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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自我革命，在重大实践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而这些成就也激发了党的理论同步创新。近年来，伴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不断深入，“自我革命”已逐步从对我们党实践活动的外在描述，延伸为对我们党精神品格的内在提炼，进而发展为内涵越来越丰富的重要理论。但毋庸讳言，这一理论也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尤其是国内外学界对自我革命理论的动力来源、方法路径以及革命目标仍存在诸多模糊认识，为此我们仍需在实践成效日益凸显之外，继续进一步阐明其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理路异于西方，是因为它根植于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谋求民族复兴的思想土壤，脱离这一宏阔的历史背景，单纯从现代政党政治或国家治理逻辑而论，都难以把握其理论内核和精神气质。因此，本文在大历史观的视域之下，以理论生成的历史过程为线索，尝试厘清“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所表现出的思想特性。

一、动力来源：在时代变局下理解自我革命的内生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坚持刀刃向内，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些实践无论从行动上或是意愿上，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内生性特征，这使我们党作为一个超级大党，其组织发展和治理能力的演进也成为了一个内生性现象，然而这也引发了西方学界的一些质疑。基于西方的“政党适应性”理论（Party Adaptation），现代政党要想存续与发展，必须努力实现两种状态的有效关联：一是“外适应”，即对所处的发展环境保持较高的灵敏度和反应力，适时进行调整；二是“内适应”，即组织能够驾驭内部变化，适时调整以提升内聚力；政党的“外适应”与“内适应”共同构成了政党的适应性问题。这一理论能够较好地阐释一个政党为达到既定外部与内部目标所进行的“被动革新”，但对中国共产党所表现出的带有预警性和主动性的“主动革新”解释力不足，据此有观点认为自我革命或是一个假命题。这一判断显然囿于西方多党竞争的视野，而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所产生的真实语境。以史而论，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革新”仍是“外适应”与“内适应”的统一，它之所以表现得更具主动性，是因为基于百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选择正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换言之，自我革命所要回应的并非政党竞争，而是近代百年的时代变局。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奠基于延安整风时期。这一时期，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动荡交织，国内外的敌人也异常强大。基于对外部世界的清醒认知，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的动力聚焦于中国社会内部，认识到革命必须稳扎稳打地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写道的：要想把握住“相持阶段”这一战争的枢纽，全党都要认识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议题。应该说，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自我革命，它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国际形势的深层审思，换言之，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以主动应变打开新局。

　　一方面，外部的不确定性促使党向内探寻确定性。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党的建设”纳入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清晰地将向外的社会革命与向内的自我革命连接在一起。1940年，正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行至百年，百年未亡，在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但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则关键在党。为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中国社会的沦亡根源一步步分析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向党内同志郑重说明：“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打破长期以来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全党开展了一场以党史教育为抓手、以党内反思为核心的自我革命。1940年秋，毛泽东开始亲自主持编撰“党书”《六大以来》；1941年春，毛泽东又将自己在中央苏区写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结集出版，在序言中批评了“钦差大臣”现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他又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揭开了全党普遍整风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眼光向外”但“思考向内”：一方面，通过研判党外形势，提出要赢得抗战胜利，就得建立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通过研判党内危险，提出要建立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就得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自此，中国共产党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使向内的自我革命与向外的社会革命有机地形成了联动，而“党的建设”就如同带动车轮旋转的轴承，在赢得抗日战争、引领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成为了全国全民族的钢铁轴心。

　　另一方面，内部的确定性也反过来激发了自我革命的主动性。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纳入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进一步将党组织的团结统一与干部的主动反思连接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在抗战期间，党从一个几万人的小党变为一百多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但要实现由弱变强，还需要在“量的突破”上实现“质的飞跃”，这便是“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么，如何实现团结呢？单纯靠党的纪律这一外在规训并不足够，因为它仅能达成形式上的统一，而不能实现根本性的团结，实现团结的关键在于每位党员通过组织生活学会“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延安整风，正是这一内生性革命理论的具体实践。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产生过程，也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从1944年5月中央专门成立“党的历史决议准备委员会”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式，2万多字数易其稿，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两个目的。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做明确总结：大党出现分歧是难免的，之所以能够形成统一和团结，要归功于整风运动，而“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此，他继续号召“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党的七大所通过的新党章也明确写道：“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刘少奇也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专门强调：团结并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也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作团结的基础，而是“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自此之后，这一内生的革命动力不仅使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得“如一块坚固的钢铁”，也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历史性的新的演进。

　　回溯延安时期党所推进的自我革命，可知以内生性为标识的自我革命虽与外部压力的激增相关，但其内在力量的觉悟与萌发，才是激活革命的根本动力。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党每每在应对时代变局之中回望自身历史、反思经验教训，并不断叩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尽管回答这一问题并不轻松，但一旦在历史大潮中认清了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也就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外部压力的发展动力，这是更深层也更持久的内在自驱力。自我革命的过程，既是一个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也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延安时期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便得益于这种主动求变、积极应变。由此，各种内忧与外患，皆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自我完善、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

二、方法路径：在发展转轨中理解自我革命的长效性

　　自我革命亦为革命，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实现“长”“常”二字，是关乎一党长期执政、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之大、频次之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其中，部分党外舆论将“打虎”“拍蝇”“猎狐”称为“运动式反腐”，认为它终将走向不可控和不稳定，质疑自我革命理论的可靠性。腐败是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也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但若孤立地看待反腐、孤立地看待自我革命的突出性事件和集中性时段，难免陷入上述误判。从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这一论断不仅误读了“革命”的含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自我革命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事实上，“革命”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变化，只有在“立新”的前提感召下才会诞生“革命”——如果没有立新，历史便会进入某种程度的低水平循环，如同传统中国之王朝更替，但这并非“革命”。而要立新，则需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动荡不稳，逐步形成维持新局面的长效机制，从这一角度而言，自我革命的长效性不仅不与自我革命背道而驰，还是其理论框架中的应有之义。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动荡，如何由乱到治、稳步向前，是一道极有难度的时代考题。因此，这一阶段党的自我革命是在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辩证统一的框架中推进的，它有意识地区别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所推行的“运动式反腐”，包括1951年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核心的“三反”，以及1953年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为核心的“新三反”，高度重视制度规范体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破除思想僵化，同时以制度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从严治党。这一破立并举的自我革命方式，不仅帮助党进一步实现了全面领导，还为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拓展了长效化、常态化的可能。这段历史充分彰显了自我革命理论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指征，即达成新局的稳定性。

　　一方面，制度化、常态化的自我革命，是对运动化、“扣帽子”的假革命的纠偏。1978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申了健全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制度成为了鼎故革新的核心词，这将向内的思想革命与向稳的党的领导制度清晰地连接在一起。这次大会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和严重束缚，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但要践行这一新的路线，则要切实发展党内民主，打破十多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假马克思主义”。为此，邓小平专门提出“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并且他还在随后推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时进一步强调：“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发扬经济民主，要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因此党“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通过切实保障人民民主，保障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让人民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稳定地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实现了一次伟大转折。

　　另一方面，制度化、常态化的自我革命，也为改革开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稳压器”。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第一次提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步探索，这又将稳步向前的党的自我革命与稳步向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清晰地连接在一起。首先，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毛泽东并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此后广泛而深入的自我革命形成了示范。当时，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是极其复杂且敏感的任务，也曾有人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主张缓一缓。但邓小平在1981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行，都在等”，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等，“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但另一方面，即便是一个亟需拿出来的稿子，邓小平也郑重要求“这需要一个好的稿子”，所谓好，便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推动了当时一系列重大制度的变革，包括解决广泛存在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等等，以制度夯实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党通过复建纪律检查机关来处理经济高速增长所滋生的腐败问题，为此后的长期而稳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末，党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课题做出战略部署；21世纪初，党继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体系。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党所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设想得以稳步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拓了新局。

　　回溯改革开放时期党所推进的自我革命，可知“立新”是自我革命的内在需求，越是经历过革命之动荡，自我革命越会关注长效机制以达成“立新”。重视长效性，一是源于对动荡产生根源的清醒认识，以长效机制全面化解问题；二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更高阶段的坚持奋斗，以长效机制支撑“三步走”战略；三是源于更深刻、更本质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路径，以制度创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概言之，党在路径上更偏重于选择以制度建设来推进自我革命，是基于对“革命”的深层理解——无论是革命抑或自我革命，都应该终结混乱而非陷入循环，它要能树立新观念和新体系，能为社会和人民带来新希望，“革命”才会具有号召力。

三、革命目标：在复兴之路上理解自我革命的系统性

　　在新时代的十年中，党不断强调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据统计，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涉及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在现行近4000部有效党内法规中，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的占70%以上。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决心，却也引发了一些思虑与忧惧，认为自我革命“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党的自我革命会被放弃。但这一论断，未能深刻把握党推进自我革命的目标，在空间上“平面化”、时间上“短期化”地误读了自我革命的效能，忽视了自我革命的系统性。当前的自我革命，已逐步成为一体化治疗“已病、欲病和未病”的系统，其内在思路也从“管理”转为“治理”。这一思路摒弃了过去的静态视角，着眼于构建新的动态循环：从局部或者短期来看，党的自我革命固然代价巨大，但从全局以及长期来看，通过自我革命所营造的良性的政治生态，更有利于反哺良性的经济生态。以此论之，自我革命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根基，它要引领的是更高层面、更长时段的社会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成熟于新时代的十年。这一历史时期，正值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一边担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一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在承前启后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党特别强调“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理论贡献，并以此连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成功”与“将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之间的复兴之路，折射出自我革命背后的系统观念。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自洽逻辑，不能仅就反腐一域来思考，而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丰富互动，还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些理论共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革命目标，在这一共同愿景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中，自我革命的效能应被重新评估与定义。

　　一方面，自我革命的系统性，有力地解释了党“愿意坚持”自我革命的内生性根源。自我革命有无代价？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壮士断腕”与“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确会给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但民族复兴的宏大目标，时刻提醒中国共产党人不能裹足不前。党的十八大报告清醒地指出党正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四大危险”；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上述挑战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而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再次重申上述挑战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由此，我们看到党在现实抉择中往往不会讳疾忌医，而是从底层去解决问题：例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实行“军令状”式责任制，狠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又如，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党严查缓报瞒报与漏报，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再如，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党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这些“不计牺牲”，根源于自我革命所追求的革命目标具有系统性。全面认识并深刻理解这一伟大的革命目标，是全党上下“愿意坚持”自我革命的重要前提，它关系到自我革命能否具有持续的内在驱动力。一党长期执政，往往无法单纯依赖外部竞争或外部规训，因为这种由外及内的压力管理模式虽有可能在短期收效，但长期来看，组织中的个体会在考核压力下趋于短视、不敢试错，进而使组织趋于平庸、不愿创新。从这一角度而论，内驱力极为重要，而内驱力源于意义感和使命感，这便需要党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构筑组织的共同愿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六次集中性学习教育活动，包括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5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2021年党史学习教育，以及2023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以共识推动共为，使这一个拥有9600多万党员的大党能够基于思想认同而团结一致向前进。

　　另一方面，自我革命的系统性，也有力地支撑了党“能够坚持”自我革命的长效性特点。相较于之前的历史阶段，新时代的十年，党所推进的自我革命是伴随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展开的，而其间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反过来对党的自我革命形成了有力支撑。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在“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的语境下，首次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要命题；2016年，他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讲：“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2021年，党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作出总结，“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22年，党在谋篇布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又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023年底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同志发出号召，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不难看出，党中央在新时代对党的建设所提出的更高要求，都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中一体化部署的。在这一过程中，党中央所修订或出台的一系列标志性、关键性党内法规和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与国家法律逐步协同统一，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进一步增强了自我革命的长效性。与此同时，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也通过具体的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工作而不断提升，党员能够贯彻落实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使党的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了广泛、深厚、持久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反过来，也增强了党坚持推进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

　　回溯新时代党所推进的自我革命，可知这一理论的内在品格与党所坚持的长期主义视角进一步融合，尤其表现为其战略目标的系统性。从历史逻辑来讲，系统性协同了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所积淀下来的内生性与长效性；从理论逻辑来讲，系统性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和新境界；而从实践逻辑来讲，系统性也令党探索出一条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能够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可行性方案。综合以上三者，勇于自我革命，的确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而这一理论也将伴随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断走向纵深，引领更为宏阔的社会革命。

结语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在历史中生成、在发展中传承、在实践中光大的，其内生性、长效性、系统性的三个特征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部自洽统一。以大历史观观之，可知党所推进的自我革命，不仅内嵌于党所描绘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也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和前提。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异于西方政党，自我革命理论之所以异于西方逻辑，以及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异于西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皆因其深深扎根中国；而脱离中国近代史和党的百年发展史，脱离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理论的精神内核。曾经的自我革命需要胆识，当下的自我革命需要韧性，而未来的自我革命更需要创新。要顺应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要求，便要不断丰富和拓展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而大历史观的整体性视角，或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生成的路径来研判理论发展的趋势，即不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同步创新。

　　（作者简介：李蕉，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