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是后发型国家赶超先发型国家的必经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回顾历史，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入阐述了其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与改革部署，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如何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指标体系和话语体系，并进行实时监测评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协调发展、行稳致远，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
现代化最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启，经过漫长时间才扩展到中国。在中国现代化早期，主要是外源式的现代化，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启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在长期探索中，逐渐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就必须对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理论脉络进行分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及其理论意蕴进行提炼总结，只有在理论与历史、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才能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从更深理论层次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和强大优势。
（一）现代化的理论脉络
从历史视角看，现代化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从洛克到孔德、斯宾塞，再到迪尔凯姆、滕尼斯和韦伯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是其学术思想的源头。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研究才真正开始兴起，这一理论主要是在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关于现代化的内涵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发展和超越中，现代化理论形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过程学派、行为学派、实证学派、综合学派、未来学派六大学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那么，到底如何定义现代化呢？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等各个方面深刻转变所经历的剧烈变革。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通过现代工业、科技革命实现生产方式大变革、社会整体转型变迁与文明发展进步，这被认为是广义现代化。西方早期的现代化研究表明，现代化具有合理化、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个性化、民主化、科学化、知识化、社会分层化和分工细化等一些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关于现代化的专门著作，但是他们关于现代化的主要论述散见于诸多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化思想。他们强调，大工业生产、现代科学技术、世界整体、高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世俗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尽管中外不同学者对现代化内涵外延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具体而言，一是现代化是一个开放发展的过程，也是某种发展状态，其发展永无止境，需要不断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才能一直保持下去；二是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因此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中才能确定其内涵和外延；三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从人类近现代史来看，正是工业化的飞速发展，推动了各方面的全面转型，才有了现代化国家；四是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前三次科技革命来看，正是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才有了世界现代化的突飞猛进；最后，现代化与全球化相伴而行，全球化既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机遇，也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挑战，因此必须在全球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实现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蕴
众所周知，在现代化历史浪潮中，西方是先发国家，一直处于领跑状态，而我国则经历了从外源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理论意蕴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其理论体系的阐述，突出表现在其总体布局、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六个重大关系以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第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文明协同推进。关于从哪些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胡锦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变化，着眼新要求，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知，坚持“五个文明”协同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第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伟大创造，它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人口不到10亿人，中国式现代化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汲取了西方现代化早期“重物质增长”而“轻精神发展”的历史教训，有助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思想道德的平稳过渡；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助于更好地应对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问题，建设更高品质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有助于打破“国强必霸”的铁律，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又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将“五位一体”和“中国特色”总体布局贯穿其中，最终目的在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锚定了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是造福全人类的伟大壮举。
第四，制定中国式现代化“两步走”战略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显然，“两步走”是基于我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科学认识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对我国现代化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立足“两个大局”、胸怀“国之大者”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为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时间表、路线图，有助于我们增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在接续奋斗中全面实现战略目标[7]。需要强调的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进一步细化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间节点，有助于突出改革实效，将改革任务更好落地落实落细，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第五，确立中国式现代化五项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五项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项重大原则，是对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根本道路、根本立场、动力源泉和精神状态，既是经验认识，更是实践要求，为我们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将这五项重大原则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辉煌。
第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正确处理好六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要求上下贯通，处理好战略与策略的关系要求目标导向，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要求继承发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求共建共享，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要求张弛有度，处理好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要求内外互联。这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要求。
第七，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与活力源于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孕育和推进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他在《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党的二十大确立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并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同时，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释放各方面发展活力的过程。在《决定》中，多次提到社会活力、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创新活力、投资活力、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等词语，意味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激发各方面活力。可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广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蓬勃发展，学界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阐释。但从实践来看，要弄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实践图景和短板弱项，还需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明确其评估标准。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基本依据
如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我们认为既要对已有的现代化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梳理，也要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一是基于学界已有的衡量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当前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既有单项指标也有复合指标，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指标侧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从主要关注经济现代化指标逐渐演变到向经济、社会、生态和治理等方面现代化指标并重，梳理并分析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前提。当前，关于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以下研究，为我们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探索其评价指标及其测度，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任保平和张倩提出了构建包含经济现代化、社会进程现代化、城乡区域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个统计维度的指标体系。蒋永穆等在借鉴国际经验，厚植中国文化根基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包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维度，25个系统层，50个准则层与100个指标层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马晓河和周婉冰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以及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构建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富裕、社会和谐和睦、绿色生态发展、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五个维度共计63个具体指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秦柳提出了构建包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5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都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意蕴。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往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有所不同，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也与苏联、亚洲四小龙以及拉美国家不一样，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要科学精准地评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就必须对标其理论特质。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要求体现其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要求实现其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要求实现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因此，必须将政治文明建设、经济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考虑、统一谋划、一体推进，特别是要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型国家纳入其指标体系，并赋予更高权重，才能更好地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二）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和发展事项，在构建其评价指标之前，必须先确定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要正确处理好长期目标和短期任务、宏观视野与微观实践、科学性与适用性三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指标体系的构建更加全面、更加科学、更加系统、更加适用。
一是突出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至上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时，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求，最大限度回应社会关切，将人民群众满意率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不断提高党和政府服务群众、造福群众的本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各方面。
二是突出全面科学。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高质量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各个方面。因此，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和谋发展，必须坚持整体思维，全面系统考虑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增强发展协同性和全面性。同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不仅要高度重视各个方面的量化指标，也要将定性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地评价中国式现代化。
三是突出重点难点。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愈发明显，国内正面临各方面发展难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平均用力，而是要抓住重点和难点，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要突出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点和难点，将最难啃的骨头列入评价指标，并赋予更多权重，才能实时掌握关键指标情况，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重点和方向。
四是突出可比性与特色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也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不能完全脱离国际经验，在一些普遍性方面必须与国际接轨，确保各项指标能够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些重要指标必须与国际上其他指标不一样，凸显中国特色，更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前瞻性。
五是突出量质结合。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量变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质变，只有实现质变才能改变事物的根本性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数量的增加和发展，更要将质量的评估纳入其中。只有将数量和质量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数据和经验参考，建设成色更足的现代化。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监测评估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当前的中心任务。为确保这一中心任务能够稳步前进、圆满完成，就要实时对其发展进度进行监测评估，以便更好地找到优势和短板，从而不断优化和调整政策。全方位准确把握东北、东、中、西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度，有助于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目标，有助于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监测过程
首先，明确监测评估对象及周期。监测评估应遵循综合测度、分阶段动态监测、分区域精准识别等原则。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省份和地区间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不平衡、结构差异明显，为更好、更全面地测度评估我国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度，我们分别选择全国层面（全国），区域层面（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省级层面（31个省份）以及市级层面（部分典型城市）作为监测对象；对照政府年度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对应时长。从监测评估周期来看，周期太短，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周期太长，就不能实时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度。因此，分别设置年度、五年和十年的监测周期，初步形成监测结果。
其次，确保评估数据来源科学。为确定监测数据来源，拟与国研网、统计局等部门合作，收集各地区《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等官方数据，初步形成相关数据集。同时，积极推进实地调研和访谈，多方面整理获取一手数据。对标中国式现代化指标体系，基于可操作性、科学性、全面性等原则，测算出对应的监测指标指数，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数据平台。
此外，全面进行实时监测评估。从综合与单项、纵向与横向、滚动动态等角度作多维度监测。单项监测是综合监测的前提与依据，综合监测需要在单项监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提炼获取；运用监测方法，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计算方法手册测算单项现代化完成进度，再根据二级指标得分情况综合评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程度。从横向监测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因此单项指标差距可能甚大；一般而言，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环境较好，在监测评估时，各地区二级指标及相应权重理应有所差异。从纵向监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从全国层面到省、市级均需达标，在此基础上监测实际差距。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综合监测与单项监测，还是纵向监测与横向监测，在时间、空间、内容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滚动动态监测。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图景
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实地调查研究，客观描绘不断推进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图景，展开对中国式现代化监测评估的定性研究。一方面，总结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和不同领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情况及其特征，归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模式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还将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守正和创新，提出战略路径及其重点任务，做到未雨绸缪。
首先，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地域和领域特征。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会打上各自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烙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有着各自独特的时代特征和发展格局，通过梳理可以掌握历史演进特征。在不同地域，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31个省（区、市）、333个地级行政区划有着各自独特做法；在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都具有相应的实践表现与特征，深度剖析其实践逻辑，准确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图景，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评估的定性研究。
其次，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模式。重点选取东、中、西、东北地区的若干个先进和相对落后地区为对象进行研究，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式，听取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感受，进行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归纳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剖析相对落后的不足缘由，总结经验教训。将特定地区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典型实践经验做法转化为在全国范围具有推广意义、普遍适用性的可行方案，并最终形成推进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最后，明确未来的战略路径和重点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未来十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发展期，也是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还会面临不少重大斗争和风险考验，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监测评估的基础上，适时总结经验和不足，按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体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安全体系和能力、国防和军队、祖国统一与国家主权、全球治理、新时代党的建设等方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和重点任务，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蓝图。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优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断成熟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推进的双向促进过程，政策层面如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即从“知”到“行”，从“行”到“效”，这也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涉及大量公共政策，有的政策是单向的，有的政策是综合的，也有的政策是短期的，还有的政策是长期的。如何对海量的公共政策进行分析，通过优化公共政策支持体系，发挥政策治国的最大效能，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前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中国式现代化政策优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政策调整和优化需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要。中国式现代化政策优化的理论依据是：公共政策优化，目标是促使公共政策的效能、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政策环境的多变特性、政策主体的有限理性，以及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呈现造成的政策系统的复杂性，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共政策一定程度上失效。公共政策优化意味着公共政策方案的合理化、政策执行的有效化、政策风险和效果评估的客观化和政策调整的理性化。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政策环境的新变化、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及部分公共政策的负面效应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政策优化的现实依据。
（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政策文本分析
国家正确制定和设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基本保证，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政策目标的关键因素。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等领域政策文本作为分析样本，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如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工具和需求型工具，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阶段维度和政策客体维度，构建三维政策分析框架,以该框架为引导分析各领域样本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政策体系的路径和方法。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结构与政策执行重点的优化调整
在一定时期内，面对实践发展需要，公共政策会呈现出特定输出结构，同时在政策执行上，领导注意力分配多的领域以及重大政治任务、中心工作会得到优先执行。通过政策结构优化与政策执行重点倾斜调整，强化“三农”政策、民生政策、社会建设政策、文化政策以及生态政策的目标针对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优化结构、补齐关键“短板”；推进系列增量政策改革与落实，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纠正政策执行偏离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发展动力。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协同性与系统性实现机制
政策协同及其实现机制是衡量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在政策实践中，如果出现政策打架、政策相互抵牾抑或政策相互消解等情况，就无法形成政策系统合力，从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效果。正因如此，要明确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与生态文明政策协同性与系统性的评价方法与判断标准，梳理和分析协调性与系统性缺失的表现及发生机理，分析政策间的关联效应，并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增强经济政策、政治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与生态文明政策协同性与系统性的具体方法与实现机制，才能更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协同，发挥政策最大合力。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风险评估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破解各种政策风险难题。大多数政策风险是预测不足，加之部分公共政策执行的负面效应诱发所致。应对与化解这些风险，创新政策发展理念与优化政策风险监测与评估是关键。不断完善政策前风险评估、实施中风险管控和实施后反馈纠偏、政策过错责任追究等操作性程序规范，全面提升政策风险防控能力。依据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利用控制区间和记忆模型（CIM）和专家打分法对各领域关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进行识别和测算，进而识别重大公共政策中风险较高的关键因素；还可运用CIM模型的并联响应技术，计算出政策总风险概率，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风险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通过政策风险的评估和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发展。
（作者：李春根，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家为，博士，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本文来源于）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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