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进入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老中国。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从此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初是不起眼的外来思潮的一种，但一经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便成功地改变了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蹂躏的虚弱国家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呢？显然，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错作用下，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与中国之间产生了一种契合关系，即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适合于中国，能够应用于中国，那些最早的共产主义者顺应了历史潮流。自新中国诞生起，历史的车轮又行驰了 60 多年，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如何呢？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国国家历史

命运的科学认识与判断。

一、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下中国存在状态的考察

本文所称当下中国，是改革开放且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问题，首先应该从基本存在的事实出发。加拿大学者罗伯特·韦尔在 2013 年发表文章说：“尽管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存有歧见，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是一种主导力量，并且，马克思主义依然在学术上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堪比民主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在这两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的功能实践抑或难尽如人意，但是它们都为力争提高和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撑。准确判断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角色定位，并非易事，但是，这种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确实值得反思。”按这位学者所说，准确判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角色定位，并非易事，因为其有着复杂性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并非清晰明了，需要研究辨析。

从形式上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确定无疑的法律地位。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或者以本来形式（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或者在“发展着”的名义下（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占据着主流媒体的领导权位置，并成为国民教育和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方面，中央做了几件大事：第一，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马工程”）；第二，在学科分类上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实现了“学科体系建设的一大突破”；第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其行政地位高于院内其他研究机构。

这几件大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深入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比如，“马工程”编辑出版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大致分为若干方面，成立相应的子课题组，集中全国200多位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试图达到四个目的：引导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这四个目的的设置本身就意味着，尽管中国在长时期内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但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客观上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里的“四性”便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抵制，首先来自于受西方政治势力支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试图通过瓦解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背后的西方势力去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真理性问题，不会有什么效果。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实现，才能宣布历史的裁决。

笔者认为，认识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真正需要关注的对象，应该是大量的中间人士，必须直面现实，有理有据地去解答他们的疑惑。从价值观来说，应该坚信，任何时候都有为数不少的“中国的脊梁”，他们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践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但又要承认，在当下中国的精神生活与信仰领域，自实行市场经济机制以来，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物欲主义大行其道，商品化倾向到处渗透。

2006年2月19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的《现代中国人遭遇期望危机》如此描述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风尚 ：“人们比富的心理不断膨胀，但社会缺乏缓冲机构”；“生活在城市中，置身于新的金钱文化氛围中，并不富裕的那些中国人中存在着期望危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劳伦斯·布拉姆认为，“中国已从意识形态主宰一切、不存在任何物质主义的状态，转变为物质主义至上、不讲任何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状态。人们有所期望成了普遍现象。现在大家谈论的是‘用什么品牌’。城市里的人们都拼命与邻居或同事比富”。描述也许不无夸大，但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的确有所失落。200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研显示：“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和学者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渐淡化，甚至丧失。在调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时，受访的 2602人中，有 1678 人认为是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育者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占受访者的65％。”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 ：“在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信仰缺失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评和嘲讽马克思主义为‘时尚’、为噱头。”这一状态说明，对于信仰主体来说，必定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现实的契合差异，从而产生怀疑、不信任甚至嘲讽、抵制。对此状况，必须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现实的全部复杂关系，从中探索出规律，找出正确的对策。

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背景下的契合与差异

以契合关系为视野，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现实的全部复杂关系，其意在于进行契合与差异的比对，确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生活、社会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何处契合，契合中有何差异。

当下中国的现实，即历经 30 多年改革开放之直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从1979 年到 201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持续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首先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81元，201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8420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16.2倍，年均增长8.7%。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上等收入国家。这一历史性的成就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完全有理由视为一种最大的契合关系——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以革命性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构建，从而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的差距。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当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竭尽全力来发展经济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的精神世界进入了严重的失衡状态。以自然环境与资源而论，“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提供的数据，2009年，我国生产粗钢5.68亿吨，水泥16.5亿吨，分别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3%和52%；一次能源消耗达31亿吨标准煤，是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17.5%。而同期我国的GDP只有34万亿元，约合4.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 8.7%，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发展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环境污染的程度日益加剧。

在社会关系方面，突出的问题无疑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和差别的持续存在甚至加剧，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公正缺失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党政干部的道义形象受损。这与跟马克思主义契合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因为这一部分人理论上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信仰者与践行者。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对哪类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对政府官员群体的不满意率达到73.3%，甚至超过企业家群体。尽管数据本身并没有科学性依据，主观性太强，但作为社会情绪的表达，还是发人深省的。这一数据实际上也反映出社会精神生活、价值观的严重失范。正是这些弊端客观显示出了现实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差异。有学者认为 ：“面对急速发展的经济，新的价值体系的建设本应是重中之重。未想，三十年来真实的境况竟然是价值体系‘以不变应万变’。更可怕之处在于，资本的力量到处肆虐，过去遗留的意识形态或者传统价值都在消费主义的侵蚀下趋于坍塌。”

这些看法表明，当我们自己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经济并取得成就时，新的现实情况的大量发生会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无可回避。问题必然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方面观察到当时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既构成压力又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中国面临改革的障碍——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但是，邓小平又比谁都深谙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他担心反“左”倾过头，因此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又不能教条化，怎么办？重新构建。邓小平以自己特有的勇气提出一个命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多年来没有搞清楚，必须重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在与地方同志谈话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到了1980年代，邓小平反思性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样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动机论”的当代主流构建，以此来支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然后，为了更有效、更快速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最后的选择，随之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精神领域。市场经济机制确立之时，有的理论家甚至提出：“总之，全部问题，集中到一点：生产力标准，归根到底决定一切。”“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这样，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有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等于马克思主义。

当然，评价此一理论上的构建与选择，不能离开时代背景。当时，相比“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如此的理论构建当然有着充分的历史理由，也为此后中国的高速发展开辟了道路。但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全部内涵。只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发展生产力，就会发生契合关系上的差异，包括文本的差异和现实的差异。

从文本说，在生产力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深入经典原著会发现，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在肯定生产力对社会状态的决定性意义时，都没有把是否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区分，相反地，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由资本逐利的本性所决定，最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也空前有效地发展了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主义方式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忌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列宁也据此指出：“正是这样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必然性及其改变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共产党宣言》有充分的描述。

从方法论说，恩格斯晚年已经意识到了唯物史观面临的“危机”：它被当做一个简单的公式——唯经济论的公式到处滥用。在1890-1894年间，他在一些信件中提出了批评，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在致布洛赫的信（1890年）中，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任何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恩格斯的这段论述确认：经济因素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上层建筑与观念文化对历史是有作用的，有时甚至会产生主要作用；经济运动与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性而存在，上层建筑及观念文化作为偶然性而存在，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表现出来。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论断固然很多，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马克思对生产力的重视只是用来揭示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本质，揭示经济生活对社会存在的基础性，并没有认为生产力就是一切。从价值观、生存意义出发，马克思甚至不认为经济的增长必然是文明的标志。1880年底至1881年初，马克思晚年对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作了如下摘录：“现在，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马克思在此段文字旁批注道：“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这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欲主义——现代性的强大动力系统的消亡抱有强烈的信念，他热切盼望史前社会的真正终结。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阐释，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说：“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诚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常常被视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但人们也许要问：如果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何处呢?”莫里斯·迈斯纳的质疑在改革之初也许是不适时宜的，但在GDP至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爆发；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利益分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物欲主义盛行，人的精神世界迷失，作为个体的人高度紧张焦虑……还能认为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吗？其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

但是，形势比人强的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社会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变化，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已经不那么有市场了。2009 年 4 月 8 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了一篇文章《中国人在危机中回归马克思》，“人民出版社说，自去年 11 月份以来，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在全国的月销售量约是4000到5000 本，这与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相比有了极大飞跃，当时的月平均销售量在 1000 本以下。几十年前在中国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的销售量从去年年底以来也有了大幅上升”，“由于过去 30 年来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也随之不受欢迎了。但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看起来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中在中国又找到了新的读者群，书的销售量就是证据”；有学者认为：“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出路，人们普遍接受这一观点。但当我们发现早前相信的东西不一定总是正确时，很自然就会回归马克思和毛泽东。”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对文本差异不以为然，却不能无视现实生活与马克思主义理念之间的疏离，否则就无充分理由回击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嘲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在社会基础的层面上受到损害。

应该说，自从提出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新政策实行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弊端正在得到解决，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关系，缩小了差异，但理论上的认识依然需要加以自觉完成。

三、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之差异的两条路径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关系问题之历史，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引领了两个重要历史阶段的解决。

对毛泽东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第一代共产党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契合关系问题。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以后，面临的局面和任务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很多不同于战争时期的思路与办法。

那么，历史会不会因为党在此前的正确性而予以无限的馈赠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实践，按照唯物辩证法，人的认识是发展的，每一阶段的认识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是凭一次正确的认识就可以一劳永逸。1956年，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有一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为止，历史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路、做法，有些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失误。1981 年 5月，邓小平谈道：“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恢复实践标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的现实之差异问题。

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飞速发展，解决了社会主义应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用问题，但作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全方位的改革，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而形成的政策与办法，也有一个接受历史检验的问题。1993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一谈话包含的信息是：其一，经过实践检验，改革开放之初对一些问题如两极分化问题的预想并非是周全的，原先以为可以防止，但实际上防止不了；其二，过去以为发展起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实践证明了“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其三，分配不公，出现较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局面，这发生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当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时，可能爆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差异问题，必须寻求新的思路。笔者以为，可以提出来加以讨论的至少有如下两条路径：

1．树立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观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契合度问题，历史上已经注意到并获得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缺少对中国问题的说明，如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如何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能否运用和实行市场经济机制的问题。办法就是“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即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或者说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但是，在“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而获得成功时，可能会出现运行惯性，即忽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甚至以这种成功去急功近利地否定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某些原理。这样形成的逻辑是，既然离开马克思主义也能成功实践，那就意味着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了。

毛泽东曾经面临这样的质疑。1959 年 2 月，毛泽东在与智利人马特谈话时认为 ：“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马特问：“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回答 ：“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马列主义至今未变。”那么，马列主义至今未变的普遍真理在哪里呢？当然首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中，这意味着必须在“老祖宗的话”与“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只谈没有马克思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容易使人感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词而已。

围绕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问题，1956年至1966年发生了中苏十年论争。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与杨振宁谈话时说 ：“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我见了柯西金说，你们叫我们是教条主义，我们说你们是修正主义，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此处值得思考的是“两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一语，笔者认为，暗含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话”与“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

2011年5月，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显然，习近平是主张在“老祖宗的话”与“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哪些理论观点呢？这个问题是不能从文本本身来加以讨论的，还得从实践来加以考虑，这里所讲的实践，应该包括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以及中国自己的实践。

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为了把广大劳苦大众从旧制度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可以说其成功都归于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道义召唤。但是，不可讳言的是，实践上还是犯了一些错误，要么为了政治制度的纯洁性而压制人的自由发展，要么为了经济目的而忽视人的尊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确存在此一弊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克服这一缺陷，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

必须注意到，在否定、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误及中国的“左”倾错误总是被拿来说事，攻击的问题总是集中于人性、人道的问题，而一度存在的GDP崇拜所造成的灾难，也直接见之于人。由此可见，如果将未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义性与价值目标，则难以被攻击。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中，人性、人道、人的权利，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都有着丰富的阐述，过去一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显然忽视了这一点。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正视了这个问题，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并不需要任何的捏造。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说“老祖宗的话”，便能够将“以人为本”对接上中国的现实需要，问题是需要学习与研究，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与误解。由于 20 世纪革命的严酷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性内涵与价值目标事实上存在被忽略的现象，需要我们去重新构建。法国人阿尔贝特·施韦泽就说：“《资本论》是一部教条的书，它研究定义和图表，但从未深刻探讨过生活问题和生活条件……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现实意识掌握了权力。”施韦泽的看法显然是不实的，第一，他没有接触过马克思“深刻探讨生活问题和生活条件”的文本；第二，即使是《资本论》，也绝非只“研究定义和图表”。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就明确地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马克思还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即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定义和图表”的研究，但马克思的终极目标恰恰是人的“生活问题和生活条件”，他展望“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这使得他的资本主义批判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物欲主义的文化模式，他说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针对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即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他说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所有属于人的愿望、潜能，都有权利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不能以任何名义去压制它、排斥它。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一度被遮蔽，但现实正在将其唤醒。通过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我们会发现：用“物的尺度”解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马克思对他所追求的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判断是从“人的尺度”得出的，马克思一生的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才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观应该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可以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也可以忽略某些与现实需要不相符合的“老祖宗的话”，但在基本原理原则上，“老祖宗的话”特别是实践证明忽略了会带来根本损害的那些话，还是要说的。

2．重建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观：从“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回到“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树立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观，可以解决若干思想上的困惑，但解决实际问题比解决文本问题要难得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与马克思主义文本实现对接，并非易事。

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逻辑是什么呢？曾经有一种解释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其在中国问题语境中的实际含意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抵抗的，运行到一定时候，中国社会及其政治构架必然发生改变。用李泽厚1990年代后期的话来说，“我主张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发展经济，壮大这个社会之本，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势态最好再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仅仅是第一步 ；第二步将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多个人自由，也就是有个人拥有资产、经营、雇佣、迁徙、选择工作和选择存在方式的自由以及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等等”。“最后才是‘政治民主’问题。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的结果，像民选总统、反对党( 多党 ) 制度等政治民主的确重要，但还不是当前中国现实所急需。现在如实行这些东西，反而会糟糕。所以我说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既是大致的四个逻辑程序，也是大致的时间（历史）顺序。”这就是他对“政治问题经济解决”逻辑的主张。实质上，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不必再担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性问题了——这些政治问题会在经济过程中自行解构。这一逻辑的存在及其延伸，必然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失却信心，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不契合的结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是“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之重大收获，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已经证明，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两极分化之类的弊端，真的是只能接受，不能抗拒吗？这里不妨来看看丹尼尔·贝尔的一个悖论：既对社会主义说“不”，也对社会主义说“行”。贝尔为什么对社会主义说“不”呢？因为他看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在何处优越于资本主义。早在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中，他就认为，当苏联人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主义的追求时，便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了。而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他批评苏联发展经济还伴随着道义的衰落，“在新的精英层以经济发展的名义驾驭人民的同时，自由被扼杀了”。那么，作为对马克思思想颇多批评、强烈反感苏联社会主义的西方思想家，贝尔为什么又对社会主义说“行”呢？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理念的道义合法性。贝尔承认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最好的道义性表述，因此他称自己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我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为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我自称社会主义者，还因为我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内的过分特权。我坚称这是不公正现象，比如在人人有权看病的医疗机构里，财产却能换来超常的特殊治疗。在财富、地位和权力的领域内，亦存在各自有别的公平分配原则。”贝尔对公平正义问题的关注，源于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性。但到了消费主义时期，人们不再受制约于节俭，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贝尔认为，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社会学的术语是：给以合法地位）；它必须证明自由和强制的兼而并用对于推行和实施它的分配原则来说是必要的，是天经地义的。……有了这种基本条件，现代政治体系就可以依靠一致的舆论（没有这种一致的舆论，社会上就只会有连绵不断的摩擦和冲突）和正义来维持它的生命力”。贝尔设想由文化转向政治——以政治手段解决社会的道义合法性问题，对文化釜底抽薪。因此，贝尔反复主张，通过政治功能的发挥，在社会政策上确保公平正义的相对存在，遏制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不道德倾向的发展，保障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权利。

当社会这样去运作的时候，它所追求的就是道义优先的原则，而不是经济优先的原则。至少，在这一点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制度，它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人的健康乃至人的尊严，让道义服从经济，那怎么可能让人去说此类“社会主义”是好的呢？贝尔的主张，实际上就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模式，即通过国家机器的运行来纠正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如收入分配的问题。

1985 年 8 月，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据现场翻译回忆 ：“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把自己的烟蒂在烟缸里掐灭，习惯性地用食指点着前方，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 ：‘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可能，人们只注意了政治上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忽视了经济上也存在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的干预同样是必要的和可以的，前者是硬干预，后者是软干预。看起来，在一段时间里，人们的确只关注了经济机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另一条原则，即上层建筑（国家机器）是能够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的。难怪，在一些人心目中，“共产党”“社会主义”都成了招牌，这样怎么可能还对马克思主义保持信仰呢？

从 1992 年算起，中国在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已经行走了 20 多年，市场竞争机制既推动着经济发展，也引发着社会分化，但上层建筑一度处于消极无为的状态。有学者认为：“从根源上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所有国家在解决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时，都不是靠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转，而是靠运用社会主义的调节手段。一般说来，基尼系数较小、社会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通常都是在很大程度上运用社会主义政策对社会分配进行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明确边界、没有任何弊端，它似乎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优势。按照这个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应不会引起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这个概念的误导造成现实中的市场经济缺乏社会主义的制约与平衡，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中国社会目前要想避免跌入两极分化的陷阱，一定要明确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二者可以共存于一个国家，但却不可以融合为一个概念。市场经济必须要受到社会主义政策的限制和平衡，这是任何国家解决贫富悬殊的基本方法。”公正地说，自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市场机制造成的弊端已经或者正在得到纠正，如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放种粮补贴，免除农业税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各地陆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2011年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3500元，个税起征点调整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比例由60%左右降为30%左右；2008年9月起，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2012年初，全国医保覆盖面提高至95%以上，有关方面还颁布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政策措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逐渐成为现实，这就是国家机器的调节作用，也就是“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即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与重建政治经济关系的辩证观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执政党通过反腐败和作风建设解决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纯洁性问题，本质上也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契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的，党的宗旨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社会理想。在所有人中，党员应该是最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有了这个关键人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关系便顺理成章。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在党政干部中，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日益淡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而依靠人民群众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起点和价值起点。“反腐风暴”以及作风建设的雷厉风行，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是前所未有的，说明国家机器、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还是必须重视的。听任经济机制发生消极作用，放弃政治领导，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得到改善，党的道德形象正在大幅恢复，人民群众对党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的信心不断上升，无疑，这在社会生活层面上大大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差异度。

自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问题上，经历了国内外各种复杂的局面，也经受了种种考验，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的事实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依然未能走出2008 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中国共产党还在坚强有力地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契合关系会在新的历史自觉性中进入良性互动。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永远的使命。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16年第6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