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六观”归属于发展思想创新，与伟大实践相对应，揭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其中，生态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守正创新，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秉持的人类中心主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内涵，为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和实践贡献。为此，有必要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内涵，分析我国生态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实践转化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生态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一论断直接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态观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概念认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推动了生产力飞跃式发展。同时，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自然界的干扰加剧，生态平衡不断被突破，环境风险增大。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政策实践，党和国家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知迭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反思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忽视自然规律的局限性，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旨在推动传统发展思想由单维度经济理性的经济社会良序，进一步向多维度生态理性的自然世界良治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集中体现，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落地的行动指南。
中国深刻反思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对人类与自然造成的叠加伤害，批判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提出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统筹协调发展的逻辑。这些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的生态内涵，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并不是一种狭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哲学或方法论，而是一种基于宽阔视野的大世界观方法论，因而可以同时理解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实现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批判超越。生态观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生态危机的社会存在，引致发展思想的反推式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重要实践指向，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具有规约与形塑作用。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强调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含自然观、环境观、绿色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等多维度的生态理性。其中，自然观主张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应尊重和顺应自然，避免对自然世界过度干预；环境观侧重保护自然环境和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的负面影响；绿色观倡导在发展中优先选择绿色能源、绿色产业，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环境、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生态价值观强调将生态环境的保护纳入社会价值体系，认为生态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良好生态环境本身具有内在的经济价值。
此外，生态观、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三者相互关联，但也有所不同。生态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思想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化构建提供指导思想。生态文化通过文化教育和传播，培养公众的生态意识与环保行为，是生态观的社会化体现。生态文明归属于生态观和生态文化的实践，涉及观念、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涵盖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领域，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模式。三者相辅相成，生态观为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奠定理论基础，生态文化促进生态观的实践，而生态文明则实现两者的具体目标。
（二）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特征的生态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7]。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体现出对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进而确保发展既符合当前需求，又不损害未来世代的福祉。为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特征的生态意蕴，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还能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首先，人口规模巨大蕴含着巨大绿色潜能。“马尔萨斯陷阱”的核心观点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资源增长的速度，最终会导致资源短缺和社会问题。类似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体系较为普遍，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口增长率提升会降低稳态对应的人均产出水平。人口数量通常被视为经济发展负担的根本原因在于，将经济发展寄托于资本的增殖，劳动力从属于资本，造成劳动异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主体，既依靠全体人民，又造福全体人民，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创造力。同时，14亿人口向绿而生的微小改变，将是全国乃至世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进步。因此，巨大人口“负担”转变为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彰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坚定决心。
其次，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绿色内涵。“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会集中爆发，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通常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恶化。在“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下，经济社会发展过度依赖资本积累，忽视了社会再分配和非经济领域的发展，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削弱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创造了巨大生态财富与物质财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探索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也不断探索多元的生态补偿制度；不仅追求经济财富，也追求生态财富和社会财富。共同富裕不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也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平紧密相关，绿色逐渐成为共同富裕的鲜明底色，赋予共同富裕丰富的绿色内涵。
再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助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批判西方现代化使得人民陷入物欲膨胀、精神世界空虚的陷阱。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资本无限增殖逻辑不断刺激民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使得物欲化、享乐化、个体化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盛行，人类、社会、生态间的关系越发紧张，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西方式现代化是唯资本的现代化，是便于资本增殖、榨取劳动剩余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通过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使得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同时，公众的精神境界也极大提升，生态责任感得以增强。随着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普及，社会的整体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绿色低碳成为消费时尚，人的消费欲望被合理需求代替，消费冗余不断减少，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负担逐步减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兼顾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的全新路径，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此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指导发展范式绿色转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是描述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发展演替关系的经验模型，指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通常被用来描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则突破这一发展规律，探索生态保护中实现发展的新模式，强调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尊重生态规律，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绿色转型，力求从根本上避免环境恶化与资源过度消耗的恶性循环。“两山”理念正是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避免落入库兹涅茨曲线所暗示的“污染先行”陷阱。通过加强环境治理与产业结构优化，中国推动绿色产业发展，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10]。
最后，和平发展道路充分释放绿色发展成果的溢出效应。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关注自身的绿色转型，还积极向其他国家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援助和绿色发展经验，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动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推广。诸如此类的国际合作不胜枚举，使得参与国能够共享绿色发展成果，搭上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便车”，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是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人间正道，为充分释放绿色发展成果的溢出效应创造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发展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欢迎。中国通过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提供了绿色转型的成功范例，展示了通过合作而非对抗实现共同繁荣的可能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溯源及对西方生态观的批判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营造绿色低碳产业健康发展生态，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长点。”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指导实践的直接体现。其实质是在反思工业文明发展范式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守正创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溯源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提出了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新思路。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守正创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方向。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从改革开放伊始，党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位一体”布局，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而到党的十八大正式确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其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进而总结提炼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提出，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不仅关注环境保护，更强调通过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它反映了党和人民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深刻认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自然环境整体性和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二者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承认自然的基础性、先在性、平等性为前提，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生态需求的满足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也强调物质代谢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主张尊重自然规律，避免盲目开发。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进一步将这一原则融入现代化建设，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现绿色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度融合。“两山”理念也强调生态保护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推动绿色发展理念与现代化进程相融合，确保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转化为符合当代需求的生态文化[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智慧，在新时代得到继承发展，成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此外，中国农耕文明积累的因地制宜、资源循环利用等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为绿色技术创新和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通过“第二个结合”，展现了对生态文明的深刻理解，既回应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也顺应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特色和文化自信。
（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对西方现代化“生态病症”的批判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论断，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基本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将生态文明理念与现代化建设融合起来，开辟出一条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思想创新之路。
首先，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创新可持续发展理念。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尽管西方国家在应对生态危机方面作出努力，但其现代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顽疾并未根治。西方经济学将生态环境视为有限的公共物品，主张采用科斯手段和庇古手段，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同时，以斋藤幸平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指出，盲目、过快地掠夺式消耗生态资源，造成对抗性的空间分隔、资源消耗与恢复时间悬殊，从而引致新陈代谢断裂。可见，西方国家通常在直接驱动因素上采取行动应对环境问题，并未着力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等根源性变革，无法有效解决生态危机表象下新陈代谢断裂的本质问题。相较之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模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公平正义原则，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新思路。
其次，批判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生态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本质，超越了西方资本至上的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核心与主体是人民而非资本，体现人民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的历史担当。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内含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固然可利用和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通过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中国式现代化为共同富裕注入了“代际公平”的新内涵，并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新发展。马克思曾提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克服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超越异化的发展模式，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生态基础。此外，对于资源环境要素，使用价值体现生态资源的本质功能，如提供清洁空气、保护水源等，关乎人类长期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交换价值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主张以使用价值为主导，避免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系统崩溃，同时通过交换价值作为补充激励绿色经济增长，实现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再次，批判西方现代化模式，跨越制度与发展范式的“卡夫丁峡谷”。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从制度层面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21]，从生产方式层面跨越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直达“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实现发展”的生态文明新范式。两个维度的跨越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理论贡献，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就制度层面而言，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常陷入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的恶性循环，而中国式现代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效规避以资本扩张和资源掠夺为主要诱因的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并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非资本逐利的工具。这种制度保障从根本上扭转“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逻辑，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生产方式层面而言，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路径普遍采用“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虽然经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然而污染和生态退化成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且治理滞后于污染产生，导致生态环境危机加剧。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倡导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实现经济发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环保法律法规完善，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绿色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生态保护不仅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反而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
最后，批判绿色资本主义，科学认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绿色资本主义虽关注生态保护，但仍未摆脱资本扩张的局限，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通过技术进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甚至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这种模式不仅强化了生态资源的掠夺，还通过污染转移加剧了全球生态不平等。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观为核心，强调系统治理与整体保护，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生态观的局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要求统筹推进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这种方法论从生态整体性出发，通过科学规划和政策实施，实现自然资源的统一保护与系统修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治理从“局部”到“整体”、从“分散”到“系统”的转变，彰显了以系统思维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着眼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性，还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与绿色资本主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将生态保护纳入发展战略核心，强调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优先，避免资本至上导致的资源掠夺与生态危机，同时通过创新绿色技术和完善法律法规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生态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附属物，而是全体人民共享的公共财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态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范式，展示了一种以生态保护为核心、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发展路径。这不仅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实践样本，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探索了新的可能。
三、中国生态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愿景。然而，在传统工业文明惯性、资源环境约束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下，理念转变为实践存在多重阻碍。唯有正视中国生态现代化面临的制度障碍、利益冲突与政策掣肘等多重挑战，才能找到恰当的解决路径，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工业文明范式的发展惯性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对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知显著提高。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理解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生态意识的提升并未迅速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文明的思维惯性仍然深刻影响着社会各领域。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知”与“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思维惯性、制度惯性、生产生活方式惯性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与经济领域，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付诸实践的障碍。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低成本能源消耗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优先的思维仍占主导地位。尽管绿色发展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但经济决策中对生态因素的考虑仍显不足，很多人仍习惯性用一把“经济优先”的尺子来衡量政绩，而忽略生态环境的基础性与可持续性，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
现有制度框架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面临瓶颈，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使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往往忽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长期以要素驱动和投资拉动为特征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缺乏对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有效融合，导致生态保护的制度创新滞后。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体系具有锁定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进一步加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绿色技术的推广和产业升级迫切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但旧有制度对资源消耗型路径的依赖，使得绿色转型难以突破。只有将绿色发展理念嵌入社会制度，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生产和生活方式对传统技术的路径依赖，使得绿色发展面临严重的供需结构障碍，亟须通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来打破这种惯性，推动生产和生活方式向更可持续模式转变。
（二）并联发展模式的资源环境压力
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通常是依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任务，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消化了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与西方国家的“串联式”发展不同，中国面临的现代化进程却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并联式”过程，即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多个发展任务需要并行推进，现代化周期被大幅缩短。这种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实现更快的发展，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需要大量的环境资源要素投入，造成的资源耗竭和生态破坏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抚平修复，成为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难题。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面而深入的任务，在“并联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多个领域同步推进，这会加剧对环境的压力，妥善处理好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仍存在较大的挑战。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会引致污染排放量的急剧增加，超出水体、大气、土壤等环境介质的自净能力，环境质量改善压力骤增。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强度的提升，加剧了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这些相互叠加的挑战，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难题。
（三）“双碳”目标下全面绿色转型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基本完成，拥有较高的城镇化率和人均GDP，对能源的需求趋于饱和，碳排放总量整体上呈现稳中有降趋势。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碳排放总量占全球的27%，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人口多，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大，能源需求和碳排放总量尚未达到峰值，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使得碳减排压力与日俱增。中国承诺将在30年内（2030年—2060年）完成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时间上远短于西方国家50至70年的过渡期，面临的碳减排任务更加紧迫。
此外，中国地域辽阔，各区域、各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又一挑战。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碳排放已趋于稳定，但中西部地区的能源结构、工业化水平与碳达峰目标间矛盾突出。加之，中国的产业结构仍以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化工业为主，碳排放总量正处于居高不下的达峰阶段。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不仅需要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也需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推广投入，还需要统筹协调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有序梯次降碳。可见，中国“双碳”目标实现，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时间紧迫、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全新挑战，没有先例可循，具有开创性意义。
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思想，决不能泛泛而谈，流于形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实践落地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走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唯经济建设的传统发展思想误区，解绑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束缚。另一方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指导实践的重要载体，应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保驾护航。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形成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的具体形式，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智慧。
（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走出唯GDP的传统发展观误区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生态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集中体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行动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的“四个重大转变”（即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五个重大关系”（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十个坚持”构成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概括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开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的崭新篇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主义至高无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根深蒂固，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倾向于按产权归属分割整体事务，由此催生了外部性理论以及庇古税、科斯定理等公共产品治理思想，构成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础。然而，该理论存在明显缺陷，主要体现在仅关注资源环境权益的高效配置与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受这些思想影响，其政策导向往往过于注重现实的既得利益，陷入唯经济建设与资本无限增殖的思维误区，难以实现对自然世界的良治。
为此，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需要创新理论话语传播方式，加快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通过讲好美丽中国故事，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正如技术创新能够突破资源束缚，思想观念转变创新，可以松绑政策选择面临的认知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作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论断，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创新理论成果，破解了工业革命以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悖逆的迷思，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势，开展生态系统整体规划，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统筹配置有限的环境容量，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与高水平安全间的良性互动。
（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专门部署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是理念、制度和行动的综合，既需要通过科学理念指引制度设计，也需要通过制度规范引导行动。制度是正式化的社会规则体系，能够将思想内化为可执行的规范和实践标准。只有从思想引领向制度保障延伸，才能形成从观念到行动的闭环。可见，制度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落地的关键环节，它能够将零散的理念融入系统化的治理框架，为实践提供明确方向和持续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改革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对制度的调整、治理的创新，最终都要以制度形式固定延续下来。
法律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是解决矛盾问题和顽疾的最有效途径。许多复杂问题一旦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便能得到有效解决。法治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为核心，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通过划定并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明确资源利用底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通过市场化工具的引入，如碳排放权交易、生态补偿机制和绿色金融政策，推动生态资源高效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通过完善责任追究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保督察，强化政府和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责任意识，确保治理目标切实落地。此外，我国不断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与资源节约的体制机制，在顶层设计与法律框架的共同保障下，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同时，制度优势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的强大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是支撑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前提性、实施性和持续性的体制安排。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上，需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落实，将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切实将顶层设计转化为治理成效。只有通过不断健全现有制度，强化制度执行，打通贯彻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改革落地见效，推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协同融合，才能更好地以“中国之制”的新优势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新境界。
（三）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具体形式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来源于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是对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到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施，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明确，从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些实践为生态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实践载体，生态文明建设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不仅回应时代的绿色发展需求，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进了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化。
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实践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检验其成效的重要标准。在生产方面，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绿色产业，推广清洁能源，推进循环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同时，企业需要履行环境责任，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减少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生活方面，绿色转型则关注社会公众的消费理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例如倡导绿色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以及推广低碳出行。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不仅能够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互推动，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作为思想指引，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明确方向，使治理举措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中积累的经验与创新，又在实践层面不断拓展生态观的内涵，使其更加贴近中国实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具体政策措施的实施，不仅回应了当前环境治理的迫切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形成与发展，源自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而实践的深入推进又反过来验证和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这种互动关系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智慧。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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