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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是对党的工作的根本要求。但是，党内外对于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间的有机联系并不都很了解，相反，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倾向仍然突出。近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特约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进行了专访，侯教授就上述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

　　记者：侯教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已经整整30年了，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判断，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判断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但是，在国内外，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同社会主义加以割裂的现象仍很常见，既有从改旗易帜上去谈改革开放创新性的，也有从固守老路上去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在30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种认知上的不一致现象？

　　侯惠勤：你提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认为理论的力量就在于正视人们的现实困惑，能在重大问题上起释疑解惑的作用。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必须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的精神上，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加以解决。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因此，如何把握时代特征的变化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就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结束“文革”以后，中国存不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问题，如果存在，又是从什么意义上去加以界定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根本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把改革开放视为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实际上是向资本主义回归；二是满足于十七年的成就，把拨乱反正视为简单地回到“十七年”，看不到必须探索一条没有任何现成答案的新路。这里的关键是科学地评价十七年。从历史的观点看，十七年的成就是主要的，它所奠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我们一切探索的出发点；从发展的观点看，十七年的探索并没有真正解决“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这样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如果孤立地抓住前者，就会否定改革开放、固守老路；而如果孤立地抓住后者，就会割断历史、走上邪路。因此，不承认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的决定性、革命性意义，就会走已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僵化封闭的老路；而不承认十七年探索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基础，就会走已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化的邪路。两者都是在根本道路问题上的迷失。从党在当代的指导思想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是同义语，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都是死路一条。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种种新情况，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加以应对。

　　进一步看，对于“文革”前十七年评价的分歧，又源于如何看待这期间所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这样的判断，一是“左”的错误在这期间不占主导地位，二是有些错误是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这后一种情况，就与时代新特征的显现相关，因为任何认识都不可能超越时代条件的限制。邓小平在谈论毛泽东错误及回顾中苏论战的历史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话，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为什么大家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当然责任不一样）？小平思考的结论是：“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要不讲空话、不僵化教条、不脱离实际，首先要准确跟踪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前提是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已经出现。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发生在1978年，不仅由于“文革”的错误促成了人心思发展、人心思改革开放的局面，而且当时具备了从时代特征变化的高度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说到底，改革开放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作出的重大抉择：我国当时面对的历史任务不仅是结束“文革”内乱，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面对正在逐渐显露出来的时代新特征，即邓小平后来概括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特征，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上思考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出路。这表明，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课题的提出，不仅建立在对于“文革”这一全局性失误的思考上，同时还建立在科学地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核心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时，意味着必须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思路作根本性调整。

　　记者：您把问题提得很鲜明，要从对时代特征变化的科学把握上切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性和创新性。借口时代的变化而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无视时代特征的变化而僵化教条，都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您能再深入谈谈如何科学把握时代特征的变化吗？

　　侯惠勤：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大时代，这其间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而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时代特征就是具体历史阶段下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达。“十月革命”是回应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的重大创新成果。它开创了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点打开缺口的“一国首先胜利”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成为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的主要方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的希望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民族的同时行动”，此即“共同胜利”式的世界社会主义变革。虽然马克思也有过俄国可能通过其“农村公社”制度的变革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这一设想的实现无疑是有条件的，即有效抵御资本主义入侵，从而解除公社被解体的危险。 事实证明，俄国村社没能抵挡住资本主义的侵蚀，到十九世纪末，俄国已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资本主义。这样，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就变成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变革问题。东方社会在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社会因素要得以释放，也有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向。世界社会主义变革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同时胜利”的引导格局没有改变。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 。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两大民族的基本矛盾。于是，出现了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和“焦点”，出现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历史新特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从“预备”进入了“可能”。列宁正是据此捕捉到了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做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成功”的新结论，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此后几十年，这种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点打开缺口的“一国首先胜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但是，这种“一国首先胜利”的社会主义变革方式，其所回应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其所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其所促成的目标是尽快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尽管先后建立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抓建设，也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自身的建设成就，促成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革命危机”，从根本上扭转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局面。简言之，这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最高追求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立足点不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本国的事情办好，而是以切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相对封闭的方式促成资本主义的总崩溃。在这样一种世界大背景下，即使没有“左”的思潮泛滥，也很难真正突破战争与和平的总格局、总思路，“文革”不过是把这一思路推向了极致。这样的道路要走得通，前提是资本主义在不断地被切断了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关系后，已无力再进行自我调整。

　　然而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演变的新特征，恰恰在于其减少了对于外围地区进行硬性资本输出的依赖，而主要通过科技创新上的支配、金融和信息以及话语权的垄断、国际游戏规则的操纵等软控制，维护资本的活力。这样，通过资本主义外围的政治独立以致随后经济独立的方式，已不可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根本动摇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这就是说，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地位并未丧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战场已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发展，相应地，时代特征也就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如果继续固守自我封闭的老路，社会主义将丧失发展空间和生机活力，而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条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主题，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长点和创新源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首先有个观念上的转变，概括起来就是需要从满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优越性中回到现实，把立足点从引导世界历史潮流转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认真思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中，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真正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第一位，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新道路的探索理所当然地把改革开放提到了关键点上，因为只有实行改革开放、不再走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邓小平还针对一些同志的担心，强调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有办法克服，而不改革开放则没有出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怕社会主义走邪路而不开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而意识不到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最根本的就是“西化”、“分化”的后果）并加以克服，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正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我们经过30年的努力，才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记者：理解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一个关键点是中国国情，中国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和理论特质。今天，我们当代如何判断国情、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呢？

　　侯惠勤：改革开放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发展社会主义必由之路，这个国情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特点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外围首先发展起来，这和马克思等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是不一致的。虽然历史地来看，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具备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发生是有其客观历史根据的，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甚至是“历史的怪胎”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发生，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时代特征的新变化，使得革命取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

　　首先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问题。因为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不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映。这表明，不可能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要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存，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实现竞争，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这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两种社会制度要长期共存，必须进行经济交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因而必须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和活力，搞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从发展的角度看，在相对落后的区域搞社会主义，自我封闭没有出路。而要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没有别的方式，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才能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三个绕不开”说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不努力面对并迎接挑战，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摆脱被动、走出低谷。

　　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焕发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源泉，就在于它以一系列崭新的矛盾关系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和国际性矛盾关系。改革开放是独立思考、走符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社会主义要特色化，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能否成功解决这一课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国际性、世界性事业。之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就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超越和代替资本主义，就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两面作战：既反对用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抹杀“中国特色”，又反对用现实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民族特色抹杀“社会主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一矛盾关系的不断解决，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和批判抵制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向世界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学习，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则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看，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社会主义，而不是引进资本主义瓦解社会主义，一方面要以我为主，渐进式改革，有序地扩大开放，另一方面必须坚守社会主义的“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守的三大“底线”是：一，基本价值不认同。我们学习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工具理性层面，一般不涉及价值理性层面，尤其是核心价值方面。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不断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批判抵制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二，基本制度不照搬。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决不照搬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不断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继续前进。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已经大体上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构建，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依托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等。三，发展道路不重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化，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代价巨大、发展迟缓、痛苦和灾难深重，而且会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衰亡，因而行不通。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要避免西方走过的那种通过制造社会严重阶级对立、激化社会矛盾、牺牲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避免西方走过的那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扭曲人性、牺牲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模式，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总之，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基本经验。

　　三是共产主义理想科学性和激励性的矛盾关系。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而它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中的设想不同，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就是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急躁情绪，总是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关于“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使得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但是，对于共产主义的科学把握并不能自然转化为理想信念上的坚定，相反，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客观上冲淡了其作为理想的现实激励作用。这样，我们在需要不断克服急躁情绪的同时，又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充分阐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基础和价值依据，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不过是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展开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努力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可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总之，通过改革开放应对时代新挑战，才能激发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走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记者：对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命运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和继承性关系的准确把握问题。您觉得准确把握这一关系的难点在哪里？

　　侯惠勤：难点在于如何做到两个“充分估计”的统一，即既充分估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又充分估计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性，而做到两者统一的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抽象的肯定或否定。现实地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估计不足，就容易走“老路”。毫无疑义，最早提出“以苏为鉴”、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宝贵经验的是毛泽东，但是，从时代主题、国情判断、基本道路及发展大思路等等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很早发现而没有解决好？这不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因而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新的时代特征没有充分显现，无法从总体上突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革命图式。这样，党的工作重点就无法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执政基础就无法真正建立在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上，党的思想基础就无法真正达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这些重大问题就始终不是很清楚。因此，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角度，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新发展的高度，才能真正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实是从邓小平理论才真正开创的。而“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性估计不足，就容易割断历史而陷入“西化”的邪路。我们在坚定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所谓的“发展主义历史观”。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否定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的意义，实际上把资本主义以至某国资本主义（例如美国）的道路视为人类的共同道路，通过“发展”和现代化维持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决不认为社会进步是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自然结果，相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从政治上思考和观察问题的结果，没有一个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政党，就不可能面对并解决“后发展”国家的众多社会矛盾，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科技进步也就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更是无从谈起。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他所提出的包括改革开放、“三步走”发展战略等，都是从政治上思考的结果。“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

　　记者：在今天，要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个重要的实践和认识问题是如何使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侯惠勤：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我觉得使改革开放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们必须充分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在这方面，有两个说法需特别加以澄清。一是把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排除“左”的干扰，提出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的过程”的断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而根本区别于那些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甚至国家解体的“改革”。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于自由化思潮干扰的排除。正如邓小平在平息“八九”风波时明确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党的十七大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宝贵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等，充分表明把改革开放片面归结为反“左”，本身就是对于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改革开放的干扰。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新探索，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对于我们而言，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意义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决不走“回头路”（即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上）和决不走“邪路”（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的实质。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就必然是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从习惯和感情偏好上说，党内容易认同老路，因此“左”始终是干扰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但是，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和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始终存在，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就始终存在。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今天和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恩格斯曾说过“两极相通”，历史一再印证了这点。“左”和右都惊人地一致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天讲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

　　另一说法就是今天在关于“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问题的讨论上，有一个被一些人一直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混乱而又包藏祸心的提法。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怎么都可以”、因而可以任人自由发挥的空间。它摆出一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创性的架势（其陷阱也在这里，谁否定这一提法，谁就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贬低，就可以将其一棍打死，或者将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真实意图的同时，使自己披上了“改革的捍卫者”的唬人外衣。实际上，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的外国模式的意义上，这是常识和共识，不算什么有创见的观点，也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议。况且众所周知，不仅中国的改革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都是这样。难道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对于任何国外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模式的突破吗？难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的道路不是对于所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吗？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其它重大原创性成果一概没有兴趣，单挑出改革来一说，起码说明论者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改革的已有成果，而是中国改革的何去何从；说明问题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对过去的评价，而在于对未来的把握。

　　这样，对“中国改革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论的进一步解读，必然使人们提出以下追问，即中国的改革固然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不更是对于当今“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突破吗？为什么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呢？可见该命题实际上是有破有立，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毫无疑义，由于时代主题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原先那种封闭起来搞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是一条死路，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闯出一条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探索，其创新性无论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但是，通过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其前提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与资本主义趋同。因此，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共产党的领导和1956年后基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力图抹煞的。绕那么大的一个弯子，本意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定向，板子却打在苏联和斯大林身上，可谓是避重就轻、声东击西。其良苦用心不外乎试图绕过它不这样就根本无法绕过的“钉子”。

　　说到底，一些人之所以要舍近求远、曲里拐弯，就因为有难言之隐、有难以摆脱的“紧箍咒”，这就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邓小平及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判断。1985年，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作了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这就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所以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他同时非常鲜明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要区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问题。“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第一姓“社”不姓“资”，正如小平所说：“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第二这个“社”不是重起炉灶的“社”，更不是改弦更张向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资本主义）看齐的“社”，而是始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所开拓的社会主义，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开拓和探索的社会主义。正因为这一问题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没有任何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因而别有用心的人就必须选择其它的突破口。于是，“斯大林模式”及其相关的假命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在一些人看来，斯大林尽管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着密切关系，但对于他的评价毕竟没有直接对中国自身经历的评价那样敏感，况且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毕竟已经解体，其本身又存在着许多历史的悬案，留下了足够的“六经注我”的空间，因而是借刀杀人的绝好把柄。有鉴于此，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当然还要继续地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见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政治分析。

　　因此，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追问，即中国的改革究竟是在基本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变革，是在体制层面和局部范围内的制度层面的变革，还是在社会制度层面的全面的革命性变革？换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为根基的国家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经济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改革加以完善，还是从根本上推倒？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根本在党、关键在党、因而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还是通过改革开放，最终终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关于改革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所在。不能笼统地讲“改革无罪”，关键在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还是什么别的“改革”，关键在于改革依靠谁、为了谁、利于谁。正如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毫无疑义也是如此。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其落脚点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这一点，一切就无从谈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光辉。

　　记者：近年来，您在意识理论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这些研究也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到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您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在您的研究中提出了工具性可为和目的性可为这两个概念，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侯惠勤：好的，我认为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立场的关键是要区分工具性可为和目的性可为。毫无疑义，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所谓立场，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立场；所谓观点，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这一前提意味着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都毫不拒斥地为我所用，一切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事情都不遗余力地推动促成；这一前提又意味着我们的立场是有坚定原则的，不仅严格区分“可为”（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和“不可为”（倒行逆施），而且在“可为”中还区分“工具意义上”的可为和“目的意义上”的可为。对于“工具意义上”的可为，我们视其为“必要的恶”，它只能利用、不能作为价值导向。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传统理论找不到或推不出的事情（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下的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下的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立起来，就是因为它并没有根本突破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换言之，我们常说的如果马克思或列宁活到今天，他们也会这样做，就证明了这点。但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相容不等于说这些事物当然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相反，如果不把这些事情视为“必要的阵痛”、黑格尔意义上的发展过程中的异化而加以全盘肯定，甚至认为是“天然如此”，那么它就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就根源于此）。这正是当今许多争论的问题症结所在。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实际上把历史事物分为三类（即“可为”－有前途的事物、表达着新兴历史主体的要求，“不可为”－腐朽没落的事物、体现着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主体的意志和“作为工具的可为”－具有依附性的两重性事物），为我们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指明了方向。第三类事物往往是依附着占统治地位的事物，不具有历史主体的属性，因而一般地不具有价值的内生性。将此类事物同日益腐朽的统治力量加以“剥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渗透力和灵活性。但是，历史的教训是，这种“剥离”不能仅限于把第三类事物看成完全中性的，以为一旦其和第一或第二类事物相结合，就变成“完全的善”或“完全的恶”。其实，第三类事物作为“必要的恶”，即便和第一类事物相结合，也只能是“有限的善”、仍然具有两重性，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依附第二类事物出现的（例如市场经济），其所谓“固有的”属性，实际上是第二类事物赋予的，而并非其自身“内生”的。因此，对于第三类事物的利用，就不能听从其“自发性”摆布，而必须突出第一类事物对其的价值渗透和导引。否认这点，不仅在实践中会走入歧途，而且在理论上将丢失根基，在意识形态上被消解。鼓吹“工具性可为”事物的自然合理性，是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消解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立自身话语霸权的主要方式。

　　更为深入地看，任何历史事物（包括第三类事物）都有一个历史合理性的发生、发展和丧失的过程，因而也就存在着不同性质的两重性。第一类事物体现着历史的趋势、因而也就负载着历史进步的价值，其两重性主要表现为“概念”（理想）和“经验”（现实）的矛盾；第二类事物已经丧失了历史合理性、因而就成为革命变革的主要对象，其两重性大体上表现为“虚幻性”（不断制造幻觉）和实在性（继续追求既得利益）的交织；第三类事物处于历史合理性的临界点上、因而其理想价值已告终结，其两重性就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局部性创新）和“价值理性”（整体性迷失）的冲突。忽视第三类事物的工具性价值所负载的自发价值取向的局限性，必然导致理论上的“失足”和实践上的失误。

　　最为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就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家权力。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批判黑格尔而转向唯物主义的，对其国家观的批判是关键一环。黑格尔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视国家为具有主体性的、可以有价值内生性的“现实的伦理观念”及“理性的形象和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则发现国家归根到底服务于世俗利益，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而将其纳入批判的视野。而且，他们后来的研究表明，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也就是不可能真正为全民所有的公共权力），因而断言“国家消亡”：“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虽然如此，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也必然要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所用，这就是在“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半国家”、是“自行消亡”的国家（亦即正在向社会公共权力回归的权力）。但是，历史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并不“天然”就是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坚持不懈地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其进行改造，它仍然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权力。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两重性，在实践中可能孵化出官僚特权阶层，在理论上则必然陷入黑格尔式的国家崇拜。这可能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最为重大的失误之一吧？

　　邓小平对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观点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从工具的意义上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可以和社会主义相容；但是，他也提出了市场的双重属性问题，提出了根本在为谁“服务”的问题。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的社会主义属性来自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其自身内生的，因此，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同一篇讲话，邓小平强调指出：“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改革开放当然要付出代价，要允许失败，但是不能有道路上的失误，不能背离社会主义，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都必须严格区分两种改革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改革开放。总之，不能妄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不能有“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等，但是，沿袭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肯定不会陷入“市场崇拜”和“私有产权崇拜”，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解放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区别。

　　记者：我们读您的文章，感到其中渗透了辩证法的力量，因而很解渴，比如您在阐发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揭示了在这一基础上面对的新挑战。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吗？

　　侯惠勤：我认为，唯物辩证法不仅是方法论，而且首先是世界观。这是一个否定一切静止的、孤立的、绝对的存在的世界观，并奠定了其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前提。所以我们看待一切事物，都要有辩证的眼光，包括我们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新，都要从内在矛盾和变化发展中去把握。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识形态化”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倾向有所增强。适应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仅是有效发挥主流意识形态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落实科学发展的需要。这样，我们就必须深入到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矛盾关系中，在理论上才能有所突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摆在突出的位置，并明确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特征的时代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为精髓以及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价值体系，在探索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关系上取得了突破。我把这个突破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在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和包容性关系，意识形态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关系，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集团性话语和全民性、个体性话语关系，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和大众性关系上的突破，但是，突破本身又面临着新挑战。

　　比如，我们纠正了过去那种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甚至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认识到一般地说，包容多样不仅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精神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态，因而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真正发挥作用的需要；特殊地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它不仅要从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同时也必须从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吸取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扩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这一发展趋势。

　　但是在这一新认识基础上，我们又必须面对两大新挑战：一是在涵盖全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庞大体系中如何体现“核心”价值？我们必须从中提炼出与人类文明同进步、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根源、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命运的核心价值观，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人民大众的自觉追求，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和引领社会思潮。具体地说，文明既不能完全排斥自由、民主、人权等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因为它们确实有两重性，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人类一定时期的共同追求，但决不能照搬。这不仅因为这些口号总是同资本主义的制度架构相联系，因而具有局限性以及一定的欺骗性而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断揭露，更因为社会主义作为必然要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不仅要逐渐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不断创造出更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正是出于这一思考，我尝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以下五点：一、劳动优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劳动的解放与复归”，这也是全部人类文明发展的起点和归宿；二、人民至上，“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特有的词汇，“人民至上”的价值观是由我们的国体、我们党的性质等根本制度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人性关切；三，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为吸引人的口号之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其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具体体现；四、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之所以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形式公平，就在于其不仅保留了并改进了形式平等，又增添了后者所没有的具有丰富内容的事实平等。五、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而全面、阶段性和终极性相统一、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相一致，使得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区别于、而且高于资本主义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

　　二是当我们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原则时，其批判性原则就必然遭遇新挑战。我们今天随时可以看到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从各种“左”右政治思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到社会生活中各种根本颠覆真善美和假恶丑价值取向的现象，有的已经非常严重，令人忧虑。然而问题还不在于此，错误思潮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存在不是新情况，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宽容”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时，“批判”就必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辩护。“谁有资格批判”往往成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条件，当人们无法理直气壮面对这一质疑时，一切批判就无从谈起。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各种过错者的“良心发现”，或者是等待其自生自灭。这就是今天许多正常的政治批评、学术批评无法展开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性社会思潮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记者：正当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候，近年来有人竭力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的混乱。您能否谈谈认清“普世价值”理论的方法论问题？

　　侯惠勤：首先，我们要看到，把资本主义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终极存在，是“普世价值”热播者的意识形态前提；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轨道，是他们热衷传播“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但是，他们又不便明说，因而抛出了“普世价值”这样一个极易加以混淆的概念。我们不能跟着他们搅浑的水跑，而要将其加以混淆的理论进行澄清。我认为“普世价值”论在方法论上至少有四个“混淆”：

　　“普世价值”论混淆了认识论价值与存在论价值。时下对于“普世价值”存在的论证，最多的莫过于从个性和共性的关系上着手。既然事物都以个性和共性两种方式存在，那么“普世价值”就是表现了事物共性的存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无论是表象的还是本质的抽象，都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因此，认识论意义上的共性，具有非实体的特征，作为观念的存在，它可以不需要直接对应的事物做支撑。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共性则不然，它必须要以利益共同体或社会生活共同体为支撑，否则就不能存在。简单地说，存在论意义上的共性就是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直接交往，而在存在着阶级对立和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全社会而言不存在这样的共同体。人类性话语和普遍利益的现实表达的唯一可能是通过处在上升时期新阶级的阶级意识，但这种表达本质上是“普世价值”论所反对的阶级性话语。可见，现下大谈“普世价值”的做法，理论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可以脱离实体而存在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抽象普遍性，和必须依托实体而存在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普遍性混为一谈。这一混淆的结果，不仅使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也使原本十分清晰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

　　“普世价值”论混淆了政治价值与人性价值。论证“普世价值”存在的又一惯用手法就是关于共同人性的设定。看起来，似乎是关于有没有共同人性之争（持“普世价值”观的人也愿意把争论引向这个问题），而实际上问题在于能否用共同人性去解决特定的政治诉求。为什么抓住共同人性说话，因为这似乎是无法否定的，正所谓“人同此心”嘛。从人的自然性及其与其他物种的区别着眼，说有某种共同的人性也无大错。但人的真正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其价值追求不是其自然性的反映，而是其社会性的表现，因而此种共性一旦具体化，就会出现差异甚至对立。比如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心，一旦落实到具体人、具体场景，肯定就不那么统一了。什么是可怜、什么人值得可怜、什么人能够去可怜等等，在存在着阶级利益对立的社会，根本无法统一。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不讳言人性，但不诉诸人性。之所以不讳言，就因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道义性，社会主义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人性的不断完善，而资本主义在不断制造了社会对立和社会病态的同时，也不断地造成了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我们在人性问题上并不输理。但是，历史的进步，从根本上说不依靠人性的诉求，而依靠从政治上提出和分析问题。只有不回避现实的矛盾，善于分析和解决通过阶级矛盾而表现出的重大社会矛盾，才能真正推动历史进步。有人会问，诉诸阶级和诉诸人性为什么不能兼有，难道无产阶级解放不是同时也体现了“人类解放”的诉求吗？实际上，把人性和阶级性截然对立起来，用“普适性话语”排斥阶级性话语的，首先是抽象人性的崇拜者。这也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只有从阶级性话语出发，才可能奠立人类性话语的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两种话语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在淡化自己党性、阶级性的前提下谈“人类解放”，而是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否则，不是空想，就是骗局。由于阶级社会的利益分化（从世界范围看，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阶段），人类性话语和普遍利益的现实表达只能通过处在上升时期的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由于根本区别于以往的任何阶级，因而开拓了一种通过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表达人民性乃至人类性的现实可能。

　　“普世价值”论混淆了理想价值与空想价值。“普世价值”在今天之所以热门，与之迎合了人们的某种心态有关。当代生活场景的快速切换，使人们实际上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因而对梦、对梦想、对梦境就必然寄予厚望。“至少我们还有梦”、“我有一个梦想”、“和梦一起飞”等现今已成为励志式的流行语，共同表达了一种超越自我、追求美好的奋斗精神。但是，如果对此作理性的思考，就不能否认，梦想有两种，一种是理想，另一种是空想，两者的价值并不相同。两者的区别在于，理想是现实的可能性，而空想则是不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个人而言，对梦想是否作区分似乎不重要，因为重要的不在于其结果、不在于其是否能够实现，而在于其美好、在于其激励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而言，这种区分就大有必要，因为靠空想即便能激发群众的热情，但由于不可能长久保持这种热情，最终必然会失去群众。马克思主义靠科学真理掌握群众，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崇高的理想鼓舞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科学和理想是高度的统一，科学是以理想追求为要旨的科学，理想是以科学真理为支撑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在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美好，而且在于不搞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对于中国而言，概括地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更不否定人们通过各种信仰方式超越和完善自我，但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以空想指导实践。共产主义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理想性，更在于其客观必然性。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时指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作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普世价值”论混淆了马克思不同语境中的话语价值。退到最后，“普世价值”论会抬出马克思。它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除了讲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民主外，有没有一般的、形式的、共性的民主？它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的同时，一般作了两个方面的论证：一是大量引证马克思或恩格斯有关一般民主制的论述，以证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民主是普适性的；二是大量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举措在今天西方民主制中得到实现的例证，以证明民主在政治实践中同样具有超阶级的普适性。但是这类引证违背了公认的学术规范。无论何种学派，在引用文本或史料时，总要先对其进行考证和鉴别，以确定这些文本的可信度及实际价值。无论如何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进及其变革成果，他们曾经历了不同的哲学信仰则是学界所公认的，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引证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就是起码的要求。“普世价值”论关于马克思“民主一般”的引证，大体上出自其早期著作，比如马克思1843年七八月间写下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学界公认这是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时期，关于民主是“类概念”、是“人民的自我规定”等等，都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印记。如果要最概括地说出马克思早期思想与其成熟时期思想的差别，那就是马克思早期是从哲学、伦理学或信仰追求中直接导出政治或社会变革的结论（这也是西方启蒙学者的通病），而马克思思想成熟后则始终遵循从现实历史的矛盾分析中找到社会变革的出路。迄今还没有关于马克思成熟时期从“政治一般”去谈论民主一类问题的可靠引证，包括一些人热炒的所谓恩格斯晚年转向的论证在内，都经不起严肃的文本考证。应该说，列宁的下述论断体现了马克思关于民主的基本思想：“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所以，“普世价值”论无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引证，还是对其思想在当代西方民主制中实践的诠释，都是在根本曲解的前提下所为，不能视为是严肃的研究结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不能排除人类性话语，不能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阶级性话语，而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把阶级性话语和人类性话语统一起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拒斥阶级性话语，孤立、抽象和无条件地使用人类性话语，纠缠于同资本主义大打“普世”牌，比谁的迷魂汤威力更大，这肯定没有出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变化，我们必须重视人类性话语的使用，但这是策略层面的、有条件的应变，而不是根本理论的混淆和战略性改变。只有保持理论上的自觉，才能拥有思想上的领导权。

　　记者：您谈到的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即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这种现象就我国学界而言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呢？

　　侯惠勤：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制造意识形态和学术（知识）、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间的鸿沟，在摒弃意识形态的心态下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当下流行的、往往是西方强势话语翻版的思潮。实际上，如果把世界观视为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由于任何学者都不可能在世界观真空的状况下从事研究，这就意味着他们都要从一定的意识形态语境出发。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话语加以消解的同时，其本身也就使用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而所谓的从政治性话语向学术性话语“转换”，不过是用另类意识形态语境取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比如，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思想障碍，就是对科学发展观做纯工具理性的解读，从而得出“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结论，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实际上，不能把科学发展观视为无党性、超主义的口号。党的十七大对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属性和党性特征作了如下论断：“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这里说得很清楚，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几代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和思想创新密不可分，必须从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加以把握。尽管科学发展观也有对于国外发展经验的借鉴，但是绝不能将其混同于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发展理论。西方的各种发展理论尽管千差万别，但核心思想是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否定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的意义，实际上把资本主义以至某国资本主义（例如美国）的道路视为人类的共同道路，通过“发展”和现代化维持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并以此作为向我进行价值观渗透的重要方式，图谋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回归资本主义文明的轨道。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有什么好事（例如汶川“抗震救灾”的出色组织），都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而是诸如“国际慈善救援行动”和“人类普世价值”的胜利；而有什么弊端，例如某些群体性事件或腐败等，则必定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在回答“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时，必须把握其基本精神是“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根本在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增强社会主义认同感。此外，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只有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发展是第一要义”只有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中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以人为本是核心”只有从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立场上才能扫清各种迷雾；“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只有从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才能获得立足点；“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只有掌握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才能真正实行。因此，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要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下工夫。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而这些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层面的要求，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的，因此，“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紧密结合起来。” 而我们今天存在的一些与中央精神不一致、妨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错误认识，根本还在于世界观方法论上出了问题。

　　记者：通过您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致性，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在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地位，决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一致性。那么，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呢？

　　侯惠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宝贵经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主义能够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借助马克思主义，现代无产阶级才第一次具有了阶级意识，从而成为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主体。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在内的历史活动，本质上是群众的事业。但是，人民群众要真正成为历史主体、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在现代无产阶级出现后才成为可能。这不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实现解放的客观历史条件，而且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具备了认识本阶级地位和解放条件的历史主体条件。但是无产阶级也并非天生就能做到这点，它只是依赖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原因在于，任何少数剥削者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必然利用其自身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优势地位，使被统治者处在“自发”状态、使其成为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附庸，从而认同这种统治。尤其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下，“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因此，要自己解放自己，必须“让思想冲破牢笼”，提出不同于剥削阶级的阶级要求，这就需要接受先进理论武装。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邓小平在谈到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重申了恩格斯的观点，他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国家意识形态的显著标志。列宁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理论斗争是和政治、经济斗争相平列的无产阶级政党三大任务之一，“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毛泽东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相提并论，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更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视为“配套工程”。党的十七大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宝贵经验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根本在党”，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一切否定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思潮，必定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伯恩施坦提出“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到今天有人提出“先进思想资源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其目的都是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其结果都是搞垮共产党。必须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充分有效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根本改变现状的“解释世界”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搞多元化，而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必须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因而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一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恰如胡锦涛指出的：“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第一位重要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关键在于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党的思想路线看作“学风”，其实质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他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大力倡导的是“有的放矢”、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 邓小平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 胡锦涛在科学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时，在充分阐发了10个“结合”后指出，“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在指导实践发展的同时不断发展自身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但是对于人类社会这一发展规律的具体认识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据和政治形式，但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还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把民族命运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的世界眼光，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还要靠我们创造性的实践去开拓。在我们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更好地发挥了其指导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