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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份闭幕的全国人大十一届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2011-2015）规划纲要》，在这份指导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的纲要中，再次强调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建设创新型国家，工人阶级发挥着发挥着主导作用。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知识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核心要素的时代，因为掌握着知识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重要资源，而成为我国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

张扬思想解放、探索理论创新、推动改革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知识型劳动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挥着独特的历史作用，贡献着知识、智慧和力量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上、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知识分子都贡献着智慧和力量。即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中，也凝聚着党的领导集体和理论工作者的集体智慧。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宣传中，党校、高校、社科院、军队等系统和部门的知识分子积极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就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了，而这篇文章的最初作者胡福明就是南京大学的一位学者，尽管这篇文章只是说出了常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却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序幕，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在体制创新领域，知识分子也在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和创新添砖加瓦。就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从改革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的 “放权让利”，逐步实行 “责任制”、“承包制”，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念；从党的十四大推进“企业制度创新型”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目标的设定，到1993年“国营企业”一词正式被“国有企业”取代；从党的十六大不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而是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办法，到确立“国家统一所有，分级行使产权”的“国有资产管理变革”方向等等，无不凝结着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力量。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经济学家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群体，因为他们每一次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到取得广泛认同，最终转化为党的理论和政府政策，都经历着激烈的争论和辩驳。人们还将30多年来中国经济10大理念创新人物冠以“有计划（有林-经济计划必需论的强调者）”、“杨承包（杨培新-全面承包制的鼓呼者）”、“吴市场（吴敬琏-法治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厉股份（厉以宁-股份制的倡导者）”、 “成风投（成思危-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温三农（温铁军-中国农民的代言人）”、“陈消费（陈瑜-消费资本论之父）”、“王需求（王吉绯-规模需求理论创始人）”、“张价格（张维迎-价格改革的首倡者）”、“曹破产（曹思源-破产制的推动者）”等等简便易记的名号，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波折和艰辛。

在科技创新领域，则是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的舞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拼搏奉献使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发展。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表面科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地球系统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迅速发展，三峡工程、载人航天工程、首次月球探测工程、青藏铁路、高速铁路建设等获得重大成功，数控机床、核电、集成电路等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和自主化率稳步提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超导托卡马克聚变实验装置、国家农作物基因资源工程等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成就中，都彰显着科技工作者的精神和力量。仅仅设想一下子，如果没有“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的努力试验，在中国未来18亿亩红线、16亿人口峰值、世界7%的耕地、22%人口的资源环境底线限制中，对美国学者布朗等人“世界何以养活中国”这类疑问和担忧的回答是否还能够底气十足？如果没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的拼搏奉献，推出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否会仅仅停留在“富而不强”的水平？如果没有王选对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研制创新，中国报刊文字的编辑印制是否还会在活印铅字排版中消耗时间？展望未来，在未来30年到50年内，世界科学技术还将会继续出现重大创新，很有可能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脑与认知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数学与系统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中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出现新的科学飞跃，中国科技工作者既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也在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方面面临难得的争先机遇。

在文化创新领域，人文社会教育工作者则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知识分子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指引下，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履行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教育战线在建立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的探索下，逐步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使教师能更好地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主题发光发热。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则在继续深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积极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更加自由地在市场经济中搏击。面对国际文化话语权的竞争，国家通过创办“孔子学院”、 建立报刊“外文网站”、扩大“国家电视台海外中心记者站”等方式发出“中国声音”，进一步提升着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了文化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的改变。

此外，在近年来比较热络的管理创新领域，知识分子也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出谋划策。在中国日益城镇化、信息化、动态化、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大量出现，网媒视讯、QQ微博、3G移动终端等新兴传媒快速发展，财富分配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变成“临时户”，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越来越多的“新人类”变成“拜金族”，这使社会管理和服务创新成为当务之急。在学者建言和社会调研基础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其中，四川遂宁市作为试点城市，为有效防范和化解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企业重组和破产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探索建立了“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至2010年底，遂宁共对496件重大决策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中25项决策经评估被否决，显示了初步成效。[2]这些领域的创新结合在一起，有效促进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转变思维定式，理解个性张扬，乐见“百花齐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机制，激发知识型劳动者更大的潜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支持他们的创新实践，拓宽他们施展才干的舞台，鼓励他们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建功立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劲的科技和智力支持。同时，由于意识观念的转变和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还需要在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等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

一要营造尊重劳动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处于转型期的教科文卫体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在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即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前进困局。一方面，劳动型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独特性和特殊性，形成了劳动者权益诉求的“尊严维护”和“精神价值”，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同为满足，曾经的古代“士”或“学者”就“安贫乐道”，而并不愿意刻意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以财富和经济收入成为主要衡量标准的价值体系中，知识分子的劳动又回避不了“金钱”标准，但由于其劳动成果难以用量化或物化的标准来衡量，又导致了其劳动价值在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和收入分配中出现偏差，难以反映其真实价值或心理价位，进而导致知识型劳动者的思想消沉或心理失衡。据《人民论坛》的一项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公司白领三个典型群体的调研显示，45.1%的受访党政干部、57.8%的受访公司白领和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中的知识分子地位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富有，但与一些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房产商、隐形贪官等相比，不少知识分子“喊弱”、“哭穷”首先是因为对自身境遇不满，而这种不满是通过比较得出的，面对当前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授的文化资本（教育文凭）显然处于弱势。[3]

在举国高擎“工人伟大、劳动光荣”的旗帜同时，“劳动光荣”的口号也应当落实在“金钱”上，具体则表现为收入分配机制上。由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滞后，工资性收入及其增长长期存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低工资特征，已经远远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在上述调查中，37%的受访者将“弱势心态”的产生归结于“收入与预期有距离，生存、工作压力大”。在中国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的收入相差达40倍；少数富裕家庭掌握了40%的居民财产的情况下，长期分配不公的积累带来的“存量不公”将会通过遗传成为破坏机会平等和代际平等的最大因素，带来严重的动态不公，[4]必将引起社会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难题。因此，必须采取税收调解和政策调解等办法尽快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知识型劳动者收入偏低的问题。此外，还应看到科研领域的“课题制”有激发科研动力等有利因素的同时，也存在青年学者、不善于拉关系的学者和希图保持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的学者在申报“课题”、“拿人钱财替人说话”上的困难，宜采取初次分配直接提高工资收入的办法缩小同行业收入差距，免除其无法专注科研的生存压力和交际顾虑。“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扭转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对于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十分及时。

二要营造尊重知识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也已具体化为“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分子不再谈钱羞涩，而是敢于通过自己的知识型劳动获得合理的“经济价值”。然而，不尊重知识、对知识产权的侵犯等现象在今天仍然存在。今年“315消费者维权日”， 中国近50位作家状告百度文库侵犯知识产权一事成为各大媒体、网络关注的焦点，声讨书的执笔者、作家慕容雪村声称，他们发布声讨书的目的是希望百度能正视自己的行为，也希望让更多的媒体和公众能关注这一问题。但他们不确定某一天跟百度对簿公堂时作家们能否胜诉，毕竟现在打官司很复杂，大家也耗不起时间，他的底线是“只要百度停止做这事（撤下所有文章）”。[5]事后，双方谈判破裂，百度公开发表道歉信，称将在3天内彻底处理未获授权的文档。此外，还有王蒙、张洁、张抗抗等作家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公司旗下的“北京在线”网站侵权，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诉龙源期刊网侵权等案件，国外的许多知识产品提供商也在关注着中国打击盗版的力度。

尽管网络免费文档、音乐、软件等知识型电子产品为网民带来了便利，中国“囊中羞涩”的网民占据多数也是中国的具体实情，这给“知识维权”带来了实践难题。但从理论上看，“知识有价”是大势所趋，何况“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目前需要的大概只是在政策和具体操作层面寻找到较好的利益平衡点，以便获得双方共赢，一旦知识劳动获得应有回报，知识型劳动者也将以更好的劳动成果服务人民、回报社会。

三要营造尊重人才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近些年来，为了表示对科研人才的尊重和重视，中国政府积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其投入的研究经费也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长，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据了解国家重大课题经费申报和分配的学者表示，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6]不仅在经费申报领域存在问题，在学者最为看重的职称评定、职级晋升和成果评估奖励标准体系中，各方面要求也越来越多，考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的一点，是考核内容全部被量化”，有高校教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举例说，一个中级职称的教师，每年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为250个。这250个工作量，除教学任务外，还包括科研任务。一年中发表论文的篇数、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多少、科研到款的数目、发明专利的有无，都有数量标准，并直接转化为分值。“比如，学时要够60个，每3年聘期内要有3篇被SCI引用的论文，争取项目申报的科研到款要30万元。职称再高，数量任务还会更重”。[7]在此种“唯分值论”的考评体系重压下，为了考评合格，大家只能先追求所要求的数量，对“质”的要求则相应降低，以至于抄袭、造假、应付教学、关系发文等学术不端行为变得难以避免，甚至出现了引进“瘦肉精”的学者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即使有副作用，但在“说了论文就发不了”的情况下只能听之任之的事例。[8]国外的学术界也在承认中国已成为“论文大国”、“专利大国”、“人才大国”的同时，指出其与“论文强国”、 “专利强国”、“人才强国”还存在距离。

对于科研管理体制和考评机制的量化现象应采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既看到其对于科研管理创新带来的标准化和客观公正，规避了其间的人情因素、暗箱操作、和人文科学水平评定众说纷纭的有利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到过度量化和唯分值论对科研队伍冲击和科研水平下降的不利一面。同时，由于“物极必反”，目前来看，对过去考评标准的“矫枉过正”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长期的科研水平和创新潜力正在造成冲击。因此，未来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考评机制的改革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并尽快加以调整。具体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比如，对于课题申报机制，应当促进评价机构的客观中立，使所有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对于职称评定机制，应当促进评价标准的分类多样，使同行业专家和有知识的人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不是单位员工人人平等、每人一票或领导决定。对于薪级考评机制，应当促进评级结构的改革完善，给以青年学者较为长期的培养环境、给以个性学者较为宽松的评价环境，对论文、专利、课题等的考核由“计划指令性指标”转变为“长期柔性指导性指标”，注重其社会影响力和远期效应，并处理好科研、管理、服务等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等等。如今，一些机制改革的试点已在酝酿之中，比如清华大学即将在百年校庆后对教师进行分类管理。现有的教师将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做科研的，第二类是做教学的，第三类就是两者兼具的。做科研的，就用学术水平评价，做教学的就用教学质量去评价要求。而对于清华这类研究型大学，学校则鼓励主力教师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9]

四要营造尊重创造的工作机制和工作环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然而作为建立创新型国家基础的教育在塑造未来知识型劳动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培育方面还有很大拓展空间。2009年5月5日，美国前南加州大学讲师Randy Pollock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中国的自我封闭”，在对比中美创新思维的差异时，他认为“中国对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重视自然对其快速增长的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创新思维的缺乏却可能阻碍其更进一步的发展”， 他以所教的中国MBA学生为例，这些学生都不是才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国企、合资企业的中层干部、金融分析师和市场人员，在正在前进的中国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并非是没有主见的人士”，但在让他们分成六组进行设计一家连锁餐馆“两小时商业计划”的头脑风暴训练中，这些学生无一例外地拿出了连锁餐馆或餐饮服务的案例，虽然时间规定、知识点和学术规范都符合要求，但却使他在佩服中国人的应试能力的同时，还是看出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软肋“中国传统教育中创新教育的缺失，是发展本国创新经济的一个先天不足”。

推动创造首先要尊重创造，一个创造力很强的人，往往有较强的独立性和个性，甚至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精神，这与中国惯常的层级观念和从众习俗存在冲突。因此，尊重一个人的想象力、好奇心，个性和兴趣，有助于创造力的培养。显然，要真正做到尊重创造，必然要在深层次上改变观念和习俗。

在某种程度上，营造创新型社会比建设创新型国家更基本更艰难。后者可以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推动而在短时间内见效，前者却需要全社会全体人民转变文化思维定式、理解个性张扬、乐见“百花齐放”，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并付出不懈努力。

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和伟大复兴，我们必须付出这样的努力！

（孙应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