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在党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注意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开展调查研究、正确领会上级指示精神以及注意领导干部不实作风等观点,对于新时代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和现实的参考价值。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员干部应当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认真学习和充分吸收毛泽东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验和智慧,认清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及其危害,坚定不移地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向深入。
一、理解好、掌握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是否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深刻批判了党和红军内部脱离中国实际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充分体现了党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学习自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解好、掌握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夯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基。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反对的从来不是读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反对有的党员干部死读“本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灵丹妙药”的做法。近年来,党内死读“本本”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但出现了另一种极端——走向形而上学,有的党员干部为了表达反对“本本主义”的决心,直接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本本”反掉了,不肯下苦功夫学习理论,研读时草草而过、囫囵吞枣,写心得体会时照搬照抄、东拼西凑,需要理论指导实践时“临时抱佛脚”,死记硬背一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当作口号,以至于学习成了装点门面的手段。这种“人前读书,人后弃书”的行为使得党内作风问题隐蔽性更强、危害性更大。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毛泽东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不仅自己坚持反复阅读原著和经典,而且迫切希望党内“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提高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与希冀,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党员干部面前。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反反复复地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真正掌握贯穿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自身理论认识水平、思想境界、党性觉悟,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当党内有的同志还在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时,毛泽东是最早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家。在实践中,他发现相较于那些不识字的工人,一些熟读马克思主义的“党内理论家”反而成了革命叛徒,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党内理论家”缺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只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是没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与现实的调查研究中,更无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这对中国革命事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他提出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前学用“两张皮”的现象在党内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学一套、说一套,干的又是另一套,不把所学的东西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其结果往往是,错误地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工作对立起来,行为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致使马克思主义遭受无端嫌弃与责难。事实上,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行,而是部分党员干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解决问题的方法正是从理论学习中得来的,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这要求党员干部一方面以知促行,将向书本知识学习同向群众学、向社会学、向实践学结合起来,到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扎实开展一切工作,认真履行职能职责,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体现到实际效果上;另一方面以行促知,勇于打破思维惯性、行为惰性,结合具体实际开拓创新,对实践中的新思路、新方法进行及时、系统的理论总结,以新的实践深化思想认识,推动思想不断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印证理论,不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性认知,使自己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和能力素质更好地适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
(三)坚持用辩证思维观察事物、分析事物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斗争形势,并根据客观实际的变化调整斗争策略。寻乌调查时期,毛泽东发现为了建设根据地,以往的调查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新需要,他提出农村调查与城市调查并重的调查方法,调整斗争策略。这种根据客观实际需要及时调整策略的工作方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面是形而上学。近年来,有的党员干部为了自身政绩,频频采取“一刀切”式治理,比如:为恢复空气指标,要求所有企业停工停产,切断企业等相关利益主体的生计;为达到环保标准,强行打造“无猪镇”“无鸡镇”,全然不顾农民的利益;为整治交通乱象,对摩托车、电动车一味限制、禁行,增加群众出行负担;等等。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是违背了唯物辩证法,难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
摒弃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处理方式,学习和运用辩证思维观察事物、分析事物,关键在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具体问题是指实际存在的问题。党员干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解决的问题是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应学会去伪存真。其次,具体问题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的现象所构成的整体性问题。党员干部既关注群众反映最为激烈的问题,也抓住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做可行性论证,也做不可行论证。最后,具体问题既是时间性问题,也是空间性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问题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发展,也会因每个地区实际情况不同而产生差异,党员干部只有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才能把握形势的变化,处理好各种关系,促成问题的真正解决。
二、扎扎实实地搞好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必备的基本功,也是解决实践问题的秘诀。从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核心观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表明了调查研究是掌握实情、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方法。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珍视并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克服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调查成果推进实际工作。
(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用大量时间深入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中进行调查,以此为基础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曾让无数党员干部获益,《寻乌调查》更是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正是在不断思考和总结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伟业的重要法宝,但近年来党内不注重调查研究的情况依然存在。有的党员干部自认为熟悉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有的把调查研究任务分配给秘书或下属,自己只负责听汇报、看材料;有的走不出“文山会海”,很少下基层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不对实际做调查,下达的指示、文件、要求必然是空对空,甚至会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引向错误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进一步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党员干部必须认识到,在这个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持续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如果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仅凭原有的经验和一腔热血,是无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科学判断形势、作出正确决策的。学习、掌握调查研究的本领并成为调查研究的实践者,是党员干部的必备素养。党员干部只有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不断磨砺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察民情的听力、走基层的脚力,广泛搜集第一手材料,精准把握各方面情况,才能在摸索本地区、本部门改革着力点和突破口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才能在回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期盼愿望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这是毛泽东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他看来,调查的过程就是弄明白问题产生缘由以及现状的过程,如果遇到问题而不知道如何解决时,就应该迈开双脚去做调查。毛泽东还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形象地说明了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必要过程,解决问题是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有时候调查的形式虽然有了,问题却不一定就能顺理成章解决。比如:有的党员干部调研只奔着先进基层单位去,对问题较突出的后进基层单位绕着走;有的只看规定路线的“盆景”典型,听提前“彩排”好的成果汇报,最后变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报喜汇”;有的调而不研,装一兜子材料回来,不分析问题也不深入研究,汇报一下就草草了事。这种虚浮的调研就像一本“狗肉账”,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让调研价值大打折扣,而且极易将矛盾激化,让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成为影响社会治理的隐患。
党员干部要提高调查研究质量,必须在“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上下功夫。首先,制定调查纲目。在实际调查研究前充分了解问题的历史,想清楚要调查的方向和方面,制定一份详尽的纲目,明确目标,更有利于从繁杂的现象中理清思路、聚焦问题。其次,主动抓真问题。党员干部要充分利用“四不两直”方式,拒绝基层的层层陪同和规定路线,直奔矛盾尖锐、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和单位。再次,找准问题产生的原因。问题真不真还得看病根找得准不准,尤其面对情况复杂的“老大难”问题,不仅要摸清历史和现状,而且要有足够的耐力和毅力去抽丝剥茧,找到病根,提出针对性措施。最后,促进调研成果转化。党员干部要及时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并持续跟踪、定期评估、不定时优化调整具体措施,最大限度把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既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必要前提。社会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网络舆论场成为新的民意聚集地,网络问政成为了解群众诉求的新途径,但一些脱离群众的新苗头也在衍生:有的党员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套路式回复群众诉求;有的只关注网络舆情,忽视不上网人群的心声与诉求;有的怕见群众,以“网上办”代替“下基层”,全靠网络交流解决问题。如此“不见面治理”,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新的滋长空间,让党员干部离群众越来越远,在党和群众之间形成一堵无形的墙。
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而他们的实际经验都是在电脑上看不到、材料里读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现在通信很发达,通过打打电话、发发微信、看看材料也能了解很多情况,但毕竟隔了一层,没有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和‘七嘴八舌式’的讨论来得真实鲜活”。党员干部要自觉抵制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意识,从围着电脑转的工作状态中抽离出来,走到群众家里去,和群众同坐炕头、板凳,多和不同人群面对面交流,主动拜群众为师,对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梳理归纳、提炼总结,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方法指导;对群众提出的表扬和批评都认真倾听、虚心接受,解决得好的和坏的情况都去了解,随时顺应人民意愿,遵循人民期盼,坚持好的,改正错的,使自己全部的工作、奋斗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期待、符合人民愿望。
三、正确贯彻执行上级指示
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要求。同时必须看到,只有因地制宜、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才能把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深刻审视了党和红军内部形式化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强调盲目执行上级指示反而有碍于工作落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吸取历史教训,注重提高全面准确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能力,对照搬、照抄、照转的工作作风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反对“依葫芦画瓢”的错误做法。
(一)坚决反对“唯上是从”
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内容之一,是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的纪律。但是,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查当时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结果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斗争史上“只唯上,不唯实”的一个深刻教训。当下,有的党员干部不仅没有汲取历史教训,甚至为了谋取个人利益,给“唯上是从”披上“忠诚”“顺从”的外衣,把对组织和原则的忠诚转变为对顶头上司,特别是“一把手”的忠诚,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对上级领导搞无原则、无纪律甚至无底线的服从,哪怕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也会为了“领导满意”,强行推行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全然不符的政策。
毛泽东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上级的指示主要是从整个大局出发的,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所有部门。党员干部要敢于摒弃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与对地位的虚幻迷信,以“只唯实不唯上”的态度深入领会上级指示精神,对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坚决落实,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则如实向上级报告,以苦干实干的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坚决不做那些表面上对党忠诚、背地里却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两面人”。如果有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搞“家长制”,要求下级唯命是从,甚至是要求下级办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下级应该抵制上级领导干部的这种要求并向更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报告”。这种坚定的立场与行动,是维护党的纪律与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员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具体体现。
(二)对上级指示的执行要结合实际
不论何时,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是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基本政治要求。但是,“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明知盲目执行上级指示要不得,有的党员干部依然如此,其本质上是缺乏担当精神,一味图安全、图省事、图好过。有的党员干部坦言,一切以上级部署为准,自己当“收发室”,责任就能转移出去,实施效果好坏与自己无关。甚至有的党员干部为了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会默默等文件或上级指示,在上级指示未下达之前,绝不表态。
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党员干部应当心怀“国之大者”,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吃透“上情”,充分把握“下情”,处理好执行上级指示与立足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关系。一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实质,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干部必须沉下心来认真研究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精神内涵,准确把握其目的、本质、核心和精髓,搞清楚哪些是原则性要求,哪些是刚性要求,哪些是指导性要求,哪些是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弄清楚实际情况。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有自身的优势和短板,必须在透彻研究党中央精神的基础上,把能够利用的优势和要解决的问题、难点标出来,实事求是地设定预期目标和效果,找准推进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将具体的工作思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同党中央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才能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三)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根本立场
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如何创造政绩、怎样衡量政绩?政绩本质上是让上级满意,还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的党员干部在政绩观上明显出现了错误认识,认为做工作只要对上级有交代就可以了。上级要求扎扎实实搞调查,有的党员干部却大张旗鼓去田间和老百姓合影;上级要求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有的党员干部却大肆打造“市民之家”、文体展馆等“新形象工程”;上级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有的党员干部却不考虑地方实际,直接“依葫芦画瓢”。如果任由这种沉迷于虚假政绩和个人利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肆意蔓延,其结果必然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言,党的策略路线不能深入群众。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底气。满足群众利益、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奋斗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党员干部落实党中央政策、执行上级指示,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目标是为民谋利,既要做到在“服从”中负责地上传民意,让上级听到最真实的声音、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也要做到在“执行”中贯彻上级的精神,结合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细化、完善上级的意见,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方法、思路。只有把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一件件办好,把老百姓实际生活中碰到的各种“急难愁盼”的具体事务或问题处理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确贯彻执行上级指示。
四、领导干部必须起好带头作用
正所谓,“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虽然一般表现在基层,但根源实际在上层。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正必然会对其所主政的地区或所分管的部门的作风建设造成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领导干部作风的影响力,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党和红军内部有的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主要包括瞎说一顿、逃避困难、处事鲁莽、安于现状等作风问题。毛泽东所指出的这四类不实作风,不仅对领导干部作风规范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而且为领导干部如何起好带头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不做“瞎说一顿”的官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的第一类领导干部,就是那些一到新接任的地方就喜欢直接宣布政见的领导干部。在现实生活中,一到新上任的地方就摆“官架子”、树立权威、指点江山的领导干部并不鲜见,基层干部面对这种不顾实际情况、随意下达指令的领导,往往也会产生明哲保身的想法,不顾后果埋头硬干。这种纯主观瞎说一顿、拍脑袋式的决策方式,其结果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一个决策、一项举措,往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对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负责,必须保证所作决策是通过科学论证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做决策之前至少要做到“四问”:一问“病因找得准不准”,这需要带着问题去调查研究,通过第一手资料分析原因、找到症结;二问“措施可行不可行”,这需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尤其是要多听不同甚至反对的声音;三问“钱花得值不值、好不好”,这需要对政府财政做到心中有数,不能铺张浪费只管自己任内轰轰烈烈,政府投入也要讲究效用最大化;四问“其他方面是否周全”,这需要对决策结果进行风险权衡,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尤其要考虑到决策出台后群众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力。总之,领导干部绝不能做一个脑袋空空、瞎说一顿的官,必须在做决策方面多下功夫,让决策建立在群众需要、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
(二)不做逃避困难的官
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有的领导干部只想锦上添花,不想雪中送炭,“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甚至请求调动工作,毛泽东毫不留情地批评其为懦夫。在他看来,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真正有担当、有作为的党员干部,不会对历史遗留问题用“拖字诀”,更不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甚至把矛盾和问题不断堆积下来,最后老问题和新问题层层叠加,导致基层治理工作总是无法顺利推进。这种占着位子不作为的领导干部,享受着权力带来的便利,即便经济上不贪不腐,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将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告诫铭记在心,做到率先垂范,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意识。在接任新工作时,面对以往留下的“旧账”要义不容辞地接下,既要“翻老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也要尽心尽责把早已定下来的工作部署一抓到底,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任职期间,发现突出矛盾要主动解决而不是回避推卸,努力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关键时刻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果断处置,不留下“烂账”;职务调整时,要把在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一分为二地讲出来,把成绩和问题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留一份“明账”帮助接任的干部顺利开展工作。
(三)不做处事鲁莽的官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入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为确保改革稳步有序推进,需要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既肯定基层的改革勇气,又要正确对待错误,而不是当“李逵式的官长”,对犯错误同志不作区分,一律狠整。对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基层干部,若不论具体是非就无限地放大其错误,其结果就如毛泽东所说的,“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尤其在当下失责必问责的大背景下,这种一有错就问责,一问责就动纪的行为,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极易导致基层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领导干部要注重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对基层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区别处理,对该容的大胆容,不该容的坚决不容。有的基层干部在执行政策时因为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了失误和错误,上级应该引起重视并提供帮助,但对于知错不改甚至试图掩盖的基层干部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有的基层干部在尚未突破上级部门禁止范围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创新性,基于地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针对性改善措施,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当根据实际效果进行充分讨论,但对于上级明令禁止,依然我行我素、恣意妄为的基层干部必须依法处置;有的基层干部因个人认识能力不足,一心为公却无意犯错,上级应该予以包容和鼓励,但对于为了个人或者小集体利益,明明有条件、有能力执行上级指示,反而敷衍了事、乱搞一通的基层干部,就不能搞纪律松绑,必须严查到底。
(四)不做安于现状的官
“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调查调查”,这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的第四类领导干部不实作风。当下,这种不实作风其实并未完全消除,有的领导干部仍然存在得过且过的错误思想,秉持着“不贪不占不管不干”的消极态度,“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遇到实在推不掉的工作就向下层层签订责任状,将责任层层下放,导致基层不堪重负、苦不堪言。
领导干部要改变这种消极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锤炼自身,最实际的就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剖析自己。领导干部要带头“动真格”:自我批评时,要深刻剖析自身,将党性觉悟、工作责任置于首位,对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重要指示查找不足,深刻反思在理想信念、服务人民、干事创业等方面是否存在松懈与不足,及时扫除思想上的灰尘,纠正偏离正轨的行为;听取批评意见时,要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他人畅所欲言,对于准确、中肯的批评,应虚心接受并诚恳回应;如若批评存在偏颇之处,也应以宽广的胸襟包容,做到对事不对人;相互批评时,要注重把对问题的直言不讳和对同志的关心呵护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消除顾虑、放下包袱,营造敢于言过、开诚布公的良好氛围,让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在党内无所遁形。
(作者简介:陈顺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邓纯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观察与思考》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