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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和地域大国，也是历史悠久且文明从未中断的古国。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自近代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选择了与处于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这样的巨大体量、悠久历史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注定了在世界现代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各种局部战争、武装冲突、代理人战争从未停止，但第三次世界大战至今一直未能打起来。个中原因，除了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外，主要是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以及后来的“冷战”结束，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力量逐渐壮大，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增强，反战争反霸权反干涉、要和平要自主要发展的呼声成为时代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作为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民主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且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不断增强。

　　新中国的75年对世界现代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五种方式，即：外交的方式，包括国与国建交、双边对话、多边磋商、党际交流等；呼吁的方式，包括提出关于国际问题的声明、原则、理念和全球倡议等；援助的方式，包括对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捍卫主权独立的斗争给予军事的物资的道义的支持，以及为它们摆脱贫困给予经济援助等；经贸的方式，包括国际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以及投资等；示范的方式，包括自身发展、经验介绍以及文化软实力展示等。在对外交往中，新中国只对侵略和武装挑衅做过必要反击，此外从未动用过武力。

　　新中国的75年对世界现代史的影响，在各个不同阶段、不同方面，都有着相应的表现。但无论在哪个阶段，中国对于人类的共同问题都给出了积极答案，作出过正面回应；无论在哪个方面，中国的行动和声音都体现了对“全球南方”诉求的支持、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维护和推动、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捍卫和促进，从没有辜负国际社会的期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中国明确宣布自己加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坚定站在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民族国家一边；另一方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并运用这一原则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例如，通过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努力斡旋，结束了印度支那半岛上的殖民统治，缓和了亚洲的紧张局势；通过在亚非会议上表达求同存异的立场，使会议避免了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制定了促进团结合作的原则，形成了捍卫民族独立、拥护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体现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东方智慧，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欺辱，所以，新中国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处境感同身受，从成立起便坚定地站在它们一边，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在国力、武器等方面与美国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就曾毅然出兵并最终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1);“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2),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3)。

　　随后，中国又以派遣军事顾问和防空、后勤等部队，以及援助物资、提议召开国际会议等实际行动，支援了印支三国的抗法、抗美爱国斗争；以援助资金和经贸合作等方式，支持了埃及政府反抗英、法侵占苏伊士运河的战争，阿拉伯人民抗御以色列发动的武装侵略，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法武装起义，古巴政府抗击美国组织雇佣军的入侵，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大国，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接着，又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即美苏是第一世界，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是第二世界，亚非拉是第三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拉近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促进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撑，产生了巨大效应。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4)正是在这一理论的作用下，中美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由对峙走向缓和并最终建交，进而为中国同西方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也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美国从越南撤军创造了条件。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判断当今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同时，继续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对外工作的主要政策，并对外交战略作出了适当调整，提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自己的立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关系。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中国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在苏联解体后建立和深化了中俄友谊；在抵制和粉碎美西方制裁的同时，稳定了中美关系，也巩固了同西欧、日本的关系。在处理周边关系上，中国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发展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发挥国际作用、维护地区和平构筑了稳定的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加强了中非传统友谊，加大了合作力度；迎来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建交高潮，并同其中几个主要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尊重原苏东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保持和发展了与这一地区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处理多边关系上，中国倡导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开展全球合作，提出共同建立“和谐世界”的倡议，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并积极开展同联合国及其所属专门机构的合作，参加按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利于维护有关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发起、参与发起或主动参加全球性、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及多边对话机制。例如，共同发起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中非合作论坛，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主动参与中国与东盟“10+3”“10+1”对话机制、中国与拉丁美洲里约集团对话机制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难预料因素增多。霸权主义在政治上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大搞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肆意打压新兴力量；在经济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动辄“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呼吁各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得到有识之士的广泛赞同，并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载入决议，写进文件、协议、声明，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尽管遇到来自美国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和“以台制华”,以及利用涉港、涉疆、南海等所谓“问题”进行的种种遏制和打压行径，但仍然从稳定世界大局出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同时，中俄之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政治互信不断提升，各领域务实合作扎实推进，构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对待周边国家关系方面，在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亲、诚、惠、容”理念，巩固和深化了同朝鲜的传统友谊与合作，密切了同东盟、中亚国家的互利、友好合作，推动了同巴基斯坦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保持了同印度关系的稳定和改善。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进一步加强了“南南合作”,将所有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的关系都提升到了战略关系层面，并大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人民抵抗强权政治的努力，促进了伊朗与沙特的和解以及巴勒斯坦各派之间的民族团结，加强了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团结，成立了中国—拉共体论坛，还同南太平洋八个岛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了同联合国系统的关系，推动了俄乌、巴以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外交活动，创立和主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扩容、博鳌亚洲论坛发展，为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发出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同时，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由他审阅批准的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中强调，“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5)。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理念，加强了新独立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并拉近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在此前后，尽管它们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但“第三世界”的称呼更深入人心，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国是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非洲是第三世界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共同的遭遇、命运和发展梦想，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说，非洲是第三世界的代表，中非关系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最具代表性的关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支持非洲脱贫、振兴的主要办法，是单方面的经济、技术、物资援助，包括援建医院和基础设施。其中一个典型，便是以提供无息贷款、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方式援建的长达1800公里的坦赞铁路。改革开放后，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思路的开阔，逐渐改变了传统援助方式，制定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16字原则，除对最不发达国家和难民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外，一般采取开发式援助方式，其中既有双边贸易和贷款，也有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和管理合作等；既涉及农、林、渔和建筑等传统项目，也涉及水电、工业、商业和其他服务业等与现代化更接近的项目。据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中国在非洲的各类企业已超过3500家，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累计超过430亿美元(6)。

　　新时代，中非合作进入快车道，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现在，中国不仅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且是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投资额超过美国两倍。盖洛普最近的民调显示，中国已成为在非洲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原因其实很简单，美国的援助总是附加条件，而且总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不仅搞双重标准，还制造战乱和动乱；而中国的援助不仅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对受援国一贯保持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始终从非洲实际情况出发，为非洲人民着想，“授人以鱼”,也“授人以渔”。正如澳大利亚一家网站最近的文章所说：“指导美国行动的主要座右铭是‘让我们开战吧’,而中国的座右铭是‘让我们开工吧’。”(7)

　　习近平主席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作的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对中非携手推进的现代化擘画了新的蓝图，并对未来3年深化中非合作规划了十项伙伴行动。其中既有传统农业、工业、贸易项目，也有知识网络、数字技术等涉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项目；既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有“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既有培训技术人员、增加就业岗位的项目，也有清洁能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讲话还承诺，为实现这些行动，中国政府将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8)。讲话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兄弟情谊，表达了中非28亿人民的共同心声，把中非关系提到了新的高度，也必将对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起到推动作用。

　　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帮助，在物质方面之外，还有自身的榜样作用和经验传授。例如，中国仅用短短75年时间，便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用短短40多年时间，使大约8亿人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5%;2013年以来，货物进出口总额始终位居世界第一，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G7国家的总和。以上成就本身就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再如，中国经验说明，借鉴别国的制度、道路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和文化实际出发；实行民主不仅要给人民投票权，还要给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权；实行市场经济，要把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政府的作用结合在一起；在利用资本、提高效率的同时，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两极分化；开展减贫行动，政府要事先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组织廉洁能干的队伍，既要“输血”,也要“造血”;实行对外开放，要维护主权独立，防止居心叵测的势力乘机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利用民族和宗教矛盾制造动乱、颠覆政权；等等。以上经验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切实可行。这些成就和经验，使全球南方国家得到了启发，看到了希望，树立了信心；也使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感到莫名的威胁和恐惧，把中国当成了它们的头号对手，从反面更加凸显出中国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强大。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因此，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贯主张世界人民友好交往、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并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科技交流，主动响应国际上一切有利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倡议，即使遇到阻力也想方设法排除障碍，迎难而上。

　　新中国刚成立一个月，由美国策动英法等欧洲十多个国家，在巴黎成立了一个专门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科技和战略物资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过了两年，巴统内部又设立了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机构，其禁运清单上的商品竟比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还要多500余种。苏联解体后，巴统于1994年宣告解散，但紧接着在荷兰亚森纳又成立了一个由40多个国家组成的专门对发展中国家禁运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计算机、电信与信息安全、传感与激光、导航与航空电子仪器、船舶与海事设备等所谓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的组织，称亚森纳协定(简称亚协),一直存在到今天。75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技术交流就是在这种被四面封控的情况下进行的。

　　最初，中国只能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和技术交流，但即便如此，仍然想尽办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除了利用香港这个渠道外，中国还从1957年起，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两届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断过，至今已举办了135届。然而，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由于中国在工业基础薄、农业商品率低、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集中力量进行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建设，所以只能拿出一些纺织品、轻工业品以及农副产品、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跟国外商人进行交易。改革开放后，中国因为有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支撑，工业化、信息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交易商品由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变为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为主。通过广交会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渠道，中国成功突破了西方的封锁和时不时进行的经济制裁，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实现了与各国的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

　　进入新时代，中国为了冲破西方的围堵、打压，除了扩大进出口贸易，新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外，还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欧亚非大陆的贸易往来，促进了全球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分别有152个和32个之多，合作文件超过了230份，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其中既涉及铁路、港口、能源、通信等基础建设，也涉及金融、物流、旅游等服务业，仅中欧班列就开行了6万多列，经贸合作区也建了80多个。十多年来的事实说明，“一带一路”是和平发展之路、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交流之路，“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区域合作，起到了推动全球互联互通和打造世界经济新引擎的作用，对于突破西方在经济、科技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限制，抑制逆全球化思潮具有重要意义，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生态问题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它必然为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顾及环境污染，同时，刺激社会“过度消费”,造成自然资源更严重的浪费、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失衡，并把生态危机向不发达国家转移，把污染扩散到整个地球。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刚刚开始，工业污染问题还不显著，但面对中国自然禀赋不足、灾害频发等问题，党和政府已经着手进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当年，毛泽东就发出过勤俭建国、节约办一切事业的号召；强调要针对水患灾害根治淮河、海河、黄河，注意水土保持，并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要求“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9)。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时的8.6%提高到了14%。

　　进入20世纪70年代，鉴于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中建立的工厂陆续投产，工业污染问题开始显现，党和政府及时开展了环境保护工作。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会议，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翌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通过了第一个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要求逐步完成城市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时处理工业废渣、废水、废气(简称“三废”),减少噪声，加强对土壤、植物的保护和对水域、海域的管理，开展环境监测，并且制定了工业“三废”排放标准，提出防治污染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从而结束了治理污染无章可循的历史。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重新成为新中国的工作重点，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受到进一步重视。1979年6月，时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便提出经济建设要尽早注意水资源和工业污染问题，要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10)。1982年，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入了宪法。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上，环境保护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在198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保会议上，通过了长期的环境保护规划纲要，提出了谁污染谁防治和排污要收费等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进入新时代，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等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我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11)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位，“绿色”成为新发展理念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五个中国特色中的一大特色，“美丽”成为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五个前置词之一，“污染防治”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三大攻坚战中的一战。国务院还组建了把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职责相统一的生态环境部，构建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积极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严重的问题，应对外来物种的入侵，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型。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时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二○三○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二○六○年前实现碳中和”(12),彰显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

　　经过接续不断的生态环境治理，尤其是2015年开始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国生态环境在原有基础上有进一步改观。到2020年，通过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地表水和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的水质达标率分别大于70%和8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森林覆盖率由2012年的21%提高到2023年的24%。另外，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水质均保持在Ⅰ—Ⅱ级，绝大多数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了有效保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至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已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与2005年相比，能源消费总量中的煤炭占比由72.4%下降为56.8%,非化石能源的占比由7.4%提高至15.9%;中国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组件等产品产量均位居全球第一，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降低了全球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与此同时，中国还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修复，“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00多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31万平方公里，新增和修复湿地面积近70万公顷，使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13),为全球减少温室气体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上半年，清洁能源在中国电力产量中的占比已提升至37%以上，难怪美国专家惊呼：“中国清洁能源转型力度超美国”(14),“中国正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引领者”(15)。

　　习近平总书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16)他还指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7)。人们只要回顾世界现代史就会清楚地看到，世界每逢处在历史十字路口，中国总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和平一边、发展中国家一边、人类共同利益一边，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制裁、极限施压，为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贡献力量。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讲到中国在21世纪将会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时说过：“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8)可以肯定，处在当今世界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仍会一如既往地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遗余力地继续奋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