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半殖民地半封建”早已成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种规范性认识。而在中共党史学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提出的一种理论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观点，是人们观察近代中国社会的总理论”。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认为，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的发展态势，但是中国仍旧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落实到革命话语上就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个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定性“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可能机械模仿俄国人的革命道路，而是要走一个独特的过渡性的革命道路”，这一认识“既是运用唯物史观说明中国的理论过程，也是唤醒民众起来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过程”。
认清和明确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不仅决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是谁，更规定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因而，毛泽东才会说：“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经历了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推进中集体思考的产物。尽管这一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但是它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认识和实践的产物。而半殖民地半封建从一种简单的词组判断到呈现出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化论述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它的真正理论化阐释工作要等到毛泽东1939年12月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名文献之后才逐渐展开，也正是在此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才逐渐固定，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认识。
毫无疑问，“半殖民地”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一个指涉被资本主义列强及其后嗣侵略的国际地位呈现出半独立地位的国家之术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一术语直接来自于列宁相关论述的启发。列宁在1915年出版的题为《社会主义与战争》的小册子中第一次提及“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并把土耳其、中国和波斯列为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也与殖民地区别开来，但由于只是在一张表格中列出，所以他并未对这种区分的标准以及半殖民地国家的含义是什么加以解释。而在几个月之后刊发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再次将这三个亚洲国家列为半殖民地国家，并提到这三个国家被日、俄、英、法四个强盗“弄得四分五裂”，从而“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他在写于1916年1-2月而发表于同年4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也还是循着相同的路数提及土耳其、中国和波斯是半殖民地国家。接下来，列宁在1916年春天写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名文中继续把这三个国家列为半殖民地国家，并指出波斯已经差不多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中国和土耳其正在变成殖民地。不仅如此，列宁在该文中第一次解释了什么是半殖民地国家。他指出，半殖民地就是一种中间形式，一种过渡形式，一种并没有完全丧失政治独立的半独立国。直到1920年夏天，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不同报告中再次提及土耳其、中国和波斯的半殖民地国家地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后的中共党人最初提及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很可能就是来自于列宁在此次大会上的论述。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刘绍周参加了其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并“参加了‘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和‘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委员会’的工作”。而列宁提及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两个报告分别是《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显然就是刘绍周参加的这两个委员会的相关报告。
尽管列宁多次指出中国差不多快变成殖民地了，但是他依然坚持以“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性中国的国际地位。从这一认识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列宁所说的半殖民地和“两半”理论中的“半殖民地”是不大相同的，列宁的半殖民地概念指的就是半独立国家的国际地位，而“两半”理论中的“半殖民地”在这一层意思之外更多地是指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这一点发展了列宁的看法；二是不能认为列宁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如此判断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就立即接受并只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性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非常严格地这样做，甚至在党的“二大”的文件中以及前后时期的主要领导人如此做之后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现象是，除了列宁之外，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领导人或者相关文件的表述中没有出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明确定性。因此，党的早期领导人尽管是受到列宁的启发，但更多地根据自己的国情认知角度和看法的转变接受了列宁的提法并作出了详细的解读。
二
中共党史学界有不少学者一直认为，蔡和森是使用半殖民地术语并拿来判断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人。有学者直接指出，蔡和森在1922年9月刊发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首先提到了“半殖民地”的概念。在该文中，蔡和森的原话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很显然，认为这句话提到了“半殖民地”这一概念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因为，蔡和森的说的是中国的“半殖民地位”，而非“半殖民地”。当然，蔡和森在该文确实提到了“半殖民地”这一概念，他提到了“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虽然没有明确把这一概念和近代中国对接，但中国显然包括在其中。这样的表述导致一些学者认为蔡和森在该文中明确地以“半殖民地”来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且不说蔡和森没有在文中直接用“半殖民地”这个概念来指涉近代中国，在他之前陈独秀就已经这样做了。在1922年8月刊发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陈独秀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状况，认为中国正在遭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陈独秀提出这一看法不仅比蔡和森的说法早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比后者的论述详细而深刻。他从政治、经济、金融、司法、军事等多个层面描述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现状。据此，有学者纠正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最早提出‘半殖民地’概念”。如果把这种判定限定在个体层面，那么这种看法无疑是准确的。但是，要注意的是，陈独秀并非提出这一概念并用之于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人或者准确地说第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一些著述不加考证地把“半殖民地”的首先使用权赠予了陈独秀。还有一点需要明确，在陈独秀刊发该文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已经以集体的名义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进行了阐发，尽管这种阐发很可能还是由陈独秀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一篇名为《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作者署名“田诚”，封面有“一九二一年六月在汉口发行”字样的小册子中写道：“稍微明瞭一点中国现状的人，都知道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渐渐布满了这个酣睡的中国。那些资本家用伟大的经济力，挟着他们的保护商业政策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做后盾，把中国变作了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或是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里，劳动阶级简直变成了特殊阶级的牛马，所以我们要废除一切阶级。”“资本主义是国际的性质，它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这很可能是中国人首次在中国提及“半殖民地”一词，更应该是第一次被中国人用来描述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
还有一位存在类似情况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是张太雷，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中国就是半殖民地，但提到东方国家时候除了提及殖民地还把半殖民地也并列提出。1921年6月，张太雷在莫斯科起草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中提到，在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很多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了帝国主义资本的附庸，而殖民地国家存在不同的类型。接着，他列出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需要注意的是，瞿秋白和张太雷的文章都是在俄国写就的，所以，“田诚”提及“半殖民地”仍然极大可能是中国人在中国地界的首次。
无论是“田诚”还是陈独秀或者蔡和森径直以“半殖民地”来定义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当然很可能仍然是受了列宁的影响，但是列宁只是简单提及了这个概念，并没有展开论述，更不可能就中国的个案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列宁之后，没有任何俄共（布）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先于上述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及中国是半殖民地。对中国半殖民地的定位显示出即使在创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独立思考中国问题的理论素养，并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定义来看待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因为在陈独秀和蔡和森如上述阐释之前或者之后共产国际诸多文件和中国相关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专门针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定位的说法。共产国际的相关文件中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一说法均比张太雷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提交给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对中国可能是东方半殖民地国家之一的模糊提法要晚，与“田诚”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明确阐述相比亦可如是观。
三
1921年7月9日至23日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份题为《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泛泛地提到了半殖民地：“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后席卷东方的革命浪潮影响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青年中出现了尚在萌芽状态的青年运动”，但并没有指出哪些国家或地区是半殖民地。而在隔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萨发洛夫所作的演进中，也只是提及了半殖民地这一概念。一直到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相关文件中才真正明确地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与波斯同列。有学者据此指出，正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所以此后以半殖民地来定性中国社会的说法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著作中才开始“广泛使用”，而之前党的“二大”只是泛泛地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但并没有特指中国。这些判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不甚准确。党的“二大”泛泛提到的不是半殖民地一词，而是“半殖民”这一概念，当然这可以被视为漏字而得出合理解释。但是，党的“二大”并非只是泛泛提到这一概念，而是明确地用于指涉中国，在《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中有如下文字：“经济落后如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产（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而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又在“半殖民地”的意义上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这些表述比共产国际官方把中国和波斯同时列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提法早了近五个月。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所以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回国传达了会议相关精神之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才能改变之前的看法，从而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作出新的思考和表述。如果就中国革命的任务来说，这种看法有些道理的话，那么所谓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是因为领会到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才改变了对中国国情的判断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次大会并没有就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国情作出新的判断，丝毫没有提及后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党的文件中一再提及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样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共产国际官方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何作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种判断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这么做之前，除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外，共产国际的文件中并没有出现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说法。无论是党的“二大”的文件中还是早期领导人著述中，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判断都要早得多。所以，认为共产国际相关会议精神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之后，其领导人据此改变了对中国国情的陈旧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共产国际相关会议的提法启发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使得他们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从空白走向了新知，这种看法也是不准确的。有的著述指出，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启发是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其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之一。但是，细查就会发现，这次大会的相关文件中只是泛泛地提及了“半殖民地”这个概念，没有用这个概念来指涉中国。至于“半封建”这个概念更是提都未提，更别说指涉任何具体国家。那么，也就根本不存在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判断中国或者任何国家社会性质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之前的共产国际相关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中，只是偶尔提及“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未曾提及“半封建”这一概念，更不用说以其中一个概念或两个概念合起来定性某个国家社会性质的表述了。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中国共产党承袭于列宁作出的这种判断影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以及联共（布）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义，而不是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定性更多地是他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和国际地位作出的独立判断。
关于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还存在一种广泛流传的不很准确的说法，那就是认为这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已经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细查之下就会发现，这种表述中的每一个判断都没有清晰和完整地出现在党的“二大”的《宣言》和其他文件中。党的“二大”的相关文件确实提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但没有提到中国是半封建社会，更不曾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术语来概括中国的社会性质。然而，这并不妨碍以下观点的确证，即党的“二大”是独立作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的判断的。在党的“二大”上，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被推举为《宣言》和其他决议案的起草人。陈独秀不仅是《宣言》的起草人，也是一些如《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等文件的起草人。所以，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蔡和森在此后刊发文章中提及中国是半殖民地的看法就不是偶然出现的。可以说，这种认识是在陈独秀主导之下由蔡和森等人一起辅助达成的。在党的“二大”和陈独秀以及蔡和森如此表述之后，中国共产党文件和领导人的表述中，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逐渐占据了主流表述。在这其中，坚持最好的就是陈独秀，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他就是这种判断最主要的推手。距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在《向导》的“发刊词”中写道，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除了《造国论》一文中以激愤的语气提及中国的殖民地地位之外，陈独秀在此后的著述中都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开并列呈现，而提到中国的时候基本上以半殖民地视之，时间跨度从1922年4月直到1927年卸任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时。甚至在1929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他还有这样的论断：“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及政治势力，普遍了深入了中国国民生活一切体系中，它们又和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非经过长期的大流血的艰苦斗争，中国的民众是莫想得到解放的”。
党的“二大”相关文件主要起草人是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是协助者。蔡和森在“二大”结束不久之后发表的著述中即以半殖民地来定性中国，以此呼应“二大”的宣示。这也就是前文提及的蔡和森在1922年9月刊发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的表述。在此之后，蔡和森在多数情况下会以半殖民地来定性中国，但也会使用殖民地这一概念指称中国，只是次数要少一些。在这一点上，他和陈独秀的做法存在一定差异。而张国焘的情况介于陈独秀和蔡和森之间。也就是说，他在党的“二大”之后的著述中并没有完全放弃以殖民地来指称中国，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以半殖民地来定义中国的。和蔡和森一样，党的“二大”结束之后，张国焘即在1922年10月18日出版的《向导》第1卷第6期上刊文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到了1934年11月15日，在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张国焘不仅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还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国，和作为工业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存在根本差异。这种认识在党的“二大”之后张国焘的著述中经常出现。只有在偶然情况下，张国焘才会以殖民地和中国相勾连。
张国焘的例子是一个很好的范本，这一范本清晰地显示出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在党的“二大”之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只是偶尔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义中国，更多时候是使用“殖民地”这一宽泛概念来定义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帝国主义势力侵占或侵略的落后国家。和前面已经提及的瞿秋白一样，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和张太雷都是这样做的。陈独秀在1916年1月15日刊出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将中国的青岛和南非洲和太平洋的一些地方都视为德国的殖民地。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把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中国、朝鲜不加区别地视为“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张国焘本人在代表中国共产党给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只是说：“世界帝国主义既决定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们便把连绵的战争强加于中国”。而张太雷在1921年6月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国是殖民地，只是地位比其他殖民地更坏，因为不像后者只受某一宗主国剥削，中国是受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
而在党的“二大”之后，尽管存在个体差异，但是总的趋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来定性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殖民地来对应中国的看法虽然仍会存在，但已不再居于主流。中国共产党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与殖民地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而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对象、任务都有其特殊之处。然而，有的论著就此得出的以下结论依旧是不准的：国共合作开启之后，“‘半殖民地’一词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从而逐渐成为术语而固定下来”。因为在此之后很长时间，仍有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使用殖民地一词来定位其时的中国。比如，李立三在1927年6月12日刊发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意义》一文中把中国、印度和爪哇不分区别地视为“东方各殖民地”。当然，与张国焘相一致，他在此后越来越多地把中国视为半殖民地了。瞿秋白在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之后却并不怎么坚持这一看法。在1923年3月写就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他说中国的殖民地命运已经注定。在之后的著述中，中国是殖民地的表述一再出现，甚至到了1924年和1925年也还是有这样的情况。1924年5月4日刊发的《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一文中，他指中国“早已变成外国的殖民地”。于1925年6月15日发表的《全中国都要受外人屠杀了！》一文中，他再次指出：“中国几十年来受到列强的侵略，已经到了殖民地的地位”。瞿秋白不仅在不同文章中的表述不一致，就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出现过殖民地、半殖民地混用的情况。但总的来说，1924年之后，瞿秋白越来越多地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定位近代中国社会，越到后期就越是如此。
张太雷的情况与瞿秋白类似，党的“二大”之后，他会偶尔使用“殖民地”一词来形容中国，也会遵循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列的原则。与之相对应，署名“田诚”者倒是很好地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他在1922年底刊发文章中再次提及半殖民地并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列讨论，他说现在共产国际已经号召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志们从事国家主义之革命运动以反对共产主义。
党的“三大”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的定性上延续了“二大”的看法。“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也在几乎和半殖民地等同的含义上指出，中国处于“国际殖民地”之地位。“三大”另一份名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的文件更是直接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必须指出，党的“二大”、“三大”甚至“四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仍有提及中国是殖民地的例子。在1927年年初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这一文件中提到，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但同样必须明确的是，与领导人个人表达不同，“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提法时要严谨得多，也更加一以贯之。几乎所有的文件都会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分列，提到中国则基本上都是以半殖民地来定性。这种坚持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的定性。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
除了以上几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外，毛泽东也是较早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定性近代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定性近代中国社会之前，毛泽东没有使用过“殖民地”这个概念来定性近代中国，也就不存在前述一些领导人从殖民地到半殖民地用词的转换问题。毛泽东最早在1923年7月11日刊发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提及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他说：“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到了1925年年底和1926年年初，毛泽东分别刊发了两篇提及中国半殖民地性质的文章，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在前文中，毛泽东开篇即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在后文中，他指出，其时国民党右派的出走是无可避免的，指责左派操之过急是不对的，所以，“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从此之后，毛泽东从来都是以“半殖民地”这一概念定性近代中国社会，从未动摇。不仅如此，毛泽东对党内同志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感到不解和惋惜并提出了批判。在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也就是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名出版的著名文献中，毛泽东指出，党内军内那种悲观但是急躁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这一认识后来成为毛泽东关于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其实质之所在的标准认识。实际上，早在1928年10月5日的一份文件中，毛泽东即已指出，代表不同帝国主义势力的各方力量在其时中国的混战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最大的特征”，所以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白色政权的包围下，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存在还可以长期生存。这种独特的原因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不存在，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任何殖民地也不可能存在，而只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可以看出，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斗争开始，他就明确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这种认识深刻影响着革命战略和战役战术的制定。
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各种著述尤其是那些针对党外军外的文告中不厌其烦地阐述类似看法，这在相当程度上扩充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的认识，对于这一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语境之外的推广意义重大。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僵化地静止地看待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随着日本发动九一八政变进而占据整个东北并不断蚕食华北局面的出现，毛泽东不断地告诉国人，日本想把中国变成完全的单一的殖民地，中国正在走向殖民地命运，而东北已经变成了殖民地。是以，其时的中国整体上是半殖民地，但是国土中有殖民地的组成部分。中国人应该奋起抗争，争取民族独立，而不能滑向完全殖民地的深渊。这是毛泽东在1930年代不同的著述中一再阐明的观点。也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长文里，毛泽东才会指出，中国由1840年以来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而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毛泽东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认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少见。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党重要代表人物的陈潭秋在1930年代中期也撰文指出：“中国正处在由半殖民地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千钧一发”之际，日本想要把中国变成单独的殖民地。然而，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任何领导人像毛泽东那样在这个问题上阐述了那么多次，写下了那么多文字。甚至，极有可能的是，在当时中国的境内，也没有任何单一个体就此主题写出过毛泽东发表过的数量那么庞大的文字。
毋庸讳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全面、系统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文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后，“两半”理论又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理论工作者的阐释而最终成型，遂逐步在党内推广，从而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越来越成为一个词序固定的概括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语汇。然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并不是毛泽东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固定概念定性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开始。有学者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表述出现定型化。这种看法无疑存在史实错误。在此之前的一两年，毛泽东在多篇文章或者多次演讲中已经经常使用这一概念，这种表述在《论持久战》中更是大量出现。当然，至于“两半”理论中的“另一半”也就是半封建这一概念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一个词序固定的语汇在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缘起和发展，那就需要另外的篇幅来阐述了。
（作者简介：翟宇，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编辑部副研究员，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西思想史研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