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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主动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积极进取之精神状态，它属于主观能动性的范畴，是实践中主体达至预期目标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人的精神主动在历史实践中的体现。毛泽东是激发人民主动精神的大师和伟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反复强调要克服消极雇佣思想，避免悲观懈怠情绪，焕发积极主动精神状态，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1939年7月，毛泽东题词时指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这是强调抗战主体积极精神状态对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意义。1949年3月23日，准备进京“赶考”的毛泽东临行前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这里，毛泽东展示了共产党人以积极精神状态迎接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时刻到来的乐观心态。

　　纵观毛泽东毕生的相关论述，其精神主动思想的历史演进，大体可以划分为青年求学时代破土萌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渐趋成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曲折发展三个阶段。结合时代条件具体考察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为新征程上中国人民焕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提供宝贵思想资源。

　　毛泽东的青年求学时代，从1910年秋他离开家乡韶山赴东山高等小学堂学“新学”算起，到1920年夏其自述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间大约十年。这十年是青年毛泽东勤奋好学、博览群籍的十年，也是其思想急速变化的十年。面对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帝国列强的侵略，他萌发了以积极振奋的精神状态来救济时危的思想。崇尚“心之力”、强调砥砺意志和倡导“向上的生活”,是这一时期其精神主动思想萌生的具体体现。

　　崇尚“心之力”。1936年10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讲到，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特别推崇其恩师杨昌济。在杨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在该书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对该文高度赞扬，给了其满分一百分。文中毛泽东将中国传统“阳明心学”与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思想相结合，将人心看作是宇宙进化的“极则”,认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人心”何所指？大约在同一时期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指出：“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由此可知，毛泽东此时所谓的“心”,是知识、感情和意志的统一。“心之力”则是建基于知识、情感和意志基础上的人的主观精神力量的统称。在物质条件匮乏、救济时危任务艰巨的境况下，毛泽东对“心之力”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功用极为看重。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多次强调要“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等。1917年8月，在致师友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表达了其对心力的推崇，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同年9月，他与好友聊天时，不仅再次表达了“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这一张扬心力作用的观点，同时也对当时中国国民性情惰懒、沉郁固塞、奴隶性成等精神被动状态表达了不满，明言要通过“洗涤国民之旧思想”来振奋国民精神，发挥国民群体的心力作用。由此可见，崇尚“心之力”、看重人的主观精神力量对改造世界的作用，是青年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思想的集中体现。

　　强调砥砺意志。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意志内含于心力之中，强调砥砺意志，是其崇尚“心之力”思想的深化和延展。此时毛泽东认识到，“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像猛烈、不畏、敢为、耐久等标识人类武勇的特性，“皆意志之事”,而体育则具有“足以强意志”的特殊功效。从人的发展来看，毛泽东认为，“意志本原于冲动”,且这种冲动与人类的食欲和性欲一样，“皆根于自然之冲动”,“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在修身律己方面，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自身意志的磨砺。在《讲堂录》笔记中，他要求自己“不为浮誉所惑”,“不与流俗相竞”,以达到“养其力”和“制其气”的目的。1915年秋，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提出交友的条件之一便是“意志坚定”。这些思想和行动，充分展现了青年毛泽东对意志力的重视。

　　倡导“向上的生活”。自1916年开始，毛泽东经常与身边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当时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所谓“向上的生活”,体现在群体共进共济上，就是通过“变化民质”来改造国家和社会，以实现其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就提出的“富国强兵”梦想。如何“变化民质”？青年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入思考。在思维层面，由于“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所以他主张通过改造哲学、伦理学，来创造一种建基于“文明论”的“新学”,以此来超越建基于“物质论”的“西学”和中国传统“旧学”。在行动上，他传播进步思想，与蔡和森等一道组织新民学会等学生进步社团，积极推进湖南地区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封建军阀等，目的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体现在个体修身律己上，1917年，他专门撰文号召青年要“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即便体质“生而弱者”,也“不必自悲”,勉励青年通过体育“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来达至“身心并完”。在湖南一师学友会交接会上，他还号召学会同仁要积极调查毕业生，作成图表张览，目的是“引其向上发展之志”。同期表决通过的新民学会会章，专门列出了“砥砺品行”和“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引导个人生活向上的明文规定。在个人修为上，青年毛泽东还强调要“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由这些论述可知，倡导“向上的生活”,就是提倡一种乐天努进、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是精神主动思想在青年毛泽东人生观上的体现。

　　青年求学时代，毛泽东在中国传统“阳明心学”和“西学”思潮影响下，极力推崇以“心之力”为主导的主观精神力量对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意义，并从个人修身律己出发，通过倡导“向上的生活”来践行，由此标志着其精神主动思想已破土萌生。虽然此时这一思想仍建基于唯心主义和心物二元论，但随着毛泽东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思想的演进也迎来质的飞跃。

　　从1920年夏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毛泽东精神主动思想渐趋成熟时期。从思想史视角看，这一时期的思想演进大体包括如下三个小阶段：从1920年夏到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以积极革命行动践行精神主动思想阶段；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是毛泽东在批评党内消极雇佣思想基础上，结合革命实际初步阐发精神主动思想阶段；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是毛泽东精神主动思想完成其系统化理论化建构，并在实践中渐趋成熟的阶段。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实践。1920年下半年，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湘人自治”等主张，反对“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张扬国民的主人公精神。此外，他还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建党，出席中共一大，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等。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一大，并以中共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又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这一阶段，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积极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连续受挫，一方面使中共党内出现了一种急于同国民党拼命的“左”倾冒险主义急性病；另一方面，源自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思潮传入国内，这种错误思潮对革命前途作出过于悲观的估计。此种情况下，1929年4月，在起草中共红四军前委给党中央的信中，毛泽东批评党内“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存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的问题，强调“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同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红军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不良倾向体现在精神状态上，就是“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出现“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和“消极怠工”等情况，强调要从加强教育、执纪得当和改善红军物质生活等方面予以纠正。这里，毛泽东用“积极精神”这一概念，来阐述中国革命主体的应有精神状态，为阐明“精神主动”的具体内涵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1930年前后，针对党内和红军内一些人对革命前途表现出消极悲观情绪、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惑，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经典名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仅分析了中国革命兴起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也反复强调了中国革命取胜的主观精神条件。1930年初，他连续用“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见脆杆尖头的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的朝日”和“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这三个比喻，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中国老话，来描述中国革命主体应有的精神状态，表达了一种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念。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毛泽东于1936年底撰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经典著作强调，战争的指挥者不仅要研究、学习和掌握战争客观规律，处理好主、客观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应具备积极、主动、勇敢和“压倒一切的勇气”等精神状态，目的是赢得战争主动权。即便是防御战，也应该“积极防御”,使其“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这些论述表明，此时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开始以主体掌握实践的主动权为明确目标指向，标志着这一思想有了质的跃升。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促使毛泽东从思想内涵、实践指向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精神主动思想。

　　关于精神主动的内涵和具体体现。此时毛泽东分别从党内、军队和人民群众等层面，详细阐发了精神主动的内涵和具体体现。在党内，他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出发，将党内干部按精神状态分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三种人，亦称之为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和落后分子。所谓精神主动，则主要指积极分子身上所展现的积极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焕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号召“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并明确指出：“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

　　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又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阐述党内精神主动的具体体现，认为“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体现在军队中，精神主动就是“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这是革命军人应有的精神状态。体现在人民群众中，精神主动在抗战时期，就是要“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与之相对的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主动则主要表现为积极参军参战、热烈拥护党的领导等方面。

　　关于精神主动的实践指向。抗战时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后阅读批注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等，认识到主体意志力的发挥程度，与实践中预期目标的实现存在紧密关系。1937年9月，他在读书摘录中赫然写着：“黑暗的变动和光明的取得，是和努力与否成比例的，努力则然，不努力则否”。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他以抗日战争为例，完整地阐释了实践中主体精神主动的缘由。抗战主体的预期目标是打败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认为掌握战争主动权是关键，因为“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中国军民如何才能掌握战争的绝对主动权？在依靠客观物质条件和尊重战争规律基础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积极精神状态的作用，认为“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所以他不仅号召军队指挥员要“知己知彼”,善于“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而且强调“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使人民有昂扬的“敌忾心”和士气。1941年2月，他再次强调要掌握军事上、政治上的主动性，“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以精神主动赢得实践主动权的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他多次电令解放军指战员，不要“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以免在实践中失去主动性。纵观这一阶段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以战争实践为例，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理论创造为指引，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将精神主动思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主体掌握实践的主动权为明确目标指向，清晰地阐明了“精神主动—实践主动权—目标实现”这一主体达至“成功实践”所需的主观条件，由此回答了为什么要精神主动的问题。

　　关于精神主动的实现路径。如何实现精神主动？毛泽东强调，找准主体消极被动的缘由，“对症下药”是关键。针对由“三座大山”剥削压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外因导致的中国人民精神被动，需要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实践，来解除人民的精神枷锁。对于党内和人民群众因理论水平不高、本领不强等内因导致的精神被动，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可以梳理出如下要点：

　　首先要学懂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此举目的是培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勇气和底气，使主体在困难面前能够做到“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正是建基于马列主义能够给主体从事社会实践带来勇气和底气，具备“定心丸”之功效，所以在1949年他阐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精神状态嬗变时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其次要提高领导干部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本领。1942年底，他以延安县为例，认为领导干部要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等举措，“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在随后谈论领导方法时，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善于将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此外，针对领导干部怕犯错等思想负担重，或面对问题惊慌失措、欠思考带来的精神被动，他提倡通过“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等举措，来振奋精神和提高本领，认为领导干部通过“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这是振奋精神、紧密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开动机器”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最终达到精神上“轻装上阵”和思想上“会思索”的目的。

　　再次要培养精神准备的思维方式。精神准备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加强党内思想建设时反复强调的内容。1939年，他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指出：“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此后，他再次强调：“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为吸取历史教训，在预防突发事件、克服重大困难挫折，以及历史转折关头等重要时刻，毛泽东都会反复告诫全党全军要加强精神准备。如抗战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危险，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又多次号召全党，“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转折关头，他提醒全党：“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纵观毛泽东有关精神准备的论述，主要强调实践中主体要提高预判能力，树立忧患意识，培养底线思维，类似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主体在实践中便能抢占先机、防患未然，从而促成精神主动和实践主动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转化。

　　最后要建立发挥全党积极性、永葆精神主动的制度保障。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就特别强调要“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次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为此就“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保障，既可以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振奋全党精神状态，同时又可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的出现。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通过建章立制，尤其是完善民主集中制，来发挥全党积极性、振奋主体精神面貌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要在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不断作斗争。如此艰巨革命任务的完成，需要焕发出主体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和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也正是在完成这些革命任务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系统阐发了什么是精神主动、为什么要精神主动，以及如何实现精神主动等一系列问题，使其精神主动思想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成熟样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是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思想在某些方面得到完善，同时也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完善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头七年的相关论述，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间的正确论述中，具体包括进一步明确精神主动的基本遵循、拓宽精神主动的实现路径和完善精神主动的制度保障等方面。

　　进一步明确精神主动的基本遵循。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倡导的精神主动，是辩证唯物论者的精神主动。如前文所述，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精神主动思想的基本遵循。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一基本遵循得以延续。1950年访苏回国的临别演说中，他号召学习苏联人民“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以苏联为榜样建设新中国。同年，在了解苏南地区的生产救灾情况时，他又电令地方领导要认真调查研究，“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毛泽东号召全党焕发主动精神的同时，也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左”的错误，提出“一切工作都必须力求合乎实际，力求把革命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随后，他又把主观能动性分为“主观主义的”和“合乎实际的”两种。相应地，积极性也被分为“盲目的积极性”和“实事求是的积极性”,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到1960年，他明确指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这些论述，将唯物论和辩证法贯穿于主体的认识实践，强调实事求是是实践中主体掌握主动权的基本遵循，精神主动是实践中主体掌握主动权的主观条件，由此进一步廓清了精神主动的践行边界。

　　拓宽精神主动的实现路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一论述表明，导致实践主体精神被动的因素，不仅有前述“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还有经济和物质方面匮乏带来的制约。相应地，实现主体精神主动的路径，就不仅要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上层建筑的更替，同时还要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基础。如毛泽东所述，“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这也表明，在先进社会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人民精神主动的实现路径也需相应地拓展。

　　完善精神主动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特别重视以制度力量来发挥人的积极性。1956年批评本位主义时，他指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他还强调说“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随后，他又进一步肯定了民主集中制在焕发人民群众主动精神方面的作用。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当读到教科书中肯定“列宁的经济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集中领导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结合”时，毛泽东在旁边批阅了一个“好”字；当读到教科书中以民主集中制来发扬地方首创性和主动精神时，他又批阅了如下文字：“上面引的列宁这几句话讲得真好。……中国的人民公杜，就是在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下创造出来的。”这些论述和批注，充分体现出毛泽东以制度力量实现精神主动的思想。

　　遗憾的是，1957年之后，随着“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忽视，对发挥主体积极性的过分夸大，致使毛泽东精神主动思想在实践中遭到挫折。1958年，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却自信地认为：“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殊不知这种积极性已严重背离客观规律，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泛滥。1959年之后，即便已经认识到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盲目的积极性”,他也因担心挫伤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没能按照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加以纠正。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合，也没能落实到政策实践中，由此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沉痛教训。

　　总体上看，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精神主动赢得实践主动权是这一思想的精华，尊重客观规律和坚持实事求是，是这一思想的基本遵循。它不仅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提供了理论指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顺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准备了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同时也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人民战胜消极悲观情绪、防范精神懈怠危险，焕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上述毛泽东理论探索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也启示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实践中主体积极精神状态对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尤其在面对突发事变、困难挫折或身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时，要通过建章立制、理论学习和思维训练等路径，克服党内或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被动、悲观懈怠或“躺平”等负面情绪，善于变被动为主动，为赢得实践主动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主体焕发积极主动精神要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确保主动权这个“极端重要的事情”来自实事求是，同时切实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防止出现如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述的“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的情形。这两个方面都把握好了，积极主动精神力量的焕发，便能行进在正确轨道上。

　　（作者简介：王冠中，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姣姣，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