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下简称主流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值得理论界的关注。受客观信息不完全和主观认知偏差的制约，特别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褊狭理解，人们常常戴着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主流经济学，为此导致人们总是感情化地接受或排斥主流经济学。本文认为要真正深化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批判，理应揭示其中的成见，从其研究对象、方法论、主体以及话语体系等层面对其隐含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等予以具体解构和完整检视。

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从研究对象上看，经济学理应探讨经济世界的生成规律，然而主流经济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利用数学演绎等形式主义方法，忽视人类行为整体的非完美性，背离人们生活的原始经验，全力描述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与我们生存习惯极不相符的虚幻经济世界[①]。从经济学思想史上考察，对经济学本质和任务的早期定位是“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一门学问”，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统治者应该采取何种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保持经济繁荣和人民致富。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在斯密之后，经历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杰里米·边沁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的偏好性选择，当代的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步变得“圆滑老练”起来，人们不再像斯密那样关心人类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这类大学问，而是尽量把话说得婉转巧妙；只是作些解释经济现象的“实际功夫”，并日益关注探究市场运行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功利化地教导人们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演化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它已经蜕变为莱昂内尔·罗宾斯所谓的“专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一门实证科学[②]。经济学研究对象也由此经历了一个从实践性到虚幻性的嬗变。

当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刻意特定化之后，就把对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貌似“合法地”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从而可以规避对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考察，并引导人们远离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思及批判。主流经济学彻底沦为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范例之一[③]。自称为实证科学的主流经济学因此吸引着那些自认为学习主流经济学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诉求的人们纷纷对其“顶礼膜拜”，人们开始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向主流经济学接近和靠拢，在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教育或培训之后，按照其灌输的理念思考，依据其指导的方法行事。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主流经济学只是通过提供一种幻觉和暗示来促进社会价值认同，进而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和意识，达到左右社会经济行为选择并进而实现特定目标的导向作用。这种研究对象的虚幻性导致主流经济学沦为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发挥了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现实的经济活动，即物质生产及交易。当把其视为一个与人类生存活动直接相关的本体论概念而非单纯的认识论概念时，作为经济范畴的物质生产及交易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从社会关系出发才能正确地予以解剖；而社会关系又是与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因此，归根到底必须从生产领域中去研究这个经济范畴。主流经济学受困于自身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局限，将“配置稀缺资源的人的行为”视为研究核心，而不能从社会关系层面展开对真实经济世界的考察。事实上，主流经济学之奠基者斯密和边沁的经济哲学继承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质先于存在”的唯心主义观，预设事物都有一个在先的“本质”，将人的本性归结为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认为经济利益驱动构成主客体的主要互动方式。主流经济学延续这种唯心主义并据此提出“贪婪和自私”的理性“经济人”先验人性设定，通过顺理成章的逻辑推演和数理推导，基于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构建起了“唯市场经济”的经济意识形态大厦。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的两大传统，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及调和相应地贯穿整个经济学说史。主流经济学基本上一直运行于理性主义的轨道上，肯尼思·阿罗说，“自从经济理论被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认识论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确定性的经济社会观，在制度、偏好、资源和技术等环境锁定下，基于“价值中立”只研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类“有意义行动”中的“目的理性”行为；第二部分是个人主义的“经济人”设定，同质化的经济行为主体在既定约束下能够自由选择，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第三部分是经济学所应用的倚重数学和演绎的理性主义方法；第四是逻辑实证主义。下面对这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关于价值中立的问题

    关于主流经济学能否实现“价值中立”及“精密科学化”的问题，冈纳·缪尔达尔认为，“没有一门社会科学及其分支曾经保持‘中立’或只阐述‘事实’，这些术语的传统含义本身就不是客观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或在逻辑上必然是基于特定的道德标准或政治观的，其研究者因此有义务对其价值观予以明确的解释。”[⑤]秉承“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并非没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基础。其道德基础恰恰是基于边沁、穆勒、西季威克和埃奇沃思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围绕功利原则和自利选择原理，认定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最公正”因而才是“最道德的”，所以大肆鼓吹经济自由放任主义[⑥]。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看，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及政策应用都直接关涉不同社会个体、群体、阶级和国家的利益分配。主流经济学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在制度安排既定和无涉的条件下，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解释和解决过程，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特定利益集团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所谓的“价值中立”。

    主流经济学对“价值中立”的提倡实际上是一种曼海姆式的“非评价性意识形态观”，这种意识形态观就是要排除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价值因素。按照曼海姆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理解，人类社会是在人自身直接参与的活动中形成的，因此人类可以认识这个社会，可以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但这种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观察对象，从而获得关于社会的知识。这种社会知识的获得是在人际互动中理解社会从而获得的知识，这种理解当然包含了价值判断。曼海姆认为，人的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主体已经获得的知识为前提的，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价值观是任何认识的前提。所谓通过否定这种预设前提进而获取科学认识的非评价性意识形态观，总是使人们成为实证主义的牺牲品[⑦]。

2.关于个人主义的假设

主流经济学所应用的“对个体现象或过程进行研究”的个体主义方法潜含着特定意识形态。市场经济中，“经济人”都是只顾自我利益的原子化“自恋”的个人，且缺乏异质性。市场经济原本是承认个人的自主性和个人自由的经济，但是当个人的行动必须按照社会规定的方式即市场规律来行动时，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却受到了挑战和否定。服从现实、服从现实的交换原则，才是人的最适当的行为，才是保证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最优行为。个人不过是经济规律的执行者，他们执行着经济要素的功能，他们的需求也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塑造出来的。[⑧]此外，按照尼克斯·波朗查斯的理解，每个人作为原子式的孤立个体存在，并在市民社会中为一己私利而相互争夺，这种“孤立化效应”导致个体对社会整体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这种个体主义方法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是一种现实关系，物化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比如货币交换关系中；而且也是一种幻想关系：以一种幻想形式来表达人的生存条件，例如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人们产生了一种“这是一种平等交换关系”的幻觉。“意识形态的明确作用就是要掩盖真实的矛盾，并从幻想的角度重新制定相对协调的议论，并把这作为代理人经验的境界”[⑨]。

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大谎言就是，人是主体，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思想。主流经济学“经济人”作为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表达，使人自己欺骗自己，使他自己失去主体地位，却反而认为自己是主体；你可以自由思想，也可以自由选择，但这种自由思想却是使人自由地按照商品交换规律来思考，按市场原则来选择。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就是使人不停地反思自己，进而揭示自己作为主体的虚幻性。[⑩]

3.关于理性主义的方法

    20世纪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方法要么是保罗·萨缪尔森的“描述法”，要么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描述法认为理论并不是揭示可见的现象，而只是或好或坏地分析描述这些现象。“工具主义”则走得更远，认为理论只是一种工具，它为协助经济决策而进行预测，或者用来实际衡量现实世界的主要参数。历经多次争论和长期演化，主流经济学愈来愈成为一种建立在“好像”假设之上的理论学科，它通过严密的逻辑方法得出普遍原理，然后从普遍原理中提出有关现实的假设前提，接着再利用实证研究来检验。[11]主流经济学对逻辑方法的应用，在强化其理论形式逻辑一致性的同时，也将其导向“数理建模化”和“计量实证化”倾向。主流经济学家们因此成为盲信抽象模型胜过具体现实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s），坚信经济数理模型是最重要的，认为政策总是要从现有最好的模型中得出，而数据则要通过模型来进行过滤。如果观察数据与理论模型不相符，那么这些观察数据就应该被忽略或抛弃。[12]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滥用事实上不能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恰恰相反，给错误的经济理论装配数学公式，进行科学化包装，给特定的经济理论予以实证检验的功能仅仅是为过滤其隐含的意识形态。

    主流经济学对逻辑演绎法的倡导利于发挥数学优势，但缺乏经验验证的工具主义倾向往往会脱离事物本质和现实情形，进而导致对制度进行反思、批判及改革的诉求被抛弃，主流经济学因此成为积极辩护西方现有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说。其本质类似于一种格奥尔格·卢卡奇式的“‘事实’崇拜”，即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自然科学方法，从生活中提取出“纯”事实放入一定的理论中进行孤立的分析，不问起源，不谈倾向，脱离事实的历史性质和社会特点。资产阶级思想就是建立在用这样的“事实”构成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高偶像”的基础上的。这种“事实”崇拜是一种“物化意识”的方法论，而物化意识作为一种思想和思维方式，一方面竭力维护着现存的一切，为资本主义制度作合法性论证；另一方面又麻痹人们的思想意识，把一切反抗意识都消弭在萌芽状态。[13]主流经济学崇拜技术理性主义，却忽视了技术只是工具，而非目的。根据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姆的理论，在统治自然的努力中，理性被主观化和工具化了。当人们用理性来判断一切时，人的思维也就受制于理性的逻辑。这种逻辑往往具有抽象性，却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因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由于理性顺从地诚服于直接给定的东西”，人的理性失去了批判现实的精神，而直接地认同现实。所给定的东西和控制技术的权力的物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内容。[14]

    主流经济学长期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时空观和决定论范式，强调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随着20世纪后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理论的创立，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世界是一个自组织、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应用牛顿力学模式解释复杂多变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现象是力不从心的。此时，主流经济学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等方法论谬误的对比也日益凸显。但主流经济学对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方法的固守倾向和坚持态度却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化，主流经济学理论可能不一定是“错误意识”，但可以说的确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谓的“有局限性的意识”，属于意识形态七种模式中的第一种[15]。

4.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

    就主流经济学方法论起源来看，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一门真正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可以且必须通过严格实证的方法而建立起来，为此对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进行了丑化和批判。阿尔温·古尔德纳则认为，事实上，实证主义，特别是孔德派社会学实证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针对当时法国革命后各种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并存的混乱局面，孔德的目的在于充当各种意识形态的仲裁者，即通过一种方法而在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共识中化解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并消除由“宗教信仰自由”而产生的无政府状态。“对抗造成不和谐的各种意识形态的骚动，实证主义宣称自己为新的非意识形态，超越了意识形态，虽然它也是社会统一性和‘组织化’的新的超级意识形态”[16]。主流经济学中逻辑实证方法的过度流行反映了当代西方以形式逻辑和符号逻辑为基础的注重形式化的哲学思潮，而这种哲学思潮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也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尔库塞认为形式逻辑是思维的工具，也是统治社会的工具，“思想的逻辑也就是统治的逻辑”，即形式逻辑所蕴含的形式化、抽象化和数学化的倾向，它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生活所采取的中性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它对抽象的思想次序和法则的维护，都使它缺少对现实生活本身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当代的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虽然与传统的形式逻辑有很大的差别，“但在所有的差异的后面，是对一个对物质内容采取中性态度的，普遍有效的思想次序的建构”。形式逻辑和符号逻辑，在其发展中都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合理性相契合，都与辩证逻辑相对峙。“辩证逻辑不可能是形式的，因为它是被具体的现实规定的。”当辩证逻辑与社会历史内容相结合时，它就表现出形式逻辑和符号逻辑所没有的第二个向度，即批判的、否定的思维的向度。[17]

赫尔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实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而且用实证的方法发展而来的科学和技术都是意识形态。当技术理性成为意识形态并对人进行全面的操纵和控制时，人便丧失了“内心自由”，人的思想就成为单向度的思想。[18]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以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和科学，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非政治的“隐性意识形态”，成功地使统治“非政治化”：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将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技术化”。例如，频繁的经济危机，特别是此次危害全球的金融危机本来就隐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和政治冲突，但通过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算不断加以辩解和佐证，却使得它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若只注重从技术的角度解决政治经济问题，而排除“价值问题”，政治经济等根本问题也就异化为单纯的“技术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后果必然造成工具理性横行、价值理性消亡、科技与人的异化等严峻事实。

二、西方经济学的主体与话语体系

探讨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应重点剖析其研究主体，即“谁”在研究主流经济学，以及这个“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那些从事专门的技术工作和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人才是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功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要论证一个社会集团的存在及其统治的合法性，帮助该社会集团同化和征服其他阶级或阶层，发挥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hegemony）功能，而且自身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由于不满意自身的科学任务，或屈从于公共责任压力，或受制于为国家和时代服务的愿望，会将个人的价值观、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包括个人心灵诉求在内的全部道德特性带入其工作过程中……，我必须强调科学过程本身并不要求我们剥离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拒斥为某种特定利益进行辩护的使命……，价值判断或为特定利益辩护是可以控制的，而另外一种先入之见却超乎我们的控制能力，那就是意识形态”[19]。罗伯特·索洛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倾向和各种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不同于物理或化学，它们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各种价值判断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论经济学工作者是否愿意，不论是否觉察，不论是否回避，其对研究主题的选择，其所提出的问题，其没有提出的问题，其研究框架，其语言的使用，都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0]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认为，“经济学家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文化’和‘亚文化’中固有的信念进行理论思维和价值判断，正如人们难以脱离语言思考一样。”[21]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性预期学派的罗伯特·卢卡斯、伦敦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等经济学家本身就都是提倡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等“三化”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他们属于葛兰西真正意义上的所谓的文化霸权的实施者和维护者。主流经济学话语的得势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有着深刻渊源，新自由主义和主流经济学本质上是一对“双胞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执世界思想界之牛耳，成为支配性学说，并在政治、经济实践领域占据压倒性地位。随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替代了发展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工作者、重要新闻媒体记者和其他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都获得了巨大影响力，开始着力构建起基于“经济人”假定和市场有效的经济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也援引“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以扩大学术声势，巩固其对实践的影响力。[22]

就个体而言，主流经济学工作者在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认同和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和宣扬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23]一些经济学家甚至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直率地讲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24]就群体而言，主流经济学工作者们本质上属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者。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称意识形态生产者为“意识形态阶层”，并阐明他们产生的原因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说：“物质生产中的对立使一个由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他们的作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必要，所以都是好的。”[25]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流经济学工作者们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阶层”的中坚分子，是构成整个统治阶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使命在于从观念上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依据卡尔·曼海姆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主流经济学工作者都是“特定意识形态”持有者，即个人会从自己的利益、心理和兴趣角度来看待问题，会对现实状况作故意的或者是不自觉的掩饰；同时，主流经济学工作者群体共同持有的则是一种所谓的“总体意识形态”，即“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每一个主流经济学工作者个人的思想、话语和视角都受到特定社会历史团体和精神文化的影响，总体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表现在个人身上的群体意识形态，个人会从群体的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经济现象。[26]

语言与思维、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论证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萨丕尔认为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对同一客观世界提出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其学生沃尔夫又把这种观点绝对化。沃尔夫认为，人类是靠使用语言所建立的符号将自然加以剪裁，因而任何人都做不到绝对客观地、自由地描写自然；正相反，人们自以为最自由，实际上却不得不遵从某些解读模式。语言形式先于并决定知识的形式和理解过程；对于人类语言可能编码的意义，不存在任何先验的限制，被语言编码的意义会塑造或影响语言使用者的潜意识。无论使用文字语言还是数学文本进行表达时，人们都无法逃脱语言本身给其设下的界限和潜移默化的价值影响，没有人能够说自己是“毫无偏颇”地观察和解释世界。事实上，不但对事物的命名本身往往不是“价值中立”的，并因而会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认识本身，就连语法、文本、语篇本身也会影响人们对事物和外部世界的看法。[27]米歇尔·福柯甚至认为，一切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话语实际上是统治的根本，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皮埃尔·布迪厄认为不仅语言的产生与权力紧密相连，语言的推广和传播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此外，语言的运用更是充分体现了权力的运作，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的表达都应该视为一次权力行为。他借用一些经济学术语来建构其语言理论，认为人类在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语言市场”，各种话语也具有价格；每一个语言市场都具有一定规则，它决定着种种话语的价格；在语言市场中的话语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语言交换既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语言市场中存在着合法语言吞并或支配非主流非合法的边缘语言，语言价格也随着权力关系的演化而变动。意识形态发挥职能所依赖的物质媒介，即其载体是语言。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用一定的语言和术语来表达自己的。

在讨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时，费尔克劳首先提出“常识”（common sense）假说并使用了“成员源”（members’ resources）概念。他认为“常识”隐含于传统习俗中，对人们的语言交际起着无形的支配作用。人们在对话语进行理解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话语的语言形式进行解码，而且还要经过一个对语码进行激活的过程，即读者从自己大脑长期记忆中所储存的各层次代表性话语特征中寻找与其所解读的语码相匹配的意义的过程。这些所有能够体现话语和其他形式特征的类典型被费尔克劳称为“成员源”。因此，理解的结果实际上是话语中的语言形式与成员源互动的结果，人们在理解过程中，这种常识性的不被人们所察觉的对成员源的依赖就是意识形态作用。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于社会实践中、渗透于话语实践过程中并隐含于文本的底层，是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能够实施辩证关系的灵魂，是一种维系权力关系的有效机制。费尔克劳进一步指出，社会制度是由制度中与不同的团体相关联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ideological discursive formation）构成的。通常情况下，总会有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结构起主导作用。每个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相当于一个“语言社区”( speech community) , 而每个语言社区又有其独特的话语规范。这种话语规范镶嵌于意识形态之中，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表征符号。社会制度中的主体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成员，将根据意识形态话语结构的规范得以改造，而处于主体位置的成员却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改造作用。意识形态话语结构控制作用的特点之一就是使意识形态自然化，即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形式被主体所接受。[28]

主流经济学通常认为日常语言是模糊的，用日常语言书写的经济学自然会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还不是“科学”。而只有通过数学公式所推导证明的经济学道理，才是科学的。这种深层的误识导致主流经济学中数学模型的建构成为时尚、数学推理大行其道。主流经济学作为希尔伯特形式主义数学观的一种理论膨胀和畸形结果，已经演变成一种非常专业化且形式化的形而上体系。这种“形而上”的主流经济学，逐步排斥日常语言，日益强调不计真实性而只追求“可证性”的带有某种“自向症”（autistic）的纯形式主义数学推导，形成不食人间“语言”烟火的、具有自身独特“语言”和“话语”体系的理论。[29]具体来讲，主流经济学正被其学者们建构成为大量使用“成本”、“收益”、“市场”、“垄断”、“竞争”、“边际”、“均衡”等专业术语且到处充斥着变量、数学符号、函数关系的社会科学。尽管主流经济学的专业化表达和科学化语境天然潜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意义，但由于它们频繁展现于各类现代专业书籍及大众传媒上，被频繁地转载引用，配合特定的翻译策略和措辞技巧，似乎已经使人们对它们所表达的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和含义习以为常了，从而不再对其提出质疑或进行审视。一定程度上，主流经济学原本潜含着意识形态特征的意义已经作为一般的语言意义进入人们的潜意识，被人们视为不引起争议的常识的一部分。这类似于费尔克劳所谓的意识形态自然化过程。

当数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国际通用语言，主流经济学中惯用的数学公式、数学符码及其演算推导过程本身就构成一种特殊的“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的数学，理应体现语言最重要的交际（交流）功能。但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数学的交际功能却并不强大，尤其是在与公众交流时。那些没有受到或者只受到过有限训练的人们会经常被这些深奥晦涩的符号和公式所吓倒，并且不敢挑战它们以避免自己的无知，甚至还屡屡成为那些故弄玄虚者的牺牲品。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语言，给公众留下的似乎只是想使用神秘、深奥的符号以令人肃然起敬，而非去交流的印象。[30]从这种意义上讲，主流经济学的数学话语限制了人们对经济语言的掌握，也阻碍了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应用。由于不懂得经济生活的语言运用方式，人们永远无法理解实际经济规律，而对经济无知所付出的代价一定是遭受他人和环境的剥削和奴役。以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现代金融学为例，其应用的数学工具几乎涵盖了包括数理统计学、概率论、随机过程、博弈论、排队论、组合数学、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线性规划、最优规划、整数规划、投入产出、控制论、不动点理论、集合论、拓扑学、泛函分析、映射、微分几何、群论、代数学等近代数学的所有领域，由此产生了专门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实证分析和数值计算，探寻金融规律的金融数学（Financial Mathematics）；在现代金融学的另一个金融工程方向，其所适用的方法除以上数学方法之外，甚至包括了混沌理论、小波理论、遗传算法、复杂系统理论、人工智能技术、模拟退火方法、面向对象方法等其他自然科学的前沿方法和最新的工程技术。现代金融学对数学化及技术化话语在一定程度的“滥用”导致了严重后果：首先，越来越多的人，甚至经济金融理论的专门研究者被排斥于金融理论之外。其次，金融市场上的金融欺诈和金融腐败时有发生。当那些从美国名校获得经济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的、前途光明的、雄心勃勃的年轻金融家（financists）迅速成长为美国华尔街顶级金融机构的财务主管、金融交易者和中介代理人，并与资本食利者阶层组成金融精英联盟后，他们会不断设计具有想象力的、复杂的、普通大众甚至专业人士都无法理解的金融产品（合约），通过鼓吹虚拟的金融财富来诱捕和剥夺普通投资者以攫取巨额回报。[31]第三，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金融恐慌传染、金融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爆发成为现代金融实践的常态。

在当代经济生活中，主流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拥有着明显的话语霸权。一方面，在精细的学科分工下，主流经济学者们正利用他们掌握的专业术语、先进研究方法主导着对“经济问题”的发言权，甚至垄断着对经济事件及行为的意义解释权，通过在语言的本义和隐喻、实质意义和象征意义间的任意互换，利用对同一概念的不同意义的选择，建立起了专属于己和有利于己的经济话语霸权。主流经济学的语言实质上是经济学精英们惯常使用的语言，然而它们通常却构成当代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公共话语。另一方面，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经济话语本身具有某种独立的影响力，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经济话语的逻辑，按照经济话语提供的标准来讲话和写作，否则你的话就是无效的。在现代媒介自觉或不自觉的传播引导下，主流经济学日益成为当下流行的文本，主流经济学语言作为大众表达和交流的工具正异化为支配和支使大众的工具，“说话”的人们必须接受并“讲”主流经济学语言，主导或优势群体的利益进一步被自然化和普同化为大众意识，迷思企图变为社会共识。

主流经济学还牢牢控制并强化着其话语霸权。从内部来看，主流经济学只接受学科内的社群的自我规训，通过包括专业学术协会、学刊、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学术基金和常规的教学步骤（考试、评分和书写）等各种规训制度和践行，被构建成一种“福柯式”的封闭保守和自我支撑的权力网络。正是依赖于多种特有的利益和权力配置机制，主流经济学打击少数，扼杀异端，已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知识生态体系。其具体表现是：（1）主流经济学的写作越来越“八股化”。不符合“引言—文献综述—理论模型—实证分析—讨论”等文本格式的论文基本难以在主流经济学的期刊发表。（2）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及其他官方文本越来越模式化，不断渗透和灌输新自由主义理念，强化学员的数理和分析技能，弱化学员的批判和创造技能，忽视问题导向和实践教学。（3）主流经济学所提倡和推动的学术评价越来越商品化，其科研评价表达中隐藏着市场经济逻辑，通过将学术市场化，透过竞争和金钱激励，对学术成果按市场原则贩卖和定价，把学术工作者的劳动市场化并按件计酬。

从外部来看，注重修辞的主流经济学始终在研究如何说服他们的同行、其他专家、政治家、学生和平民大众接受他们的主张而拒绝其他主张。主流经济学以严谨逻辑的数理模型和精准的数量实证方法，伪装为科学化表达，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女皇”；并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笼罩下，将其学术影响力扩散并冲击到其他社会科学。更为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还一直重视并实际发挥着对国内、国际现实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重大影响力。其间，“很明显，经济学家们会提出政策建议，而这些政策建议必然构建于一定的伦理判断或价值标准之上。”[32]当下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实践后果正是：长期以来坚持倡导并践行主流经济学的欧美日经济却频繁陷入经济危机或金融灾难，各国人们的福利为此深受影响，却又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不仅如此，很大程度上被“蒙蔽”的人们还在变本加厉地崇拜、敬仰和学习着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拜物教”出现并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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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6]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编辑：黄华德）

（作者简介：张谊浩，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方先明，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