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年前，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布解体，这是20世纪末世界政坛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没有任何激烈的革命，没有强大的民族运动，苏联一切政治与经济架构都在毫无声息的变化中瞬间坍塌。无数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都在努力寻找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迅速灭亡？笔者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本质因素。回顾苏联从兴到衰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看到，苏联的建立，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柱，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发生变异，人们对整个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失去信心，这自然导致苏共政权的垮台。

一、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与颠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这个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中，苏联人民经历了严峻考验，曾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以及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苏联作为一个政权联盟，能将其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民族命运和传统共性，而是具有“强力胶”效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20世纪初，在经济贫穷、阶级压迫、民族问题极端深重的封建帝国主义俄国，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了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理论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发展趋势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的黑暗与腐朽表现在资本家以掌握生产资料为手段，以剥削工人为基础，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带给工人阶级的是贫困潦倒的生活。同时他还预言“工人起义将会酝酿并产生一种全新的、更为公平的社会制度”。[①]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创了革命的新理论，推翻了沙皇政权，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联盟，并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生革命政权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全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

第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权思想。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工人阶级对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剥削阶级实行统治，建起了让工人阶级及广大社会成员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并达到集体决策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比任何民主都更为名副其实的民主。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通过“民主集中制”完成对社会事务决策讨论的重任，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自然成为夺权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领路人。共产党是苏联的唯一政党，它不仅是苏联诞生的缔造者，还是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和工业化发展的领导者和前进力量。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同时也创建了崭新的社会经济形式和意识形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民主成为现实。

第三，坚持一切财富属于人民的国家经济制度。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性；社会生产的计划性；生产目的的全民性。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起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20世纪中期，在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共中央领导下，苏联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搞建设，极大地加快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在短短10年时间内，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历程，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

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进，社会主义主导意识的影响力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以及政党权力明显被削弱。苏联在逐步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他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到底是怎样的呢？

第一，“多元化”的走向：反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所谓“新思维”改革，极力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意识形态 “多元化”的思想被正式提出，并成为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的重要的指导方针。由此，信仰的混乱和虚无主义严重动摇了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不少人失去了对各种反马列主义思潮的辨别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自然导致组织的涣散和信仰的消失。“多元化”思想成了苏共和苏联垮台的一剂名符其实的毒药。

“多元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曾指出：“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②]由此可知，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由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同时，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又具有强烈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是巨大的，有时对事件和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③]苏联经过艰难的社会革命，人民选择了历史唯物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地体现出来。但在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的影响下，当时苏联一些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人，完全否定历史唯物主义。他们有的将十月革命硬说成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将共产党描述为“法西斯组织”；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将70年的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描述为“历史的迷误”；[④]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将罪恶的资产阶级制度看做“民主制度”，等等。如此改变原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无疑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想让人们去铲除所谓“极权”的社会主义，去迎合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模式。以上这些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识，不仅很快地颠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活动也很快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最核心之处。当时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甚至就说“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⑤]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的否定，自然加速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瓦解。

“多元化”否认阶级斗争。在“新思维”关于多元化问题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指出，需要摈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的公式，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他认为，世界的战争和仇恨早已被全人类的和平所代替，因此要坚持国际关系的“人道主义”选择，要否认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阶级斗争。这些错误的思想，彻底改变了苏联社会长期以来的思想体系。特别是他们一些人在政治领域提出以阶级合作掩盖阶级斗争，其实质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就是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走向“趋同”。否认阶级斗争与阶级利益无疑是放弃社会主义主张，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多元化”否认苏联历史及其领袖人物的功绩。如何看待历史和领袖人物的问题是影响国家发展方向性的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性问题。自赫鲁晓夫以来，苏联不少人就主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坚决的批判，1989年以后，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逐渐演变为对十月革命、列宁主义的全面否定。当时俄罗斯的有关部门甚至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的马列主义课程。反对对苏共历史及其领导人的介绍和学习。他们这些主张“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⑥]从此，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四处泛滥，特别是在所谓“恢复历史真相”、“重新评价历史”的幌子下，不少人对苏联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集体化运动、工业化建设、卫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面目全非的“重新评价”。各种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纷纷出台。他们将苏联辉煌历史描绘得漆黑一团。一些“反思历史”特别激烈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他们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1991年，当这些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失败的时候，当各种媒体将党的领袖涂抹得漆黑一团的时候，当许多党员和群众都已把这些谎言和谬论看作历史真相和真理之后，面对苏共最高领导人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无可否认，在斯大林时期就出现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官员特权等，的确也是当时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和发展的阻力。但将这些错误大肆夸大，并作为颠覆政权的依据时，其实质就已经是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自然会使苏联社会及其意识形态陷入严重的混乱，使经过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瞬间坍塌。

第二，“民主化”的实质：反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以代表民众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西方民主政权秩序是把全体公民宣布为具有全权的人。这就是从现实的权力和管理体系中抽象出的民主意识形态：他们将所谓的多党制、分权制、议会制等作为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的概念。所有这些实际上并不能说明西方社会的民主现实，而只是一种被他们抽象掉的纯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印记。在对待苏联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将西方的“民主”意识借助于新闻媒体，植入公众词汇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操纵、统治意识的工具。当他们将那些委婉动听而又新鲜别致的有关民主问题的术语置于公众的舆论与意识形态之中时，被滥用的“民主”的实质就已经明显地被暴露出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苏联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民主化”否认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种社会治理制度诞生于苏维埃，是苏联最显著的政治组织形式。数百万人成为（或通过各级组织成为）制定决议的参与者。[⑦]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价值观中，“我们”高于“我”，即集体高于个人，高于自己。然而，“民主化”的倡导者们却是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将“我”、自己、个人推到第一位，甚至与“我们”相对立。那些所谓“新社会制度”的狂热追求者们为了向苏维埃政权和苏共发动进攻，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将人民政权演变为官僚主义的专横政权，另一方面，又大肆吹捧西方社会治理的“民主化”，以此来搞垮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动摇人民民主专政。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就曾指出，“当有人给我们国家做有致命危险的（实质上是致命的）手术时，不但没有征求全国人民的同意，反而故意违抗人民的意愿——这究竟是自由还是极权主义？”[⑧]当苏维埃政权被总统令废止，自上而下的“改革”“已完全使人民脱离积极的社会生活，脱离影响国内政治的机会。”[⑨]“赤裸裸的现实是：现在的‘人民政权’，并不是‘民主’，它不过是戴上民主的假面具来排斥群众参政，剥夺人民自己解决自己和国家生活问题的权利。”[⑩]

“民主化”否认共产党的领导。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整个国家体制运行的领导力量。然而，民主化的倡导者却组织和动员各种反共势力肆无忌惮地渲染和夸大苏共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错误，以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苏联由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监管不力，自然直接导致国家政治安全的危机；加上当时组织原则的不少错误，很快导致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发生改变，并自然导致党内思想的混乱，主要官员的蜕化也进一步加速了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时，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持不同政见的泛化，特别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等领域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态势，已经在苏共党内大行其道。为此，各种反对苏共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此起彼伏。在电视上、媒体上和各种集会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新兴政治家”，便提出要对苏共这个“腐烂帝国”进行“文明的摧毁。”在当时，由于没有正确统一的思想作为指导，自然使苏共失去了凝聚力、战斗力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党内也不断出现严重的派别斗争，大批党员纷纷退党。苏共“逐渐丧失政治和思想道德领袖的地位，也就逐渐疏远和脱离了人民。”[11]在1990年6月12日召开的俄联邦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俄罗斯独立的宣言之后，俄罗斯不仅脱离了苏联，而且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起宣布，苏联作为“地缘政治实体”已不复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不少共产党员对俄罗斯分离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戈尔巴乔夫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建立一套稳固的、把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因此，在“民主化”思潮影响下，党内思想的混乱、失去统一思想指导和奋斗目标、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自然失去信心，这就是党组织迅速瓦解并直接导致苏联作为国家政治体制解体的直接原因。

“民主化”否认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认为，战后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按照这个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变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12]。为此，根本改变现有社会制度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和整个世界格局的认识中，对外采取非意识形态化，抛弃阶级斗争，否定世界政治和历史是阶级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他十分强调要将全人类的价值放在首位而不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戈尔巴乔夫认为，“到1985年时，苏联的发展已经完全远离了实际文明的主方向，因此目前必须是1917年之后被孤立的苏联与世界重新融合，共同形成国际社会的新秩序。”[13]这种“民主化”思想的实质，完全歪曲和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么无视本国实际，盲目夸大并推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要么错误地认为，现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全部，要么贬低社会主义的目标，以现实的社会主义困境去让民众产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这些论调最终很快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在苏联的“合法性”。

第三，“自由化”的核心：资本主义。为促使民众支持其改革，戈尔巴乔夫在个人权利自由思想倡导下实行所谓的公开性的政策，解除了对过去公开讨论和个人意见表达的应有限制。无可否认，在此之前，苏联在思想领域采取了太多的限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不同的思想与理论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不允许出现有别于政府的任何声音。[14]由于苏共长期对知识分子的独立表达、价值观念等进行严格的监督，自然使不少知识分子感到戈尔巴乔夫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弥足珍贵。当所谓“公开性”政策一出炉，那些被限制在社会集体中的“我”似乎得到了完全的释放。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十分感恩于这种所谓的“绝对自由”，他们便立即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强烈拥护者。这种所谓“公开性”使不少知识分子对官僚权贵的怨恨演变为尖锐的批评，并强烈要求改变现行体制，大肆推崇保证个人言论自由的西方意识形态。1986－1987年间，苏联的最高政治领导层也给了编辑、记者、作家和经济学家以更大的“自由”，允许他们随意运用大众媒体作为工具，让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实质性的“独立”。[15]这些“自由媒体”曾经坚持的“官方路线”很快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便是大量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对苏联历史的丑化，对西式资本主义的膜拜。不少知识分子迅速走向、并受命于不同政治流派，对苏联历史和党政机关展开严厉的批评，原有的严格的社会政治生活规范和监管被彻底终结，严厉的辞藻将苏联当时的不少问题推向风口浪尖。布尔什维克政权被人们视为应立即改革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和亲资本主义联盟取得政治胜利的重要因素。”[16]特别是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下，不少苏联经济学家认为自由市场和私有制才是构建苏联经济体制的唯一合理的方式。他们在各种公共论坛上积极推销自己的观点，大肆鼓吹自由市场和私有制，认为苏联改革的道路只能是西式的资本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自由化的结果，首先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

如果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舆论支持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闸门，那么掌控苏联实权的不少党和国家“精英”们的亲资本主义主张就成为苏联历史终结的关键。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为削弱苏联政权，我们需根据需要培养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17]为此，不少苏联的所谓国家精英逐步成为他们利用的对象。在苏联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是十分抵制的。但在“改革”的后期，这些曾经抵制改革的精英们却从改革的反对者转变为激烈拥护者。事实证明，他们无论是反对还是拥护“改革”，并非执著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追逐他们自己极大的物质利益和权力欲望，才是这些精英们支持所谓“改革”的重要原因。虽然戈尔巴乔夫也曾说过“我的意见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自己的历史现实性。”[18]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也说，改革的目标“丝毫不包含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偏离”，而是“转变经济体制、理顺社会主义内部的关系，使之更有效率。”[19]但发源于中央上层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都使有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讨论走向偏离。各种思潮的争论使这些执政精英们感到手中的特权和利益将受到威胁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威胁，于是选择了将财产以法定程序私有化的道路。这才是相当一部分官员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为之奋斗的政权制度的根本原因。“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私人利益，他们（党国精英）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20]“对于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当对这个伟大意识形态的信任程度减弱之后，那么苏联大厦中的党政骨干结果必然要倒塌。”[21]

二、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22]冷战时期，西方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强大压力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因素，而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和在政治中的积极活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说过：“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23]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也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当年苏联改革过程中推行的“多元化”、“民主化”、“自由化”，“其本质内容是逐步抛弃原有的意识形态”[24]，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这就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使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党的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在当今多元价值观并存和社会思潮相互激荡中，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其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全体共产党员的吸引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增强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保障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情感与认知的归属，避免意识形态的混乱、封闭、僵化和脱离实际。

1.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主导意识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辩证关系

我们一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与社会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关系。现实社会的丰富多彩和异彩纷呈自然会使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人们的理想追求、信仰模式、价值判断、生活目标，总是呈现为多样状态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承认其现实的多样性，要注意尊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差异性、选择性，但更要从根本上把这些不同的社会意识引导到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的统领之下、指导之下、影响之内和规范之中，形成多样性反映主导性、主导性指导多样性的良好格局。

二是要处理好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主导意识与吸纳世界先进的社会意识的关系。世界各国人民，全球各个民族，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改变着这个社会，影响着这个世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各国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在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地创造着更加先进和日益丰富、逐渐完善的社会意识形态内容和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意识形态思想形式。为此，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的前提下，积极、不断地吸收世界各个国家、不同民族所创造的先进、科学、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意识的内容与形式，并为我所用。

三是要处理好继承传统的社会主义主导意识与不断创新社会主义新的主导意识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十分丰富，甚至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至今还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主导意识。我们既要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的进步，需要我们继承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并使之发扬光大。但是，又要看到传统意识的某些方面逐步地显现出不够科学、不合时宜、不够合理、不够完善、不够先进的东西，需要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打破陈规，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将其革除掉，不断创造并构建起赋有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主导意识的新体系。

四是要处理好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意识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发展的关系。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导意识，是属于思想意识领域的东西，它常常表现为理论的形态，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常说，理论往往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为此，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最根本之点不在别的，而在于有效地以这种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去指导人们变革社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主导意识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重视精神层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在影响社会成员方面所起的推动事物发展和变革社会所具有的现实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忽视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的精神作用，更要看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引下广大社会成员所形成的积极态度和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有效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主导意识，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2.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俄罗斯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曾经说过，“许多西方和俄罗斯的思想家很愿意将苏联和苏共的瓦解说成不仅是共产主义思想根本形态的覆灭，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崩溃，包括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这是个严重的错误。”[25]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作为基础的，这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缺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缺乏对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缺乏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就无法在人民群众中建立对社会主义制度共同的政治认同，反之，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将带来更大的灾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并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有力地主导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激励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3.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道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苏联时代的道德教育经验说明，脱离实际以及指导思想的教条主义错误是导致苏联意识形态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坚持领袖个人崇拜，实行严格的思想文化控制，不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自然导致思想教育内容空洞，形式单一，脱离实际。在新技术的背景下，特别是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交互性和分散性，使得虚拟空间出现多种价值观并存、多种社会思潮涌动、多种文化观念碰撞的情况。文化的多元性自然会影响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给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信息技术革命环境下，包括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未停息，而且愈加复杂、愈演愈烈。这就需要我们随时警惕意识形态的变化，防止出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化、“西化”等现象。我们要通过有效地工作去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传导权和指导权。因此，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占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一切领地，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主流舆论的良性引导，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各个领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4.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意识形态教育是各国传递主流意识形态和培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生命力、吸引力和战斗力的意识形态教育是抵制西方文化入侵，进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和重要途径。我们要十分重视通过对民族文化传承、科学知识的探究、合格人才的培养过程去传递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文化精神，激发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于科学真理、政治道路、理想信念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不断加强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结构、组织制度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理性辨析能力，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功能。

5.避免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宣传中的负面作用

从苏联的经验与教训可以发现，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处理得好，它能确保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软国家机器”中发挥阶级统治的国家实体性作用。但是，如果作为执政党不高度重视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不把握好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不及时对错误的社会舆论进行抵制并开展必要的斗争，这些错误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给大众以错误的导向，进而产生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怀疑，影响并动摇人们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制度的正确认识，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导致我们政权的颠覆。因此，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大众传媒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大众传媒的先进性建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使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坚定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

参考文献：

[1] 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

[2] 车玉玲：《后苏联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启示》，载《哲学动态》2010年第3期。

[3] 陈功：《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载《社会主义研究》 2010年第3期。

[4]《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5] 张飞岸：《苏联解体与社会主义的未来——“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

（编辑：刘德中）

（作者简介：徐仲伟，重庆邮电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代金平，重庆邮电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