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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指出：“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十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双方彻底划分清楚，全世界完全进入了新的状态，“欧洲的亚洲的大西洋的和太平洋的战争，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肉模糊，不分彼此，胜则俱胜，败则俱败。每个反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再不能把战争看成局部的战争，利害得失应该从整个打算”。

　　然而，战局的演变充满着不确定性。随着日军南进策略（即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海域诸岛及东南亚地区）的实施，日军是否会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军事压力，国民党顽固派会不会借此掀起新的反共高潮，日军是否会掉头北进（即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对于上述问题的研判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战略决策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等问题，也影响到中国战场与世界其他战场的配合作战等问题，进而影响二战的历史进程。目前，关于太平洋战争，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党政府与英美之间的交涉、战略构想、海外派兵作战等问题，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局研判及政策调整和应对则较少关注。本文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战局的研判及应对为视角，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分析和研究，祈求方家指正。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战争形势演变及盟国应对战略的预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在日本的突袭下，英美等国遭受了重大损失。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初期，由于英美军事准备不够充足和地理条件不利，日本可能获得某种程度有利的进展。这种情况虽不能影响战争全局，但对于反法西斯阵线的民主国家，不能不增加若干困难。周恩来分析指出：“日寇如其他侵略者一样，操着进攻的主动权，随时都在准备挑衅，随时都可发动战争，故战火一起，日寇行动可远及三千海里之外，而继续扩张战果。”因此，日军将在短期内掌握战争主动权，英美等国家只能被动防守，东南亚许多地区会被日军占领。12月 9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在谈到日本将于何时占领东南亚地区时，毛泽东在给身处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香港、泰国、马来、缅甸、关岛、中途岛、婆罗州、荷印、澳洲、新西兰均有被日军在冬季内占领之可能，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基于这样的预判，周恩来进而指出：“在英、美、澳、荷准备未成，布置未周以前，决不能冒取攻势，自陷错误。”就后来的战争进程而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预判惊人地准确，英美等国的反攻确实在半年之后。

　　结合战争初期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的前景进行了预判，认为战争初期盟国虽然战局不利，但战争无疑将以日本的彻底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在国家实力方面，德意日等轴心国家资源贫乏，实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加上其所灭亡的欧亚十五六个国家，其资源也不足与中英美苏荷印及一切反侵略国家对比。从战争的直接需要说，一切主要资源，如煤、铁、汽油、橡胶、粮食、棉花、羊毛，大都握在反侵略国家的手里。单就太平洋上各国对比，日本对于上述一切资源，均大都仰仗于太平洋沿岸各国的输入。以资源贫乏的国家，向外作战，持久便是他最后的致命伤”。作为东亚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中国拥有广大而丰富的人力物力，具备了“地大物博人众”之条件，利于对敌长期作战的消耗战。只要中国采取正确的战时措施，发挥人力物力财力优势，就能够拖住、消耗和歼灭日军，进而夺取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认为日本必败，还与英美等盟国的比较优势有关。周恩来就认为：“在太平洋上，美国是海空军占优势，日本是陆军占优势，可是太平洋战争，主要的正依靠海空军。”美英的强大海军和航空兵，充足的人力物力及其高度发展的军事工业，可以源源不绝地增援和接济，而日本则资源贫乏，重工业发展无以为继，缺乏持久作战的物资基础。因此，尽管日本在战争初期取得了不少战果，使得英美等国陷入被动，但是这种局面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占之暂时优势，犹如昙花一现，终必有转化为劣势之一日”。英美等国会从战争之初的不利局面中吸取教训，“奋起急进，彻底动员人力物力财力”，“一定将取得最后胜利”。可见，我们党对太平洋战争的走向，持乐观态度，认为最终结果是日本必败、盟国必胜。

　　关于战争持续时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判断，太平洋战争将是持久作战，而非速决战。《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国内发表的宣战演说中，不像希特勒那样鼓吹“闪击式”的胜利，而说应该有“长期作战的决心”，这就表示日本从战争开始时已经缺乏速胜的自信。显然，该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军的作战已经陷入了持久作战中，这与日军自己所宣扬的速胜论存在着明显矛盾之处，持久战才是日军的真实战略。针对太平洋战争的持久性，周恩来分析道：“太平洋战争是持久战，决非速决战，日寇所要求的，是迅速的各个击破英美分散的海空军主力，以便囊括上述的太平洋活动圈，掠取其中丰富的资源”，以战养战。因此，太平洋战争将会是持久战、消耗战。而日本的经济力量不允许其进行持久战，故日本必定失败无疑。周恩来指出，日本等法西斯国家“以十分之一的人类欲征服十分之九的人类，其势决不可能，何况这十分之一中还充满了被东西法西斯所压迫的本国人民，一旦觉醒，其势必不可当”。

　　关于太平洋战争与欧洲战场的战略优先度，盟国应集中力量首先击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大法西斯国家的哪一个等问题，中共中央同样作了讨论，认为盟国的战略选择将是“先欧后亚”，即首先在欧洲战场击败德国、意大利，随后在太平洋战场击败日本。在对英美等国的战略构想进行一番审视之后，毛泽东大胆推测：“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就二战的实际进程而言，我们党的判断确实与英美等国的战略部署比较一致。

　　反观国民党政府，在盟国优先打败德日意哪一个法西斯国家、中国抗战是否仍将持久进行下去等问题上，战略判断屡屡错误。比如，蒋介石就认为：“轴心国家中第一个先失败的一定是日本。”时任国民党军远征军司令官罗卓英认为，太平洋战争必能先于欧洲战争结束，中国的抗战在 1942年就能取得胜利。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也预测，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内日本必败。这些判断与盟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太平洋战争及中国抗战的走势都大相径庭。国民党政府过于低估日军的力量，甚至再次产生了速胜论的幻想，导致面对日军进攻时缺乏充足准备，接连惨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后果。

二、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作战方向变化的分析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在下一步侵略方向上存在北进和南进的激烈争论，最后作出南进对英美等国开战的决定，挑起太平洋战争。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日军下一步的战略动向，是继续南进从而放弃北进，还是同时北进导致战争进一步扩大化，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关于日军南进的原因，周恩来指出：“日寇这次冒险行动，虽是向南，但决非放松中国，亦非忘情北进，而是由于一方面受其轴心伙伴急如星火的催促，另方面又遇到反侵略国家日益紧密的包围，同时还受到其内部法西斯军人的叫嚣和责难，于是不得不南进，以牵制美英，以声援纳粹，以打开僵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日趋呈现颓势而冒险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选择有着深刻的认识。

　　关于日军南进的影响，毛泽东认为，太平洋战争对于日军的北进政策产生了很大掣肘，日军兵力不足以大举进攻苏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因此，日军如果继续南进，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不大，但威胁还是存在的。1942年 1月 21日，毛泽东同朱德致电彭德怀、左权指出：“日本在满洲放出北进空气，如新加坡不守，日军与希特勒配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是存在的。”2月 17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认为日本占领新加坡完成第一步南进计划后，有攻印、攻苏、单独解决中国三种可能。在收到周恩来的意见后，毛泽东电复指出：“与我们估计略同。”2月 18日，毛泽东在撰写纪念苏联红军建军 24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日本法西斯在不久的将来有进攻苏联的危险，红军须准备对付两面的敌人，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日本法西斯如果敢于冒险，它是一定要失败的。2月 20日，毛泽东再次指出日苏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我各地负责人应有精神上之准备”。2月 24日，周恩来就日军南进后的时局问题电告毛泽东指出：“在日本于缅甸、荷印得手后，攻苏可能增大，但攻印可能亦有。攻华则为顺手牵羊，非主攻。目前情形还看德苏战争的发展及缅甸、荷印抵抗时间的久暂，来定日寇下一阶段的动向。”可见，我们党对日军北进攻苏的可能性进行了谨慎的研判。

三、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下中国抗战前景的研判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认为，从大的趋势而言，日军对中国战场造成的军事压力将会相对减小。为巩固后方、以战养战，日军很可能会收缩兵力。《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以前日军是对我单独作战，现在则是要将军力，资源和注意力分散于广大的太平洋战场各方面。”毛泽东对此具体分析认为：“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再加上日军随时有可能切断滇缅公路，“使蒋向南”，“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认为，国际形势正在向有利于夺取中国抗战胜利的方向发展。《解放日报》社论就此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的敌人增加了，中国的朋友增加了，因此中国抗战胜利将更有保障，而悲观失望的情绪，将愈益失去基础”。

　　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抗战的局势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国际形势对于我国，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国际形势的好转，抗战胜利的更有把握，已在一部分人中引起速胜和轻敌的情绪。他们过小估计日寇与侵略集团的力量，以为不经长期艰苦的斗争，就可唾手取得胜利。这种情绪的发展，必然是懈怠、观望、等待别人，放松自己，而结果就是使抗战胜利的事业遭受损害。此外日寇在西南太平洋上的暂时优势，将会加强对于我国的封锁，使我们在取得友邦物资接济上发生困难。这对于今后的抗战、反攻的准备，也是有重大影响的。”“中国必然胜利，但胜利并非唾手可得，中国不是单独胜利，而是与民主集团共同胜利。胜利的迟早，决定于各个民主国家的努力，也决定于我们的斗争。中国努力的程度，不仅影响自己的胜利，同时影响民主集团的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从日军的陆军兵力部署来看，尽管日军调兵南下，但在中国战场仍然有大量的军队。当时，日军用于战争的陆军共有 100个师团，在中国战场投入 69个师团，在越南投入 4个师团，除此之外，日军手中还控制着 27个师团的后备军。日军在华的兵力还不需要大量抽调到太平洋战线上去。这些日军随时有可能发动新的进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中国战场上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局面并未得到彻底改变。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加之英美等盟国在战略上选择先击败德国后击败日本，暂时还无力遏制日本在太平洋方向的扩张，故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会在短时间内减弱日军对中国的进攻。相反，日本为获得南进后方的安全，不仅不会停止对华的进攻，而且将以更加残酷的手段企图全面征服中国。1942年 6月，毛泽东甚至作了这样的预测：“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

　　针对国内存在的“日美速决论”观点，中国共产党专门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指出这些宣传者对太平洋战争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只是看到了战场形势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而忽略了战场形势对中国不利的一面，盲目乐观，有可能引发国人的轻敌麻痹思想，从而使抗战遭受损失。

　　诚如中共中央所料，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逐渐增强。为了执行南进战略，日军企图把中国作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华作战，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统计，仅在 1941-1942年“扫荡”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时，日军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 132次，万人以上至 7万人的达 27次。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

　　除了应对日伪军的扫荡之外，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表示要坚持抗战，另一方面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顽固派还曾两次掀起反共高潮，均被我们党打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伴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可能会再次加剧。1942年 1月 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根据长沙战争胜利、英美在南太平洋战争失利后不敢得罪蒋介石，致蒋更为骄横的情况，估计蒋的两面政策还会继续，国内困难将更严重，但不至崩溃。”2月 17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蒋介石“明显地望日攻苏以趁机压我向北，并在布置准备工作”。2月24日，就日寇南进后的时局，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估计 1942年将是“国内政治最困难的一年，但不是最黑暗的一年”。毛泽东基本赞同周恩来对时局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

　　在日苏战争一旦爆发是否会导致国民党进攻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上，中共中央也提前作了估计，认为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可能发起反共活动，但尚不敢退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 2月 20日，毛泽东指出，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周恩来也致电毛泽东认为，在新加坡失守、缅甸即将沦陷的情况下，蒋介石“既不会投降，也不会彻底抗战；既不会与我全面决裂，也不会放弃对我进攻”。5月 22日，国民党政府派遣的 3名联络参谋到达延安，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认为：“看来，大概日苏战争爆发以前他们是不会打我的”。5月 28日，在中共中央高级学习组所作的报告中，毛泽东谈到：“最近日本人打云南，打浙江，使得国民党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暂时停顿了，但是仗还是要准备打的。”对于复杂的时局和国共关系，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的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借日苏战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1942年 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了《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指出“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有步骤的克服困难”。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

　　综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结合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对中国战场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了预判，从战略层面强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胜利的未来，同时明确指出了中国战场即将出现的现实困难以及我们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要面领的严峻考验。

四、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政策和举措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内外形势新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以有效应对局势的变化，为战胜困难，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积蓄力量、打下基础。

　　一是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法宝，对于争取革命盟友，壮大革命力量意义重大。1938年 2月，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提出了“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即建立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1941年 1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提出了与英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12月 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宣言》中指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应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指示》中指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人民同太平洋上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将“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同日，周恩来致函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与他们国家并肩作战”。1942年 1月，以美、英、苏、中四国为首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这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巩固和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在敌占区和日本人民中发展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内部表现出了极大的动摇。毛泽东指出：“敌军方面因战争突然爆发，又与最大强国作战，士兵及许多官佐关心日本前途，深恐有失败危险，向我投诚者日渐增多。伪军伪组织则表示普遍恐慌，部分官佐已表示对我接近，士兵则更多。”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更加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伪及敌占区人民的宣传与工作的指示》，要求“用有效方法，向敌伪及敌占区人民普遍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广泛说明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号召敌占区人民对于这个战争不作任何人力物力的负担；宣传这个战争对敌国军队人民都是不利的”。为了更彻底地分化瓦解伪军的战斗意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还要求：“应当大量收集训练干部，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提高他们仇日与抗日情绪，扩大他们与敌人间的矛盾，以便将来日兵失败时大举反正”。

　　二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鉴于太平洋战争的长期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国共关系政策进行了研判，认为国民党顽固派有可能会趁机掀起新的反共高潮。1942年 4月 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关于中国的局面，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行动。估计蒋不会同苏决裂，将会用假道开兵压迫我们，我们则准备对付蒋的进攻，‘并准备疏散委员会’”。4月中旬，为了提高大后方共产党员对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密谋新的反共高潮的警惕性，周恩来向南方局全体党员作报告，阐释 3个月来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反动事件的背景条件，历数反动事件 109起。周恩来估计，反共即使达到高潮，蒋介石总有不能丢掉抗战与民主旗帜的困难，只要我们紧抓住这两面旗帜，“他们的一切进攻和压迫，便不能不受到限制”。

　　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借日苏战争可能突然爆发之机发动反共高潮，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4月 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文中指出，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的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的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4月 18日，周恩来将对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估计电告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提供的材料和所作的估计，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通知各地干部，同时将材料报送共产国际。

　　在提高思想警惕的同时，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进攻，特别是胡宗南部随时可能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威胁，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兵力重点保卫陕甘宁边区。1942年 4月 18日，毛泽东、朱德等向彭德怀等致电指出，为应付可能的事变起见，准备于必要时从晋察冀军区及 129师抽调若干部队到晋西北填防，以便 120师在事变后能抽调大部兵力渡过河西，应付时局。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调大军准备给胡宗南以迎头痛击，“只有打得痛，才能使他知难而退”。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防务，统一军事指挥，组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联防军下辖 120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第 359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司令部设在延安，以便随时指挥军队。

　　在进行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好对国民党方面的统战工作。尽管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制造军事磨擦，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行动依旧给予了极大支持。比如，1942年 3月 24日，毛泽东等人致电彭德怀、左权：“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锡山“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在予以回击的同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比如，在应对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在山东发动的武装挑衅时，我们党一方面予以坚决回击，坚决消灭韩德勤部，并俘虏韩德勤；另一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团结抗日大局，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毅指出，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之后，为缓和我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便利敌后抗战形势，我军还主动释放了韩德勤。对于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我们党予以及时揭露。毛泽东起草朱德致胡宗南电：“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这既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军事磨擦的行径进行了揭露，也展现了我们党准备自卫的态度，目的是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多力量一致抗日。我们党的政治攻势迫使胡宗南部不得不放弃军事进攻计划，确保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与稳固。

　　三是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以恢复敌后抗日根据地元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磨擦以及日伪的“扫荡”，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不断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加强和聚集力量，粉碎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1年 12月 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的《1942年的工作任务》中明确指出：“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 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针对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我们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调各方面工作。1942年 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的领导，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的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对敌人进行坚决打击。

五、结语

　　太平洋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抗战进程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战争的性质进行了准确判断，对英美日等各方的实力对比、战争前景、盟国应对战略作了细致地分析和研判，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结合起来，并相应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安排，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夺取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太平洋战争发展形势的预判总体来说是正确的，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有力有效的，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智慧和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吴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党的文献》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