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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针对党内不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依托一定的载体，运用多重手段进行根本性解决，从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彰显自身先进性，并巩固执政地位的全部活动和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变成了长期、全面执政的政党，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身份的迅速转变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革，要求全党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建设，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强化纪律检查体系，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由此，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经历了由实践探索到理论创新的发展过程，并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基于此，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治理为切入口，探讨长期、全面执政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历程和经验，以寻找无产阶级政党和超大型政党的内部治理之道。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深层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经历了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调整能力，也体现了其作为执政党对社会变革的调适与应对能力。 

　　（一）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出发，多方面深入探索管党治党的有效路径，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现实要求，也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随着机器生产的广泛应用，无产阶级也随之出现，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斗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属性。从实践层面来看，“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从理论层面来看，共产党人“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面对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复杂情况，如何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与党内治理的积极回应。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列宁结合俄国革命具体形势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实际情况，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及党内治理的问题作出了更全面、细致的回答。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党的组织应该是统一的、稳定的、持久的、有战斗力的和能够保持连续性的领导组织。基于共产党员和党组织先进性的具体要求，列宁以强烈的问题导向寻找无产阶级管党治党的应对方案。针对党内思想混乱的问题，列宁坚决与错误思潮作斗争，并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党员学习教育以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针对党内组织涣散的问题，列宁提出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全党形成统一意志，并通过提高党员质量以确保组织纯洁度。针对党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盛行等问题，列宁通过学习教育和严格的监督、惩罚制度严厉打击党内不良作风。针对党内特权滋生和腐败的问题，列宁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制度法规，为党内特权问题和腐败问题的治理提供具体依据。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然，无产阶级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不断探索和丰富，中国共产党为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自身出现的新问题，坚持以党内治理探索管党治党规律，不断丰富党的建设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身份转换与执政地位巩固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党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并掌握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的全面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执政身份的转换意味着政党功能以及目标任务的变化。从执政功能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泛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需要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从目标任务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治国理政，领导国家和社会发展。从政党治理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任务实现了完全意义上党内治理与党外治理的多重叠加，从而使党内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在治理的动态发展中相伴相随、互相推进。但是，执政身份的转变、形势的变化、任务的转换，也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需要在党内治理和党外治理的互动中不断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治理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执政的政党，也是长期执政的政党，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是一项持续性的战略目标，不仅关乎自身的存续，也关乎国家长期的政治走向。因此，如何通过完善的治理机制巩固执政地位已经成为各时期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一方面，通过党内治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内部治理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使党的执政理念更加科学、执政方略更加有效、执政机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多元，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执政地位更加稳固。另一方面，通过党内治理不断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政党在拥有权力之后可以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更好地谋取利益，但也面临着权力异化的巨大风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纪律约束、制度规范、教育引导等系统治理方式，努力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三）面对世情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的现实回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使党内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世情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新的挑战。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正处于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采取了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外交孤立政策，使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际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这些教训警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及时治理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切实把握时代机遇，又要时刻警惕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渗透，应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 

　　国情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新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经济层面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从意识形态来看，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想迅速涌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愈发凸显。 

　　党情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满足国家建设的需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约为448.8万人，党的基层组织大约19.5万个。经过75年的发展，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918.5万名；基层组织壮大到517.6万个，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员人数超大规模、组织体系超大规模的现代超大型政党，既表现出大党的独特优势，但也显现出大党的治理难度。因此，只有加强党内制度建设，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才能有效管理庞大的党员群体，切实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不断提升党的组织效能和治理效能。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发展历程 

　　   治理是所有政党都面临的永恒主题，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尤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全局性变化，需要通过党的内部治理解决党内发展中的问题、国家治理中的问题，不断回应执政难题。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调适与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十分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党内治理仍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集中整党整风为主的治理模式，并以处理典型案件为契机严肃治理腐败。另外，党的八大开始探索更加具有制度化特征的治理新路径，但这种探索没有得到充分的坚持。 

　　1.围绕整风整党推动党内治理工作的初步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出现了部分党员思想作风不纯、政治意识退化、组织纪律松弛等不良现象，亟须以作风整治为切口进行全方位的治理。为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持续了半年，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一定程度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强迫主义等作风。伴随着各项工作快速展开，党员人数成倍地增加，不可避免使一些条件不合格的人被接收为党员，甚至部分老党员也在政治上、思想上出现某种程度的不纯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普遍的整顿。这次整党的内容涵盖训练党的干部、对党员开展普遍的党性教育、登记党员并进行审查和鉴定工作，目的是对每一名共产党员进行审查，改造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党员，保持党的纯洁性。通过整风整党，党员干部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自我查摆和自我反省，党内的非理性和非组织行为得以有效遏制，党的作风明显好转，党的组织力得到切实增强。 

　　2.对腐败问题和典型案件的严肃治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干部自认为劳苦功高，思想腐化变质，其中对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位高级干部腐败案例的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党警示教育的反面教材和腐败治理的典型案例。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问题被查出后，考虑到两位都是革命时期作出重大贡献的干部，且当时党内还没有明确的法规条例和既往案例作参考，对两人腐败问题的处理必须慎重。对此，毛泽东作出重要指示：“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党内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给全体党员干部带来了振聋发聩的威慑力，直接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的“三害”现象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为此，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消除了党内存在的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党的干部，更好地巩固了人民政权。 

　　3.制度治理的初步探索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建立党内检查和巡查制度，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探索党内治理新途径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党的各项工作分工日益精密、组织机构增多，加强干部队伍管理成为重点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从1953年至1956年先后出台多部关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建立了干部录用、考核、奖惩、培训、交流、退休等制度。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内部分同志染上官僚主义习气，发生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问题，除了从思想上加以教育之外，还应从制度上作出规定。此外，党的八大在党章中对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关系作了划分，重申请示报告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等。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恢复与拓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治理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及时调整了党内政治生态被破坏的局面。这一时期，“从严治党”命题的正式提出，为新时期管党治党提供了更加科学有效的指引，党内各项制度逐渐恢复和发展，党内治理方式由整风整党转变为集中学习教育，党内政治生活重新回归健康规范的轨道。  

　　1.正式提出“从严治党”命题 

　　党的十三大上，中共中央清醒认识到在新的执政环境下，面对党内存在的腐败问题和党风问题，不能只靠教育解决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此后，“从严治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党理念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四大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并将“从严治党”纳入新修订的党章，从根本上指明了党内治理的新方向。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论断，把“从严治党”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有效保障。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再次重申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管党”到“治党”的命题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加强自身建设认识和理念的全面升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开展党内治理的智慧。 

　　2.党内各项制度的恢复与完善 

　　 新时期恢复与完善党内各项制度的目的是解决以往治理过于依赖思想教育、人为主观意志的问题，转而更多地依靠制度、准则来约束和规范党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这一重大转变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理理念的与时俱进。 

　　   首先，深化干部制度改革。1980年8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鲜明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逐步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2007年，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推动党内干部工作向着规范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此外，中共中央还出台一系列有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等制度法规，构建起干部人事制度的基本框架。其次，完善民主集中制。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集中制的重建。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把“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写入党章。此后，中央陆续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试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等党内制度法规，确保党内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发展，并落在实处。再次，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在全党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党内党外相结合的监督方式。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正式实施，这是党内首部对全党监督工作作出规章制度的条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等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党内监督有效实施。 

　　    3.由整风整党向党内集中学习教育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亟须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党内秩序。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整党在方式方法上采用以发动群众充分参与，但又不搞疾风骤雨式群众运动的形式，避免了过去整党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新路子，以整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治理模式从此落下了帷幕。 

　　   党的十三大之后，党内学习教育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在提升党内凝聚力、增强党性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98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三讲”教育活动是改革开放之后党内治理从整党整风运动到集中教育活动的首次转变。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既保留了整党整风高效、快速、针对性强的优点，又采用了循序渐进方式，有效保障了党内治理稳步推进。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常规教育和主题教育两种形式陆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等多次集中教育活动，成为常规化治理的重要补充。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统筹与深化 

　　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统筹之下，新时代党内治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推进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长效化，积极回应新时代党内治理系统化、现代化的新要求。 

　　1.以政治建设统领党内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批评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问题，这表明对党内政治性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基于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为新时代党内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把党的政治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严格落实“两个维护”，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进一步明确党内政治建设方向，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该《意见》从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作出了全面指导，保证了政治治理效能充分释放。 

　　2.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推进党内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管党治党，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党内治理的重要抓手，全方位推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党内治理现代化。 

　　2013年11月，党内首次对法规制定工作作出规划性安排，出台《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依靠制度治党的信心和决心。2016年12月，党中央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会前印发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部署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确立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4”基本框架，对加强新形势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促进了党内法规体系加速构建。一方面，党内制度法规空白不断填补。大量党内法规出台、修订，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全覆盖，基本实现党内治理有规可依。另一方面，在2012—2014年、2019年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两次集中清理，确保党内治理依规有效。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破除党内制度机制建设中深层次的障碍和矛盾。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出台数量之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力度之大，使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党内治理效能充分释放。 

　　3.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走向常态化、长效化 

　　在党内治理的过程中，适时开展集中学习教育可以在党内迅速凝聚力量，并对出现的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对策。但实现可持续治理需要将学习教育活动以稳定和持续的形式固定下来，实现经常性和规范性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先后开展了7次集中学习教育，相较于之前频率更高、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效果更显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013年5月党中央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通过这次教育活动，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2016年，党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巩固和扩展学习教育成果，201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党内学习教育开始走向常态化制度化。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党自上而下展开，为进一步推动党内治理制度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2021年，为迎接建党百年，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展开，党中央先后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将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相关内容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新时代以来，党内学习教育走向常态化、长效化，不仅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更为党的长期执政、改革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不断发展和社会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治理方面进行了多次深化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 

　　（一）坚持后发性治理与前瞻性治理相结合 

　　  后发性治理强调在危机中寻找解决方案，前瞻性治理则注重发展趋势的预测与规划。在现代治理实践中，后发性治理与前瞻性治理具有显著的优势互补性。为此，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实践坚持将两者的优势有效整合，不仅提升了治理效率，而且彰显出政党治理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后发性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执政环境，能够及时发现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敢于直面问题并着力解决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党的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并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纠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发现了党内思想领域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如何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等重大问题上出现的思想混乱，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及时纠正，并经过反复讨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及时完成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敢于直面问题，并站在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深刻分析各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直面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问题，推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治党举措，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的成效。最后，中国共产党基于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规范的治理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政党治理离不开科学的治理理念和有效的治理方法。从党的十三大提出“从严治党”到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治理理念的不断深化。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治理方法运用于党内治理中，确保治理效能充分释放，党内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前瞻性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始终保持忧患意识，不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总结规律基础上对政党治理的主动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前瞻性表现为对党内治理难题的清醒认识，并时刻保持党内治理的自觉意识。任何政党在发展建设过程中都不可避免遇到各种问题，“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治理自觉和战略清醒，在调节变化中始终把握和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推进党内治理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党内治理的前瞻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治理过程中善于通过总结政党治理规律，从被动解决问题向主动预判问题转变的自发性。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进京赶考”可能出现的新挑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既包含着对政党治理规律的总结，更充满了对即将诞生的新生政权和政党长期执政问题的主动预判。“赶考”永远在路上，在新时代“赶考”之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提出“三个务必”，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风险作出了清醒预判，进一步深化了对党执政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二）坚持外部驱动与内生自觉相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构筑制度规范覆盖和精神自觉引领相统一的治理模式，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发挥治理合力。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外部驱动，就是通过制度法规、各类监督等外部的刚性治理手段将制度约束注入个体行为准则中，严格规范党内成员和组织各项行为的治理方式。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党在全国执政后的第一部党章，邓小平提出要用制度来规范和保障党的建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围绕纪律检查、党员权利保障、干部选拔任用、党内监督等方面开始重塑适应新时期政党发展的总体框架，保证党内治理始终在制度轨道上运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重要概念，党内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内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异化是政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大监督力度，扩大监督范围，运用和发展多种外部监督方式，逐渐搭建了以党内监督为主体，其他监督协调贯通的监督体系，为党内治理注入多元的监督力量。 

　　   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内生自觉，就是通过学习教育、思想引领等具有内驱力的柔性治理手段将纪律规矩内化为党员干部自觉行动，自发地对党内秩序进行优化和建构，确保党内治理长期有效。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治理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在全党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学习教育活动， 党员干部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不断强化，并将无产阶级政党对先进性、纯洁性的不断追求内生为自身的价值指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通过文化涵养精神自觉。党内治理的过程是对自身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过程。在分析与应对党内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形成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一整套内生化的自我治理体系，确保党内治理走向自觉性。 

　　（三）坚持以党内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是高度嵌合的。萨利托认为，政党是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在国家借由政党组织实现社会形塑的同时，社会借由政党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从宏观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不仅是党内部单一场域内的活动，也是以党为主体，围绕政党、国家、社会三大场域，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治理效能整体释放的综合治理形态。 

　　   通过党内治理推动国家治理。政党是国家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通过明确政策方向和优先事项能够有效引导资源配置，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和统筹作用。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和现代化程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内部治理使自身保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领国家治理不断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 

　　通过党内治理推进社会治理。政党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唤起社会合力，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治理助推社会革命。自中共一大起，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重大命题。关于“两个伟大革命”的论述阐释了党内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辩证关系，即以自我革命推动党内治理，以党内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治理保障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治理的重要主体。基层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能够将政党治理所释放的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严密的组织体系为依托，围绕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使治理效能从党组织内部扩散到基层社会，从党员干部扩散到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实现了对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和价值引领。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10期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