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习近平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自投身救国救民的事业伊始，便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始终坚持胸怀人民、胸怀民族、胸怀世界，将“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视作其毕生的理想和追求。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及“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所在，是党的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体现。特别是在延安时期，这一理念不仅是党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也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因此，系统梳理分析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与基本特征，对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是马列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理想和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思想基因相结合的产物，并成为毛泽东从“救国”到“济世”的思想演变的智慧结晶。

　　（一）理论来源：马列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理想和追求

　　从马列著述传播史及毛泽东阅读史来看，毛泽东曾多次阅读诸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帝国主义论》等马列经典著作，甚至将《宣言》“看了不下一百遍”，这对于其胸怀天下理念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关于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深刻洞察到全球生产力的进步有赖于国际的广泛交流，而“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多次使用“世界性”“世界历史”“国际化”等表达，认为全球无产阶级的团结协作，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支援，构成了“世界革命”成功的核心。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角出发，审视并应对人类共同的命运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其二，关于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宣言》中阐明了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奋斗的独立运动，还论述了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他们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促进“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从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全局视角出发，坚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理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价值追求。其三，关于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在《资本论》中，他将共产主义描绘为一个基于“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社会形态，或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并由此确立了人类作为一个类别实体所具有的综合性与社会性本质，使得人们在生存方式上相互关联、相互依赖。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以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联合”为鲜明理论底色，旨在“为人类求解放”，彰显了马列主义科学真理的整体性特质。

　　（二）实践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的思想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不仅体现了从个人修养到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追求，还蕴含着对理想社会秩序与和谐世界的向往，并通过一系列思想家的论述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和谐、万物共生的价值理念体系。其一，在价值追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念蕴含深邃智慧和丰富内涵，寄托了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想世界的向往。“天下”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承载了多重含义，既指地理疆域，也涵盖百姓民众，还涉及国家治理，体现了从个人修养到国家治理的多维价值追求。其二，在价值内容上。从《大学》倡导的个人修身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到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情怀，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思想一脉相承，形成了基于国家治理与世界和谐的伟大理想。《礼记·礼运》篇强调选贤举能、诚信和睦以及超越私利的公心，这些都体现了对理想社会秩序的追求。其三，在价值理念上。《中庸·天命》提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处，“致中和”的目的，在于明“大本”和“达道”，也就是要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此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万物共生。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和合、求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观构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独特的文化基因。

　　（三）思想轨迹：从“救国”到“济世”思想的演变历程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的形成，历经了思想领域的激烈交锋以及实践中反复探索与积淀的渐进过程，具有鲜明时代性。毛泽东认为：“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这充分彰显了青年毛泽东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襟。在经历“多元并存、内在冲突”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并树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愿景。他深刻认识到：“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正是这种超越国界的宏阔视野，让毛泽东逐步形成致力于人类解放的胸怀志向。毛泽东通过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实现了共产国际理论与本土实际的创新性融合。延安时期，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引发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共产党亟须面对并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核心论断，不仅揭示了革命的发展规律，也勾勒出“天下大同”的愿景。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经历了从内在凝聚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力量，到外在扩展为影响世界的思想视野的转变。这一过程中，他对“天下”的理解从固守传统的狭隘微观层面，跃升至融合辩证法的宽广宏观境界，实现了从“救国”到“济世”的思想升华。

　　无论面对何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毛泽东始终践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将“两个解放”作为追求目标，以“一个一体”为实现路径，并致力于“一个重建”的伟大愿景。这些鲜明特质构成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的核心内涵，彰显了其深远的政治抱负与战略视野。

　　（一）追求目标：“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不仅彰显了他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他对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关注，这充分体现了他致力于实现国内与国际“双重解放”的奋斗目标。一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的政党，指明了党领导下的民族与人民解放之路。他将中华民族的解放视为通过“团结抗战”以达成的目标，并坚信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明确了通过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路径。另一方面，为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反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倡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并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共同为“普遍的人的解放”目标努力。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间存在着本质关联，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力。中国的解放具备深远的世界意义，它不仅为受压迫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提供样板，还推进了全球无产阶级共同追求的全人类解放理想的实际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构成“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的先决条件，凸显了国内变革与国际进步相并行的特质。总之，毛泽东始终坚信“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这一信念根植于“两个解放”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之中，任何力量都无法逆转这一历史潮流。

　　（二）实现路径：“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

　　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应对复杂局面时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毛泽东的战略视野超越了单一国家利益的局限，着眼中国革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明确指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客观现实，同时强调世界各国“联合的努力”的必要性与强大效能。毛泽东主张将中国战场置于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框架下审视，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援，指出“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提醒人们不应孤立地评估战争态势，而应从全球联动的角度来理解和应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不仅在国内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在国际上寻求与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合作，倡导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这体现了他兼容并蓄、四海一家的博大胸襟，以及倡导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全球视野。总之，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积极推动中国革命与世界进步事业的卓越历史洞察力。

　　（三）伟大愿景：“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国际视野与世界情怀、力求在普遍的冲突与不安中寻找和平的实现，成为特殊历史时期追求理想目标的美好愿景。毛泽东多次表明，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紧密相连，共同为“保卫世界和平民主”而不懈努力。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在他看来，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关键在于“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毛泽东坚信，唯有赢得“正义的”战争，才能抵达永久和平时代。毛泽东进一步阐述，只有“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才是实现大同世界的必然之路。“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也就是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向永久和平时代迈进了一步。总之，毛泽东坚持国家不论大小皆应平等的原则，并愿意与所有平等对待我国的民族携手并进。这一立场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丛林法则”的坚决摒弃，也再次确证了中国对全球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积极贡献。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呈现出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协调、永久和平与持久和平相促进、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统一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不仅是毛泽东面对复杂局势精准洞察力的体现，也蕴含着高度务实且富有前瞻性的政治智慧。

　　（一）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相协调：“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

　　在探索人类解放的实践路径中，“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辩证关系在《宣言》中得到了双重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的先后顺序取决于如何更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总体目标。它们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的具体序列可能各异，反映出两者关系的动态适应性和历史阶段性。延安时期，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民族解放”是实现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自由历史使命的基石，并对“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反思和及时调整，他认为“民族解放”应被置于首位，作为实现“阶级解放”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指出，特殊时期内“一切阶级矛盾均应受民族矛盾所约制”，即“阶级斗争”应暂时服务于“抗日的民族斗争”大局，以此策略巩固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缓解并防止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这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仅强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凝聚力与稳定性，同时也平衡了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各阶级、各政治力量的独立性，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有机融合，确立了“民族斗争优先”的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特殊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策略的复杂问题。

　　（二）永久和平与持久和平相促进：“以战争消灭战争”到“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毛泽东对世界和平议题的深入探讨，聚焦于“永久和平”与“持久和平”两大维度，并认为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是通往和平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支撑。毛泽东认为，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愿景的唯一途径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值得注意的是，在阶级社会的动态本质中，不平衡状态虽是常态，但其内在的运动与变化趋势指向平衡与稳定，从而使世界和平成为一种动态变化中的相对理想状态。“二战”结束前后，毛泽东认为世界的未来“是光明的”，这基于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和平协商，以及全球无产阶级和民众对“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一致反对。他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时就指出，新生的中国政府将与苏联及其他新兴民主国家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在毛泽东看来，“永久和平”是应然状态，“持久和平”是实然状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实现后，才能达成“永久和平”。从“永久和平”到“持久和平”的思想演变，折射出毛泽东和平理论思想体系的日臻成熟。毛泽东准确把握世界局势，坚持胸怀天下并作出正确研判，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奠定基础。

　　（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服务于全人类解放事业是毛泽东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的具体表现。这既是毛泽东辩证法理论的现实应用，又是矛盾的统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体现。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国际主义精神“主张世界大同运动”，同时也要坚定爱国主义“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此框架下，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动态平衡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在不同层面上追求人类共同进步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与深层次融合。同时，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实现民族解放的关键。毛泽东认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条件在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与“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这正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互联动、相互结合的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实现了完美融合，彰显了两者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也体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蕴含的实践智慧。

　　（四）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相统一：“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

　　在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毛泽东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同时，明确自力更生是根基，争取外援是策略补充，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但要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体现了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及全球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有效动员所有可能的外部援助尤为关键，要积极争取“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增加物质援助”，并促进“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的决议”。毛泽东指出，外援是强化自力更生能力、减少战争代价、加速革命进程的辅助手段，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基于自力更生争取外援，即“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这一理念深刻体现了对外部协助的理性认识与对自主性的坚守，成为毛泽东广阔国际视野和宏大战略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他要求全党树立“历史思维”，汲取过往的经验与智慧。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胸怀天下理念作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一）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人民、民族与世界的和谐共鸣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奋斗历程与前进动因的深刻揭示。毛泽东将这一使命与“为世界谋大同”的宏愿相结合，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既立足国内又放眼全球的广阔胸襟与深远谋划。“为人民谋幸福”既是胸怀天下的核心基石，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为民族谋复兴”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时代重任，体现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为世界谋大同”作为“为人民谋幸福”与“为民族谋复兴”的逻辑延伸，是中国共产党以全球视野承继历史使命的鲜明标志。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当代，中国不仅通过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还致力于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这一实践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理念的现实映照。因此，在新的历史坐标上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矢志不渝地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并以此为基石，更广泛地参与全球治理，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作出实质贡献。总之，这一理念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深刻践行，还是对促进全球文明共进的有力担当。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的当代实践

　　毛泽东主张“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创造性地融入“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世界大同运动”。他将中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构纳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巧妙地将中华民族内部的团结抗争与全球反法西斯的国际协同作战相衔接。这一战略展现了毛泽东整合国内外所有可联合的资源，共同抵抗侵略的深远智慧和坚定决心。新时代，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面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他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解决，必须展开“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和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深切关怀，也是实现“为世界谋大同”的根本体现和对国际关系新秩序的积极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各国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包容开放的态度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智慧与方案的精髓体现，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与完善注入了新思维，为实现世界大同理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追求人类解放的永恒航标

　　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为人类探索理想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和理论指导。毛泽东坚信，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保卫世界和平民主”的愿景，正是他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具体话语表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仅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的传承，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必然选择。历史已经证明，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共产主义必胜信念的生动诠释。因此，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每一个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这一坚守不仅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更是对历史潮流的深刻把握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引领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多边主义，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不仅体现了党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深刻理解，更是对这一理想信念的生动实践。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目标，坚定共产主义必将胜利的理想信念，是胸怀天下理念的必然要求，体现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杨江南，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