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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决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干部随军前进接管新开辟的解放区，这是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最大规模的干部抽调计划。1949年3月，来自山东解放区的鲁中南区、华东局直属机关、渤海区、胶东区的两万多名南下干部分两期在山东临城集中，成为所有南下干部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被正式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其中，鲁中南区干部组成第一支队，负责接管浙江地区；华东局直属机关干部组成第二支队，负责接管上海地区；渤海区干部组成第三支队，负责接管浙江和上海部分地区；胶东区干部组成第四支队，负责接管苏南地区，部分抽调到福建和大西南。此次干部南下，与1945年北上东北和1948年南下中原有所不同，需要提前组织成建制的干部队伍随军南下。组建如此大规模的干部队伍，如果不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仅仅依靠组织调动是不可想象的。目前学界尚无关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动员工作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主要分散在对山东南下干部的整体考察中，这些研究未能充分反映政策的阶段性和区域的独特性，如对于山东解放区的地方干部政策调整与南下动员工作的联系关注不够。事实上，不解决山东解放区部分干部的思想顾虑，将对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相关资料，系统考察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时的动员工作及遇到的困难，深刻理解革命理想与传统乡土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对于动员工作的影响，从而廓清山东解放区动员工作中的干部政策调整与高效动员机制。 

　　一、中共中央“干部南下”政策与山东解放区的因应 

　　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在总结大别山新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说明了随军南下干部的重要性，表示“南进时就是缺乏准备，所以吃了很大的亏”，强调“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这些干部都须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他指出，中原解放区的开辟对随军干部数量和质量提出新要求，“不过这批干部以村级为最多，质量不算高”，“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邓小平建议中央在接管新区时要健全随军的行政机构，且必须有完善的纵向组织结构。他从组织形式、干部类型和数量等方面对未来接管新区工作的干部所提建议，成为中央制定干部南下政策的重要参考。 

　　9月8日至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24日，济南战役取得胜利，这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围歼国民党军队主力和解放重兵防守的大城市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国民党重点防御策略开始崩溃，其依托大城市所建立的政权迅速瓦解，逐步夺取全国政权并接手各大小城市成为中共的主要任务。华东局学习济南城市接管经验，“需要我们在攻城的战役还没有发起之前，就抓紧时间集中干部，大力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在重要机关企业，物资、仓库的接收不仅要集中使用干部，而且要有得力干部紧跟攻城部队前进，随时接收”。如果中共不能有序接管新解放城市，势必会荒废城中百业，造成混乱，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毛泽东也指出：“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 

　　10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预计在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间，解放军将从国民党统治区域夺取“大约将包含有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根据过去的经验，估算这些新地区的接管需要53000名干部，中央将其中15000名干部的指标分配给了华东局，规定必须包括担负各项工作主要责任的干部，分别是中央局一级48人、区党委一级75人、地委一级300人、县级1050人，于1949年6月和12月分两次完成。对于各地在动员干部时可能出现的困难，中央特别提出“为了照顾调往新区工作的干部的家庭的困难，减少干部的顾虑，凡过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各地政府应明文公布，并立即对已经外调的地方干部的家庭实行按军属待遇”。此外，根据中央的要求与邓小平的建议，随军的南下干部需要成建制抽调，并进行集中训练，加之本次随军南下的干部规模空前，为方便行军与统一管理，提前组建一支干部队伍势在必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正是华东局遵从中央干部南下决策，分两期从山东解放区迅速动员抽调组建的，计划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10套地委、40套县委，3680名干部；胶东区配备1套区党委、7套地委、42套县委，3650名干部；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5套地委、41套县委，3456名干部；济南市配备1套区党委、2套地委、5套县委，576名干部；昌潍特区配备半套地委、5套县委，404名干部；潍坊市配备3套县委，225名干部；华东局直属机关配备1套中央局、1套区党委、5套半地委、15套县委，3009名干部；共计1套中央局、5套区党委、30套地委、151套县委，15000名干部。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抽调与组建，主要缘于山东解放区的地理位置、干部基础和政局考量等几大要素。中央抽调干部随军南下，那么部队的编制安排和南下路线对干部输出地的选择便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南下干部与南下部队在位置上南辕北辙，将不利于人员的集结，进而影响整个部队南下的步伐。山东解放区恰好处于绝佳的地理位置，所抽调的干部能够因势跟随由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组成的华东野战军南下工作。 

　　作为老区，山东解放区还有着较好的干部基础和输送经验。1945年9月19日，为巩固华北解放区并抢占东北来建设全国战略总后方，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并作出山东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北上东北的重大决策。2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发展东北、进而控制东北，“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10月5日，山东分局指示各战略区，不仅要“迅速完成指定调集干部之数量，并很好照顾到质量”，还要注意到不管如何抽调，都应“注意各级领导核心的树立与配备”。截至12月底，“山东先后抽调6000余名干部赴东北工作，占赴东北干部总数的近30%”。1947年9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和配合刘邓大军，由陈毅、粟裕率领的西线兵团南下豫、皖、苏进行外线作战，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局负责抽调一部分干部随军行进。1948年6月，在河南濮阳集中的南下支援中原的5400余名山东干部被编为中原支队，下设6个大队，为中原解放区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称赞其“胜过十万大军”。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先后完成了北上东北、支援中原的干部输送，实现了从全民族抗战初期向中央要干部，到抗战中后期自给自足地培养干部，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向全国输送干部的转变，山东解放区组织干部支援新区的能力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因此，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看来，此时从山东解放区抽调南下干部最为合适。 

　　此外，华东局对这批南下干部的抽调也有着自身的考量。1945年9月，中央决定“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根据战争形势发展，国民党基本控制了华中地区，山东的战略地位提升，新成立的华东局直接控制原山东分局的渤海区、胶东区和鲁中南区等，直到1949年3月华东局驻地由山东迁往上海。所以华东局在1948年12月表示，“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解放区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在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经历了一段相对困难的时期，这也直接影响了南下干部的准备。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结束之后，中央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目的在于解决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党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保证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由于国民党对于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迁到渤海区的华东局在中央指导下制定了地方干部政策。10月30日，华东局召开驻渤海区各机关部门的高级干部会议，就“财政严重困难、人民负担过重”问题，讨论制定了“精简编制”“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并要求在落实“三大方案”的同时开展思想斗争，清理党员干部的富农思想根源。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在会上表示，实施干部精简方案，要兼顾“前方与后方、部队与地方”精简的干部比例，“本地与外来”干部也要有所区别，并要求改变工作作风，“能把一个人的事分成几个人去做，为什么不能把几个人的事合拢为一个人做呢”，“打通思想要和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务求在这次精简之后各得其所，各安其业”。“三大方案”的制定，是华东局为解决山东解放区面临的财政经济问题所进行的尝试，其出发点自然是在应对财政困难的同时提升干部群体的工作效率。然而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尽管舒同期望最终能够“各安其业”，但这样的落实标准对各级党组织来说是非常高的。 

　　华东局在执行“三大方案”的同时，还制定《精简编制实施方案》，规定干部家属中非工作干部者一律护送回原籍，无家可归者就组织其生产自给自足，如必须由公家负担时，其待遇不应过高。在第二年春季大生产运动期间，为了落实“三大方案”以减轻人民负担，并且取消军工属的依赖思想，华东局指示干部家属不代耕。于是，在家庭生活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干部出现了革命理想与家庭责任的矛盾，有了更多的顾虑，甚至因此离职回家。军工属也因为待遇调整而面临生活困难，这一点从鲁中南党组织动员一名张姓干部南下的报告中得到了印证。因家中只剩下妻子一人和十几亩地，这名干部怕南下后无法照顾，动员他的领导干部说家属会按照军属待遇安排。 

　　与此同时，个别基层党组织在落实反对官僚主义、纠正富农路线和进行土地复查时也出现了偏差，有的支部存在雇贫农成分的党员和非雇贫农成分的党员“分帮”的现象，个别地区党组织一度走上“雇贫农路线”，给工作带来一定损失。华东局为顺利地“清理资财”，还组织干部进行物资登记。为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有的干部“将自己之物资全部拿出”，影响了正常生活，导致学习和工作积极性不高。华东局在山东解放区以“三大方案”为代表的整风、整党活动，由于某些地区落实上的偏差，对南下干部的准备产生了消极影响，部分干部害怕整党，这种情况甚至在个别地区成了村干部的主要顾虑。对此，海阳县委组织部表示，一年来由于组织工作的被动使干部党员思想产生很大波动，“不仅不能迎接将来新的胜利形势而且即使目前一般工作的贯彻，如不加以迅速整理，也很难顺利”。 

　　从华东局的角度来看，精简和抽调干部南下中原后的山东解放区，“经过战争和工作考验的干部已经十分缺乏”，“各级政府机构极不完备”，而且经过两年多的激烈战斗后，“基层政权任务特别繁重”，以至于对区村干部的检查教育也不够。再加上参军、支前、大生产等众多任务，干部问题十分突出。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1948年11月，山东解放区各地陆续召开组织会议，讨论干部提拔问题。以胶东区为例，总计缺少1万人左右，再承担将来开辟新区的任务，弱缺的数量则更大。虽然各级主要干部“一般尚算健全”，但多数副职未设或空缺，“至于按新的编制全面看则缺额就相当大了”，一般区的干部缺额能达到1/2，1948年下半年干部储备不足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 

　　尽管存在诸多困难，1948年9月10日，华东局却有预见性地于中央九月会议召开之际就发出抽调干部南下的通知，并指出“抽调干部应从说明形势特点，我军战略方针及南下任务之思想动员着手，说服被调干部服从整个战争需要，抛弃个人打算，打破一切顾虑，勇敢向前”。同时，华东局也认识到“要完成一万五千干部的任务虽有困难”，但“华东现有约一百万党员，约有二十万干部，有许多干部长期在一个岗位上而尚未提拔，在许多新的城市中，吸收了一些产业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各地各部门均举办了一些学校和训练班，同时中等学校亦大大的增加了等等，因此我们干部的数量仍是雄厚，我们不仅可以准备好中央所要求于华东的一万五千名干部，而且还可以提拔大批干部补充本区，使华东解放区本身的工作仍能继续发展和巩固”。 

　　总之，山东解放区在被确定为南下干部抽调的重点地区后，尽管自身面临各种困难，但各级党组织仍坚决执行中央决策，持续调整地方干部政策，积极推动南下动员的开展。 

　　二、地方干部政策的调整与南下动员 

　　华东局所领导的山东解放区承受双重压力，既需要大量干部巩固和发展本区工作，又要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区。面对如此大规模干部缺额的情况，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有计划地大量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的指示，通过增设副职和从乡村提拔脱产干部等方式大力培养干部。 

　　南下动员首先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调整党的地方干部政策，消除部分干部对于整党的顾虑。山东解放区以“三大方案”为代表的整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精简和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为争取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与此同时，整党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有干部因“工属不代耕”，“家中闹灾荒生活困难”而离职回家，由此产生了一部分赋闲在家或只从事农业生产的离职干部，这些干部通常具备一定的革命和工作经验，动员他们回来工作是充实干部队伍的可行之策。更有甚者，一些本来就对政策有顾虑的干部，虽然没有离职回家，但因害怕将来可能会被抽调南下，便开始考虑回家。而且，由于受一年来华东局“精简编制”的影响，有些干部产生了现在主动回家，组织“将来精编不用费事”的想法。解放区干部的消极态度使动员南下更加困难。 

　　这一时期部分干部对于精编或不代耕的顾虑，多源自对整党中地方干部政策的不理解。海阳县委组织部表示：“这个时期对整党怎样整？什么时候整？个人是否能被整和整后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在干部思想上交织着，几乎成了每个同志的严重思想包袱。”实际上，整党应当不是“每个同志”的顾虑，前述案例中的问题基本集中在县级以下的分区级、村级基层党组织。中央的政策、指示经过华东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区委、村委的逐级传达，容易形成上级领导意图和下级基层组织实际执行上的偏差。换言之，随着信息传递路线的延长，越是下级的基层组织单位，产生的偏差往往越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消除干部的思想顾虑，南下动员准备工作将难以开展。早在1948年3月，华东军区政治部就整理了《三查三整工作的几个原则问题》，指出“在三查三整中由于把‘以雇贫农为骨干’（应该是以工农为骨干）误会为以雇贫农为领导，因而忽视了或取消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是不对的”。舒同也指出：“发扬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这是对的，但提‘翻身斗争’或‘为雇贫农撑腰’的口号就不对了。”华东战事和生产救灾工作的紧张也迫使华东局不得不调整地方干部政策。9月1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推迟土改整党全力进行生产救灾和支前的指示》，提出为集中力量进行战争支前与生产救灾工作，推迟华东的土改和整党任务。随后，华东局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党的支部组织整理工作，并以“团结爱护教育”为指导方针，实行了正确的整党政策。这项工作开始后，根据海阳县委组织部反映，曾经对整党有所顾虑的干部逐渐转变了态度，表示整党是应该的，“有毛病就应该整”，并对“团结爱护教育”的方针极为拥护，“保证自己好好改进并教育改造其他同志”。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山东解放区不仅打消了在职干部的思想顾虑，还动员了大批离职干部回来工作。例如，牟平县曾有64名干部离职回家，经过组织努力，有36人或是回来工作，或是参加培训学习。 

　　12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决定于1948年12月底、1949年2月底分别抽调3000名和12000名干部集结，并要求“各级党委，应该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此项任务而努力”。由于在该指示发出之前的9月10日，华东局已按照《关于抽调南下干部的通知》，要求各区党委选送党员干部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因此不少地区在该指示发出之前就已完成了第一期的抽调任务。鲁中南区党委组织部表示，“当时中央指示还未有下达，第一批调集干部的任务即分派了，待召集组织会议后，听调的干部已开始集中了”。可能由于时间紧迫，报告中没有反映系统规模的南下动员举措，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期进行的支前、参军等以整体观念、胜利观念为主的思想动员在此轮抽调中同样发挥了作用。例如，文登县在动员第一期干部赴华东局党校学习时，召开了县区扩大干部会，先进行时局教育再详细布置，号召干部“应当准备在这胜利形势下对新地区担任新的革命任务”，要“树立整体观念，为全国胜利作打算”。有的地区动员干部时还采用与动员参军、支前民工对比教育的方式，激发干部的积极性，如“咱是干部！怎么也好像和动员参军一样呢？咱还不如一个新战士吗”，“比比民夫支前！民夫在最寒冷的冰天雪地中艰苦奋斗，我们干部在屋里学习，还有火炉子”，树立南下干部到新区工作的勇气和决心。鲁中南区还介绍了新区情况和工作经验，帮助干部“打破顾虑，提高信心”，并表示对南下干部要“从开始调动到集中，到行军到各级党委，直到校址，都要不断地、一连串地进行动员教育”，要有统一的教育内容与动员口号，让干部高兴愉快、自觉自愿到新区工作。由于提前做了准备，所以华东局发出指示后，计划抽调的鲁中南区600人、渤海区700人、胶东区1000人、华东局直属机关干部700人，共3000人很快就在华东局党校集结完毕，并于1949年1月中旬在王岗村举行开学典礼。尽管时间仓促，但第一期抽调任务基本做到了迅速且圆满地完成，干部“一般都很愉快”。 

　　第一期的动员抽调，基本采用“公开动员—自报公议—组织批准”以及组织讨论确定名单两种方法。前者可以提高思想认识，让干部自愿南下，缺点是需要较长的时间；后者能够在短时间内满足抽调指标，但容易造成动员不成熟，不了解干部的具体情况。即便提前接到了抽调任务，但各地在完成时间上还是局促的。例如，鲁中南六地委某区11日发出通知，要求干部13日就要报到。由此可见，第一期的抽调工作中后一种方法所占比例更大，虽然“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均服从组织分配调动”，但也暴露出这一阶段动员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一是动员方式不够细致灵活。有的党组织动员时采用“单纯任务观点”，只求凑够人数；有的党组织对干部思想状况了解不够清楚就直接抽调，如威海市“仅市委各部门开了个会议，提出名单，同时调各区之干部没有事先与各分区委负责同志很好研究，就在大会提出，结果有几个回家被其父母扯住坚决不去，这样给另确定之干部去也增加阻力，给未去之干部造成不好之影响”。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清晰解释南下任务。据鲁中南区三地委的一位干部反映，“起初说上郯城以南，后又到徐州，以后又说到江北，又说到江南”。其实，许多负责动员的干部并不知道此时的“南下”到底“南”到哪里，可能是紧邻山东的徐州，也可能是长江以北，随着淮海战役战局愈发明朗，渡过长江也极有可能。如此一来，这些干部在讲解新区情况时大都是模糊的，动员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三是不能及时解决抽调干部的具体问题。例如，有的干部在前往华东局党校集中时担心自己的供给还在以前的工作岗位没有领取，“出发走的时候才给发了”。四是个别新干部需要疏通思想。为准备干部南下，山东解放区培养和提拔了大量新干部，这是满足抽调干部时要新区老区兼顾的必然要求。虽然这3000名赴华东局党校集中的南下干部中新干部很少，但个别新干部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思想顾虑。例如，东海地委表示，虽然有新干部认识到“咱得学习一个时期，现在上级还不会调咱的”，但有人听说到新区工作后离家很远，很难经常回家看看，便因此情绪消沉。 

　　华东局对南下干部的要求是“都很健全，都能称职，都自觉自愿的到新区去工作”。全面了解干部思想状况是指导工作、进行动员的前提，结合第一期抽调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各级党组织在第二期抽调时更加注重先动员后抽调，即使采取选调的方式，也会在公布名单后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第二期抽调开始前，山东解放区在围绕干部对南下工作的认识作普遍调查后发现，问题基本表现在干部思想复杂、亲情顾虑和乡情影响三个方面。 

　　一是部分干部存在具体的思想问题。在大量提干的环境下，有的干部希望以南下为契机得到组织提拔或更换岗位；有的干部对南下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认为后方工作任务繁重，没法干好，“新区工作好干”。甚至还有少数干部将南下视为躲避其他任务的手段，如西海平北的一名副书记听说要南调时表示，这次可好了，不用参军了。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取得胜利，解放了长江北岸。战争的日渐远离，使个别干部开始产生享受成果、过幸福日子的期盼，认为“淮海战役结束，觉得仗打远了，不用咱支援”。 

　　二是以家庭责任为核心的亲情顾虑。1948年大生产运动期间，山东解放区部分地区没有给工属代耕，对军属也是如此。代耕问题不解决，即便执行华东局的要求——“凡过去及今后调往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动员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在鲁中南区，当大家得知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政策后，有干部反映“不管算什么属，办不到也白搭……谁无劳动力谁做难”。也有干部表示南下后长时间无法回家，“只指着助耕、代耕是解决不了问题”，担心党组织对其家庭照顾不够周全，自己走远了家里有困难没法解决。此外，干部的婚姻问题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要求离婚、带家属和找对象，甚至有的干部听说爱人够条件可以带着南下，连夜去找对象，怕“当地找不到”“江南无法找”。 

　　三是传统安土重迁乡情观念的影响。干部由北到南自然要经历明显的文化差异，担心“南方人地两生，风俗习惯不相融洽，生活也不习惯”，“去怕说话不懂，工作无法进行”，“南方环境恶化……恐到那里艰苦”等问题。 

　　解放战争开始后，山东解放区开展了诉苦、抗灾救荒、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运动，“每一次每一项革命运动中都生长了大量优秀的干部”。动员这群土生土长的干部远离故土南下革命，无疑是对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亲情、乡情为依托的乡土社会秩序的挑战，特别是在深受安土重迁、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影响的山东地区，乡土社会秩序的束缚更加明显。正如胶东区党委所言：“由于干部是生长于农村里面，也长时间是在农村工作，因此其思想意识与生活习惯情感是习惯于农村的一套，形成了巩固与浓厚的乡村观念，因而要从干部思想上转变这一观念，这是不易的，是个艰苦教育过程。” 

　　山东解放区遵从中央南下决策开展的第一期动员，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却迅速按时完成华东局的既定目标，并为第二期动员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 

　　三、打通南下思想与解决实际问题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局势的发展好于1948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干部南下决策时的预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计划将渡江作战的行动时间从4月提前至3月。就在山东解放区第二期动员工作陆续启动之时，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解放军准备3月“即行渡江”，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原定6月完成第一次全国南下干部抽调计划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因此中央重新要求华东“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二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而华东局1948年12月本就要求各地抽调的第二期南下干部于1949年2月底集合，所以山东解放区南下动员工作仍可稳步推进。在总结第一期抽调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山东解放区不断完善动员机制，充分了解和掌握南下干部的思想问题，从树立、坚定干部接管天下的革命理想和重塑“南方”形象、分担干部家庭责任等方面入手，在第二期动员过程中比较好地解决了南下干部革命理想和乡土社会秩序间的矛盾。 

　　为了让抽调干部形成南下思想共识，山东解放区采取“大会与小会相结合，报告与讨论相结合，以求达到思想认识上的完全一致”。“开大会”指的是召开干部扩大会议，有的地区还结合思想整理大会或年关鉴定会等其他会议召开干部大会。会议一般由地委布置后在县一级召开，县级党组织采用报告的形式，“结合布置当前工作，进行深入的广泛的政治动员与战争动员，使调动与留任干部均能作到愉快接受到新区工作和安心在原地工作”。大部分区党委和地委还在第二期抽调之前召开各县和分区主要干部会议，在大多数干部“服从组织调动，调就去不调也不活动”的思想基础上，研究如何在动员工作中提高干部的认识水平。各级党组织主要干部是动员工作的主体，也是发挥带头作用的核心，因此主要干部会议特别强调各级党委的负责人要“亲自动手，深入动员，组织学习”。 

　　作为正式动员的第一步，大会的严肃氛围与强烈仪式感更容易激发干部的家国情怀与革命热忱，树立他们“提高现有水平，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号召他们“敢于胜利接管天下”。而干部会议之后的小组座谈、漫谈会，则可以营造相对放松的讨论氛围，让干部吐露真实想法。已经被抽调的准南下干部也会安排小组座谈，有着相似经历与担心的干部之间更容易产生共鸣。座谈的基本方式是“按各单位的干部的思想情况作适当的划组”，并设定与南下相关的主题，如怎样做一名好党员与好的革命战士等。 

　　会议和座谈能够通过教育解决思想问题，党组织在政治动员时详细说明南下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既启发干部自觉自愿，又要求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做到“既不勉强南下，又不放任自流”，同时让干部“明确南下解放江南二万万人民伟大任务的意义，及共产党员的光荣任务是解放全中国，因此目前的光荣岗位在江南”。将革命理想与“南方”相联系，并不能完全消除南下干部的顾虑。鲁中南区在第一期动员后深有体会，所以第二期动员时专门请南方的同志介绍江南情况，如气候温和、山清水秀、工作基础好，有不少地方还是老根据地，或是革命发源地，有群众基础等。有些干部担心自己文化程度低、语言不通，党组织就动员他们好好学习，“到南方去有党的领导，只要虚心学习，有老地区的革命经验，工作是可以做好的”。经过教育，就有干部在座谈中表示“一月不懂，三月就懂了，只要好好学习，哪有不会的事，只要好好的注意，慢慢的就习惯了，江南山清水秀，比北方好”。 

　　在第二期动员过程中，华东局还特别重视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旧职员和技术人才到各地学校或训练班学习，经过革命教育和思想改造后分配到新解放区工作。同时要求下属的华东大学、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商业专科学校、山东卫生干校、山东粮政干校、山东交通专科学校、华东工商干校、华东警官学校等院校加强政治与组织领导，以便更快地培养人才，并从中动员一批学员到新区工作。1948年11月，华东大学由潍坊迁至济南，该校学生本就对南下有着高度的热情，经过形势报告和思想动员后，最终全校3000多名学生中报名南下的超过95%。自1949年2月22日开始，经过审核甄选，华东大学陆续抽调了2000余名学生参加南下干部队伍。 

　　年轻学生革命热情高涨，南下之后顾虑也少，经过动员易于达成思想共识。而在职干部则不同，他们对家庭有着较多的顾虑，所以优属政策的落实就成为干部会议和座谈的重要内容。华东局指示各地动员时，“必须关心干部，具体解决干部的困难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更加迅速地消除顾虑，普遍提高干部南下的自觉性与服从性。1949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南下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和“各地政府应明文公布”的规定，胶东区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南下干部调动注意事项的指示》，特别强调在动员过程中对于干部家属生产生活的帮助，对华东局所提“必须精干简便，暂不带爱人孩子”的规定也作了适当放松。该文件明确提出，凡调往新区工作之干部家属一律享受军属待遇，政府对被调走之干部家属生活生产等问题，应帮助解决困难，并与军属同等看待。已婚或已有爱人的干部，若其爱人系工作干部、身体好或孩子能放下，本人能坚持新区工作者，可以一同调走；有病或孩子不能放下者可暂不去，在地方分配适当工作；不能工作者可抚养孩子，等以后交通便利时再去；南下干部家庭生活生产困难由原任职部门负责解决。 

　　在各种会议和座谈中，党组织承诺“生产代耕问题，在开展大生产中可以由群众帮助解决”，“家属的工作和学习问题，组织上必然会做到照顾”。对于干部的婚姻包袱，党组织也表示男女双方多年感情不好或结合自旧式婚姻的可以批准离婚；干部配偶或恋爱对象符合工作条件的可以安排工作一同南下；已经订婚或要求订婚的可保持关系，党组织同样在工作和学习等方面予以照顾。党组织还强调干部害怕南下一去不回是不正确的，“我们胜利了，交通便利了，你坐什么车都有很快的，就可来家看看”。此外，各县在动员南下时也对本区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就要求留下来的干部在未来的优属工作中做到“先军烈属，后工属；先主力，后地方”等。这些措施让干部们真实感受到了组织的关心，革命热情有了空前的提高，不仅许多领导干部带头报名去新区工作，也有南下干部中的积极分子表示，“这个新形势下，解放了大块的新地区，那里有好多工作要我们去做，咱不能呆着，快出来干！”在荣成，经过动员会的干部“情绪都很高，响应上级号召去接管天下执掌全中国，都表示积极的勇敢的提高阶级觉悟，认清胜利形势服从整体，顺利的南下，达到了自觉自愿的目的”。不在名单中的干部也表示，集合的时候“哪个同志如果不能去我就去，什么都现成”，甚至有炊事员也主动要求南下。 

　　此外，山东解放区并不拘泥于会议动员，如西海地委为了南下与参军工作均能顺利开展，采用“分别抽调，集体教育”的方式，将6个县准备动员南下的目标干部调集到党校，“通过学习教育提高了思想，胜利组织了南下”，并表示这种方式有利于在工作任务繁重情况下完成抽调任务。 

　　经过普遍动员并确定抽调名单后，绝大部分干部都能听从组织安排，但也会出现极个别干部回家后又反悔的情况。因此，各地在公布名单后会确定干部回家准备以及集合的时间、地点，并将回家准备的干部组成临时小组，以便个别干部出现拖拉及意外情况时小组成员可以帮助解决。身处革命集体中，被动员的干部往往能在短时间内提升革命热情，但个别人回家后态度会变得消极起来。例如，东海有17名干部经过动员后“愉快接受”了南下任务，但回到家看到家人“大哭小叫，老婆扯腿”，结果就一去不返了。文登一位李姓干部，反复向组织强调地委指示中“南下不通的不能强（迫抽）调南下”“家庭负担过重的也不能强（迫抽）调”的内容，并列举自己的家庭困难与各种负担，随后甚至一病不起。 

　　面对此类情况，进行个人谈话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党组织对于干部实际困难的解决仍有不足之处，这与一年多来降低军工属的待遇密切相关。况且华东局要求第二期南下干部集结的2月底3月初，正值惊蛰前后，以春耕为代表的田间工作比较繁重，此时将家庭主要劳动力调走，家属自然难以接受。在南下干部家属得到组织实际帮助之前，优属政策很难完全发挥动员效果。为此，山东解放区再三要求各地党组织将相关政策传达到干部家属及所属村庄。部分地区如南海专署还印制《南下干部家属证明信》，要求南下干部个人亲自填写，由专署按级转送到家。 

　　为更好地照顾南下干部家属，华东局要求“必须迅速以地委为单位设立新区干部家属管理处，以照顾其生活、教育与将来集中行动”，第二期动员中各地迅速以地委组织部为主、吸收其他部门参加，组成南下干部家属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与各级组织一起负责对南下干部家属的优待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并要求各县经常与委员会联系，了解对于家属的照顾情况。在各地家属管理委员会督促下，南下干部家属得到了相应照料。此外，家属管理委员会和各地政府还重视育儿所建设与干部子女入学工作。例如，北海地委加强育儿所建设，接收南下干部子女入托；淄川城区张克忠家在接受组织帮助的40斤粮食后，打了“长谱的计划”，纺线织网、副业生产、代耕多管齐下，在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后，其子女也被送到学校读书。 

　　山东解放区还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大生产中帮助南下干部家属代耕。1949年2月，鲁中南区二地委提出，要动员与发动群众进行生产，并特别吸收劳动妇女参加并帮助解决军烈工属、支前民工及到新区工作干部家属生产困难问题。淄川县在安排代耕时延续救灾期间“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的口号，从县区干部着手，要求落实对南下干部家属的代耕政策。 

　　根据渤海区对南下脱产干部成分统计，4526人中成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的分别有2121人、2081人、157人和92人，其他则是工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资本家等。由此可以看出，并非所有干部家属都靠土地生活，不同层次、不同家庭背景的南下干部对于家属待遇的诉求也不一样，山东解放区针对不同诉求的干部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例如，淄博在调查城区南下干部家属情况时注意到城市有地军属仅占总人数的49%强，以代耕为主的优属政策在城区行不通，因此城区主要采用发救济粮、银行贷款、区内调剂米粮救济、帮助军属生产及介绍工作等方式。再如，龙泉区一位牛姓干部家中无劳动力，当地党组织协助其将家属安置在淄川城中并发放贷款开了一间铺子；佛村区一位杜姓干部的弟弟被介绍到洪山煤矿做工，每月能分粮150斤。在各地党组织落实家属优待政策的同时，被抽调的干部也开始从村到县、地委、区党委逐级集合，集合后各地区党委或地委组织欢送会并致欢送词，群众表演节目，出发时鸣炮、献花，前有秧歌鼓乐队，后有干部群众携带物品夹道欢呼，“口号声响成一片”，让南下干部深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 

　　各级党组织是在承担生产救灾、支前、参军等繁重任务的情况下解决南下干部家属优待问题的，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以致有个别干部在经历了一系列动员后还有抵触情绪，但各地党组织仍能找到“思想最通”的干部代替南下。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对南下干部政策感到满意，乳山一名干部表示，“家庭按军属待遇，老婆孩子以后还给送去，走路还雇着大车拉行李……真是照顾得无微不至，比起前方战士来，人家受那样的苦，还没有像咱这样的照顾，再强调别的思想不通就不对了”。 

　　不可否认，打通南下思想和解决实际问题并重的动员模式在第二期抽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山东解放区以此树立并坚定了干部接管江南的革命理想，又减缓了亲情和乡情关系对干部南下的束缚，实现了革命理想和乡土社会秩序的平衡。 

　　四、余论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指示华东局前往战争前线与军队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而山东解放区的工作交由新成立的山东分局负责。19日至21日，从山东解放区动员抽调的第一期3000名南下干部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学习和华东局党校一起转移到位于山东临城的新驻地。自3月初开始，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的第二期南下干部也陆续到达临城。此时，集中于临城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在华东局党校的集训已不再以南下政治动员为主，而是学习配合军队征粮、征夫、征船以及接管新区农村建设等相关政策。同时，为了保障南下干部顺利完成任务，围绕他们的生活、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事项也都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后，原定抽调1万名以上干部的华北局、华东局和东北局，仅有华东局的抽调指标与年前无异，华北局、东北局均有所减少。此时如果华东局不能按时按量完成南下干部的准备，势必会影响中共解放江南的步伐。最终，华东局动员抽调的由22968人组成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成为规模最大的南下干部队伍，超额完成原计划15000人的53.12%，而且在这批南下干部动员中“贯彻照顾新区发展为主”，“其质量一般比留职者为强”。至此，山东解放区实现了从向中央要干部，到自给自足地培养干部，再到向全国输送干部的转变，完成了对东北、中原、江南等地区的干部多向支援与军队、民工、干部的多重输出。 

　　山东解放区在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中形成的动员模式和机制，在本区发展及后期南下中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抽调南下干部后，虽然山东解放区“各级组织变动很大”，但很快又把干部配备起来。根据山东分局统计，南下前山东共有96968名干部，经过提拔与培养，南下后尚有102913名。山东解放区在南下干部动员中建立的家属保障体系则在干部南下的全过程持续发力，直接影响南下干部在江南工作的积极性。1949年5月27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南下已近两月，山东人民政府重申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的命令，要求各地“认真执行，彻底检查，向群众进行教育，适当的帮助远调新区干部家属解决生产、生活之困难，以解除远调干部对家庭之顾虑为要”。由此可见，在南下动员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优属政策，得到山东解放区的肯定和坚持，同时也说明南下动员机制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到达新区后依然发挥着作用，这为之后西南服务团等南下的干部动员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12月10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