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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民族自信问题，对此他有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为新时代强化民族自信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理论指南。

　　自信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情感体验和自我认知，无论对于集体还是个人，都不可或缺。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自信曾是鲜明的民族底色。但到了近代，国人的自信心却日渐销蚀，中华民族陷入了集体焦虑和彷徨中。这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中华民族自身遭遇到“两个衰落”，即封建社会的衰落与清王朝的衰落；其二是，近代西方的强势崛起与殖民侵略。一落一起中，中华民族不仅比较优势尽失，也在反西方侵略中不断遭遇挫败。更为严重的是，以欧美为师的国家出路探索和建构也一再碰壁。中华民族的自信便在这种“诸事不利”中被消磨殆尽。

　　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笼罩在中华民族上空的阴霾逐渐被驱散，国人内心的悲情也逐渐得以改变。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信仰、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领导中国走出近代困境，还成功探索出一条迥异于西方和苏联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接续成功和巨大成就，使得中华民族跃出悲情鸿沟，重树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力。

重树道路自信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十分重视道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而道路自信，简言之，就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坚定信仰和自觉遵循。在古代，中国智慧的先民不仅找到了一条适合当时国情的正确道路，还内化为他们的道路认知与信仰。这条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之路，是保障古代中国繁衍生息的重要因素。但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列强侵凌，国家蒙难，山河破碎，社会转型，传统道路已难以为继。国人在痛苦的挣扎中逐渐丧失了对传统道路信心和信仰。于是智慧的中国人民便开启了艰难寻找新道路的历程，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轮番上阵。农民阶级建立的太平天国虽然有些许新意，但仍不脱“改朝换代”的旧路；开明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虽然“师夷长技”，但只是用新技术维护旧统治而已；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虽然看起来比前二者先进，但又不免流于简单移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努力也都波澜不惊。

　　历史总是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交织中浩荡前进，为中国探索新道路的责任和使命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荣膺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在“历史的三峡”中不畏艰险，踔厉奋发，为中华民族觅得人间正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逆苏俄革命城市中心之路而行，成功探索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成为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者真诚的道路信仰，凝聚起伟大的革命力量，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史无前例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与改造并行的和平改造之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把社会主义在中国由梦想变成现实，极大增强了国人的建设热情和发展信心；在“以苏为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中，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诸多开创性的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牢牢抓住经济这个中心问题，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初心不改，“咬定青山不放松”，从而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达成传统中国的现代再造，极大增强了国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在新时代，我们党实施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走出中国特色强国之路和复兴之路，极大增强了国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概言之，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新道路的探寻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学习欧美到学习苏俄再到“走自己路”的艰辛历程。其实不管是学习欧美还是学习苏俄，都是强调“他者”经验，而“走自己路”则彰显了“自我”，也凸显了中国人民主体意识的增强。这是自信心增强的重要表征。

重树理论自信

　　社会科学理论是指引民族前进的灯塔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理论自信是认识主体对理论的认知、追求与信仰。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随之变迁而发展。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一套以儒家为核心的独特理论和文明体系，这套建筑于小农经济之上以“仁、礼”为中心的人治理论抑或德治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断与时俱进，指引中华民族创造了历史辉煌。但在封建时代应对朝代变迁游刃有余的传统儒家理论，却在应对中华民族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捉襟见肘，中国人只得向西方“取经”。农民领袖洪秀全把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中的平均主义思想相杂糅，形成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改革家康有为把君主立宪学说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相杂糅，形成托古改制思想；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把民主共和学说与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三民主义学说。但是，这些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换取的“西经”都未能指引中华民族真正走出时代困境。

　　正当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质疑甚至绝望之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华民族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青年毛泽东的观察和结论是“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但就是这个“变计”，却让中华民族的理论探索变得柳暗花明。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为基础和起点，皈依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此，中国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等鲜明特色彰显了普遍真理的力量，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仰，奠定了中华民族重建理论自信的理论基础。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敢于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也得以在成功实践中不断增强。

重树制度自信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的生成和演进史。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单是规范、塑造、调整、优化个人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规则集合，更是包括理念、对象与载体等要素在内的有机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这表明在国家发展与国际竞争中制度因素十分关键。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出一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文明，不仅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制度本身的先进性与制度治理的实效让当时的中国人拥有高度的制度自信。所谓制度自信就是一定社会对于自己所创设制度的认同、信心与信仰。但当甲午战争中“师夷长技”的中国败给“全盘西化”的日本，先进的中国人便将失败归因于制度，也即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模仿西方建立起的一套包括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党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及至日俄战争，专制的沙俄也败给立宪的日本。中国人便更加深信立宪优于专制，甚至连皇族都高唱改革立宪。但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中国立宪改革和共和革命都不能真正成功，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更是昙花一现。

　　对美好社会制度的追求不仅是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信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局部执政，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执政，都积极进行了制度建设和创新。从土地革命时期以苏联制度为蓝本建立苏维埃制度，到抗日战争时期以“三三制”为核心建立抗日民主制度，逐步探索建立起一套比较成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不仅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也通过宣传教育确立起根据地人民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自信。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价值引领，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领，又逐步建立起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内的一套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奠定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制度基础，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制度自信。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汲取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既坚守原则，又大胆改革，在守正创新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奠定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制度自信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历史性、科学性、优越性与实效性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坚定信仰。

重树文化自信

　　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问题呈现出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积极文化心态。在“四个自信”中它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既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文立国”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本质的深刻洞察。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韧性。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正是得益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华夏先民的智慧和精神就蕴含在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如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天下为公、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崇正义、求大同、尚和合等。这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后人和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人也一向以自己创造的灿烂文化和辉煌文明而倍感自信。

　　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和“西学”东涌，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比较中失去优势，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也日渐式微，从西学中寻找解决民族危机的文化资源的努力也一再碰壁。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才真正找到了解决民族危机的文化自信，在精神上也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秉持“两个结合”思想，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打造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新样态，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也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也为国人重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特别是，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获得了根本依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更是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觉，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全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百年奋斗历程，也正是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关键历程。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新时代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1GXSZ007）、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教研教改项目（项目编号：22VHQ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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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