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面临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即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摒弃资本至上、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和对外扩张掠夺。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回应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守正创新、强基固本，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彼此融合、相生相成的逻辑关系进行了透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为我们基于绵延五千年不绝的中华文明根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晰了方向。
一、属于多数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少数国家、少数人的特权，还是所有国家、整个人类的正当权利？在数百年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仅有30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约10亿人口处于现代社会。即使是处于现代社会的人口中，亦有相当部分被甩出现代化的视野。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巨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历史任务的艰难程度与复杂程度史无前例。因而，这必然要求中国走出一条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切合自身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向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为价值主体，深刻解答了现代化的归属这一普遍性和根本性问题，体现了人民性这一显著特质。
（一）绝不能走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现代化亦然。人口是现代化的前提要素，人口的发展是支持现代化的持久动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为资本所取代，现代化成为少数人的现代化，大量过剩人口成为现代化的“产业后备军”，城乡二元分离成为世界性现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的出发点应是社会生产中的人。人是社会生产中的决定性和创造性的力量，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就在于造就高度文明的人。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成为核心要素和重要动力。“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资本的意志取代人的意志，资本的利益取代人的利益，最终成为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和活动主体。
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通过对英国工人状况翔实的图景式记录和大量客观事实的枚举，直观呈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犀利地批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虚假、肮脏的现代“文明”。当前，出于稳固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需要，西方国家对本国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予以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与此同时，国内的阶级矛盾被转移为世界范围内的南北问题。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资本、需求日益集中于城市，城市凭借优势地位对农村大肆剥夺，造成农村从属于城市的格局。从表面看，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城乡工农关系较为和谐。但究其实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生矛盾并未消失，世界市场的开拓使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复制，“羊吃人”的惨剧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城乡两极分化、城市贫民窟、大城市病等现象触目惊心。
从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属物’的文明、‘背离人’的文明”。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人是现代化的目的成为一套漂亮的说辞，过剩人口将不断被催生出来组成世界性的“产业后备军”，全球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必然使城乡二元矛盾愈演愈烈。故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属于多数人的现代化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下得到实现。
（二）社会主义和大同理想要求把人口的巨大规模转化为发展优势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满足一切人的工作需求，满足一切人的物质需要，给予一切人真正的自由。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意味着它必然要承担起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历史任务。同时，这一任务也深深契合于农耕文明的大同理想。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现代化实践中，推动这一理想一步步成为现实。
一般而言，过去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和决定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同样，现代化的现在和未来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由过去形塑的。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世界东方繁衍生息，崇尚以农立国，追求大同社会。“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农耕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孕育出了各种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在农家文化中有“并耕而食”的理念，道家思想强调“小国寡民”的概念，儒家思想中则有“天下大同”的观念。
近代中国先进士人传承大同理想的同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理想，投身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剖析中国革命，指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致力于将农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沼泽地拯救出来。最终农民成为革命“主要的驱动力”，“提供了最终炸毁旧秩序的炸药”，也实现了自身的翻身解放。农民在社会主义的理想下，创造历史的潜力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不同于把人口简单当作等待资本雇佣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人民视为现代化的主体和对象，充分发挥“劳动者占有资本”的公有制优势，使巨大的人口规模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将人口的巨大规模转化为发展的巨大潜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资源的不足，推动了工业化初始积累的迅速实现，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伟绩。
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任务的难易程度，通常取决于其人口规模的大小。然而中国共产党继承发扬五千年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减少人口规模巨大而带来的内部分化和矛盾冲突，将巨大人口规模对现代化发展的挑战转换为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三）以乡村振兴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庞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点面对的现实挑战。加之新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充分性和不平衡性，现代化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三农”问题。故而，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把重点放在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上。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城市化率。与西方现代化主流所强调的加快城市化同时消灭传统部门的激进战略不同，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了稳定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创新思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推动城镇化转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发展阶段，并将提升农村人口素质、促进充分就业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尊重城乡长期共生共存这一客观规律，将解决城乡差距问题的根本放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现代化模式，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导致农村加速凋敝的现象。这种城乡隔绝的分立状态与共产党的执政宗旨背道而驰，也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悖。中国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力求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共同繁荣的格局。
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中国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明主题，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化手段，依靠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和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型，走深走实“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建立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让农民更多地分享生产方式从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到质量效益型增长的收益。
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只有在乡村真正振兴的基础上，才能推动农业大国跃升为农业强国，使广大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一同享有现代文明成果。同时，更好地发挥农村、农业、农民作为中国危机“软着陆”的重要载体，使之成为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基点。
从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不断吮吸多数人的活劳动、增殖少数人资本的发展形式，把多数人的有限生命时间用于资本的无限增殖，呈现的是以少数群体、少数国家的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化观。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这一历史使命，超越资本本位确立人民本位，在超大规模人口的基础上推进史无前例的现代化，以整体性价值取向，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人口问题上的割裂性。
二、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提出，未来的理想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生前未能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实践。十月革命开创了现代化的新纪元，现代化被注入了社会主义性质和共同富裕目标取向，然而，在国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下，俄国东欧主动放弃了这条道路，而中国始终如一地以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构建了以劳动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超越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普惠性特质。
（一）绝不能走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换言之，资本文明是资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明形态，它在发展出“伟大文明作用”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出野蛮剥削的特性。在资本这一支配一切经济权力的权杖支配下，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疯狂追逐剩余价值，制造了日益明显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
资本主义现代化创造了比以往全部历史累积起来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决定了其文明形态的非正义性，其历史伴随着普遍的剥削和掠夺。“资本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是巧妙掠夺穷人而发财致富的艺术。”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围绕资本的意志展开的，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核心导向，“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
在资本积累规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现代化把全社会的财富愈来愈多地堆积到少数人手里，制造出社会一极是财富的积聚而与此同时另一极是贫困的积聚这一荒谬景象。这一现代化只能建立在资本积累和劳动人民积贫积弱基础上，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并不可能因为文明的进程而得到改变。另外，由于资本逻辑操纵世界市场，西方国家的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当前，这一趋势仍在加速，看不到尽头。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两极分化模式，导致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持续侵蚀，造成不同阶级对抗、撕裂、冲突。建立在剥削和压榨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使私有制日益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障碍，从而加重对现代社会体系中枢的伤害，使资本与劳动之间对立尖锐化，严重侵蚀现代化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现代化积累运动所再生产出来的对抗性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同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相悖，也就为其自身灭亡创造了手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石，通过科学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深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阐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和背离。资本主义制度逐渐无法合理容纳其巨大的产出，这就决定了进而将现代化的发展视野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明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必将为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取代。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理念
实现共同富裕乃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美好价值追求，维护公平正义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社会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主张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体现着财富公平分配的思想。“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蕴含着反对剥削、反对不劳而获的思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承载了深厚的富民思想。在数千年文明的演进中，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在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在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平衡各方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的道义中起着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轰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沼泽地，沦为西方现代化的掠夺地，同时被动开启现代化的艰难进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现代化四处碰壁的中国最终选择了与中华文明平等富裕思想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理论指导，致力于实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的理想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组织集体互助的合作社作为广大民众“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将“共同富裕”目标定在“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将共同富裕描述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主张先富利用自身优势带后富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被确定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线图也因此被制定出来。新时代以来，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完成，中国迈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全新阶段。
无产阶级政权推进现代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将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和社会主义内在规定性深度融合，注重实现共同富裕的“全体性”“人民性”，解决了现代化发展“为了谁”“属于谁”的基础性问题。
（三）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虚假和伪善，“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因此，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都是资本有意塑造的产物。而中国式现代化一直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突出位置，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调节收入差距，切实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
“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缩小城乡差别，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放在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上，实施了大规模扶贫攻坚，并在“精准扶贫”重要理念的指导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当前，又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城乡均衡发展以消除城乡鸿沟。这些努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农村发展滞后、城乡二元对立局面，及其可能带来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农村“衰败陷阱”。
在区域发展上，由于中国资源和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加之现代化在时空上的高度压缩，面临着突出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摆脱由资本塑造区域发展格局的倾向，积极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改善人民的福利。它持续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将新的经济活动、资本吸引到相对薄弱的地区，要求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和基础，“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当前，带动性发展和区域优先发展一体化推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各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和良性互动格局逐渐形成。
收入差距的日趋减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共同富裕目标的日趋推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大力推动构建公平公正的环境，引导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并共享现代化成果，避免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的出现。同时进一步推动构建更完善的生产和分配体系，桎梏资本的逐利动机，缩小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差距，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由于深入把握公平和效率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两极分化魔咒，使共同富裕从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
回顾5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和20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探索过共同富裕的理论，并成功地建成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激发亿万群众赓续奋斗的积极性，为现代化建设增强了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当前，世界上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进共同富裕，也为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两极分化、消解现代性效应提出了新方案，这将成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奇迹。
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了物质生产力的迅猛跃进，但也通过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强化“物的依赖性”，使精神文明的式微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则遵循社会主义的根本旨归和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方向，推动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截然不同于信奉物质至上、资本至上原则而变得日益简单和乏味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协调性特质。
（一）绝不能走异化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资本作为生产方式的轴心，不仅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也是现代化的活动主体。物质文明在劳动的基础上被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规模创造出来，与之相对，由于劳动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被资本奴役和操纵，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其他人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精神文明日渐衰落，人的解放成为幻影。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的概括。由于畸形的生产关系的存在，现代化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的权力由资本掌控，而不归劳动者所有。“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由于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目的中的湮灭，劳动成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即劳动成为异化劳动。不同于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劳动成为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一股力量，它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使创造物质文明的生产力无法长久持续。
由于资本逻辑的操纵，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物质文明地位日益显著，而与此同时精神文明和人的地位日益弱化，劳动精神的本来面目和人之为人的精神信仰和主体价值逐渐被掩盖和磨灭。资本在将其扩大增殖和持续膨胀的本能和意志贯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同时，扼杀了自远古以来发展起来的人的丰富性，把人彻底地变为了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一极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一极是精神价值的日渐式微，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物质主义彻底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精神文明的堕落与物质文明的膨胀是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展开是一个全面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由于对物质文明的片面追求，造成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最终导致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受到严重损害。“现代资本文明的弊端和内在缺陷，决定其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人的发展和进步将在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中真正达成。”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对立面和超越物，社会主义现代化彻底扬弃导致物质主义膨胀的阶级统治及其经济基础，人重新成为生产的目的。
（二）文明协调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中国不仅注重物质方面的充裕，亦注重精神方面的富足，坚持发展物质文明与发展精神文明相统一，追求更丰富、更全面、更具人文关怀的现代化目标。它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坚持从中华文明独特文化基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共同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自主探索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和价值投影，是不断赓续文化血脉、不断推动古老文明现代重塑的自然结果。中华民族历来关注物质的生产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很多有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二者关系的先进理念和思想精华。如孔子言：“民，庶矣哉!富之。教之。”荀子曰：“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曾子道：“富润屋，德润身。”这些论述截然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对“外在救赎”的渲染，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中华文明沉淀的智慧与现代社会融合，将物质充裕、精神丰实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即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并将科技文化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提出，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双向并举的重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劳动者成为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和动力源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成为可能。中国现代化百年实践生动地诠释了一个重要理念：既要注重物的全面丰富，又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二者相互协调、相互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关系中持续稳健前行，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偏执物质的畸形发展。
（三）在文明协调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以科学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立和共生，明确“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既重视物质发展又不忽略精神充盈，统筹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特质的现代化。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人们只有在物质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范围内取得相应程度的自由，而不是仅靠心中的理想而获得自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只有物质生产力得到更大的提升，才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支撑。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决定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之相适应。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具有凝聚人心、合力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必须协调发展，方能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陷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日益撕裂的状态之中，人的全面发展被无视、精神危机深重，给其物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障碍。针对现代文明进程中存在的只见物不见人、物质主义膨胀的倾向和做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等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在于以发展成果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并非单纯发展物质生产力。它强调只有物质和精神的彼此促进、同向同行，方能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牢固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扎下中国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的坚实根基。
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全面发展的个人和全面进步的社会，是作为历史的产物而非自然的产物而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去逐渐实现的过程，是一个需要持续付出艰巨努力的长期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立场跨越”，开辟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旨归的现代化新路，不断为这一终极价值目标筑牢实现的基础。
四、崇尚和平的现代化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对外殖民掠夺作为积累原始资本、推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导致全球现代化呈现极度分化的态势。中国传承的是中华文明强大的和平基因，决不可能以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而是努力开创共商、共建、共赢的全新现代文明图景，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性特质。
（一）绝不能走对外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得不持续增长与扩张，而无法保持稳定不变，否则必然面临死亡。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驱动，以少数群体和少数国家利益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不扩张就无法生存。在其现代文明的编年史中，充满了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和霸权主义性质，“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国对小国弱国的殖民史、剥削史、侵略史，填满了血与火、苦与泪。
世界现代化发展史已经证明，只有不断地对外掠夺，资本主义现代化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公然掠夺弱者。”英国的“日不落帝国行动”、美国的“西进运动”，不断以武力和强权“分割世界地表的生存空间、呼吸空间”，都标记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罪”。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杀人越货夺来的财产在宗主国转化为了资本，资本主义大厦得以高高耸立。与此同时，非西方落后国家和民族在遭受接连不断、日益深重的劫难后，发展前景漆黑黯然。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直接暴力进行掠夺的手段难以为继，进而换上了“文明传播者”的外衣，“自认为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作为一个普世模式全球推广。它们利用现代化的先发优势，以资本输出、技术转让、资源开发等经济手段，继续将非西方落后国家充当其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同时，以直接武力进犯、挑起局部战争、策划政治颠覆、干涉别国内政、经济封锁等政治手段，实施“国强必霸”的政治逻辑，维护“资本至上”的秩序和规则。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发展资源越来越聚集于西方核心国家，而非西方落后国家在被掠夺中越来越边缘化，受着不公正对待。一方是强者在享受饕餮盛宴，一方是弱者在吞食残羹冷炙，仇恨的火星必将点燃引爆冲突的引信，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情境令人不寒而栗。人类现代化如果继续处在这种残酷现代文明的操纵之下，动荡不定、纷争不断不仅是人类社会过去的残酷事实，也将是人类社会未来逃脱不开的悲惨宿命。
（二）和平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
“对于美国，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强大是其神经痛和焦虑的根源。”当今一些美西方学者鼓噪“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将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寻求世界霸主地位，要搞“新马歇尔计划”“中国俱乐部”。他们抛出疑虑，中国发展带来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缺乏战略信任关系，使地区的不确定性和微妙权力平衡成为巨大疑云”。这些判断实质是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霸权主义思想的“推己及人”，是对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无知与偏见。从精神土壤来看，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无法滋生出强权和霸权的思想；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也从未有过攫取区域或世界霸权的行动。始终秉持“国强而不称霸”的理念，信奉“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一个国家的现实往往源自历史，只有弄懂它从哪里来才能搞清它会往哪里去。中国式现代化带有五千年文明的“和合”基因，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长兄长姊的情怀使古代中国不满足于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追求与世界各国的共存共荣。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一直将以和为贵、以诚相待作为重要原则，与周边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
中华文明的强大磁力，吸引周边国家纷纷来华贸易或遣使学习。“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国以一种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的那种荣誉心和责任感，在经济上提供有益于小国、弱国的贸易方式，在政治上基于稳定和平的考虑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并绝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极大地维护了周边的政治环境的安定。和为贵、天下太平的和合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规范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准则。
近代鸦片战争后，崇尚文明立国、柔善不争的中华民族，遭受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苦难岁月。近代被帝国主义列强压榨、奴役的悲惨遭遇，使中华民族对和平倍加顾惜，亦深知和平对于发展的基础性意义，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进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传承和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主动选择。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不可能走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三）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作为两度崛起的文明大国，新时代的中国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中国有必要适时提出现代化的应然道路，为推动世界现代化的行稳致远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倡导文明多元共存，弘扬人类共同价值；弘扬古丝绸之路精神，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推动构建“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同文明之间的敌视和冲突，往往源于彼此缺乏认同的价值基础。世界各国唯有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在推进全球基本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凝练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共识，方能规避因民族国家物质利益之争导致的矛盾和纷争。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共性的科学凝练。该理念既承认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利益和价值诉求，又考虑人类整体的普遍利益和共同理想，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必将引领世界各国各民族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世界现代化涵养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带一路”鸿蒙于西汉的古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精神的当代唤醒，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彰显。“一带一路”倡议传承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其精神截然不同于以利剑、枪炮和军舰构筑起来的西方殖民主义霸权逻辑。它承诺和平和安全，强调各国自愿参与，共商共建共享。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赢得了西方有识之士的认同与赞赏，“中国不是霸权的领导者，而是一个仁慈的伙伴，愿意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补充相关国家的发展。……毫无疑问，中国致力于‘在国际合作中拥抱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人类整体观，总览世界的总体状态和人类的整体处境，忖量人类前途命运问题。它以一种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大情怀和大境界，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通过对现存世界体系的批判和超越，倡导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保护好人类共同未来，在整体性、互联性、动态性的现代化世界历史整体中建构自己的宏大叙事。它超越国家民族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包容各种社会制度、意识观念和文明形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常态”，并通过其开创性努力，在现实层面铺就了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新阶梯。
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基础上，赤裸裸地泯灭了人类合作理性。在其主导的现代化框架中，“国强必霸”“丛林法则”“殖民掠夺”“零和博弈”是其游戏规则。这是对全球正义的蔑视，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倒车”，是阻碍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破坏性力量，亟须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来修正和拯救。中国式现代化承继五千年和合文明和融入社会主义国家观和民族观，始终站在世界正义的一方，坚信在你争我夺、你输我赢的零和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和平相处、共享共赢的世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结语
由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国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于以往现代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此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迥然有异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中国式现代化呼吁现代化属于多数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它在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全部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推动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同时又摒弃其野蛮和奴役的反文明面和反文明趋势，实现了对资本逻辑推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真实批判和整体超越。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明的时代内涵，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科学性和道义性上的吸引力，充分展示出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实践中创造的成就堪称奇迹，对世界做出了伟大贡献，傲然耸立于世界现代化行列，并日益汇聚全球的目光和肯定。正如西方持客观立场的有识之士所评论的：“成功的非西方正统发展模式正引起关注，尽管它带来意识形态的挑战。中国的成功和进步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资产和挑战，在已经奏效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比试图从国外进口任何特定模式更可能走向成功。”
（作者简介：姚厦瑗，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研究；罗文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006）；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2019ZDGH001））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学术探索》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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