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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不畏艰险，奔赴延安和各大抗日根据地投身革命事业。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和国际国内形势的日趋严峻，对党员干部各方面的要求愈发严格，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亟待全面提高。因此，党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重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展党员干部教育，使党员干部教育逐步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中许多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充分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运用现有的理论积累，适应理论武装和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以应对紧迫的战争形势。因此，准确把握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是更好地研究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础，也是挖掘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亮点和当代启示的关键。

　　1.可能性：理论建设的积累、相对稳定的环境

　　从创建红军以来，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和优良传统为延安时期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积累。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阐述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要求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1932年，中央委员会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论断，强调每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有足够的军事技能，最重要的是要理论武装头脑。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延安的地理优势，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坚持广泛动员革命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积极争取国民党，促进国共合作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延安拥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必要性：理论武装和舆论斗争的需要

　　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为了迅速扩大干部队伍，吸收了许多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党员，导致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进入党内，出现党内思想不统一的现象。因此，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开展舆论斗争，统一党内思想。首先，从知识分子中新成长起来的个别干部中存在小资产阶级意识。长征结束后，大批有着正确革命动机和高昂革命热情的青年投身于革命事业。但由于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系统、不深入，以及出身阶级的影响，导致部分新党员干部不能完全抛弃小资产阶级的作风和意识，正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有大批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其次，党内部分老干部保留着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小农思想。延安时期，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农民占据了党员干部的大多数。因此，在党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将有效避免党内错误的发生。最后，一些敌特、腐败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借机加入中国共产党，妄图混淆视听，煽动舆论。这些人的入党动机不纯，宣扬的官僚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易使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破坏党与人民的联系和党内团结。因此，必须开展有力有效的舆论斗争，使党员干部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深刻总结反思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

　　3.紧迫性：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战争形势万分紧迫

　　延安时期，全面抗战迅速发展，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党的新老干部存在理论薄弱、政治方向不坚定等问题，难以应对救国救民的艰巨任务。因此，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集中表现在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和战争形势万分急迫等方面。一是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的迫切需要。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党员人数的增加与军队的扩大导致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在岗老干部知识文化和政治素养亟须提高，他们政治立场坚定、组织纪律性强、实践经验丰富，但大多受教育程度和政治理论的掌握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必须接受教育和培训以适应新的革命挑战；其次是新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亟须加强，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但由于出身和环境原因，政治方向需进一步坚定，革命意志较为薄弱，很多人极度缺乏实践经验。二是战争形势万分紧迫这一现实状况。延安时期，党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形势，党员干部承担着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东北人民进行奴役统治。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制造“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力进攻华东、华北、华中，中华民族面临最危急的关头。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任务是解决民族危机，争取早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党必须动员全体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凝聚国民党的抗日力量，争取国际组织的抗日支持。为此，必须培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卓越的领导和组织能力的革命干部，承担起抗日救国的重要任务。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优秀的干部和群众领袖，成为战争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化教育始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之后，党中央便颁发了《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来统一领导干部教育工作。由此，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拉开序幕，并在此期间呈现诸多亮点。

　　1.体系上较为完备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上较为完备，主要表现在干部学校的相关工作上。1939年5月，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为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1940—1942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等重要文件，详细指出了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干部制定不同的学习内容；将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相结合；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等等，对干部的教育目标、方法、内容、形式等进行具体规定。进而，借助在延安地区成立的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等十多所高等干部学校，逐步形成了实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全覆盖，职前教育、离职教育、在职教育相结合的较为完备的培训体系。

　　2.内容上较为全面

　　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干部的教育内容主要在政治理论层面，延安时期对于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增加了实践层面，强调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了教育内容的较为全面化。1939年，在抗大建校3周年之际，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延安时期，各个干部学校或者干部培训班都较为全面、系统地开设了相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各个学校和培训班开设了相关的形势政策课程。在实践层面，毛泽东、周恩来等诸多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一线，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此外，各个学校和培训班也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来改进学风、转变思想，让广大党员干部体悟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水乳交融的优良传统，并通过社会实践坚定理想信念、培养优良作风、磨炼意志品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3.形式上灵活多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灵活多变。首先，对于不同层次的党员干部，党中央于1940年1月3日颁发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等内容作出规定，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适用；对于不同类别的党员干部，形成了职前教育、离职教育、在职教育相结合的较为完备的培训体系；对于特殊的党员干部，例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干部、青年党员干部等，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支部教育的指示》等，确保尽可能做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其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重要创举。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最终目的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利用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与朋辈教育，进而使全党上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最后，采用多种形式克服本领恐慌。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讲道，“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面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为了克服本领恐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采取了多种形式。一是树立典型，通过外部思想政治教育，让党员干部发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二是扩展教育培训内容，将理论结合实践，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党员干部的实际本领；三是明确党员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并且制定“激励与惩处”六条内容，促使党员干部提升本领。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才得以建立起抗日战争的中心基地和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后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党员干部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发展延安时期的预防教育、实践教育、典型教育、感染激励教育、自我教育与朋辈教育等方法，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全党思想，为全党团结统一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1.借鉴预防教育法，注重增强克服本领恐慌的能力

　　在延安时期开展学习运动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本领恐慌”的问题。2010年4月，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与省部级干部进修班部分学员座谈时指出，“现在，一个干部真正所缺的东西和他自己认为缺的东西，不一定就一致。”当下，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不仅仅要了解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工作，更要与时俱进，了解新媒体等新兴领域的工作，成为全能型的高素质党员干部。但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接受新兴事物能力较弱、实际理论水平亟须提升、工作能力有待提升，更有极少数党员干部对新兴事物存在抗拒情绪。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教育引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加强政德修养、打牢从政之基，严守纪律规矩、夯实廉政之基，健全基本知识体系、强化能力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党性、德行、自律、才能四大基石，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不可或缺的四个重要方面。新时代，我们需要借鉴延安时期的预防教育法，一方面增强党员干部本领恐慌的忧患意识，通过树立典型、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多种方式让党员干部明晰自身定位，时刻提醒党员干部要加强终身学习的意识；另一方面强化党员干部克服本领恐慌的工作能力，通过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在职教育、脱产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优化教育培训的目标、方法、形式、机制、内容，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全面的教育培训，以期全方位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

　　2.借鉴实践教育法，注重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当党员干部深刻意识到克服新时代本领恐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晰自我定位后，可借鉴延安时期的实践教育法，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第一，在理论教育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是空喊口号。从外部机制调动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可从以下几点着手：一是优化培训方式，加大脱产学习力度，避免党员干部在在职学习期间受到工作干扰；二是优化课程体系，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实际工作、生活，同时紧抓实践，让党员干部在理论培训后能够有效指导实际工作；三是优化师资力量，摒弃纸上谈兵型理论讲师，鼓励有丰富工作经验、善于利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型理论讲师走上讲台。第二，在实践教育上，着重改进调查研究。当前，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道，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不仅要走出办公室，走进乡野田间，更要走入网络世界，全方位了解国情。如今对于各级党员干部的实践教育多为历史性教育；部分党员干部自身进行的调查研究更多是走过场。因此，对于实践教育而言，要缩减历史性教育所占比例，加大学习先进典型，增加网络舆情处理等实践。对于改进调查研究而言，一是在调研方式上，鼓励党员干部通过暗访的方式进行调研，若需要明访，则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是在调研地点选择上，选取困难多、难度大的地点进行调研；三是明确调研目的，让党员干部了解国情、解决实际问题，在调研中孕育新思想、谋划新战略、形成新举措。

　　3.借鉴典型教育法，注重身教与言教相结合

　　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对于国家治理和政权兴衰极端重要，新时代应当借鉴典型教育法，注重身教与言教相结合，为党员干部指明前进的方向。一是树立正面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示范和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表扬和肯定各条战线上的优秀党员干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他曾于1990年7月16日在《福州日报》上发表《念奴娇·追思焦裕禄》；2004年，在《执政意识和执政素质至关重要》一文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要求，“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榜样模范辈出，如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兰辉、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牛玉儒、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邹碧华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批示全党向这些优秀先进典型学习。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同时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二是对照反面典型，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反腐态势，各级各类贪污腐败的反面典型一一曝光在全国人民面前。尽管曝光反面典型有利于党员干部引以为戒，也有利于彰显全党上下反腐的决心和毅力，但如何避免因反面典型的大量显现与正面典型的挖掘不足，让党员干部形成“不做不错”的消极态度，避免让人民群众误解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廉洁奉公形象，平衡好正面典型的感染力与反面典型的震慑力，是切实发挥典型教育法作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合理借鉴延安时期的典型教育法，适度、合理地树立正面典型与反面典型，让党员干部能对齐标杆、提升自我。

　　4.借鉴激励感染教育法，保障物质利益，激发主观能动性

　　《礼记》中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切实保障党员干部应有的生活质量是促进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实保障。邓小平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保障好党员干部应有的物质利益是要求党员干部坚持一心为民的基础，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党员干部提升自我、一心为民的主观能动性。在物质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党员干部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一同奋斗。

　　5.借鉴自我教育法与朋辈教育法，注重批评与自我批评

　　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员干部问题唯一正确的方法，新时代应当合理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促使党员干部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敢于为集体建言献策，更有利于实现动态化的自我精准定位。一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强调自我教育。党员干部要在充分认识新时代本领恐慌的前提下，正确发现和对待自身的问题，并努力改进。二是在以自我批评为主的基础上敢于对他人、集体的问题开展批评。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三是讲究批评的方式方法，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揭露缺点和总结优点，指出错误和肯定成绩结合起来，使受批评者不因受到批评而萎靡不振，丧失信心，也使批评者全面看待同志，防止批评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新时代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为了让党员干部能够清楚认识自身问题，更是为了将个人的错误经验教训转化为全党的宝贵财富，并通过这种自我教育与朋辈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全党上下的团结统一，提升凝聚力与战斗力。新时代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合理借鉴延安时期的预防教育、实践教育、典型教育、感染激励教育、自我教育与朋辈教育等在当今时代仍然切实有用的方法，从自我精准定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身教与言教相结合、物质与信仰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等五个方面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闭环，实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循环，促进党员干部能力素质螺旋式地上升，打造一支极具凝聚力与战斗力，兼备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党员干部队伍，进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文章来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年4月9日

　　网络编辑：静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