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这些论述表明，中华民族过去为实现伟大复兴的奋斗，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中国近代的历史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资格
一个民族如果始终兴盛而未曾衰败，或者虽然衰败却一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都不存在复兴的问题。然而，中华民族与这两种情况都不同。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自古以来，中国在地域、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但自近代以来，由于清王朝的顽固、腐败和愚昧，中国错过了世界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导致国力由盛转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败给先行工业化的英国之后，直到19世纪末，中国几乎每隔10年便要遭受一次帝国主义大国小国的入侵，导致被迫签订了300多个不平等条约，赔偿了10多亿两白银，丧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租借了大片土地，交出了许多作为主权国家必须拥有的权利，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勤劳智慧顽强的民族，骨子里渗透着坚韧不拔、不畏强暴、不屈不挠、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列强的不断入侵，使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无不痛心疾首，盼望民族的复兴，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但由于缺少先进阶级的领导和一条正确的复兴之路，以致所有的努力，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统统归于失败。对于这个结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P1470-1471)历史证明，这条道路，而且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唯一行得通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中华民族在近代衰败的主要表现有两个，一是主权不能独立，二是工业不能发展。而主权之所以不能独立、工业之所以不能发展，关键都在于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阻挠。因此，民族要复兴，就要首先解决国家独立和工业化问题；而要解决国家独立和工业化问题，就必须首先打倒阻碍中国独立和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在近代中国处于社会上层、具有经济实力的阶级，除了地主阶级之外，只有资产阶级。后者本应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但其中的大资产阶级由官僚、买办组成，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同样是民族复兴的绊脚石。后者中的中产阶级由民族资本家组成，虽然不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但经济上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上又摇摆不定，因此，担不起领导民族复兴的重任。后者中的小资产阶级虽然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但自身力量薄弱，也不可能担起领导民族复兴的重任。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民族工业缓慢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已经有约10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了约100万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发展到约200万人。他们与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宽广的胸怀。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三重剥削压迫，革命性最彻底。他们中的产业工人队伍，组织上最集中、最有纪律性，政治上最坚定、最有战斗力。他们与中国的资产阶级相比，文化和社会地位虽低，但年龄和资格却更老一些，同农民阶级又有天然联系，所以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在五四运动中，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相结合，产生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从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埋葬者，当然要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但是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他们感受最深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剥削压迫。因此，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便高高举起了社会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两面大旗，担负起了本该由资产阶级担负的民族复兴的重任。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3](P1081)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4]“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5](P42)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不仅把信仰马克思主义、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先进分子凝聚到了自己的队伍里，而且，对一切希望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人们，具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从而在党周围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敢于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他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愈挫愈勇，一往无前，并在长期斗争中建立了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历史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而且完全胜任，是唯一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领导力量。
二、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说明中国共产党拥有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卓越能力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后的100多年里，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先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然后，又经过70多年彻底的社会改造和有计划、不间断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备受欺凌的弱国，变成为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制造业大国和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正在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经济强国，一个有绝对把握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的军事强国，一个独立自主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外交大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中国还没有完全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华民族还没有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它已经用7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路，大大缩短了与它们之间的差距，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已经表明并在继续表明，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缘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放在最高位置；缘于我们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不同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总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巨大贡献，笔者体会最深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1. 为民族复兴指明正确的前进道路
人类在十月革命之前，无论民族的独立，还是国家的工业化，只有资本主义这一条道路。但自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自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实现独立和工业化，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正当此时，俄国率先爆发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拥有为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而奋斗的最高纲领，另一方面，又有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主要矛盾而制定的最低纲领，或曰当前的行动纲领。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党的最低纲领总体是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具体说，抗日战争时期是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先后提出“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等行动纲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先提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入新时代又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上述所有最低纲领、行动纲领，概括起来，既是为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同时，也是为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我们党能够始终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既相区别又相统一，既能用一个个最低纲领逐步落实最高纲领，又用最高纲领统率一个个最低纲领，所以，总能引领中华民族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一步步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2. 为民族复兴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是中国实现独立和工业化的主要障碍，中华民族要复兴，当然要先搬掉它们以及同它们沆瀣一气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块“绊脚石”。为此，我们党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将革命分为两步走的战略，即先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们党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采取工农联盟、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彻底推翻了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座大山”，取得了国家独立，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扫清了政治障碍。正是这个胜利，使得中华民族终于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伟大复兴终于有了政治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其他一切都谈不到。
3. 为民族复兴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
近代中国由于错过了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列车，加上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破坏，弄得山河破碎、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在经济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了几百年。因此，要使中华民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那些先行工业化的国家，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只有用比它们更快的速度发展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外，还需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借助外力，取得哪怕一个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帮助与合作，并争取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纵观新中国的历史，正是我们党为此抓住了三次历史性机遇。
第一次，通过抗美援朝，粉碎了美国从北面威胁我国新生政权的图谋，维护了包括社会主义苏联远东地区的东北亚的和平，取得了苏联对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并为了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迅速作出提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仅通过四个五年计划建设，便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次，通过抗美援越，粉碎了美国从南面对我国威胁的图谋，并抓住美国欲从越南脱身、以便集中精力同已蜕化为霸权主义的苏联争霸的机会，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突破了美国对我国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为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铺平了道路。第三次，根据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主要特征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毅然决然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接轨，为快速发展自己、追赶发达国家，再次抓住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所谓机会、机遇，是相对常态而言的，是与某种恰到好处的时间相联系的，是需要捕捉、稍纵即逝的。比如，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机遇，仅持续了8年，当赫鲁晓夫反华、中苏关系破裂后，这个机遇就结束了。如果不是当年抓住斯大林答应全面援助我国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机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并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用很短时间打下工业化基础，我们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将大大推后。所以，善于捕捉机会、抓住机遇，也是我们党领导能力的一大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巨大贡献。
4. 为民族复兴打造有利的内外环境
一个国家要想集中精力搞建设，必须有内部安定、外部和平的环境，否则一天到晚，里面乱糟糟、动乱不已，外面闹哄哄、战乱频仍，是不可能安心搞建设的。
纵观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我们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打造出了一个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安定团结、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首先，在内部，新中国自成立后，便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余的改造运动，如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没收官僚资本、工矿企业民主改革、扫除黄赌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开展了一系列保障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工作，如剿匪、镇反、平叛；建立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形成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采取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从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又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开辟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处理了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制止了动乱，防范和打击了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颠覆、分裂活动，从而维护了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其次，在外部，新中国自成立起，便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走和平发展道路，广交朋友，主持正义，树立了良好国际形象；同时，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战争、战斗，坚决粉碎了一切妄图侵略我国、干涉我国内政的企图，坚定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了70多年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
5. 为民族复兴实施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与军事战略一样，都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事。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有切合国情的发展战略，而且要能持之以恒，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劲。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发展战略，不仅切合实际，而且都能得到坚决、彻底的贯彻。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以及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战略。这些战略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明显成效，而且也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又制定和实施了到21世纪中叶“三步走”和新“三步走”，走出去、引进来，市场、资源“两头在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东部沿海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又实行了“五位一体”，“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驱动，数字中国，中国制造2025，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两步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战略。以上战略，有的因为达到了目的而胜利结束，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有的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了调整，如“三步走”等；有的几十年如一日地持续接力，如科教兴国等。中国之所以在短短70多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这些战略的制定和贯彻，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 为民族复兴解决和正在继续解决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
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强大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追击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军队，解放华中、华南、西南诸省的同时，为解决旧中国留下的国家分裂问题，毅然进军西藏，并在党中央积极争取下，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当年，在解放军到达广东深圳河北岸时，党中央为打破西方经济封锁，保留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通道，在英国政府同意我方条件后，决定暂缓收回香港主权。20世纪80年代，我们党考虑九龙半岛租期将到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依照“一国两制”方针，妥善解决了中英、中葡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收回了香港、澳门主权，洗刷了百年国耻，向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21世纪20年代初，针对香港回归后出现的隐患，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又先后制定涉港国家安全法律，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进一步落实了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实现了香港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变，维护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台湾问题是解放战争的遗留问题，由于美国封锁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致使台湾至今未能与大陆统一。20世纪50年代，为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党中央一方面决定暂缓解放金门、马祖，把它们作为连接大陆与台湾的“脐带”，一方面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与大陆统一问题的方案。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确立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达成了“九二共识”，实现了“三通”。此后针对“台独”势力上台，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反分裂法”。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继续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对“台独”分子勾连国际反华势力，进行了坚决反制。随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的日子肯定不会太远了。
7. 为民族复兴培育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与这个民族的精神状况息息相关。近代中国之所以屡被外敌欺辱，与封建统治压迫下缺少民族凝聚力，内部一盘散沙，民族精神萎靡不振有直接关系。因此，要使民族振兴，必须提振民族精神。这个问题，也是由中国共产党解决的。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通过自己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唤醒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固有精神，并且培育出了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严守纪律、冲锋在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精益求精等革命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通过树立耿长锁、王国藩、雷锋、王进喜、焦裕禄以及大庆、大寨、红旗渠、女排等先进典型，在人民中又培育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通过开展集中学习教育等活动，在全党全社会提倡和培育无私奉献、爱岗敬业、求真务实、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关心集体、顾全大局等精神。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三、新时代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说明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要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身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结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我们经历的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中，第二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所以作出这个论断，原因在于这十年来，我国综合国力跃上了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由11.3%上升到18.5%，城市化率由53.1%提高到64.7%，人均GDP达到8.1万元，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在基础建设和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重大突破；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解决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人类史上惠及人口最多、体量最大的小康社会。
上述这些变化，都不是自然而然、轻轻松松取得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十年前，我们面临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党建上，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的问题，以及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的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四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现象触目惊心。在经济上，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一些深层次体制问题和利益集团固化藩篱日益显现。在政治上，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在思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在国家安全上，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在港澳治理上，落实“一国两制”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等等。正因为如此，那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
面对上述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执政理念上，更加突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政治上，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理想高于天，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在经济上，突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务实性、创新性、可持续性，提出和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在文化上，强调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倡“敢于亮剑”的精神，要求同错误思想倾向作坚决斗争，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关系，坚定“四个自信”；在体制改革上，强调改革要端正方向、注重实效、全面深化和促进公平，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6](P732)在国家安全上，提出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树立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正是由于我们党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合乎实际的战略举措，所以，十年来才实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使许多领域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得到有效遏制，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党内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可见，没有我们党的正确指引和领导，要取得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习近平所说：“实践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工作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7]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决定了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可以说，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和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不仅要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还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些任务比起以往，难度更大，更加艰巨，面临的矛盾和阻力会更多更复杂，有各种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挑战。总之，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中，和当年的万里长征一样，“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8](P748)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自身的，也有外部环境的。在自身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存在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足，重点领域改革还面临不少躲不开、绕不过的深层次矛盾，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不少挑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一些党员、干部还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还不强，实干精神还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然突出，反腐败斗争还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仍然艰巨，等等。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增多，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霸权主义还在秉持冷战思维，大搞强权政治，动辄实施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不断加大阻碍中国发展的力度，“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1]
正是上述内外因素，决定了越是中华民族即将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候，越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加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经受“四大考验”，防止“四种危险”，使广大党员时刻“牢记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9](P103)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更好地担起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才能在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拿出办法，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保持全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政治凝聚力，引领中华民族一步步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具有深厚的实践依据和充分的理论依据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经过百年风雨的历史选择，也是新中国法律所明确规定的。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1982年的宪法，都明文规定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并在序言中表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内容。2018年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在《总纲》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由这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所决定。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而不搞“非党化”“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其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一党执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的利益必然呈现多元化态势。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了这种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的矛盾无论多复杂多激烈，都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不允许出现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既然如此，当然不需要有其他政党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同时，为了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军队也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
民主是相对专制而言的政治制度，但在同样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中，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却大相径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论民主时，总是把它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主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为了模糊民主的阶级性质，把是否进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尺子。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专制”的说法，就是用这把尺子衡量的产物。选举当然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但选举并不等于就是民主，尤其不等于真正的民主。同样是选举，由于对选举权有不同规定，其广泛性势必会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对选举权作过诸如财产、性别、族裔、居住时间等限制。也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被世人普遍称为民主国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反民主的国家。只是后来西方国家在国内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持续斗争下，逐渐放宽了选举权上的种种限制，这才回过头来以所谓实行“一党专制”为由，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不民主”。还要看到，选举本身也有各种形式，如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究竟采用哪种形式好，与国家大小、人口多少、选举内容等都有关系。另外，选举能否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还取决于选举的规则。例如，西方国家的总统或议会选举，普遍实行募集竞选资金的办法，使选举在很大程度上被财团所操纵，成了金钱的竞争。这种靠金钱竞选的办法，恰恰反映出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
由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民主的本质不同，因此，在民主的实现形式上也必然会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是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它的本质在于，使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能够在国家的制度、法律、政策、决策的制定中，发挥出决定性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民主，当然不能不用选举的形式，但更重要的是使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牢固地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只要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多数人获得民主权利的前提条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正体现和重要保障。因此，党的领导与民主不仅不矛盾，相反，它是人民民主的首要实现形式。为了实现人民民主，我们党还建立了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定期协商的制度，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制度，党和政府接受与认真处理群众信访的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正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1]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者、组织者、领导者，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和守护神。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和飞速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我们在新时代切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的百年夙愿。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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