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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发展史，城乡矛盾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推进现代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一论断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线要求，没有城乡融合发展就无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二是确立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确立其内涵。为此，本文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阈对城乡融合发展进行考察，从“人口规模、共同富裕、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粮食安全”五个方面分析城乡发展中的挑战；并将其放进“城乡体制-空间结构-发展标的”三维分析框架当中，进而回应以下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面临什么挑战？其所反映的深层次矛盾是什么？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路是什么？

　　（一）人口规模挑战：人地关系紧张且人力资本短缺

　　当前城乡发展面临人地关系紧张且人力资本短缺的复杂境况。首先，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我国呈现出显著的“人地矛盾”，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相对份额较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却较低。其次，从城市来看，受全球贸易影响，就业于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面临挤出效应，非技术型劳动力可能会面临就业危机，农村劳动力质量难以适配城市产业转型。随着技术进步与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推广，农村劳动力需求更少、劳动力质量要求更高。

　　（二）共同富裕挑战：城乡差距过大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当前，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严峻。2023年我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39，逐年降低；但绝对值差和中位数差却在扩大。除收入差距外，农村基础生活设施较为落后，城乡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差距较大。据统计，2022年我国仍有七千多万的农村人口无法享受到便利安全的用水条件，三亿多的农村人口仍使用木材或煤炭作为燃料。以每千人执业医师数量为例，城乡长期维持在2-2.2倍的差距，且农村普遍缺乏能够长期留下来的教育、医疗人才。2023年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水平仅为城镇职工的6.3%。

　　（三）生态文明挑战：可持续发展问题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避免发展对生态文明造成的破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扩张的城市空间以及不合理的发展策略使得农村环境遭受破坏。近年来，得益于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我国城乡环境问题得到显著改善。但同时，以大气污染为主的“城市病”以及农村面源污染等诸多生态问题仍有显现，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扭转。

　　（四）文化传承挑战：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危机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保护乡村文化实现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但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传承挑战。据统计，2000年到2020年，我国自然村数量在二十年的时间内减少了127万个。同时，由于城乡经济悬殊，乡村文化价值被扭曲、乡村文化魅力消失。产生的后果是，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进行暴力改造，对于传统村落强硬复刻城市文化价值体系，造成大量文化资源遭到破坏，造成“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景象。

　　（五）粮食安全挑战：粮食生产保障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粮食安全是我国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的基石与底气。然而，当前粮食安全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我国居民粮食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然而粮食产量增幅与粮食消费增幅难以协调；第二，在人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我国土地租金较高，造成粮食生产成本较高，但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受限，这使得种粮的收益较低，也损害着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同时，许多省份耕地面积下降，设置逼近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这直接影响着粮食生产的基础。

　　（一）市场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体制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市场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体制交织的局面，伴随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这两种体制的内在矛盾愈发凸显。

　　第一，城乡要素流通不畅，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用。作为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交易受到国家严格管控，使得土地难以通过市场化机制发挥其应有经济效益。在要素无法充分与市场融合时，农村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进一步，城乡二元体制也限制了农民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并获得合法收益的权利。从收入来源上看，2023年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值为9.99，这反映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机制存在不公平。总之，尽管农民的生产生活遵循市场逻辑，但农民的收益分配并不完全以市场决定，这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第二，即便城乡逐步形成了相对自由的劳动力流动，但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权利和能力的隐性剥夺。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以及农民工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当农民缺乏平等获得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权利，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会受到更为长远的影响，当农民遇到重大变故时更缺乏风险防范的能力。另外，在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下，农民更难在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发展机会，反而可能会加剧社会流动受阻、城乡贫富差距固化。

　　（二）城乡区域结构与整体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表现在，时空条件下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空间发展结构呈现极化效应。当前极化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正呈现衰减态势，但“涓滴效应”还不显著，带来城乡发展挑战。

　　首先，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制约着城乡整体发展。一是大城市逼近资源承载力极限；二是绝大多数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呈现出萎缩态势。大城市的产业结构缺乏与农村产业结构的联系，无法形成相应的价值链，大城市积累的资源和技术也无法向乡村扩散。同时，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带来城市生活环境恶化与生活成本激增，增加了城市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推力，不利于深度城市化。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村土地等要素也就难以得到释放和活化，城乡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区域的极化效应也制约着城乡整体发展。当前，大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而中西部地区仍处在工业化中期，整体上呈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零散分布、都市圈在东南沿海地区集中的局面。东部沿海地区的极化效应，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固化了区域之间的不均衡格局。中西部地区是未来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战场。如果不解决区域极化现象，大量中西部农村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全国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也就难以实现。

　　（三）短期发展导向与长期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考虑短期收益，更要长期可持续。然而，大量政策以经济发展作为短期发展导向，忽视长期发展目标，反映城乡价值目标割裂，城乡比较优势难以彰显。

　　首先，经济发展指标曾一度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其后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发展目标不符。相较于农业资源开发过长的回报周期，工业追求利润和效益，往往见效较快，因此地方政府普遍采取简单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一是发展乡村工业，造成城乡资源误置，更对乡村生态资源、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二是着重发展城市工业，带来的后果就是城市始终掌握发展正义的话语权，农村价值往往被剥离在经济发展之外。短期发展导向与长期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更反映出相应的制度设计中缺乏对于城乡比较优势的考察。

　　其次，受制于城乡价值体系的断裂，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农村的生态、文化、耕地价值并未被最大程度激活。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大多遵循限制或补贴策略，强调对先前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文化破坏、耕地损失进行弥补，并未将农村所具有的资源真正进行活化。根本上，虽然农村价值得到了强调，但城乡价值体系没有融合，农村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耕地资源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对于城市的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吸引力和附着力较低，农村的比较优势并未被高效利用起来。

　　（一）加快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体制融合

　　第一，健全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一是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与宅基地“三权分置”，放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限制。二是建立城乡土地产权交易平台，形成规范化、公平化的流转交易程序。同时，保障退出农民的集体收益分配权和于集体内优先再次受让土地权利。三是发挥政府监管作用，建立资格审查、规模控制、价格引导制度。四是发挥政府对土地利用的统筹协调功能。

　　第二，健全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推进城乡居民双向流动。一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打破农民工获取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障碍；二是健全农民工就业保障体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就业户籍歧视；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机制；三是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面向未来城乡产业布局，围绕劳动者素质与市场匹配程度，对农村新生劳动力和拟转移劳动力以及职业农民和有意扎根农业的年轻农民、返乡农民进行针对培训。

　　第三，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差异。从社会保障来看，首要任务是提高财政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补贴水平与覆盖范围，重点是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同时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公共服务来看，一是完善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二是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是完善乡村教育、医疗人才资源的培育与引进机制。

　　（二）构建协调紧凑的空间布局，推进城乡结构融合

　　第一，建构东中西协调发展格局。首先，建立区域合作平台与联动机制，推动区域间优势互补与产业链合作。国家层面可以围绕新兴核心产业进行区域化布局，推动东部高端制造和技术研发产业与中西部原材料供应、基础制造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形成产业链的上下游联动，构建跨省、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平台。其次，引导工业向中西部转移，培育和壮大西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强化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辐射能力。

　　第二，构建大中小城市紧凑的发展结构。首先，应鼓励产业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及外围中小城市转移，并加大对中小城市的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其次，推动城乡梯度衔接。对于都市圈，在内部推进产业从城区到郊区再到县城的转移，在实现城乡产业衔接的同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对于大城市，应当推进市区与郊区的空间融合、要素再配置和产业再分工；对于县域，应围绕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及新业态进行产业布局，并以重点镇为节点推进城乡融合。

　　（三）引导发挥城乡比较优势，推进城乡标的融合

　　第一，激活农村资源价值，确立农村价值定位。其一，现阶段要围绕生态资源、文化资源、耕地资源构建全国统一的价值核算标准，在农村进行资源摸排并明晰资源权属，建立相应红线，完善生态损害、文化损坏、粮食生产补偿机制。其二，健全多样化的目标激励机制，转变单一化经济指标，引导地方政府结合本土特色产业优势创新资源价值实现方式。其三，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有序推进生态、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建立相应的产权交易平台，提高各类资源要素的经济效益。

　　第二，推进城乡优势互补，推进城乡目标协同。首先，引导城乡形成功能互补的产业链与价值链，围绕各地资源禀赋与发展特征差异，明确村庄发展定位。其次，挖掘城市优势要素在农村的应用场景，完善各类要素的供给机制，促进要素在不同生产环节中的优化整合。一是培育农村金融市场；二是加快乡村数字化转型发展；三是建立产学研一体的技术转化平台，同时围绕能源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变革进行城乡统筹的战略部署；四是推动管理要素向农村流动，完善农业职业经理人的培育、引进政策体系，提高农业经营管理水平。

　　（作者简介：解安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承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