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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discourse)一词在今天已经成为批判理论、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流通语。它的一般的使用意义与谈话活动有关:滔滔不绝地谈论一个主题,或者作一次演讲等,都属于这个词本来的涵义。从哲学上看,正如米尔斯(SaraMills)指出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词的使用起初是与法国哲学思想纠缠在一起。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关于话语和话语实践的讨论,对于后来话语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福柯的话语理论确定了“离散中的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反对阿尔都塞的“科学话语”。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思想深受福柯的影响,尽管他们还吸收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以及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他们既继承了福柯的话语思想,又对其进行了批判。在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福柯一方面将话语看成是反对权力(暴政)的实践(揭露权力的隐秘机制),另一方面又认为话语受到权力的制约。拉克劳和墨菲接受了福柯的“微观政治”理论,同时消除了福柯在话语和政治之间关系问题上的二重性,他们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明确地将话语与激进民主问题结合在一起。

　　本文拟先探讨福柯的话语思想是如何影响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以及激进政治的,然后以此呈现其与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在学理上的关联性。

　　一、福柯早期的话语实践思想

　　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曾经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也就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时期,行动或实践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也就是两个词可以互相替代。但是,自1965年以后,人们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版本拉开了距离,把实践变成了“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哲学就是一种“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2]德贡布在这里谈的“理论实践”主要是指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分裂上,福柯分享了其老师阿尔都塞的思想。他们都从“断裂论”上消解一个自足的主体(意识)。阿尔都塞以“认识论的断裂”为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而福柯则认为,在话语历史的发展中虽然存在着断裂和缝隙,但是这里既不存在自治的规范,也不存在科学理论的客观的真理,而是一种权力效应。“谱系学反对的就是被认为的科学话语的权力的效应。”[3]这样,福柯也反对阿尔都塞的“科学话语”。

　　福柯早期的“考古学”研究属于典型的话语分析,比如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等。他不是把话语看成表达、句子和命题,而是将其当作由各种陈述(statements)组成的系统整体。这就是他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概念。他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就陈述属于同一个话语形成而言,我们将把话语称为一个陈述群;它没有构成一个修辞的或形式的一致性,可以无尽地重复,其外观和用途在历史中是可以被指出的(如果必要,可以解释);它是由有限数目的陈述组成的,为此一组存在的条件可以确定下来。话语在这种意义上不是一个观念、无时间的占有历史的形式;所以问题不是要问某人自己的话语如何和为什么能够出现,并且在时间的这个点上具体化;它自始至终都是历史的——历史的片段,历史自身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提出它自身的界限、分割、转化、时间的特殊方式的问题,而不是在时间的共谋关系中突然侵入。”[4]

　　话语由陈述构成,但是话语却构成一个外在的空间,不仅没有一个“认领”话语的先验主体或意识,反而主体都是受到话语的决定。话语虽然是一个外在的空间,但是它并不是结构主义所说的那种同时性的不变的结构和形式。任何话语都是历史的,是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话语有着自身的界限、分割、转化和时间性的特征,这表明话语不是普遍性的同质空间,而是一个差异的空间,存在着话语的多种层次。福柯举例说,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所见到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等概念,也可以在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中已经使用的实证性系统的基础上来描述。不过,这些概念出现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它属于另外一种话语:这些概念在话语中根据特殊的规则形成,占据一个位置。它们不在同一连贯中出现,这种新的使用不是李嘉图分析的转换,也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一个话语,这个话语的建立来源于某些经济概念的派生,但是它反过来又确定着经济学家话语的实施条件,因此,它可以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批评的价值。

　　福柯的“考古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区分话语形成与非话语范围(机构、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经济过程)。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它试图确定统治着它的形成规律——这些规律标志着它的实证性——怎样能够同非话语系统联系起来,即考古学力图确定连续的特殊形式。”[4]也就是说,“考古学”的任务是确定话语的规律,以及话语与非话语之间的关系的学问。每一个陈述都隶属于一种规律,因此没有一种陈述可以被看成是纯粹的创造或美妙的无序;同样,任何一个陈述都不是无活力的。所以,整个陈述的范围既是有规律的,又是灵活的。在这一基础上,福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话语实践的思想:“它千万不能与表达的行为相混淆,通过这种表达行为个人表述了一种观念、欲望和意象;也不能与在推论体系中运作的理性活动相混淆;更不能与一个在构组语法句子时的言说主体的‘能力’相混淆;它是一个匿名的整体、历史的规则,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确定,这种时间和空间为一个给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语言的领域确定了表述活动的运作条件。”[4]

　　话语实践不是表达,或者说不是观念性的;也不是推论,不像阿尔都塞所说的“生产”实践(观念的生产过程)。这是一个“匿名的整体”在时空中被确定的活动。一方面,它构成了任何表述的运作条件,主体的行为必须结合这个条件才能得到说明,正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19世纪的话语形成的关系那样。另一方面,这种话语实践不是不能超越的,因为还存在着“非话语实践”以及“超话语的”范围。福柯并没有具体解释“非话语实践”。而在《什么是作者?》一文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话语”的说明。“作者”不仅仅是一个文本、一部书或一部作品的生产者。福柯认为19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种单独类型的作者(这与伟大作品的作者、宗教文本的作者以及科学的奠基者不同),即“话语实践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就是这种类型的作者,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他们创作了他们自己的作品,而且创造了其他文本构成的规则和可能性。因此,弗洛伊德不仅仅是《梦的解析》的作者,马克思也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他们都建立了话语的无尽的可能性。他们不仅创造了类似,被将来的文本所采用,而且他们也创造了差异。他们为新的元素的进入扫清了空间,但是这却仍然处于他们创造的话语中。[3]

　　福柯的话语实践思想在后结构主义这里有着共同的反响。德勒兹和后来的瓜塔里(Felix Guattari)从“欲望生产”的角度考察了话语,德里达从解构主义上探讨了文本和话语,拉康从精神分析角度解析了话语领域(或象征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与阿尔都塞式的“科学话语”的本质主义决裂。虽然阿尔都塞的后期思想中也关注话语问题,但是由于他坚持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科学话语”的本质主义的泥沼中。在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中,话语虽然有着自身的规则,但是任何话语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科学(话语)在多元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不占有绝对的位置。虽然阿尔都塞的思想(比如“多元决定论”)对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后结构主义在话语实践上明显与阿尔都塞不同。在话语的非中心性和非本质主义上,后结构主义超越了阿尔都塞,这直接地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对话语的讨论。

　　二、后马克思主义对福柯话语思想的继承和批判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话语范畴置于中心的地位。首先,他们将话语范畴看成是属于当代思想中一个谱系,认为它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三种思想潮流: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他们指出,这三种潮流的出发点都是一种直接性的幻觉,一种未经过话语中介而接近事物本身(分别为所指、现象和符号)的幻觉。但是,分析哲学中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判,使得上述幻觉瓦解了。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给话语的定义是:“这种在其自身既包括语言成分又包括语言外成分的整体就是我们指称的话语。”[5]他们明显将话语的定义扩展了,认为话语不是说与写的结合,说与写本身只不过是话语整体的内在组成部分。一块石头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关系而存在,但是只有它处于特定的话语构成内,它才成为特定的话语对象。这说明,“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5]所以,一切事实都是由话语建构的。

　　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都同意福柯关于话语的观点,即话语构成不是统一性问题,既不是逻辑一贯性,也不是先验主体的优先性或经验的统一性,而是“离散中的规则”。他们是从话语内部的“接合”(articulation)上来解释这个问题。即是说,在一种被“接合”的话语的总体性中,每一个“因素”(element)都占有一个不同的位置,每一个“因素”都是总体性的一个“环节”(moment)。所有的同一性是关联性的,所有的关系都具有必然性。所以,必然性不是来自于基础的智力原则,而是来自于一个结构位置的规则。客观世界是关系结构的结果,它没有最终的意义,实际上它也不需要任何意义:某些为我们建立差异位置的规则,只能使我们能够谈论话语构成。话语构成不能以一个基础的主体的意识统一化,相反地,不同的主体位置在话语构成中是散布的。“接合”就是作为一个差异体系的固定/拆解,它不能构成言语现象,但是却必须穿透制度、仪式和实践的物质层面,以此话语形式才能出现。“接合现在是一种话语实践,它没有一个优先于、或外在于接合因素的散布状的构成平面。”[6]

　　另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都反对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拉克劳和墨菲的分析肯定的是: 1•每个客体都被构造为话语客体,因此没有客体是在每个浮现的话语条件之外给与的; 2•任何我们通常称为社会实践的言语和行为之间的区别,要么是错误的区分,要么就应当在社会意义的生产中为其找到其特别的位置,它是在话语总体性形式下被纳入结构的。他们指出,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进行的区分,确定了关系总体,建立了一个话语构成的“离散中的规则”,但是,这样做也只能以话语的术语来完成。如果非话语实践的复杂性被分析,我们只能或多或少地发现客体中不同位置的复杂形势,它们不是来自于一个必然的外部,而必须仍然被看成是话语“接合”。在此,他们重点指出了三点。

　　第一,每一客体都成为话语客体,与是否存在一个世界外在于思想无关,或者与实在论/唯心主义无关。上述二元对立的偏见现在已经遭到许多思想流派的反对,比如言语行为理论强调其述行特征(performative character),又比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

　　第二,话语不是精神性的,每一种话语结构都具有物质性的特征。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就包括了语言的物质性的特征,这即是话语的特征。以言语因素构建的不同位置和关系总体,不是建筑基石或混凝土的观念,而是这些事物本身。所以,“言语和非言语的因素不是并列的,而是构成了一个差异的和结构的位置的体系——即是话语。所以,差异的位置包括了不同的物质因素的散布。”[6]

　　第三,关系的总体性标示话语。话语总体从来不是简单地给定的,它总是被偶然性穿透。这样就等于说,话语空间是一个“无主之地”。一旦无主之地出现了,“接合实践”才有可能性。在这种“接合实践”中,所有固定话语都变成了隐喻:精确性实际上就是第一隐喻。“同义性、转喻和隐喻不是思想给社会关系的首要的、构成的精确性加上一个次要的意义;相反,它们是社会建构的首要的地域的一部分。”[6]

　　可以看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虽然继承了福柯的话语思想,但是他们认为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是错误的,这种区分仍然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根本没有超出话语的范围。所以,他们将社会空间自然就看成了一个话语空间。一方面,他们强调了话语的物质性特征,利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思想和言语行为理论,反对一切唯心主义对话语的解释。

　　另一方面,他们的独创性表现在他们所谓的“接合实践”上,在这个方面他们更多地吸收了海德格尔对意义的不确定性的解释、德里达的文本游戏思想以及拉康的“节点”(points de capiton)思想,认为存在着一个“话语性场域”(field ofdiscursivity),它是不确定的差异流。虽然任何话语都想统治话语性场域,俘获差异流,建立一个中心,但是这个话语性场域总是表现为“意义的剩余”(surplus of meaning),也就是说无法以给定的话语填满。他们得出结论说:“不可消除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张力是任何社会实践的条件:必然性仅仅作为偶然性领域的一个部分的限制而存在。在这个地域上,既没有总体的内在性,也没有总体的外在性,社会是被建构的。”[6]

　　虽然《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一书是从“重新阐发葛兰西的范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的,但是,立足于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等后结构主义的思想,他们也批判了葛兰西的思想。他们认为,虽然葛兰西肯定了社会封闭的不可能性,但是他仍然陷入了本质主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坚持“霸权主体”必然在基础阶级的层面上构成,也就是说葛兰西仍然是以无产阶级作为“霸权主体”。第二,他假定每一社会形成的结构都围绕着一个“霸权中心”。在后工业社会,这个中心不再可能。这里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算葛兰西思想中的本质主义。拉克劳从德里达和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的洞见上把葛兰西的“霸权”主体看成是缺如的主体、那种不可能性的主体,它试图填补或缝合,但是总不能如愿,总是存在着一道裂痕。他们把对本质主义的批判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解构:“本质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域内瓦解的同时,新的政治逻辑和论证开始取而代之。”[5]

　　三、话语与政治

　　当福柯从“考古学”走向对权力问题的关注时,他的话语实践就与政治关联了起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德勒兹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谈话中清楚地看出。在福柯看来,知识分子应当说出真理(就如同小孩在《皇帝的新装》中说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但是权力体系的存在阻止了这种话语和知识的表达,权力是一种审查的权威,并且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把自身置于‘稍微前面和边缘’为了说出被抑制的真理,而是反对权力形式的斗争,这些形式把他们变成了‘知识’、‘真理’、‘意识’和‘话语’领域中的客体和工具。”[3]权力没有隐藏和自我遮蔽,它将自身显示为暴政并达到了最小的细节,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公正的”,因为权力的这种实践可以在道德的框架中构成话语。因此,指出了权力的来源——指责和大胆地说出——就是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理论不是表达、翻译或应用于实践:它是实践。但是他是地方性的和区域性的……它不是总体化。这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在最不可见和最阴险的地方揭露和破坏权力。”[3]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福柯的“微观政治”,即政治斗争不是国家或政党意义上的,而是地方性、区域性的反对权力的斗争。不过,福柯并不是仅仅将话语实践看成反对权力(暴政)。同时,他还认为话语实践也是权力本身的实践。也就是说,话语实践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它既反对权力,同时也与权力合谋。政治不是只是反对统治,他还有肯定的方面,即要实现主体的自由。西蒙斯(Fon Simons)认为,福柯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人生的两个维度的张力:它的一极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另一极则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超善恶的轻盈之舞。前者表明生命需要外来的约束和规范,需要伦理和道德,没有这些生命将是无法忍受的;后者表明生命要摆脱伦理和道德的重负,在艺术和游戏中才能体味到自由。所以,“福柯的政治目的不是一个没有权力的世界,而是通过保持一种论争关系的开放性,以阻止战略上的关系凝固成统治的形式。”[7]我们说,在这种张力中,福柯的政治思想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抵制当前的统治模式就包括反对权力的网络和政府的理性化;另一方面,福柯努力地推进新的主体性,需要重新构造一种政府的形式。这种新的主体性不仅仅是伦理问题,而且还是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问题。

　　福柯将话语实践与政治关联起来,虽然有着一种二重性嫌疑,但是他由此推动了对政治问题的新的理解(比如“微观政治”),这一点也启发了后马克思主义。墨菲表示,《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这本书,“更重要的因素是尝试把拉康、德里达、福柯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理论洞见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和政治实践中。”[8]他和拉克劳都表示赞同福柯的“微观政治”,即“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反抗”。他们宣称,《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一书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要把反对男权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霸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结合起来,即建立一种“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当我们谈论斗争的‘政治’特征时,我们不是在受限制的意义上谈论的,即在国家和政党的层面上。我们所指的是一种行动类型,其目标是社会关系的改变,在服从关系中构造一个主体。”[5]他们认为,与早期的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的激进化相比,在后资本主义时代,劳资关系被吸收到了一个统一的话语空间。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是呈现这种复杂的状况和矛盾。他们表示:“新社会运动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5]各种对抗和服从是民主革命深化的契机,不是固定的关系,而是话语建构的。可以把不同的话语“接合”起来,但是没有任何主体能够担保整体的转变。每一种对抗,都是“漂浮的能指”。早期对抗的边界能够被看到,并且也不需要被建构。在后工业社会,不同断裂点的增殖,所有社会整体的不稳定性,导致了边界的模糊。结果,区分线的被建构特征就很明显了,它是受内部不稳定的因素决定的。社会的边界的转移和内部的分化变得越来越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激进民主需要排除一些障碍,这就是本质主义、阶级主义、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本质主义相信社会在某个点上缝合,能够固定“接合”实践的意义。这些将导致理解“节点”的持续转移的失败。事实上,不存在一个有特权的点,否则就将限制左翼的行动和政治分析。所谓阶级主义,即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有特权的行动者,是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这没有看到工人阶级所依赖的力量的政治平衡,以及多元民主斗争的激进化,它们都受到阶级之外的因素决定。

　　国家主义认为政府作用的扩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还有经济主义的阻碍,尤其是以技术专家的论调存在:认为成功的经济策略必然带来政治影响的持续效果,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就是一种“介入”。即是说:“确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范围就是重建与这一传统之间的具有活力的对话,就是赋予这一传统以某种当代性——这种当代性与正统的辩护者归之于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时间的永恒性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种意义上,‘后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因为后马克思主义必需积极介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必需介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范畴的讨论中。但是,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和一致性的教条式断定;相反,这种介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多重性的相信说明。”[5]

　　最终,拉克劳和墨菲为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所确定的意义是:通过把社会主义置于更为广泛的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最终使我们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变革乃是建立在社会主体及其斗争的基础上的识见。毕竟社会冲突的领域大大地扩展了,它不能仅仅集中于社会变革的“特权主体”这一狭窄的范围之内。这也意味着,民主斗争的扩大和激进化,在实现完全自由的社会过程中并没有达到终点,而且总是存在着对抗、斗争和社会的部分非透明性,总是存在着历史。关于透明的同质的社会的神话——这种神话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必须予以抛弃。“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自己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我们不仅澄清了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尊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尊严只能来自对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承认它的局限性和历史性,马克思的著作才能在我们的思想传统和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5]通过对经典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解构,话语实践承载着激进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呈现的是一种非中心化的、不确定的政治视野。

　　四、结语

　　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占据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想象空间,这是一个明显的转变。革命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也与此前有所不同。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中心的革命实践思想,无产阶级被视为历史同一的主体-客体,代表了一种能够把握历史总体性的“普遍阶级”,从而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虽然革命实践的思想仍然被坚持了下来,但是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反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另一方面马尔库塞坚持寻找新的替代性的“主体”(至少是扩大了“主体”的范围),而哈贝马斯则要求从交往实践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萨特以总体化的“个体的”实践来反对黑格尔的总体性,他看重的是在历史的瞬间完成的“融合团体”的实践,而不是任何实践——惰性逻辑的政党政治。阿尔都塞的“无主体的结构”打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反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矫正”了革命实践,把“理论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把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与此前的实践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实践明显趋于微观化、小规模的斗争,革命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不确定的,这将取决于话语实践。这种话语实践担当了塑造革命的使命。话语实践虽然可以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展开,理论和行动也仍然可以在话语的层面上结合起来,但是这里却使行动者的身份不确定起来,如何行动也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了。

　　需要指出的是,后马克思主义虽然把后结构主义的政治视域应用于自己的分析框架中,但是,像福柯仍然从审美方面关注“自我艺术”,德勒兹和瓜塔里描绘了任何封闭体系的“逃亡路线”(就如同犹太人为了摆脱古埃及的统治而走上游牧逃亡的路线一样),德里达还把他的解构看成是一种“责任”,而拉康也承认一个“匮乏主体”的地位,这说明后结构主义并没有能够完全消解主体,而是从审美、道德等领域来寻找主体的自由和道德责任。对于这些方面,拉克劳和墨菲都漠视了。他们的“接合”实践只强调了在话语的社会平面上的运作,把一切都看成是话语的建构,比如像“阶级压迫”、“女权主义”等,它们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更不是原初的事实,而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这难道不是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事实吗?总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斗争的目标,对于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不是确定的,而只是对“地形”的勘察。在这个社会的话语场域中如何“接合”各种民主团体呢?这里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策略和建议,而是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场域,一个开放的问题,它不能回到传统的国家主义的方向来重新构筑一个解放视域,而只能从社会关系的不稳定上来“接合”以形成共识。尽管如此,共识也不是明确的伦理方案,而是一种实用性,最终取决于效果和奏效的程度。当有人质疑拉克劳的这种实用性时,他的辩护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形成关于一个话语的预先的判断,因为它只属于话语本身。任何关于道德伦理的判断都必须从话语本身出发,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一个目标是好的还是坏的。

　　参考文献:

　　[1] Sara Mills. Discourse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7.

　　[2] Vincent Descombes. Modern French Philosophy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M ]. Worcester:TheHarvesterPress, 1980.

　　[4]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Knowledge [M].London: Routledge, 2002.

　　[5]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6]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M]. London: Verso, 2001.

　　[7] Fon Simons, Foucault& the Political [M ]. London:Routledge, 1995.

　　[8]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