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的认知，也涉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毛泽东思想是否完全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产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是怎样的？围绕这一系列问题，海外学界进行了大量的争论和研究，并形成了多次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争，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力。

一、海外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的代表性观点及其争论

　　海外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经过了长期的认识和争论过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造访延安后，他认为毛泽东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20世纪四五十年代，费正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更倾向于列宁主义，但毛泽东与列宁主义也有很大不同，毛泽东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列宁主义者。在费正清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方面具有差异性。此外，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更加强调思想意识的主动性。史华慈师从于费正清，他认为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影响，史华慈甚至认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前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是最不相关的”，毛泽东的思想“与其说是出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如说是出自俄国”。继史华慈之后，施拉姆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施拉姆认为马克思与列宁有一定的差异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聚焦到了“夺取政权斗争的策略上”。由此，认为毛泽东“追随的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但是施拉姆也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差异性，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具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将列宁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了起来。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属于列宁主义派，但在接触中国实际中经过了修正”。施拉姆与费正清、史华慈的思想具有相似性，他们都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相同之处，并认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他们的观点曾在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引起很大争论。

　　20世纪60年代初，史华慈、施拉姆与魏特夫在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刊物《中国季刊》进行了关于“毛主义”原创性问题的争论，此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魏特夫在《中国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主义”的传说》一文，对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倾向于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史华慈对魏特夫的批判进行了回击，他认为魏特夫的质疑，完全不能作为否定毛泽东思想具有原创性的原因。另外，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并不完全源自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对农民阶级革命作用的看法具有原创性。但是史华慈的观点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夸大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差异性，把毛泽东思想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魏特夫与史华慈的论战在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论战既有学术分歧，也涉及一定政治因素。魏特夫的学术研究一直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资助，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持敌视态度，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受其政治立场的影响较为明显。魏特夫在其文章中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文本显然具有片面性。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思想在毛泽东的中后期著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史华慈代表了美国自由派学者以学术文本解读毛泽东思想的尝试，其以文本为主要对象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占有文本的不充分性，史华慈在解读毛泽东思想方面也存在一定失误，他错误地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但是学界对这一观点一直持有争议，“异端说”在20世纪70年代还引起了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另一场大争论。

　　20世纪70年代《现代中国》又发起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论。《现代中国》发起的这场争论是1960年《中国季刊》发起的关于毛主义原创性争论的继续，史华慈、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众多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1976年在《现代中国》第４期上，理查德·普弗就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史华慈、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拉开了这场争论的序幕。理查德·普弗对史华慈、施拉姆、迈斯纳的理论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以往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把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最小化研究，因此产生了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的观点，他们过分强调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而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理查德·普弗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在于他领导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能死板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定义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史华慈和施拉姆随后在《现代中国》上，对理查德·普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但是他们的回应都未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其回应更多是形式上的回击。理查德·普弗的批判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即应该以中国革命实践为背景来解读毛泽东思想，要深入毛泽东思想的文本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文解读毛泽东思想，不能以学术想象代替学术研究。

　　20世纪70年代《近代中国》发起的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论，虽然受到一定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争论逐渐转向学术化的讨论和研究。在这一场争论中，理查德·普弗主张从实践意义上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具有一定价值，这一观点摆脱了海外学界多年来单纯从文本中教条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弊端。史华慈、施拉姆等学者止步于此前的研究，无论其观点还是其论证依据都没有大的改进。此次争论过程中，不同学者受其学术背景的差异性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解读方法，但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学术化的解读更加明显。20世纪末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作为后起学者，吸取了前面研究学者的优点，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奈特从工人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解读，他并不同意西方学界把毛泽东归为农民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坚持工人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毛泽东“坚持城市革命和农村革命的双重维度”，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前景中的现代化维度的设想是区别于农民革命者的重要特点。在奈特看来，毛泽东对于现代化与工业化有着清晰的认识，毛泽东是现代主义者。毛泽东有关现代化问题的规划与想法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建设问题的重要思想。奈特对毛泽东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观点，超越了海外其他研究学者的认知，他从社会发展维度以及社会历史分期维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研究，深入剖析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奈特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实与发展。奈特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宏观的发展视角解读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放置在中国社会实践的大背景下，他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现代化问题，避免了海外学者所谓的“背离论”“异端论”等观点的缺陷，他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现代社会发展相联系，进而把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海外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的误读表现形式

　　海外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的解读，由于地域、话语体系以及认知背景的不同，他们对此问题存在多种形式的误读。本文将从乌托邦主义误读、民粹主义误读、本土主义误读以及社会主义附庸论误读四个方面进行解读，批判海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不正确认识。

　　１．基于社会主义实现方式的误读：乌托邦主义误读

　　海外学者从社会主义实现方式出发，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的实现方式存在认识误区，把毛泽东思想误读为乌托邦主义。莫里斯·迈斯纳是把毛泽东思想解读为乌托邦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迈斯纳夸大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性，他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都存在偏差，他把乌托邦主义的特点强行附会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中，用乌托邦主义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混淆。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但马克思主义尊重物质生产力基础，而乌托邦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却强调通过精神力量来实现社会构想。

　　首先，莫里斯·迈斯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乌托邦的认知存在一定问题。迈斯纳把共产主义社会解读为乌托邦幻景，他把共产主义社会与乌托邦社会混为一谈。迈斯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陷入了片面性的教条主义理解，他并未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阐释，他对共产主义的存在方式也存在着误读。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基于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有着物质和生产力基础，而乌托邦社会却是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其存在缺乏物质基础和革命运动的支持。

　　其次，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致性的观点在于，忽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依靠一代‘新人’的美德”。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夸大人的主观意识的重要性，坚信唯意志论。迈斯纳的观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解读。毛泽东强调社会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理想、信念的力量，强调了思想建党的重要性，重视对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教育，主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但是毛泽东始终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主张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积极性，实现尊重客观事实前提下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化。毛泽东并不是唯意志论者。

　　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乌托邦主义的误读，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虽然强调精神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唯心主义方法论原则，坚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在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中虽然走过弯路，但是不能把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探索完全归于毛泽东一个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曲折源于各种历史因素的结合，不能因此把毛泽东思想解读为乌托邦主义。

　　２．基于阶级关系的误读：民粹主义误读

　　众多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关系问题都存在误读。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关系的误读，体现为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民粹主义，他们对毛泽东思想中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存在认识误区。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关系的误读，体现了书斋式学问的缺陷。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不是书斋式的学问，海外学者以纯粹的西方哲学视角和西方政治学视角来解读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系问题，陷入了以教条式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实践的错误，其研究结论势必存在缺陷。

　　迈斯纳也是民粹主义误读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对毛泽东思想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片面解读，他并没有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农民与工人、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是现代历史中的两个最活跃的阶级，而毛泽东则关心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迈斯纳的这一论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对各阶级的看法，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误区，他没有对毛泽东思想中各个阶段的思想进行分析，他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民粹主义的先在理论预设，他在理论预设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了与事实相悖的研究结果。另外，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不承认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作用，不承认资本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贡献。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毛泽东虽然在土地革命时期强调了联合农民阶级的重要性，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毛泽东历来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并强调工人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时，只是用理论分析理论，却没有分析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实践。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中资产阶级的分析也存在问题，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把资产阶级等同于帝国主义，他认为毛泽东一直对资产阶级持敌视态度，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毛泽东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区别对待，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一直认为要积极争取，而迈斯纳的解读却与事实不符。迈斯纳的分析无视中国的现实国情，他没有看到中国农民占多数的事实，也没有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所做的努力，他单纯地以片面性的词句分析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走入了以理论解读理论的误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毛泽东历来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而迈斯纳却犯了教条主义解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民粹主义解读，其根本在于误读了毛泽东思想中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领导中国的革命，根据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其根据在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情。但是海外学者在解读毛泽东这一政策时，却把毛泽东思想解读为民粹主义，这显然是没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的误区。毛泽东曾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949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951年毛泽东曾特别指出：“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必须改正”，并强调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工人阶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国家工业化也非常重视，多次提出要加强发展重工业。因此，海外学界的民粹主义误读是对毛泽东思想中阶级关系的曲解。

　　３．基于思想来源的误读：本土主义误读

　　有些海外学者在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和影响因素时，刻意削弱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夸大中国本土因素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把毛泽东思想完全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与发展性。

　　有些海外毛泽东传记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读时，常常陷入本土主义的误区。他们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论原则，往往只从片面的词句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进行解读，没有透过现象发现本质。例如，美国学者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认为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标题，却通过细小的字体对内容进行了修改，特里尔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本位主义。特里尔的解读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他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进行互动的意义与价值，他以教条主义的方法解读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仅仅从词句等表象解读毛泽东思想，并未深入到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对于毛泽东晚年出现的问题，有些海外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他们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变化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断然以联想的方式以古代的帝王对比新中国的领袖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本质。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来源的本土主义误读在于他们看问题的极端化与绝对化，他们忽视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丰富性，把握不住毛泽东思想的本质，陷入了以理论检验理论的误区。毛泽东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虽然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强调尊重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本土主义解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际情况。

　　４．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误读：社会主义附庸论误读

　　海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误读还体现为他们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刻意忽略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差异性，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归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变种，其意图在于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归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附庸。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误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其研究是立论在先的政治攻击性解读。

　　海外保守派学者是社会主义附庸论解读的典型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带有敌视态度，把社会主义国家解读为“极权主义模式”，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样的偏见，即：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存在什么样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其运作模式基本相同，都追求极权主义。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斯大林主义都进行了抹黑，并把毛泽东思想描述为极权主义等负面形象。俄罗斯保守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在其写作的《毛泽东传》中，对毛泽东进行了非客观性的负面解读，他刻意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相割裂，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解读为苏联社会主义的附庸。但是海外保守派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并没有深入文本，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基于其政治想象与政治批判的解读，其解读方式并非严谨的学术解读，而是带有先入为主的政治偏见。他们以冷战思维来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以政治恶意攻击性解读毛泽东思想，其解读方式与解读结论势必存在很大问题。

　　海外保守派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附庸论误读还表现为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解读为对苏联哲学思想的抄袭。1964年丹尼斯Ｊ．杜林和彼得Ｊ．格拉斯曾在《中国季刊》发文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他们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是对斯大林哲学思想的抄袭。海外学者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有着很强的政治目的性，他们意在否定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归为斯大林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变种，借此贬低中国领导人的光辉形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性。此观点曾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国内学界对这一观点也进行过系统批判，海外学者尼克·奈特等也对这一观点进行过批判。尼克·奈特在1980年的《中国季刊》第84期上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哲学著作版本的新发现，批判了海外学者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原创性观点的荒谬性。

　　海外保守派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从政治思想到哲学思想的误读，显示了政治因素在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重要影响作用。毛泽东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承受着对社会主义存在偏见的学者的攻击与批判。对于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带有政治攻击性的社会主义附庸论误读，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并进行深刻的批判。

三、结语

　　海外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与定位。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很强的现实关照与政治意义。海外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态度。

　　首先，从学理角度来说，有关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涉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毛泽东思想中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海外学界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中的阶级关系因素，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常常产生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因为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的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把毛泽东思想错归为农民革命者；尼克·奈特等海外毛泽东研究学者看到了毛泽东对革命现代性的强调，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重视，研究了毛泽东中后期思想中对工人阶级、城市以及工业问题的重视，对毛泽东是农民革命家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尼克·奈特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海外影响。二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列宁主义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其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列宁主义强调政权的作用，强调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在革命实践性方面具有相同点。海外有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只是简单看到了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相同性，片面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实践性特征，进而把毛泽东思想归为列宁主义，但他们忽视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的差异性，割裂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性特点。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海外有学者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论原则，完全把毛泽东思想归为本土文化的产物，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忽视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本质，忽视了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追求，其研究存在教条性与片面性。四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毛泽东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者，他虽然强调过意识的能动性，但是其根本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则。海外有学者把毛泽东后期思想中产生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定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坚持，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性与可实现性，以乌托邦主义进行类比，歪曲化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虚无化，其研究割裂了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存在“一叶障目”的弊端。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说，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政治评价的重要问题。在冷战时期，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阵营持敌视态度，海外对社会主义持有偏见的学者，以海外的政治运作模式为标准来评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他们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类同化研究，他们刻意忽视毛泽东思想的原创性，把毛泽东思想归为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附庸，其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化，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进行抹黑化研究，他们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满，集中发泄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解读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否定性的解读，其目的在于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另外，也有海外学者忽视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性，简单地把毛泽东思想“异端化”，割裂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基本立场与方法论原则方面的一致性，并以此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性”。

　　值得注意的是，受其知识体系与学术视野的影响，海外学者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占有文本的不充分性和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有些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存在片面性。海外学者往往忽视了理想、信念等因素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们简单地从西方政治学的视角看待中国的革命问题，对革命领袖的研究存在误解，陷入了他者视角与本土情况不符的误区。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他们忽视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而以权力斗争论模式来进行评价，他们的出发点过于狭隘。因此，对于海外学界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对其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行学习和借鉴，对其错误性的观点进行批判，不断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方面。海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关系到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效应，也关系到中国话语传播的海外影响力。研究海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系解读的进展，认清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存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因素的二重变奏，有助于正确认识海外学界对毛泽东思想不同解读倾向背后的政治原因和学术背景，也有助于促进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增强中国故事与中国声音的海外影响力，促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

　　（作者简介：孙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