的超自然性（如具有难以理喻的神性，可成为人类的范本）、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和经济增长具有自然限制，对自然缺乏应有的敬意和尊重，将自然从属于社会历史，公开鼓励与支持人类支配自然，是典型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其间有相当部分内容同西方新“左派”、深生态学、主流绿色政治思想构成大合唱。

　　布克钦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但他不仅没有因此认清西方对马克思的种种指责的错误，反而形成诸多重大文本误读和理论误解，增添了一些错误指认。

　　其一，马克思确实承袭了启蒙运动精神而秉持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他是否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等级制，依据政治经济学把自然视为单纯的物质资源，鼓吹人类支配自然？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早年就指认“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 。希望“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 。唯物史观创立以后，他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幼稚行为” ，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为无限制地榨取利润，有人把自然变成了纯粹的有用物和财富资源，甚至破坏性地使用，以致“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马克思对此严加批判。正如格伦德曼认识到的，马克思确实把自然的价值视为相对人而言是工具性的，但这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或物质价值，还包括自然是审美、科学和道德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确实多次强调了对自然的支配或控制，然而正像帕森斯指认的，这绝非号召对自然进行主奴式的粗暴干涉、肆意践踏，相反，讲求一种合理利用上的支配 。莱斯、格伦德曼、岩佐茂还主张，马克思所谓的控制，更重要的真实意图是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控制。马克思并没有主张利用机器和技术尽可能乃至完全支配自然，相反，他批判了浦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更可贵的是，他还提出在劳动中人和自然“物质代谢”、协同进化（相互作用、共同协调发展）这一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理论 。马克思秉持的是审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诺顿所谓适合生态需求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较为接近。布克钦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

　　其二，马克思的确在自然具有客观规律意义上将其视为必然性王国，但这并非贬低自然，恰恰相反，是对自然的尊重，因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 ；正像施密特指认的，马克思自然观的革命性在于其“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 ，但这并非布克钦所谓将自然附属于人类社会历史，只是强调要社会历史地把握自然，反对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直观，马克思多次强调了自然对于人类历史和实践活动的先在性 ；马克思绝没有否认自然的自在性、自主性，特别是对人的反作用意义上的能动性，因为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改变自然时，也就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但他反对因此把自然神秘化，反对抽象自然主义的物活论、唯灵论，为此还专门批判了以格律恩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唯灵论的“自由自然思想”和道梅尔自然崇拜的伤感主义 。严格说来，布克钦自鸣得意的“自由自然”、自然潜在目的论说法不过是其现代翻版。

　　布克钦建立在“自由自然”思想基础上的生态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提供多少超越前人抽象自然主义的新货色，相反，陷入了严重的理论困局。首先，其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自然（生态和生物）中心主义的所谓辩证自然主义和一元论，无疑是一种理论奢望和混乱的调和。深生态学指责其自然进化管理员思想是赤裸裸的强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则指责其为反动的自然主义。其次，他虽明确讲“自然本身并不是一种伦理学，它只是一种伦理学的基质，是依托于客观现实的伦理意义的源泉” ，批判了自然内在价值说，有意避免摩尔自然主义的谬误，然而这种企图无疑也是失败的。

　　布克钦认为，马克思从人对自然的支配（生产力）出发理解人支配人的范式是根本错误的，而所谓历史的真相是，人对人的支配（等级制）是人支配自然的根源。这种新解读，尽管选择了许多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事例和观点佐以支援，却让人难以信服。早在100多年前，杜林就提出过类似的看法，遭到恩格斯的严厉批评。

　　首先，唯物史观确实主张人类改造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历史进步的基础，但这并不是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两者不能简单等同，它决不会认为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将生态环境破坏到无法生存的观点是一种历史进步，相反，讲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同进化的生态文明，理应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道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唯物史观提供了一种分析历史的全新视角，但它并没有把全部历史简化为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基础性决定作用不等于支配性或主导性决定作用，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后者意义上的生产本位主义（生产至上论），是对马克思劳动史观和劳动概念的极大误解，犯了把广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相混淆的通病 ，以此指责马克思是鼓吹征服自然的生产主义者、物质至上主义者，极不公平，实际上，马克思对生产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 。

　　其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理解历史的新视角，但它并没有把全部历史减缩为阶级斗争史（恩格斯为此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专门作了注释说明），也没有把人类冲突、斗争全部化约为阶级冲突与斗争，它重在强调阶级斗争对于理解阶级社会的重要性；马克思确实认为阶级斗争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分化与对立，但绝没主张它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不受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实际上，阶级压迫、剥削与其他形式的剥削、压迫或布克钦所谓的各种支配既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而又内在牵连在一起，但阶级斗争具有根本性，它是历史发展重要的动力机制，通过阶级斗争解决阶级矛盾是其他社会矛盾、冲突得以解决的必要（而非充要）条件，具体说，阶级矛盾不解决，布克钦所谓的各种支配难以消除，但前者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后者将随之自然消除。布克钦对阶级斗争论的指责，多为强加之词式的误解，他与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因诸如生态、反核等新社会运动兴起而主张政治与经济脱钩（非相关性），强调“阶级的退场”（伍德语）如出一辙，不过后两人还同时注意到阶级的客观基础与主观认同之间历史的复杂性，但以上述理由反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显然难以服众 。

　　再次，布克钦的指责，核心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前两种指责都可归结到这一点，这也是一些新“左派”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批评。这需要仔细辨明。确切地说，唯物史观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决定论（都非波普所攻击的即历史具有必然性意义上的），一为物质生产基础性决定作用论，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续和发展的基础，这是“小孩都知道的基本事实”，布克钦想来不会对此有异议；二是存在着支配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和动因。依据唯物史观，历史演进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生产方式，马克思的决定论应是生产方式决定论，更具体地说是生产力决定论。首先需明确，马克思讲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决定，是根源意义上的，而非导源意义上一对一的直接因果决定，它不是说所有社会历史现象都由一定生产力直接造成，而是指最终大体都可以在生产力那里寻找解释依据；其次，马克思的决定论是一种辩证决定论，而非单向的因果决定论，它不否认文化、政治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以及在特殊情形中对历史的某些决定作用，而且，正像伍德所指出的，“不能把‘基础’和‘上层建筑’或一种社会形态的多个‘层面’看作是分隔开的或‘刚性的’相互分离的领域” ，生产方式和文化、政治的区分是一种理论上的相对划分，在实际历史进程中实则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生产力本身含有政治、文化的因素，且往往通过政治、文化为中介发挥最终决定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自然、技术、劳动者、政治、文化等综合作用结果的决定作用。就此而言，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虽不妥当，却具有一定的理论敏锐性。但像布克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机械因果决定论，自然不当。更重要的是，生产力决定论不等于经济决定论。因为“生产力是一个功能性规定，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或水平” ，生产力是一种抽象客观存在，物质财富、经济水平固然是其重要甚或是主要的外在标志，但显然不局限于此，技术水平、生产工具都是其外在表现，但不能由此把其归结为物质财富、技术或工具，主张经济决定论或像柯亨、罗默、威廉•肖主张技术决定论都是不当的，因为劳动者普遍性劳动能力水平也是生产力的外在标志。而从生产力的内在构成或影响因素来看，所谓自然力是一种生产力 ，所谓文化生产力 ，所谓生产力除了物质财富、技术等量的方面，还有更重要的质的方面即劳动者全面能力的发展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真正的生产力发展，至少应该是自然力、技术力、劳动者能力和素质、财富创造等的协同发展。可以肯定，将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经济财富、技术、工具，显系误解，而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理解为经济决定一切、说唯物史观鼓吹不择手段发展经济，则是错上加错。

　　马克思不否认存在经济决定论的史实，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中所有权“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 ，经济摆脱一切束缚成为独立的支配性力量。更重要的是，人们之间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 ，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双向共存，金钱、商品、资本等经济物成了人向之膜拜的新上帝，整个社会生活围绕经济转，工厂主、商人唯利是图，工人为了微薄的薪资卖力卖命，国家成了总资本家。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入批判。布克钦认为马克思恰恰受到所批判对象的“污染”，唯物史观成为另一种版本的经济决定论。这又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冤案。马克思一方面多次批判了那些把经济决定论现象自然化、永恒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错误，另一方面他在承认“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把人体等同于猴体，经济决定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在以前很难有，在未来则应消除。

　　布克钦在社会历史观上同样陷入理论困局。最典型的是，诸如年龄差距、性别差异都是人类自然性的分化，在动物那里同样存在，在他那里，自然的东西不存在支配，那么它们怎么能成为支配人的等级制和父权制呢？布克钦将年长制的出现归结为老年人克服不安全感（畏惧变迁）对权力和权威的恋栈，演变成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说法不但逻辑自悖，而且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自我中心主义的出现和对权力的恋栈，根源于原始人群因生产力发展造成的物质利益分化。

　　四、理念偏执和实践的乌托邦

　　佩珀指出，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布克钦“比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更反感阶级斗争” ，认为马克思经济主义的阶级概念不但理论上有问题，且在现今后稀缺时代更不合时宜，当今政治主要围绕集体生存和共同的自由发展等远超越物质层面的普遍利益进行，“更多通过文化联系而不是经济联合起来”的诸如少数种族、妇女、反文化群体、环境主义者等 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体。通往解放的道路也不能是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它必然形成革命领导的等级制支配），而只能是无等级支配、类似无政府状态的自发性直接行动和作为直接激进民主载体的公社示范。“直接行动——作为未来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变革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得到同样程度的应用。公社形式——作为未来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改变社会的过程中也必须得到广泛的应用” 。诸如静坐、罢工和占领核电站等自发性直接行动是自我、自信以及建立在同呼吸共命运上的互亲互爱、平等互助与直接民主感知的培育基础，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由此形成。可见，布克钦致力于“在民主、共同体和合作中包含着大胆实验的一种新文化政治学” 。

　　文森特指出，布克钦伸张的是一种特殊的积极自由观，道德维度和个体自治与共同体自治的有机统一是其最重要的诉求 ；正像达尔深刻指认的，直接民主诉诸的是基于道义的公民美德 。显然，从深层上看，布克钦的生态无政府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另一种版本的道德济世论，希冀通过道德（如互助互爱、合作共进）规约化解等级支配，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吉登斯为此称其生态政治为恢复性政治，其实质是“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 。

　　詹姆森一语中的，“道德政治往往会在难以全面地认识和描绘社会时显现。” 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斗争不仅直接介入了这些变化，而且仍旧是工业关系和国家本质的核心。” 劳动者阶层无疑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利益最大的被剥夺者，也是生态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正像赖特分析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劳动者中最大的阶级，是最具有革命潜能和动力的阶层。布克钦认识不到这一点，他颇为自得地拒斥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道德政治，力图绕过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力图推翻它进行社会重建。但缺乏工人阶级的主导性支持、不经过阶级斗争，何以解决连他都认为是自由的最大敌人、最强势的等级制即资本主义官僚制呢？直接行动、直接民主、公社示范形成规模而威胁资本主义制度时怎么避免后者强权的反制和镇压？赖特正确指出，为激进民主的斗争和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并不矛盾，实则是一个过程的两面。 像珀切斯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断言“没有农工工人阶级或工会组织，革命无政府主义将依然是一个理智幻想和一个哲学上想入非非的幻想” 。波瑞特批评它是“长期不切实际的逃避主义” ，是少数精英主义者撒娇式的小打小闹。纳什说，布克钦“会令那些想从他那里寻求实践性的行动计划的人感到失望” 。（注释略）

　　参考文献：

　　[1] 陈学明：《布什政府强烈阻挠‘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说明了什么——评福斯特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2期。

　　[2] 侯惠勤：《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7期。

　　[3] 关锋：《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和生态无政府主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12期。

　　[4] 克拉克：《社会生态学》，林桦译，载《哈尔滨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

　　[5]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编辑：汪世锦)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